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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黑色的历史漩涡

  
雍正帝是否合法继位一直以来就是人们争论最多的一个历史话题,因为不仅仅他继位疑点颇多,就连他的父亲康熙皇帝的死因也不明不白,还有他上台后大肆处置兄弟和宠臣的手段也是匪夷所思。历史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在今日看来依然是迷雾重重,想要理清这错综复杂的问题,我们还须回到烛影摇曳的那天晚上。

 

一、康熙帝突然死亡

公元1722年12月20日夜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戌刻,中国历史上卓有成就的一代君主、开创大清盛世的康熙帝在北京畅春园清溪书屋驾崩,享年69岁,被安葬在北京东遵化的马兰峪境内的景陵,因他生前“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为开创”,所以庙号“圣祖”,谥号“仁皇帝”。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康熙大帝”的明主,却是在悲苦中或者说是在无奈中离开了人世。他的死在历史上成为了一个千古之谜,也因此造成了雍正帝继位是否合法性的多种猜测。

由于清初没有立皇储的制度,大多的宫廷制度是延续明朝,康熙帝玄烨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出过天花,有了免疫力,最终在孝庄太后和外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极力劝说下,康熙帝于8岁继位。康熙帝虽然大智大勇,但在立储一事上却是失败的。他虽然仿照明制确定了皇太子,但却在此问题上犹豫不定,反复异常,两立两废皇太子的做法,不仅大伤了自己的元气,减损寿命,还使自己的骨肉自相残杀。因为康熙帝长寿,后妃众多,所以生育子女也多,康熙有35个儿子20个女儿,成年且受册封的皇子就有20人,而其中年龄较大者有12人。每个人都想当皇帝,而每个人还都有当皇帝的可能。康熙帝一天比一天年老,仍牢牢地占据着皇帝之位,这对于已被立为皇太子达30多年的皇二子胤礽来说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而康熙帝却总也不死,虎视眈眈窥视皇位的皇子的表情被十分警惕的康熙帝有所发觉,因此,康熙帝在废皇太子后曾说过:“朕未卜今日被鸠,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康熙帝感到他的生命因皇位继承问题而受到威胁,因此特别悲观地说:“日后我死后,将我(尸体)放在乾清宫内,你们(指儿子)都别管我(尸体),相互争斗抢夺皇位吧!”

在康熙帝众多的皇子中,为谋皇位,胤禛可谓智谋深远。知儿莫如父,作为一代明主,康熙帝更是深刻了解自己的每一个儿子的脾气秉性。雍正帝继位后,曾做一个“戒急用忍”吊牌,作为座右铭,原因就是康熙帝知道胤禛的两个缺点:喜怒不定和遇事急躁。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胤禛恳求康熙帝不要将在谕旨中批评他的“喜怒不定”四个字记载下来,在笔者看来,这无非就是雍正帝怕这四个字影响他的前途和声誉。

康雍时期萧奭的《永宪录》记载,十一月初七日,康熙帝由南苑回到畅春园,次日有病,传旨:“偶患风寒,本日即透汗,自初十至十五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十三日戌刻死于畅春园。《皇清通志纲要》记载则更是简单:十一月初十日“上幸南苑,不豫,回畅春园,十三日甲午戌刻,上升遐。”

康熙帝的死因,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病死、害死。

1. 康熙病死说

有人这样评价康熙帝的死,说康熙帝年老体衰,晚年悲苦,积劳成疾。并总结他不高寿的三个理由:遗传基因、心身忧劳、后妃太多。对此观点,笔者并不赞同。

首先,难道因为康熙帝的祖父和父亲不高寿他就不能超过69岁?那康熙、乾隆都高寿,爱运动,为何雍正帝命短还不爱运动出巡?其次,“心身忧劳”也是不能超过69岁的理由?乾隆帝89岁还操劳国事呢。最后说康熙帝后妃多,这难道也是不高寿的理由?乾隆帝后妃也多,怎么就高寿?同治帝后妃少,怎么就命短?看过某些专家所列举的这些理由,真不知是怎么想的。

康熙帝病死不是没有可能,并且不排除劳累生病,但是要说他不高寿而死是因为这三个理由,似乎有点牵强附会,那是一家之言。

2. 康熙帝被害死说

据一些档案记载:康熙帝在临终前(十三日)寅刻,宣召皇三子胤祉、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皇十二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等七位皇子和隆科多进宫,这里面没有皇四子胤禛,故胤禛并没有听到康熙帝亲口宣布他为继承人。所谓的遗诏是隆科多单独向胤禛宣读的。有说宣读的是口谕,也有说口谕是满文,并且最重要的继位凭证《康熙遗诏》是康熙帝死后四天才公布的。另外值得疑惑的是,皇四子胤禛那天在10个小时内三次进宫给康熙帝问安,康熙帝为什么不趁着清醒的时候就宣布胤禛为新皇帝呢?康熙帝死时,身边除了胤禛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大臣、皇子、后妃,在胤禛为死后的康熙帝更换内衣时,也只是他一人在现场,而将尸体移往紫禁城时,还是胤禛一人在现场,这一切都无不令人怀疑。而一向以精明老练著称的胤禛,在十三日那天,居然对于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一无所知,并且不闻不问,处于任人摆布的状态,何也?康熙帝死后北京为什么关闭6天城门,禁止出入?《清世宗实录》记载,康熙遗诏是十一月十六日宣读的,但那天宣读的只是满文,没有汉文遗诏,为何?康熙帝平时对儿子习惯用语直呼其名或者某阿哥、某某阿哥,或按爵位称呼或某亲王、某贝勒。没有发现在康熙朝满文奏折里面写过“皇某子”、“皇某某子”。为什么这次在遗诏中却出现了这种事情呢?康熙帝死后,胤禛为什么不住在康熙帝生前居住的乾清宫而改居养心殿?雍正帝死后为什么不葬在清东陵而葬在清西陵?雍正帝生前大肆宣讲的并亲笔为自己辩解的《大义觉迷录》,为什么在其死后却被乾隆帝作为禁书而销毁?

康熙帝的孙子弘旺所编《皇清通志纲要》和康雍时期萧奭的《永宪录》,是记载有康熙帝去世情况的两本私人著作,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本书中,都没有记载上文中所说的,康熙皇帝临终前召见七位皇子和下达传位遗诏这件事。

“八人同受遗诏”是出自雍正帝本人之口,然八人中,允禩、允禟已经不明不白地死去;隆科多已经被禁锢而亡;允正在禁锢中;允祉、允祹,一个是被革亲王、一个是被革郡王;允祐明哲保身,唯求苟活;允祥又是雍正的心腹。没有一个人可能出来对证。

以上所列种种迹象表明,雍正帝不是正常或者干脆说不是合法继位的皇帝。有人说那《康熙遗诏》怎么解释?或者说怎么会在中国台北和北京各有一份遗诏?

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确保存着一份康熙遗诏,诏书中用满文和汉文两种文字书写,汉文1104字,其中写道:“……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极,继皇帝位。……”然而满文却在最关键的地方断档、缺损,没有指定皇四子胤禛即位的记载。而珍藏在中国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另一份满汉合璧的康熙遗诏,则满文内容仅有11字“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汉字内容也是1104字,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珍藏相同,只是每行字数多少有些差异。

金恒源先生经过仔细研究后认为,北京的康熙遗诏与中国台北的康熙遗诏是一式两份原始的康熙遗诏,只不过中国台北的是两份遗诏中最先写的一份。因为其中汉文遗诏文本部分两次盖有“皇帝之宝”大印,且特别郑重、醒目,文字也十分规范、整洁、工整,毫无涂改、污迹。而北京珍藏的则有四处明显涂改的地方,甚至有墨汁污点洒泼其上。从字体和字体排列格式看,明显是两个人书写的。似乎在暗示两份遗诏谁是正本和副本。由于台北遗诏满文部分基本没有一点有价值的内容,因此判断是遭受损坏最严重的。

金恒源先生通过研究后,这样为我们勾画了这两份康熙遗诏的来源。十三日康熙帝死后,胤禛立刻利用所谓的为康熙帝换寿衣寻找到康熙留下的遗诏,将满文部分损毁,并严密控制畅春园。十六日宣读的是隆科多起草、书写的满文遗诏。二十日宣读汉文遗诏,用的是找到的遗诏,宣读的时候把损毁的满文部分卷了起来,只露出有日期部分。而第二份即现在北京的康熙遗诏,则是后来找到的,由于遗诏都已经宣读了,于是只是把满文部分修改,汉文部分就按照第一份遗诏抄写了一遍。至于为什么遗诏得以保存下来而没有被彻底销毁,金先生是这样认为的,胤禛虽然当上了皇帝,但是由于传闻很多,攻击和责难不断,为了证明自己是合法正统即位,就很有必要保留原始遗诏,因为他的后代是自己的儿子,他不会顾及自己儿子的言行,只需要这遗诏长久深藏不露地保存起来就可以了。即使这样解释,依然没能很好地解决遗诏留给人们的疑惑。还有,既然遗诏的满文部分是书撰的结果,汉文是后来填写上的,那么为什么不干脆重新写一份新的遗诏保存起来呢?

笔者在此支持康熙帝被雍正帝害死之说,并且是人参汤毒死。

有专家考证康熙帝因是北人没有喝人参汤的习惯。而据历史记载,康熙帝不仅不反对服用人参,还对祖母孝庄太皇太后进参,向十四阿哥胤和很多大臣赐参。在康熙帝临终前,雍正帝也承认给康熙帝进奉过人参汤。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人参汤不见得里面下了毒,但要知道,处于激动、紧张、大悲大喜、大惊大恐状态下的病人,是不适合喝人参汤的。康熙帝也曾说过,若与症不合,虽人参本无毒,却中毒也难为人知。而胤禛在康熙帝病重的情况下,进奉人参汤,其阴险狠毒显而易见。

有人说康熙帝被害死,胤禛继承皇位不合法,缺乏强有力的历史文字支持。笔者认为,除了打开康熙帝景陵地宫化验康熙帝遗骨之外,现存的历史文字也能证明康熙被害死的观点。因为雍正帝亲笔撰写的《大义觉迷录》这本书已经隐含地透露出很多宫廷秘密。

 

二、皇帝与囚徒的辩论

人们常说,流言不经官方辟谣无法成为事实。

社会上的一些流言和一桩惨绝人寰的文字案纠缠在一起后,在雍正帝的直接干涉下,演变成一场皇帝与囚徒之间的大辩论,很明显,在强者舆论下,这场辩论的最终结果不难预测,但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吵闹中,皇帝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反倒牵扯出很多宫廷内幕来。

在康熙后期激烈的皇位争夺中,皇四子胤禛最终出乎人们意料地脱颖而出,继承了皇位。以前一直默默无闻或者说才貌都不显山露水的雍亲王能当上皇帝,这无论是在帝梦成空的皇位竞争者眼里还是普通百姓心中,绝对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这样一个小概率事件的发生,除了引发了政敌的心生不满,还引来了人们种种的质疑和揣测,康熙帝还没有来得及公布皇储,就突然离世。人们对康熙遗诏本来就有质疑,而雍正朝官书中关于雍正帝本人对于皇位的继承说明,是既不详且言语矛盾。康熙帝的骤死、雍正帝同母之弟被软禁、雍正帝生母突然死去,其他皇子被严厉打击惩罚,雍正帝昔日的左膀右臂大臣相继被肃清,这一切不仅加深了雍正帝继位的合法性的质疑,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康熙帝死亡的猜测。谎言说一百遍,就成真的了。那么,面对那些神神秘秘流传在社会上、在紫禁城里面的谣言,虽然雍正帝总是以身正不怕影子斜来安慰自己,但时间久了,雍正帝终于也按捺不住了,于是,雍正帝在多年之后找到一次机会,公开为自己辩解,《大义觉迷录》一书就这样出版并广泛在大清帝国版图范围内发行,并巡回讲授。

《大义觉迷录》是雍正七年(1729年)因为一场吕留良文字狱并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出版的,因此保存了当时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该书里面收录了有关上谕10道、审讯词和曾静口供47篇、张熙等口供2篇,后附曾静《归仁说》1篇。此书不仅保存了曾静、吕留良和严鸿逵大量激烈的反清言论,还部分揭示出康熙时诸皇子争夺王位、雍正得位及其后的相应措施等具体细节。但书中所收材料都是有选择性的,比如所收上谕有一部分见于《清世宗实录》,但其中涉及皇位继承问题的内容已被删去;审讯词、口供和《归仁说》则不见于他书。另外,曾静致岳钟琪书的部分内容见于雍正帝的有关上谕,全文始终没有公布。此书的发行在实际中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客观中反倒传播了不利于清皇室的言论,乾隆帝即位之后即下令禁毁。也正因此,康熙帝的死和雍正帝的继位,留给了人们更多的遐想猜测的空间。

《大义觉迷录》其源由于曾静的谋反案,及其后在雍正帝的“出奇料理”下,以吕留良为对象酿成的一桩震惊全国的文字狱而引发的。

文字狱,就是因为写的文字触犯了统治者而遭受的牢狱之灾。《汉语大词典》解释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分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而《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陕西总督岳钟琪在回府衙途中,一名自称张倬(原名张熙)的人投书,声言岳钟琪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后人,策划其兴兵谋反,称“为宋明复仇”恢复大汉河山。谋反的内容大致有四方面:其一,提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论”,认为满族是夷人,乃野兽,不配统治全国,否定清朝统治的合理性;其二,具体列举了雍正帝犯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等十大罪状,否认其称帝的合法性;其三,认为雍正称帝以来,天下寒暑易序,旱涝成灾,积尸遍野,民不聊生,老百姓已无法忍受,只要有人造反,定会一呼百应,一举推翻清朝的统治;其四,指出岳钟琪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后裔,虽任川陕总督,但雍正帝对其多有猜疑,要利用“握重兵,据要地”之条件“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这显然是明目张胆地策动一位封疆大吏暴动反清的“大逆不道”之举,乃“十恶不赦”之大罪。

岳钟琪可吓坏了,因为他是汉人,之所以能坐在川陕总督这个只有八旗人才能充任的位子,是因为年羹尧被拿下马之后,一是雍正帝为了证明自己是任人唯贤的明君,另一方面也有考验汉人拉拢自己亲信的目的。对于岳钟琪担任川陕总督,本来朝中就有非议。雍正帝的政治生涯本来就多议,而雍正帝本人还生性多疑,喜怒无常。岳钟琪当场将张熙拿下,严刑拷打,追问其幕后指使者。但张熙宁死不屈,视死如归,毫不畏惧。岳钟琪没有办法,只能使用欺诈的手法,好酒好肉招待张熙,引诱张熙说出实话,套出他老师曾静(化名夏靓),至此,曾静也落入虎口。

为了表白自己的忠心,岳钟琪将曾静的书信和刑讯的口供上奏雍正帝,拟请将人犯押京审理。雍正帝即予朱批:“此事在卿利害攸关,朕量卿不得已而然,但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何必当日追问即加刑讯。”雍正帝除了高兴之外还对岳钟琪表示,希望岳钟琪“多福多寿多男子”。得到夸奖的岳钟琪再次严刑拷问曾静,最终供出了吕留良等一干人犯来。

吕留良(1629—1683),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诗文家、时文评论家、出版家,字庄生、又名光纶,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翁、南阳布衣,崇州崇德县(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人。吕留良自幼聪慧过人,8岁就能赋诗作文。15岁时,明王朝覆亡,清廷即颁布剃发令,对汉族人民施行高压政策,激起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从此民族矛盾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由于他有过激的反清思想,曾于康熙五年(1666年)、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次拒绝做大清国官员。为了避免麻烦,于是决意出家为僧,遁迹吴兴县妙山,筑风雨庵著书、讲学,所著诗词文章多有“谤议及于皇考”言论。主要著作有《吕晚村先生文集》、《东庄吟稿》等。吕留良死后49年,受湖南儒生曾静反清一案牵连,被雍正帝钦定为“大逆”罪名,惨遭开棺戮尸枭示之刑,其子孙、亲戚、弟子广受株连,无一幸免,铸成清代震惊全国的文字冤狱。

由于曾静反清案的发生,雍正帝深知自己在当时社会中的影响不好,雍正帝为了证明其帝位及清朝统治的合理合法,于是,决定亲自出马料理此事。他在给另一宠臣河南总督田文镜的奏折上写道:“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倾耳一听可也。”这说明雍正帝对此案已了然于胸,还将利用对此案的处理形成一整套特殊的方法手段,即所谓“出奇料理”,并提请人们“倾耳一听”。

雍正帝是怎么“出奇料理”的呢?

亲自审问犯人曾静,利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使曾静俯首帖耳。一方面让曾静对雍正帝歌功颂德,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一方面又把自己骂成禽兽不如,痛自悔恨,说什么“我皇上御极以来,德盛民化,风清弊绝,民间无丝毫烦扰”,“圣德神功,上承列祖,尤无纤毫不惬于心”,而自己作为“弥天重犯为谣言蛊惑,遂戴天不知天之高,履地不知地之厚”,并自称“向为禽兽,今转人胎”。他还在雍正帝的教化唆使下写了《归仁说》,其中肉麻地吹捧雍正帝至孝纯仁,康熙帝传位于他兼得传子、传贤之意,还说雍正帝朝乾夕惕,勤政爱民。并表示:“此身若在,愿现身说法,化导愚顽;倘不能生,则留此一篇,或使凶顽之徒,亦可消其悖逆之念。” 而后,雍正帝将自己就此案的有关谕旨及曾静的供词等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并为此颁发谕旨,命将此书“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而且还警告地方官员:“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这也透露出雍正帝想用自己的思想统一并强加给全国士民,甚至想延及后世。

另外,雍正帝利用行政权力恩威并举。一方面对曾静“无罪释放”,并给1000两白银资助其生活,让其到各地演讲“事实真相”和“皇恩浩荡”,另一方面则对已经死去的吕留良毫不留情地严厉惩罚处置。将只是文字思想犯的吕留良“剖棺戮尸”,并广为株连,由此导演出一桩震惊全国的文字大狱。凡与吕留良有关的人员,其已故和在世的子孙,有交往的师友、学生以及编刻吕氏著作,或购买吕氏之书者,均受到查抄和搜捕,或杀或充军或变卖为奴,均遭到严厉处罚,留给后人一个既仁慈又残暴君主的形象。

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所陈述的事情,或真或假,亦真亦假,真真假假,因为雍正帝既是普通人也是一代封建君主,这自然逃脱不出封建礼教和统治思想的束缚和局限。通过研究《大义觉迷录》,也可以看出,这时期这段历史记载的矛盾和疑点颇多。

 

三、兔死狗烹的屠杀

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公元前497年,战事再起,最终吴国胜利,越王勾践被迫向吴国求降,委曲求全的越王只能带着王后去吴国给吴王夫差当奴仆。在大夫范蠡的帮助下,越王勾践终于骗得吴王夫差的信任,三年后,被释放回国。辅助越王勾践奋发图强报仇雪恨的主要有两个人:范蠡和文种。范蠡劝勾践主动向吴王示好,以便争取时间发展生产,增强国力,提高军事力量。文种则劝越王勾践向吴王进贡美女,以迷惑其斗志。

勾践为了不忘国耻,激励自己的斗志,以图将来报仇雪恨,在生活上,他每天晚上睡在柴草上,坐卧的地方也悬着苦胆,每天吃饭之前都要先尝一口苦胆,他不仅关心百姓生活,还每天都与百姓一起劳作。在国家军事上,他暗中苦练精兵。在外交上,越王勾践不仅与吴国表面结交,以便使得吴国对越国放松警惕,并且派范蠡将国内花容月貌、具有沉鱼之美的女子西施献给了吴王夫差。吴王果然中计,夫差被西施迷住了,把她当作下凡的仙女,宠爱得不得了,因此逐渐放松了对勾践的监视。文种和范蠡还帮助勾践设计杀了吴国忠臣伍子胥;为了制造吴国社会动荡,他们送给吴国浸泡过、不能发芽的种子,害得吴国当年颗粒无收,到处闹饥荒,国内人心大乱,最后吴国被越国打败。

越国能够灭掉吴国,范蠡和文种是最大的功臣。勾践在灭掉吴国后,便拜范蠡为上将军,文种为国相。但是范蠡不仅不接受封赏,还执意要离国远去。他不顾勾践的再三挽留,离开越国,隐居齐国。范蠡离开后,还惦记着好友文种的安危,于是就派人悄悄送了一封信给文种,在信上告诉他:你也赶快离开吧,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勾践心胸狭窄,只可与他共患难,不能同他共富贵。你要记住:“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但是,文种不相信越王会加害自己:“我立下这么大的功劳,正是该享受的时候,怎么能就这样离开呢?”果然在文种当国相不久,勾践就给他送来当年夫差叫伍子胥自杀时用的那把剑,令文种自杀。

这就是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 的著名成语典故“兔死狗烹”。在封建社会,“兔死狗烹”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这是统治者惯用的巩固和保护自己政权的方法。

对于胤禛能顺利当上皇帝,民间也广泛流传着他“内靠隆科多,外仗年羹尧”的说法。而当雍正帝皇位稳固的时候,作为最详知内幕的两个功臣的末日也就到了。当初的功臣则成为他的心腹大患,不难想象“兔死狗烹”也就成为雍正帝对付自己“帮凶”的方法了。

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声称康熙帝临终前曾向隆科多口述传位皇四子,而隆科多在被捕后却供认:先帝宾天时,他并不在御前,也未派任何人近御前。对于康熙帝临终前有没有“顾命托孤”,去世当天有没有宣读遗诏,这在《清圣祖实录》和《清世宗实录》中都没有记载。经查找,最早见于官方记载的是在雍正二年下半年的《上谕八旗》和《雍正朝起居注》,向国人公示时间则是雍正七年下半年,见于《大义觉迷录》一书的记载。

由此可见,康熙帝向隆科多口述传位皇四子这件事情是雍正帝一手编造出来的弥天大谎。

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和步兵统领阿齐图来到京师刑狱前,向关押在这里的原川陕总督年羹尧传旨:

 

历观史书所载,不法之臣有之,然当未败露之先,尚皆为守臣节。如尔之公行不法,全无忌惮,古来曾有其人乎?朕待尔之恩,如天高地厚,意以尔实心报国,尽去猜疑,一心任用。尔乃作威作福,植党营私,辜恩负德,于心果忍为之乎?……朕统御万方,必赏罚分明,方足为治。尔悖逆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曷以彰宪典而服人心?今宽尔磔死,令你自裁……尔非草木,虽死亦当感涕也。

 

年羹尧听罢,却迟迟不肯自裁,然而雍正帝决心已下,令年羹尧的冤家对头蔡珽为监刑官,在多次催逼之下,年羹尧最终不得不上吊自杀,至此,一代名将“年大将军”在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毙命。

早在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祺就对年羹尧提出过警示:

 

鸟尽弓藏,古今同概……举酬勋之典,受殊爵之荣,位极人臣,威似王者,又何所苦而反乎?横加猜疑,致成嫌隙。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抚驭乖方,君臣两负。呜呼,千古之豪杰英雄所为椎心而泣血者也……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未者乎?

 

年羹尧(1679—1726),字亮工,号双峰,原籍安徽怀远,汉族,后改隶汉军镶黄旗。他的妹妹是雍正帝的敦肃皇贵妃,因此他是雍正帝的大舅哥。他还是康熙朝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四川巡抚、四川总督。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任定西将军,平定西藏叛军,之后任川陕总督。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与岳钟琪平青海郭罗克叛乱。雍正元年(1723年)接替十四阿哥允禵任抚远大将军,主持西北军务,与岳钟琪讨伐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二年(1724年)平叛后加强西北的统治,并开发西北屯垦,深得雍正帝的宠信,但此时的年羹尧一点没有感觉,现在的雍正帝已非当初的雍正帝了,政权稳固、政治经验丰富的雍正帝已经不再需要他了,一把无影的大砍刀已经对准了年羹尧,而年羹尧依旧我行我素,居功自傲,行为不加检点,贿赂营私,傲视百官,他所推荐的官员有“年选”之称。不仅如此,他不遵守臣道,吃饭称“进膳”,赏给属员物品称“赐”。他所到之处官员跪迎。种种逾制行为都为他自己埋下了祸根。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因功高骄横,滥杀无辜,遭弹劾查办。同年四月十二日,调任杭州将军。雍正于同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帝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之后赐其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

年羹尧在历史上的确是一位才华卓越的军事指挥者,曾著有《治平胜算全书》、《年大将军兵法》等15万字的兵书。康熙帝在世的时候,就对年羹尧比较赏识,称其“实心用事”、“治事明敏”,在官爵上屡屡加封。胤禛称帝后,作为妹夫的雍正帝对他恩赏有加,更是加官晋爵。雍正帝还经常说:“朕福薄,不能得尔十来人也。” 并表示希望能与年羹尧“做千古君臣之遇的榜样”。看到年羹尧在平定青海叛乱上奏的奏折中有“臣之未能就枕者,已十一夜矣”时,雍正帝批示道:“好心疼心疼,真正社稷之臣。”年羹尧奏:“身面微瘦,精神照常。”雍正帝则批示:“好汉子,铁丈夫,朕少放宽矣。你一身之系如泰山之重,惟有虔诚对佛天佑你平安如意之外,亦无他暇他及也。”而当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回北京时,雍正帝则表现出来欣喜若狂的姿态,多次在奏折上写道:“大功告成,西边平静,君臣庆会,亦人间乐事!”“大功告成多日,君臣庆会在迩,临书不胜欣喜!”“一路平安到来,君臣庆会,何快如之!”,等等。这种感情的表现,足以体现雍正帝对年羹尧的重视,而这一切均是在胤禛当了皇帝之后。

人们不禁要问:“年羹尧作为一代封疆大吏,何以能得到雍正帝如此宠信?难道仅仅就因为他是雍正帝的大舅哥吗?”

答案非也,这里面有着重大的机密事件。雍正称帝后,年羹尧上奏的第一份奏折里面就明显透露出不可告人的秘密。

 

署理大将军印务公延信、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为密陈下悃,仰祈圣训,以免贻误事。

窃惟国家大事莫重于用兵,委任人臣莫重于军务。臣等知识短浅,过蒙圣主委任,令会同办理军务,虽思之又思,慎之又慎,难保尽合机宜。是以共相勉励,宁迟毋急,宁慎重毋轻忽,倘有错误,臣等获罪之事甚小,上关圣主用人之处甚大。臣等请嗣后凡有紧要事情先具奏稿密睿览,伏求圣训批示,以便缮折奏闻。虽未免烦渎宸聪,然往返之间,为期不过一月。既经圣虑,自有乾断,不独臣等获有遵循,而军务大事可免错误矣。理合奏明,臣等不胜悚惕之至。

雍正元年正月初二日具

硃批:朕安。朕原不欲尔来,为地方要紧。今览尔所奏,尔,尔若不见朕,原有些难处。难处者,军务总事结局处。舅舅隆科多奏,必得你来同商酌商酌地方情形,汝若可以来得,乘驿速来。再,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其余见你面再细细问你。有旨。

 

在这份奏折里面,年羹尧对雍正帝表示出小心谨慎的设防姿态,不想来北京,而雍正帝则表示:朕原不欲尔来,舅舅隆科多奏,必得你来同商酌商酌。为了表示对年羹尧的信任,雍正帝在批示里面还这样评价隆科多: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朕之功臣,其余见你面再细细问你。这时候的年羹尧对于雍正帝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从谕旨中也可以看得出来,雍正帝有重要事情与年羹尧、隆科多商量,而且是隆科多提议的。什么事情这么重要,非要年羹尧来北京面谈呢?在批示的一开始说是“军务总事”,后面则隐含着还有其他的重要事情。虽然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年羹尧在雍正帝继承大统上帮助过雍正帝,但这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年羹尧对于刚刚即位的雍正帝的重要性,非一般军务大臣所能承担的。雍正帝在批示中口口称没有在跟前的隆科多为“舅舅”,一来表示对隆科多的尊重,二来也是对年羹尧的一种暗示:我虽然是高贵的皇帝了,但依然在心里把你和隆科多当成了亲人,你我之间是亲戚关系,但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却在隆科多之上。

换个角度思考,以上奏折和批示则可以这样理解,在宫中,虽然隆科多帮助雍正帝夺嫡成功,但此时的雍正帝政敌太多,而且有实力最强悍的十四王允在外拥有重兵,一旦允发动军事政变攻击北京,雍正帝的皇位很可能会得而复失,并且可能会落得个最悲惨的下场。而年羹尧在川陕总督这个位置上有重兵,因此能够保护北京的安全,保护他皇位的稳固、人身的安全。也因而说此时同样握有重兵的年羹尧对于雍正帝的重要,已经远远超过了隆科多。雍正帝深知这点,自然利用拉关系、套近乎的方法手段笼络年羹尧。雍正帝为了保证年羹尧与隆科多能真正成为自己辅政的左膀右臂,后来干脆自己做主,将年羹尧的儿子过继给了隆科多,也就是出于他的这种政治考虑。

后来的事实也在说明雍正帝用心叵测,正因为有年羹尧这个统兵大员的威慑,十四王允未敢轻易发动兵变,在被解除兵权软禁之后,雍正帝将允的“抚远大将军”权力交给年羹尧管理。年羹尧也因此成为雍正帝最宠信的亲信,滋长了骄横跋扈气焰,但这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雍正帝皇位巩固后对知情人的陷害打击,用以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和延续。因为年羹尧知道了太多的内幕,也因为后来的年羹尧没有了使用价值,于是,雍正帝抓住年羹尧的一时疏忽错误,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打击行动。

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帝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表中字迹潦草,又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阳朝乾”。雍正帝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公开批评年羹尧说:

 

年羹尧本内字画潦草,且将‘朝乾夕惕’写作‘夕阳朝乾’,年羹尧非粗心办事之人,真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之于朕耳!……年羹尧既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

 

雍正帝说年羹尧故意把字写错,其原因在于年羹尧认为自己“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借此,雍正帝故意抹杀年羹尧的青海战功,说年羹尧在青海的战功,也是在可给与可不给之间。原本“朝乾夕惕”是形容一天到晚勤奋谨慎,没有一点疏忽懈怠。而写成“夕阳朝乾”不但意思不通顺,还意思大变,把原本说雍正帝勤奋谨慎说成雍正帝快要死了。这是大不敬之罪。

借此机会,在这之后,雍正帝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四月,则干脆解除了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此时雍正帝“必处置年羹尧”的用意很显然了,而此时的年羹尧对雍正帝还抱有幻想,希望雍正帝能放过自己,在三月赴杭州的路上滞留不前,但这却让雍正帝恼羞成怒,雍正帝在年羹尧上奏谢恩杭州将军奏折上这样批复:

 

朕闻得早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今用你此任,况你亦奏过浙省现象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此二语不知你曾闻得否?……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你这光景,是顾你臣节、不管朕之君道行事,总是讥讽文章、口是心非口气,加朕以听谗言、怪功臣之名。朕亦只得顾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节也。只得天下后世,朕先占一个是字了。

 

这实际上就是雍正帝对年羹尧发出的一个最明显的信号:我决心已下,你必将受制。

有人说年羹尧死有余辜,罪有应得,但是要知道,在罗列年羹尧的92项大罪还没有出炉之前,年羹尧必死的结论就已经在雍正帝心里下定下了。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初四日,蔡珽上奏雍正帝奏请提拔张钟办理账务,然而雍正帝的重点则是向年羹尧的政敌蔡珽答非所问的批示,准备处理年羹尧的心路历程和最后决定。

蔡珽(?—1743)字若璞,汉军正白旗人,云贵总督蔡毓荣(?—1699)子。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进士。雍正二年(1724年),代理四川巡抚的蔡珽与时任川陕总督的年羹尧因采铅矿发生矛盾而获罪,此时雍正帝已经开始着手处理年羹尧案件。雍正帝为了严厉打击年羹尧,决定利用其政敌来铲除权臣年羹尧,于是不但没有杀蔡珽,反倒重用,授左都御史而监视年羹尧。

雍正帝在蔡珽奏折上这样写道:

 

一大奇事,年羹尧之诛否,朕意实未决。四五日前,朕宽意已定,不料初三白日,一虎来齐化门外土城关内,地方报知提督,带新满洲,虎已出城外河内苇草中。新满洲到已晚,伊等周围执枪把火看守半夜,忽然突出往南去,从东便门上城,直从城上到前门,下马道,入大城,并未伤一人,直入年羹尧家上房。至天明,新满洲九门等至其家,放鸟枪,虎跳下房,入年遐龄后花园中,被新满洲追进,用枪扎死。有此奇事乎?年羹尧,朕正法意决矣!如此明彰显示,实令朕愈加懍畏也,朕实惊喜之至。奇!从古罕闻之事也!

 

上述雍正帝在奏折上批示重点圈点出来就是:年羹尧之诛否,朕意实未决。四五日前,朕宽意已定,不料初三白日,一虎直入年羹尧家,被新满洲追进,用枪扎死。年羹尧,朕正法意决矣!

其大概意思是说:是否杀年羹尧,我还没有想好。在四五天前,我还打算宽恕他,不料在初三那天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一只老虎来到城里,进入年羹尧的家,最后被官府打死。因为这件事很是奇怪,这是天灾暗示我的意思,于是我联想到年羹尧,决定杀他了。

雍正帝通过老虎事件来判断年羹尧的凶兆,于是在奏折上写下:“年羹尧,朕正法意决矣!”在这里可以看出,雍正帝杀年羹尧的决心比年羹尧罪状的最终出台早了8天。

年羹尧之死,到底是罪有应得还是雍正帝杀人灭口,或者说是借年羹尧之罪而杀人灭口,很难辨析,因为雍正帝不可能让这些文字在历史上留下把柄或痕迹。但大家可以看看与雍正帝继承大统有着重要关系的另一个人物——雍正帝所谓的舅舅隆科多之死,或许就能看出一些真相了。

隆科多(?—1728),满洲镶黄旗人,佟佳氏,其父为一等公佟国维,他是康熙帝的孝懿仁皇后的弟弟。隆科多在康熙晚年任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康熙帝死时,隆科多任提督九门,卫戍京师。雍正帝继位后,任总理事务四大臣之一,官至吏部尚书,加太保。荣宠备至的隆科多执掌用人大权,专断独行。经他选派的官员被称为“佟选”,吏部属官对他“莫敢仰视”。也因此受到雍正帝的疑忌,隆科多有所察觉。雍正三年(1725年)主动辞去步兵统领,雍正四年(1726年),隆科多被查出私藏“玉牒 ”底本,遭逮捕。雍正五年,隆科多被定41条大罪,雍正帝命在畅春园外临时建屋三间,永远禁锢。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

隆科多虽是皇亲国戚,重臣元老,雍正帝称其“舅舅”,但实际隆科多并不是雍正生母孝恭仁皇后的亲弟弟。隆科多在康熙朝时虽受康熙帝信任和重用,但还称不上大贵。其理由有二,一是隆科多的官职只是从一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副一品;二是他父亲佟国维即康熙帝生母孝康章皇后的弟弟曾请求其儿子(隆科多)承袭一等公爵位,直到佟国维死了4年,康熙帝也一直没有给解决。然而,在雍正帝当上皇帝的第二天,百忙之中的雍正帝竟然想起给隆科多一等公爵的待遇,何也?雍正帝在给年羹尧的第一份批示中,曾称隆科多“此人真朕之功臣”,何也?按照常理来说,不管谁当皇帝,隆科多辅佐谁就是分内之事,是必须应该做的工作。

据考证,隆科多属于那种见机行事、“墙上草,哪边风硬哪边倒”的政治人物,在康熙朝曾被康熙革职并两次点名批评,但在康熙五十年却被委以重要的职务——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卫戍部队,即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卫戍区司令,负责京城守卫、稽查、门禁、巡夜、禁令、保甲、缉捕、审理案件、监禁人犯、发信号炮等,当然也包括保卫皇帝的安全。

雍正帝在未当皇帝之前,虽是雍亲王的爵位,但却没有实际官职,更谈不上功名政绩。在众多皇子中,他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的一个普通人,当然不排除他在背后搞一些小动作,实际上他也在搞“窥视皇位”的灰色行动,只不过他做得很隐蔽,不露声色,深居鲜出,有时故意藏拙,甚至还为废太子求情。就这样一个看似很平凡的人突然坐在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上,人们自然把这一切责任归到负责保卫皇帝安全的隆科多身上。因为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这天发生的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多的疑问,除了雍正帝胤禛之外,也许只有隆科多能解释。还因为当胤禛当上皇帝之后,隆科多就对儿子说:“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将至之时。”“受命”隆科多受谁之命?又何以至死?隆科多何以私自收藏“玉牒”底本?这是不是隆科多为自己保命而特意留了一手?

其实,隆科多所说的“受命”就是雍正帝所说的:先帝向隆科多“托孤”和隆科多后来所谓的“宣诏”。因为隆科多心里知道,根本没有什么托孤,更没有什么宣诏,而这一切只不过是雍正帝强加给自己的一种说法,雍正帝用谎言欺骗了众皇子、欺骗了诸大臣,也欺骗了普天之下的大众,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政治骗局,这一切就是为了自己能当上皇帝。而这一骗局,虽是玩火,可是却能把康熙身边最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拉下水,拉到自己的身边。隆科多也因此成了不能不帮助雍正帝的爪牙和帮凶,但他也知道会因此而招致杀身之祸,所以才会有“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将至之时”这句话的出现,也因此才出现隆科多私藏“玉牒”之事的发生。

隆科多的41条大罪,不能否认完全没有,但也不能排除是欲加之罪。其实,对于雍正帝来说,那些罪名只不过是封闭隆科多嘴的一道枷锁,是堂而皇之的杀隆科多的借口罢了。因为隆科多的确在背后帮助雍正帝干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隆科多知道的内幕太多了,雍正皇帝深知只有死了的人才能保持沉默。

据考证,雍正帝称隆科多为“舅舅”,始于雍正帝继位之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二十日《上谕内阁》上记载,雍正帝规定:“孝懿皇后,朕之养母,则隆科多即朕之舅舅。”至于隆科多与胤禛何时开始了这种政治合谋,应该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初九日至十一月六日,隆科多与胤禛一起奉命查勘通州粮仓之时。在那个时候,胤禛靠近隆科多,或引诱或许诺,而有所行动,但这一切似乎被康熙帝觉察,因此,康熙帝将胤禛调离自己身边,而隆科多却因此胆战心惊,总感觉自己也很危险,因为隆科多很可能这时候铤而走险支持胤禛。也因此出现在一天时间内,胤禛能3次探视康熙帝,而当康熙帝召胤禛时,胤禛也能在隆科多的帮助下拖延8个小时的时间不进宫,康熙帝死后,隆科多秘不发丧,帮助胤禛把康熙帝尸体偷运回紫禁城,并关闭北京九座城门,切断宫中和外界的联系。而胤禛则在紫禁城,利用康熙帝大殓时机,演出了一台武戏文唱逼迫众皇子和大臣就范的逼宫闹剧,强行登基,发布上谕,命令隆科多起草改写康熙遗诏。

隆科多为何有私藏皇家“玉牒”这一做法呢?

清朝于顺治九年(1652年)设立宗人府,专门负责掌管皇族的属籍,每届十年修一次,每逢纂修“玉牒”之年份,成立玉牒馆,皇帝钦派大员组织人力从事编修。清代皇帝以血缘而分别其亲疏远近,即以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显祖宣皇帝)为本支,称为宗室,定以腰束金黄带为志,俗称“黄带子”;以塔克世的伯叔兄弟为旁支,称为觉罗,定以腰束红带为志,俗称“红带子”。宗人府为详细记录宗室、觉罗与皇帝的血缘关系,分清亲疏远近及尊卑上下,特规定宗室、觉罗所生子女由各旗首领、族长亲加查询以后,于每年正月初十前造册报送宗人府,后改为3个月报送一次。宗人府据此进行登记,将宗室注入黄册,觉罗注入红册。玉牒共分三种,第一种为帝系玉牒,将皇帝直系单独编纂成册,以突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帝系玉牒内容很简单,只收录皇帝本人及皇子。每朝皇帝名下列其诸皇子名字、行次、爵号,以嗣位皇子居中,其他诸皇子的顺序是左右一边一位依次排列,以右为大;第二种为宗室玉牒,以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为本支,其直系子孙的繁衍状况记入宗室玉牒之中。具体纂修规定是,上辈之人记载完毕再记载下一辈人的情况,每一辈首列皇帝,自近支推及远支。活着的或新出生者用红笔书写,死亡者改用墨笔书写,即“存者朱书,殁者墨书”。宗室玉牒反映了宗室子孙、女孙的生卒年月日时、享年、生母姓氏、婚配、封爵、功绩等内容。遇有犯罪的宗室子孙、女孙在玉牒中要除名,所有待遇都免除。后来皇帝恐其年久湮没,准许将他们的名字附注于玉牒的后面。第三种是觉罗玉牒,以塔克世的伯叔兄弟为旁支,称其子孙为觉罗。觉罗玉牒记载了兴祖直皇帝和景祖翼皇帝子嗣的繁衍。清代玉牒自顺治十八年(1661年)初次纂修开始,至1921年最后一次纂修玉牒止,每十年修一次,共27次。从玉牒中可见清代皇权的更替、宫廷内部的斗争、皇族爵位的承继、皇帝对皇族的要求与约束。

原来,玉牒能对某皇子做特殊地位的暗示,从这种暗示中可以看出来哪位皇子可以继承大统。收藏“玉牒”,事件本身就是针对雍正帝的一种政治手段。这张政治王牌就是:“圣祖升遐之日,(隆科多)未在御前,也未派任何人近御前。”这也就是隆科多的第一条大罪。

不管隆科多之死是雍正帝出于杀人灭口的考虑还是发自内心的罪有应得,于情于理,都应该死,因为他既对不起康熙帝的君臣之礼,也违背了社会法律原则。只是苦了康熙帝的一世精明,害了本应得到皇位的康熙继承人和他的女人、儿子们。

 

四、“逼母、弑兄、屠弟、杀子”的真相

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二十三日,雍正帝生母太后乌雅氏带着困惑、忧虑离开了人世。她的死是痛心也是一种牵挂,因为她在临死前也未能与亲生儿子、日夜牵挂的十四阿哥诀别,更没有能够阻止雍正帝放弃骨肉相残。对于乌雅氏之死,高阳先生在《乾隆韵事》中曾有如下一段虚构:太后先是绝食,宫女们怕受雍正责罚,千方百计劝太后进食,心地善良的太后也不愿连累别人,遂开始喝点稀的,逐渐恢复体力,一天雍正去给太后请安,闲谈之中太后突然站了起来猛地朝柱子撞去……她死在雍正面前……

高阳先生所描述的虽是虚构的小说,但在历史上,这种说法是广泛存在的,也是有官方基础的。当时的雍正帝曾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百般辩解,而令人奇怪的是雍正帝的儿子乾隆帝一即位就宣布此书是禁书,下令收回。雍正帝的母亲孝恭仁皇后在儿子即位才半年就去世,是不争的事实,而乾隆帝收回《大义觉迷录》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历史客观事实的存在,使得雍正帝生母之死成为一个令后人久久议论的话题。

雍正帝生母,乌雅氏,即康熙帝孝恭仁皇后,满洲正黄旗,是护军参领威武之女,在康熙帝生前最高位号为德妃,生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被选入宫。于康熙十七年(1679年)十月三十日生皇四子,即雍正帝。康熙十八年十月十三日册为德嫔,时年20岁。康熙十九年生皇六子胤祚。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封为德妃。康熙二十一年生皇七女;康熙二十二年生皇九女(固伦温宪公主);康熙二十五年生皇十二女;康熙二十七年生皇十四子胤祯,即后来的抚远大将军、恂郡王。康熙皇帝驾崩后,乌雅氏痛不欲生,饮食俱废,要以身殉死,追随康熙皇帝于九泉之下。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二十三日死,享年64岁。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初一日与康熙皇帝一起葬入景陵地宫。经乾隆、嘉庆两朝加谥,谥号全称是:“孝恭宣惠温肃定裕慈纯钦穆赞天承圣仁皇后。”

人们为什么对雍正生母之死感到疑惑呢?

据雍正帝说,康熙帝死后,德妃非常悲痛,想为康熙帝殉死,于是不吃不喝,而雍正帝百般劝慰,在他的苦苦哀求下,德妃放弃了死的念头,并且能饮食、起居安顺。最后生病而死。

《清实录》记载,太后于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二十二日生病,而五月二十三日凌晨2点就死在永和宫了。

在这里,人们不难看出《清实录》的记载不仅太简单,也太突然,什么病这么急暴让人快速死去呢?在《清实录》中,并没有记载太后得了什么病,只是说皇太后“哀痛深切”、“积哀日久”而亡。由于孝恭皇后死得太突然,加之平时与雍正帝的关系紧张,人们不得不对其死亡的原因产生怀疑。而通过雍正帝的辩解,人们也就更加相信他与太后关系的紧张程度。

为什么说雍正帝与生母关系紧张呢?

原来,康熙帝死后,乌雅氏就要追随康熙帝而去,也就是说要自杀殉死,而这时候他的儿子胤禛已经是皇帝了,经过胤禛的苦苦哀求,才放弃殉死。按照常理,自己的儿子当了皇帝,应该高兴才是,因为她不仅地位可以由妃等级直接升为皇太后,而且对于她娘家人来说,也是荣耀,也是地位的晋升,可她在这个本应高兴的日子却要自杀,这里面绝对不是因为思念死去的康熙帝而特意做出来的样子,只能说与儿子胤禛关系很不融洽或者说她认为康熙帝死得可疑,甚至怀疑是儿子害死了康熙皇帝,或者说她认为胤禛不应该是皇位的继承人。而当她被迫放弃殉死后,在行动上则表现出与胤禛不合作的态度。这里有三点可以说明这个观点:

1. 拒绝接受行礼

新皇帝在举行登极大典之前,要先给皇太后行礼,然后再升御太和殿,接受群臣的朝拜。礼部将这个礼仪上奏给乌雅氏,她却拒绝接受。《永宪录》记载:“群臣请朝皇太后,传(雍正生母孝恭皇后)懿旨:不受。复固请,从之。于梓宫前拜叩谢恩,仍还旧宫,懿旨:我自幼入宫为妃,在先帝前毫无尽力之处。将我子为皇帝,不但我不敢望,梦中亦不思到。我原欲随先帝同去,今皇帝说,太后圣母若随皇父同去,我亦随太后圣母同去,哀恳劝阻,未遂其志。若穿锦绣,受我子行礼,实为不合。”《清世宗实录》也有雍正生母的这段记载:“皇帝诞膺大位,理应受贺。至于我行礼,有何关系?况先帝丧服中,即衣朝服,受皇帝行礼,我心实为不安。著免行礼。是日,王大臣等有缮折固请,皇太后仍不允。上(雍正帝)又再三恳请,奉皇太后懿旨:王大臣等既援引先帝所行大礼,恳切求情,我亦无可如何。今晚于梓宫前谢恩后,再行还宫。”

2. 拒绝上徽号

为皇太后上徽号,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雍正皇帝准备给母后上徽号“仁寿”二字。可是乌雅氏却以先帝梓宫尚未入葬山陵为理由,拒绝接受徽号。清朝并没有先帝梓宫未葬入山陵,皇太后不得上徽号的规定。这明显是不承认自己是皇太后,也暗示不承认胤禛是皇帝的思想,在思想上抵触雍正帝的登基合法。

3. 不搬家

宁寿宫是太后、太妃们颐养天年的场所,是民间所谓的“寡妇院”。清朝规定,这些先朝皇帝的未亡人只有年龄超过50岁以后,才能与嗣皇帝见面。康熙皇帝死以后,按照规定,尊皇帝的生母为皇太后,要从中路的东西十二宫中搬到慈宁宫或宁寿宫居住。可是,乌雅氏就是不搬,仍坚持住在当妃子时所住的东六宫之一的永和宫,直到在永和宫去世。这是给雍正帝的难堪,更是一种对抗。

从乌雅氏的这一系列言语行动来看,胤禛当上皇帝都出乎她的意料,所以才有她所说“梦中亦不思想到”、“实非梦想所期”的话来,也因此就有了在行动之上处处不与自己儿子胤禛配合的姿态。

对于乌雅氏为什么在几个月后突然死亡。据考证,这与雍正帝对他亲弟弟胤的连续打击有直接的关系,因为雍正帝刚当上皇帝的时候,胤还在青海做抚远大将军,没有回到北京,而当回来的时候,雍正帝却不允许他与生母见面,不仅如此,还削夺了胤的兵权,将他明着调往东陵看守康熙景陵,实际则是看押起来,时时令人监视。将胤的家人也看押起来,并永远停发禄米。看到这些,雍正帝生母很是担心自己小儿子的生命安全,因为她知道雍正帝为了巩固政权已经杀害了很多原康熙帝的心腹大臣,因此特召胤来北京与她见面,或者说直接保护。可是雍正帝处处刁难,实在没有办法,也可以说在绝望中,雍正帝生母就死了,怎么死的,很可能就是自杀。其理由是,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未时突然“生病”,当天夜里就在居住的永和宫猝死,从得病到死,仅仅几个小时。而死后三天,雍正才让胤见到已经死去的太后。在《雍正朝起居注》中记载,雍正帝这样解释太后的死因:“皇太后抚时增感与日俱深,疾虽未形,积哀实久,忽焉违豫,遽尔宾天。” 然而七年后,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则是另一种解释:“母后素有痰疾,又因皇考大事,悲恸不释于怀,于癸卯五月,旧恙复发。朕侍奉汤药,冀望痊愈。不意遂至大渐。”据研究,太后吞金而死的可能性很大。雍正生母之死,可以说就是因为对雍正帝对待亲弟弟态度的绝望上,更可以认为是对雍正帝所说“仓促之间,一言以定大计”的否定。试想一下,一个命似残灯将尽的老人用含混不清的词语来口述遗嘱“传位于四子胤禛”是一个怎么样的场景。而现在人们所看到的那份康熙遗诏上则这样写道:

 

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还有人说,之所以康熙帝最终决定胤禛继承大统,原因是喜爱胤禛的儿子弘历,因为封建社会是家天下,皇位是父传子。其理由是:《李朝实录·景宗实录》记载:“当年十二月朝鲜官员听清朝告讣使译员讲,康熙皇帝在畅春苑知其不起,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即使真是如此,这里就有一个很明显的错误,如果说乾隆帝的继位是雍正帝按照康熙帝的意思办理的,那么雍正帝的第二子也不是弘历。这又如何解释?说白了,还是雍正帝即位疑问太多。

有人说,对于雍正帝生母来说,不管是她的哪个儿子当皇帝,她都应该是一样的心情。道理是应该这样,但前提是当上皇帝的儿子必须名正言顺,是合法继位,是按照老皇帝的真正意图继承皇位的。在雍正帝生母心里,也许她的小儿子胤祯才是一个本应坐在皇帝宝座上的人。因为她作为这两个孩子的母亲,心里更清楚胤禛的为人、秉性,雍正帝胤禛好玩两面性。用现在的话来说,装厚道而实际阴险,欺骗康熙帝,更欺骗世人。

据《皇清通志纲要》记载,胤禛在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同胤礽、胤祉、胤祺、胤禩一起被“开释”。这表明胤禛曾被禁闭或拘留。因为他在那时候搞争夺储位的活动中,大搞两面派的阴险手腕被康熙帝发觉,而给予的警告处置。在这之后,胤禛则把自己隐藏起来,玩起了更阴的谋略,在表面上装起了与世无争的模样,悠闲自在,与僧侣交往,建设寺院,号称“天下第一闲人”,并写诗以表心境:

 

懒问沉浮事,间娱花柳朝。

吴儿调凤曲,越女按鸾箫。

道许山僧访,棋将野叟招。

漆园非所慕,适志即逍遥。

 

山居且喜远纷华,俯仰乾坤野兴赊。

千载勋名身外影,百花荣辱镜中花。

金樽潦倒春将暮,蕙径葳蕤日又斜。

闻到五湖烟景好,何缘蓑笠钓汀沙。

 

雍正帝这种装葱行为,瞒得过别人,却瞒不过他生母的眼睛。另据亲眼目睹康雍时期皇室内部权力之争的宗室成员弘旺所撰写的《皇清通志纲要》所载:四阿哥原名胤禛,十四阿哥原名胤祯;在雍正帝即位后,十四阿哥才奉新君之命改名允。康熙四十七年,康熙帝封十四子为贝子的上谕也是称之为“胤祯”,十四子在抚远大将军任上时也是使用的“胤祯”名称。至于现在为什么将康熙十四子称为允,则是雍正称帝后,为了避讳,将兄弟名称中的“胤”一律改称“允”,将十四子“胤祯”改称“允”。

四阿哥胤禛的“禛”与十四阿哥胤祯的“祯”,不仅同音,而且字形也极为相似。在这里,笔者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康熙帝给这两个儿子取这怪名字,难道他不知道这两个字的发音一样吗?

著名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据此对雍正帝即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雍正帝不仅夺了十四阿哥的皇位,连他的名字胤祯也一起夺了。

因此,这些都对雍正帝是否犯有“弑兄”、“屠弟”等事实提供了广泛的话题。

说到雍正帝“弑兄、屠弟”是否在历史上真有记载,答案是肯定的。但事实究竟如何,有人说雍正帝为了保皇位的稳固,铲除政敌是必然,也是必要的,哪个朝代对于影响自己政权的人都是如此。也有人说雍正帝的那些兄弟们则是死有余辜,因为他们作恶多端,不得不处理他们。具体如何,还是看看历史文献是怎么记载的吧。

“弑兄”是指雍正帝囚禁了大阿哥允禔、二阿哥允礽、三阿哥允祉;“屠弟”则是指五阿哥允祺、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十阿哥允、十二阿哥允祹、十四阿哥允。其中允禔、允礽、允禩、允禟均被囚禁而死。

胤禔在康熙帝诸子中原排行第五,因为他前面的四个皇兄均早殇,在成年皇子中,他最大,所以被列为皇长子。胤禔聪明干练,文武全才。但他的生母惠妃那拉氏地位不如二阿哥胤礽的生母孝诚皇后高,于是胤礽因是嫡出而被立为皇太子。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封胤禔为直郡王,传说他力大无比,民间称他达摩苏王,也有叫神力王的。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康熙帝将胤礽的皇太子废掉。因为胤禔对皇太子不满,所以对康熙帝说“如诛胤礽,不必出皇父手”,遭到康熙帝的怒斥:“凶顽愚昧。”后来由于发现他用喇嘛教“魇胜”巫术陷害胤礽,被胤祉告发而被革去王爵,圈禁时间长达26年。雍正十二年(1734年)十一月初一允禔死于幽所。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允禔虽然在雍正年间仍被关押达12年,又死在雍正年间,实际上允禔最初是被康熙帝看押起来的,雍正帝只不过是延续了康熙帝的命令而已。

胤礽的生母是康熙皇帝的元配皇后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胤礽原本排行第七,因康熙帝的许多早殇皇子排行时未排列在内,所以胤礽排行第二,由于他是皇后所生,属于嫡子。他的生母又因生他时难产而死,所以康熙帝对他格外钟爱、娇惯。在他1岁的时候就被确定为皇太子。即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康熙帝发布诏书,向天下公布立胤礽为皇太子,授以册宝,正位东宫,“以重万年之统,以系四海之心”。同时,设立为皇太子服务的詹事府衙门,配备官员。升内阁侍读学士孔郭岱、翰林院侍读学士陈廷敬为詹事府满、汉詹事。这是有清以来,皇帝第一次公开册立皇太子,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件事情意义重大,在朝廷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康熙帝开始了与皇太子胤礽之间长达近40年的皇储关系。

因为康熙帝过早立了皇太子,而他本人又是那么的长寿,在皇位上待的时间太久,因此康熙帝与皇太子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三月,康熙帝分别册封成年诸皇子为郡王、贝勒,其中:封皇长子胤禔为多罗直郡王,皇三子胤祉为多罗诚郡王,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俱为多罗贝勒。受封诸子开始参与国家政务,并分拨佐领,各有属下之人。分封皇子,相对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太子的力量,增强了抵抗皇太子的力量。因此,在当时的朝廷,有三股政治力量,即至高无上的皇帝康熙、皇太子集团、反皇太子集团。三者之间相互牵扯,相互猜疑。这些情况被康熙帝发现之后,为了打击自己之外的政治势力,康熙帝先后两次废掉皇太子,最后将胤礽关押在咸安宫。雍正帝继位后,将其迁居到祁县郑家庄继续关押,允礽于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病死于禁所,终年51岁。死后被追封为理亲王,谥曰“密”。密字有追补前过的意思。将他葬在清东陵西侧的黄花山脚下(今天津蓟县境内)。这样看来,废太子允礽的看押、死亡,似乎与雍正帝继位并无很大关联。

胤祉(1677—1732),康熙第三子,荣妃马佳氏所生。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随康熙帝亲征噶尔丹,领镶红旗大营。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三月,以征战功晋诚郡王。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因康熙帝敏妃之丧不满百日剃发,降为贝勒。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揭发蒙古喇嘛汉格降为允禔用巫术“魇胜”废太子,使胤礽得以复立,以功晋封亲王。不久,奉命率庶吉士何国宗等编纂历法、算法各书,至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一月,辑成《律历渊源》以及《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帝即位,以其与胤礽素来亲睦,命守景陵。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因索贿苏克济,命降郡王,交宗人府禁锢。雍正八年(1730年),复晋封亲王。不久,以怡亲王允祥丧而无戚容,命夺爵,幽禁于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1732年)死,照郡王例殡葬。乾隆二年(1737年),追谥“隐”。从这里看,允祉是被雍正帝关押起来,并最终死于禁所的。

胤祺(1679—1732),康熙帝的皇五子,生母为宜妃郭络罗氏。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随父征讨噶尔丹,奉命领正黄旗大营,以功于康熙三十七年三月(1698年)晋封为多罗贝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晋封为和硕恒亲王。胤祺没有结党,也没有争储。雍正帝即位后,但削其子的封爵。允祺死时54岁,谥曰“温”。雍正十二年(1734年)立碑勒铭,称其“秉性和平”,持躬谦谨,颇具乐善之风。

胤禩是康熙帝的皇八子。他的生母良妃卫氏是满洲正黄旗包衣人、宫内管领阿布鼐之女。因为胤禩有才、聪明,在诸多皇子和大臣中影响力很强,因此他是与胤禛争夺皇位的最有力的对手。在康熙帝第一次废皇太子后,皇太子位空缺,由于胤禩心存奢望,故与胤禟、胤、胤祯等人拉帮结派,试图谋求皇太子之位,被康熙帝发觉,遭到康熙帝严厉斥责,并给予他削贝勒封号的处罚。其实康熙帝在此之前就已意识到皇太子位一旦出现空缺所带来的后果,于是事先曾明令指出:“诸皇子中,如有谋皇太子者,即国贼,法所不宥。”

雍正帝继位后,将允禩视为自己的主要政敌之一。颇具心计的雍正帝为稳定其情绪,在即位初期故意安排允禩重要职务,命总理事务,晋封其为廉亲王,授理藩院尚书,命办理工部事务。雍正帝借口允禩福晋郭络罗氏(允禩大老婆)说风凉话,将其赶回娘家,后借故处罚他在太庙前跪地一夜。《雍正朝起居注册》记载,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二十七日,雍正帝痛斥允禩朋党:

廉亲王至今与朕结怨,特为此耳。廉亲王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必至杀人,杀戮显著。则众心离失,伊便可以希图侥幸成事,虽然伊不过作此妄想耳。

 

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帝以其结党妄行等罪削其王爵,圈禁,并削宗籍,改名为“阿其那”,意思是“猪”,改其子弘旺名“菩萨保”。雍正四年九月初十日(公元1726年10月5日)允禩在禁所被折磨而死,享年45岁。乾隆四十三年(1704年)恢复原名、宗籍。允禩是雍正帝为巩固皇权遭受到打击的最主要的政治对手。

胤禟是康熙帝的皇九子,生母宜妃郭络罗氏,为皇五子胤祺的同母弟。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26岁,被封为贝子。与皇八子胤禩结为党援,纵属下肆行无忌。雍正帝即位后,为了分离诸皇子聚集,令其出驻西宁(今青海),允禟消极对抗,迟迟不起程,并有怨言:“我何罪而斥我万里?且居丧未过百日,俟陵寝围时再往,亦未为迟。”雍正帝借故命亲信年羹尧严加监视。后在西宁以其违法肆行,与允禩等结党营私为由,于雍正三年(1725年)夺封爵,撤佐领,即于西宁软禁。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以“僭妄非礼”,革去黄带子,除宗籍,逮还京师。八月,定罪状28条,送往保定,加以械锁,暂交直隶总督李绂监禁,令改名塞思黑(过去多认为是“狗”的意思,近来有学者亦解释为“不要脸”)。同年,允禟“腹疾卒于幽所”,也有传说是被毒死的,享年43岁。乾隆四十三年(1740年)恢复原名、宗籍。

胤是康熙帝的皇十子。他是胤禩的死党之一,其生母温僖贵妃,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太师果毅公遏必隆之女,孝昭仁皇后的妹妹。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月封为敦郡王,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命办理正黄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因与胤禟、胤祯支持皇八子胤禩争夺皇太子之位,康熙帝很反感。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命他护送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灵龛还喀尔喀蒙古,允托病不行,奉差擅回。后来他在疏文中连写“雍正新君”字样,被雍正帝发觉,斥为不敬,被夺爵,禁锢在京师,直至乾隆二年(1737年)才被释放,封为辅国公。乾隆六年(1741年)卒,以固山贝子品级入葬。

胤祹是康熙帝的皇十二子,生母为康熙帝的定嫔。雍正时晋升为皇考定妃。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十月封胤祹为贝子。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孝惠章皇后崩,署内务府总管事务,大事将毕,乃罢。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办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晋履郡王,授镶黄旗满洲都统。雍正元年(1723年)宗人府劾允祹治事不能敬谨,请夺爵,命在固山贝子上行走。二月,因圣祖配享仪注及封妃金册遗漏舛错,降镇国公。雍正八年(1730年)五月复封郡王。高宗即位,进封履亲王。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七月死,享年78岁。

胤祯是康熙帝的皇十四子,生母为德妃乌雅氏,即孝恭仁皇后,与雍正帝是同一个生母,是雍正帝亲弟弟。雍正帝胤禛即位后,为避名讳,除自己外,其他皇兄弟都将“胤”字改为“允”字。又因“祯”与“禛”字同音,因此被改为“允”。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被册封为贝子,尔后又封固山贝子。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闰八月,胤祯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准 “用正黄旗之纛,照依王纛式样”。胤祯在军中被称为“大将军王”,在奏折中自称“大将军王臣”。而此时的康熙帝则降旨青海蒙古王公厄鲁特首领罗卜藏丹津,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既与我当面训示无异。尔等惟应和睦,身心如一,奋勉力行。”希望地方官员给予胤祯最大的支持。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允按照雍正帝旨意回京,被雍正帝软禁。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康熙帝梓宫运往遵化景陵后,雍正帝谕令允留住景陵守灵,不许返回京师,并命马兰镇总兵范时绎监视他的行动。同年五月二十三日,雍正帝生母因对两个儿子的对抗绝望而死,雍正帝为表示“皇妣皇太后之心”,晋封允为郡王,但未赐封号,注名黄册仍称固山贝子,致使允“并无感恩之意,反有愤怒之色”。

允在景陵看押期间,有一个自称是满洲正黄旗人的蔡怀玺来到景陵,求见允。由于没有能见到允,在夜间便把写有“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等语”的字帖扔入允住宅之内。允怕惹是生非,看后把字帖内的重要字句裁去,涂抹,然后交给马兰镇总兵范时绎,并解释说:“因为此系小事,所以贝子不奏闻皇上,然又有些干系,故交把总送至总兵处。”雍正帝接到范时绎的奏报,特别重视,立即派遣贝勒满都护、内大臣马尔赛和侍郎阿克敦等人至马兰峪,亲自审讯蔡怀玺和允。由于雍正帝认为社会上有一股反对自己、企图让允等人上台的势力在活动。于是他革去允的固山贝子爵位,将允押回北京,囚禁在景山寿皇殿。乾隆帝即皇位不久,为了缓和雍正朝时的政治紧张气氛,乾隆帝下令释放了允和允。乾隆二年(1737年),允被封为奉恩辅国公,乾隆十二年(1747年)封多罗贝勒,乾隆十三年(1748年)晋为多罗恂郡王,并先后任正黄旗汉军都统、总管正黄旗觉罗学。乾隆二十年(1755年)死,赐谥“勤”,葬于清东陵黄花山下,享年68岁。

允这位雍正帝的亲弟弟,还算命好,总算沾了一母所生的运气,没有被关押致死,虽说被囚禁了十几年,但最终保全了性命,还算善终。但说起雍正帝是否因为当了皇帝而用狠毒的政治手腕对待他的皇兄皇弟们,相信大家看了上面的介绍都会有所醒悟,每一个当政的帝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自己的尊严不受到挑战,打击政敌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只不过手腕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罢了。但对于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来说,由于康熙帝没有在生前确定皇位的最终继承人,也就留下了窥伺皇位者的可乘时机,康熙帝之死,雍正帝继位也就必然是历史的争论话题,而直接受害者,允,也许真的就是传说中应该继承的人,正如著名清史专家孟森先生所言:“夫流言则不必有实,何必定有来处?世宗惟知其非流言,故知有可究之根由。”这句话的意思是,既然是流言,就没有必要找流言的来处。而雍正帝是唯一知道这不是流言的人,所以他一定会寻找这流言的出处。这也就告诉了人们:允就是传说中的皇位继承人。

对于雍正帝是否“杀子”弘时,有研究者认为,确有此事。

雍正帝共有10个儿子,4个女儿,有6个皇子早殇。弘时为皇三子,乾隆帝弘历是第四子。

弘时生母是雍正帝的齐妃李氏。死后的弘时被安葬在清西陵,因为他没有封号,所以其园寝称为阿哥园寝,这也是清代唯一的阿哥园寝。24岁的弘时为什么没有封号呢,这还需要从他的死说起。历史文献对弘时的记载非常少。

清朝玉牒中关于弘时的记载:

 

(雍正)第三子弘时,一子。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二月十三日子时生。母齐妃李氏,知府李文辉之女。雍正五年丁未八月初六日申时卒,年二十四岁。嫡妻栋鄂氏,尚书席尔达之女。妾钟氏,钟达之女。妾田氏。

 

《爱新觉罗宗谱》关于弘时独子永珅的记载:

 

(弘时)第一子永珅,康熙六十年辛丑七月二十日午时生,母妾钟氏,钟达之女;雍正二年甲辰正月初六日申时卒,年四岁。

 

雍正帝三子弘时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原来,弘时是一个觊觎皇储的人,但在政治上却与自己的父亲胤禛背道相驰,在政治上与父亲的死党允禩等人是一伙的。有人说他是被处死的,也有说是被赐死的,还有人说是病死或者自杀的,但据考证,所有的官方记载,都没有提及他的死因,包括小他8岁的弟弟弘历当了皇帝也不提他的死因。只是在大清国倒台后的民国期间,唐邦治先生才在《清皇室四谱》中提及关于弘时死因:

 

皇三子弘时……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二月十三日子时生,雍正五年丁未八月初六日申刻,以年少放纵,行事不谨,削宗籍,死,年二十四。十三年十月,高宗即位,追复宗籍。

 

历史上的这些流传,只是说明雍正帝本人不仅是暴君,更是没有人情味的冷血动物,俗话说,“虎毒不食子”,而雍正帝狠毒到了连自己的儿子也能下手杀害。由此可想而知,病重的康熙帝和他的那些皇子们落到雍正帝手里,其结局是什么样的。可那些为了皇权的人们,丝毫不能体会出来这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也许他们真的把他们的四阿哥雍正帝看得简单了,最终都落了个身败名裂、轻如鸿毛的无谓牺牲的下场,而对于心如铁石的雍正帝来说,流言蜚语又算得了什么呢?

最终在现实生活中,他是最高统治者,依旧注定在历史上流芳百世的,还是他雍正帝。这时候的谁是谁非,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留下来的就是胜利者。面对一切流言蜚语,雍正帝笑看社会,笑看人生,面对复杂的世界,他依旧笑傲江湖。

尽管如此,在这场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雍正帝也清醒地认识到了以往制度上的很多纰漏,因此,他决定要用强大无比的政治权力改变、弥补和创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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