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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 

  
雍正帝经过明枪暗斗,一番血腥的刀光剑影,终于坐在了皇帝宝座上,开始了他只有十三年的政治生涯。他在位期间作出了一些很有创意的制度和改革,或者说继续和发展了康熙帝好的传统作风,影响了整个大清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一、回收奏折

“知道了”,是皇帝批阅大臣奏折的常用语,意思是说:所奏之事“朕”知道了。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雍正帝颁布上谕,令官员将康熙硃批奏折一律上缴宫中,不得私自收藏:

 

军前将军,各省督抚、将军、提镇,所有皇父硃批旨意,俱著敬谨查收进呈,若抄写、存留、隐匿、焚毁,日后败露,断不宥恕,定行从重治罪;京师除在内阿哥、舅舅隆科多、大学士马齐外,满汉大臣官员,凡一切事件,有皇父硃批旨意,亦俱著敬谨查收进呈,此旨。目今若不查收,日后倘有不肖之徒,指称皇父之旨,捏造行事,并无澄清,于皇父盛治大有关系。嗣后朕亲批密旨,下次具奏事件内,务须进呈,亦不可抄写存留,钦此。

 

奏折,又称折子、奏帖,是清代特有的一种臣对君的官方报告文书,是康熙帝所创建。初期只限于极少数亲信官员使用,是康熙帝令其亲信官员及部分督抚大员密奏见闻,以便互相监视和探听民情,加强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清初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这些都不能直接送达皇帝,而是先送内阁阅览、票拟后,再进呈皇帝裁夺,既费时又易泄密,不利于皇权的加强。奏折则是由具奏人派遣专人或通过驿站直接送入内宫,由皇帝亲自拆阅并用硃笔批示,然后再交来人或通过驿站发回原奏人遵行,中间不必经过任何机构或个人转手,这样则可以节省时间且保密,是皇帝与个人之间直接沟通交流。

康熙四十年(1701年)以后,奏折的使用就比较广泛。至康熙五十年前后,内而王公大臣,外而督抚提镇均可使用奏折。雍正帝继位以后,规定内外诸臣,对凡属宜守机密或应速递上闻的国家庶政,都可以用密折先行奏闻,然后再用题本正式奏请批示遵行。于是,奏折作为机密文书遂被普遍使用,成为定制。

奏折是研究清代历史和官吏的一种重要文献,其内容广泛,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农业、工业、商业、交通、教育、文化、宗教、民族、法律、天文地理以及官员私事等诸多领域,按其内容可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及贺折四类,其公文程式各有不同。它在康熙时及雍正初年,因没有列入国家的正式官文书之内,因此没有严格规则和程式。京内外官员,不论官职大小,只要得到皇帝的宠信和特许,即使是微末之员,甚至寺庙的住持和尚,也可以上折奏事和谢恩。后来成为制度,则规定:京宗室王公、四品以上文官、副都统以上武官,外省按察使以上文官、总兵以上武官,才有向皇帝呈递奏折的资格。

由于奏折是经皇帝亲自批阅的原件,很多都涉及皇帝与个人之间的秘密或者私事,因为保密很重要。雍正帝的奏折回收则起到了最好的保密效果。从雍正元年到清末,在皇宫懋勤殿等除保留了大约70万件硃批奏折,民国十四年(1925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部清理档案时,将之统称为“宫中各处档案”,简称“宫中档”。现在,其中五十余万件保存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余则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有这些珍贵历史文献资料能保存下来,可以说都是雍正帝的功劳。

雍正八年(1730年)七月初八日,雍正帝见到官员回缴奏折速度快慢不一,遂发布上谕,规定回缴奏折的时间期限:

 

各省文武诸臣奏折,经朕硃笔批示者,俱令呈缴,以备稽查,但向未定呈缴之期,以致各员迟早不一,有二、三月后乘便呈缴者,有于年底汇齐呈缴者。夫既奉硃批查办此事,下次查办奏事之时,即应将硃批原奏折呈缴,以备朕之查阅。若具奏此事,而仍留硃批原折于外,则朕处无档案可稽,未免难于办理。著通行晓谕,凡接到硃批者,仍照旧乘便呈缴;若具奏此事,应将原批一并呈进;如所批查办之事尚未就绪,准将硃批存留,俟办理具奏之时一同呈缴。

 

至此,奏折回缴已成为定制,奏折则成为研究清代历史的最宝贵资料。著名明清史专家朱金甫根据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三月二十八日的一份奏折“御批之笔,理应恭缴”提出,奏折回缴的做法,在康熙末年就已经执行,只是因为康熙帝说不关密事无妨,而未严格执行罢了。而这一制度,在雍正元年则开始执行,并最终形成制度。

而对此制度的执行,笔者认为,不仅仅是为了办理事务的方便,更有可能是雍正即位之初所说“日后倘有不肖之徒,指称皇父之旨,捏造行事,并无澄清。”因此,有人怀疑雍正帝本人就是借此而篡改或伪造康熙遗诏当上了皇帝,所以他着急收回康熙帝亲批的各种硃批奏折,并一再严令所有硃批奏折均必须回缴,就是担心自己的把柄落入他人之手,而将批示过的奏折一律收回放在自己这里,心里就踏实多了。

密折奏事,避免了朝廷上的纷争,但也使应该公开化的政治更加神秘,官员心存戒备,相互牵制,不敢擅权妄为,而最终则是奏折这一制度成为皇帝控制朝政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一些官员打小报告的重要渠道,公、私事情隐秘化的同时,则更有利于维护统治,打击政敌。

 

二、秘密立储

雍正帝虽然最终坐在了皇帝的宝座上,但是因此而发生的血腥争斗却也使他心惊肉跳,行走在刀刃上。立储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国家的利益,也是与皇帝本人的性命相攸关。世界上还没有什么东西的真正价值能超过人生命的,尤其是已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

本来,清朝无立储制度,康熙帝立储只不过为了证明清朝也是中国正统帝国而效仿前朝制度,遵循着一个基本原则: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在遵守了第一点的前提下,再遵守第二点。也就是说,如果同时有两个继承人都符合规定的时候,年龄大的为先。清朝之前的立储是公开原则,即在皇帝生前就预先册立皇太子,谕告天下,以备承嗣皇位。这就很容易在皇帝政治中心之外又产生一个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不仅不利于皇权的集中管理,还容易造成皇权的不稳定和社会的动荡。尤其是皇太子一旦病死或者被废,其他的皇子或大臣很容易明争暗斗,争抢皇太子之位,发生不应该发生的悲剧,甚至威胁到皇位的安全。

康熙帝虽是一代英主,但对此却没有良好的解决办法,以致他的“照猫画虎,依葫芦画瓢”举措尽管实施,但却败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甚至包括他是怎么死的连他的后人也说不清楚。他的皇位到底谁继承了下去,他也说不清楚。明白的皇帝最终却办了件糊涂的事情。当然了,这也不能全怪康熙帝,因为谁也不曾料想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会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下手的方式那叫一个:稳、准、快、狠、毒,在争夺战中,胤禛在诸多皇子中棋高一步,最终夺魁胜出,成为一匹政治上的黑马。

常言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康熙帝的失败成为雍正帝学习借鉴的例子。雍正帝决定改变这一历史遗传下来的制度,创建一种既符合前朝制度,又更加贴近生活的新举措,秘密立储制因此孕育而生了。

所谓的秘密立储,就是在皇帝生前照样确定皇太子,只不过不告诉大家谁是皇太子,皇帝把亲自密书皇太子名字的“御书”藏在一个小匣子里,然后密封,藏在乾清宫内最高处的“正大光明”匾的后面。在皇帝临死前,再由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共同打开匣子,取出“御书”,共同观看,由“御书”上所指定的人即皇帝位。在公布皇太子之前,因为谁也不知道谁被秘定为皇太子,所以被暗定为皇太子的皇子与其他的皇子一样,享受相同的待遇和生活。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将总理事务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召到乾清宫西暖阁,向他们正式宣布秘密立储之旨:

 

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收藏数十年,亦未可定。

 

秘密立储制度的创立,既可以达到“立国本已固人心”的政治效果,还能杜绝在皇权之外一个新的政治实体的出现,同时能避免诸皇子争夺储位等弊病。

其实,雍正帝亲书的传位诏书,除了一份放乾清宫外,还有一份放在了他经常居住的圆明园,以备不测之时,两份诏书,有同等效力,两者可同时使用或者对比,同时还能防止有人篡改。雍正八年(1730年)九月,当他大病时,他曾将“御书”中所写的人名告诉了他的两个最信赖的重臣张廷玉和鄂尔泰。为什么这么做,也许与他曾制造过两份假康熙遗诏有关,怕别人也效仿他而作假吧。为什么放乾清宫一份,在笔者看来,也许在思想意识里有意让皇父康熙帮助他看守传位诏书,或者说自从康熙死他不再居住乾清宫后,用传位诏书来弥补乾清宫的“空缺”。

这个秘密立储的制度,在中国可谓首创。但在人类历史上,雍正帝就算不上第一了。因为早在雍正帝创立这个制度的一千多年前(当时中国还是唐朝),波斯人就已经实行这种制度了。据《旧唐书?波斯传》一百九十八卷记载,波斯国“其王初嗣位,便秘选子才堪承统者,书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后,大臣与王之群子共同发封而视之,奉所书名者为主焉。”雍正帝博览群书,在长达45年的皇子生涯中,他很有可能阅看《旧唐书?波斯传》。雍正帝是效仿的波斯人呢,还是未看到此书,确实是自己的独创,现在很难说。

雍正帝的考虑不可说不周全详密慎重,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夜,雍正帝在圆明园驾崩。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恭捧雍正帝随身携带的立储密书,当众宣布立皇四子弘历为皇太子,即皇帝位。《清高宗实录》记载,是在将雍正帝的遗体运回皇宫后,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取出密书当众宣布的。而张廷玉所写的《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中记为在圆明园宣布的。笔者认为张廷玉所记更为真实可靠。弘历受命即位,成为大清帝国新一代皇帝,即后来的乾隆帝。

秘密立储制的创立,弘历是第一位受益的皇帝。乾隆帝认为这个办法真是好极了,于是继续沿用此办法秘密立储,除了乾隆帝还是将传位诏书放在正大光明匾额后,其余帝王则不是如此了,比如嘉庆帝的传位诏书则是由随身太监携带,以备不测。后来的史实表明,自实行这种密立储君的方法以来,清朝再也没有出现过争夺皇位的残酷的政治斗争。这表明密立储君是一种减少政治弊端的、保持朝政稳定的有效方法。

 

三、设军机处

为了进一步集中皇权,有利于快速地执行权力,雍正帝开始了一个新的尝试,军机处在这种背景下酝酿而生了。

军机处亦称“军机房”、“总理处”,是清朝中后期的中枢权力机关。

军机处的设立,初始目的只是为了西北用兵的需要,雍正七年(1729年),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怕泄漏机密,于是在靠近皇帝寝宫养心殿的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雍正八年(1730年),改称“办理军机处”,雍正十年(1732年)铸造关防印信,成为常设机构,并完善机构。乾隆朝则省去“办理”二字,遂简称为“军机处”了,并将原先的木板房改成瓦房建筑。

军机处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议政处等衙门官员充任,初始并无专职。军机处的职官有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有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特选,有些也由军机章京升任。军机大臣之任命,其名目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所谓“行走者”,即入值办事之意。军机大臣没有定额,军机处初设时为三人,以后增加到四五人至八九人,最多至十一人。军机章京初无定额,至嘉庆初年,始定为满、汉章京各十六人,共三十二人,满、汉章京又各分两班值班,每班八人。军机章京之任命,或称为“军机司员上行走”,或称为“军机章京上行走”。军机处首辅满族大臣是康熙诸皇子中与雍正帝最为密切的皇十三子和硕怡亲王允祥,而汉族首辅大臣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的元老重臣张廷玉。雍正帝为了军机处官员和睦相处,精诚团结,特意写了一块“一团和气”的匾额。现仍挂在军机处房内。

看惯了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和《宰相刘罗锅》后,人们所熟悉的大贪官和珅就是乾隆朝后期的首辅军机大臣,权柄盖世,权力和实力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没有和珅触摸不到的地方和部门。虽说那是供人们娱乐的电视剧,但是在实际中,军机处实际的权力的确大得很。

那么,军机处到底都管哪些事情,对皇帝和国家能起到什么作用?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主要执掌六项事务:

1.为皇帝撰拟并发布保密性上谕;

2.协助皇帝处理奏折;

3.随时入值御前,为皇帝处理政务提供参考意见,接受皇帝的各种咨询;

4.参与高级重要官员的选任,为皇帝提供候选人;

5.奉命与有关官员商议重要事情和重大案件;

6.以钦差身份督查各部门的政务。

军机章京则负责公文流转等文字性事务。

知道了军机处的职权,对于军机处的重要作用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且由于军机处职掌着每日晋见皇帝,共商处理军国大事,并奉旨对各部门各地方负责官员发布指示的重要使命,所以军机处的保密工作处于很重要的地位。

据清吴振棫的《养吉斋丛录》载:

 

军机处自清朝嘉庆以后,其保密规制始严,规定凡军机大臣只准在军机处书本日所奉谕旨,部院稿案不准在军机处书,司员不准至军机处启事,军机章京办事处(章京系专职办事官员)不许闲人窥视,王以下及文武大臣不准至军机处与军机大臣谈论。

 

军机处归档保密规定:值日章京……凡本日所奉谕旨,所递片单,均钞钉成册,按日递添,月一换,谓之“清档”。军机处设有专门的档案房,有专职的保密人员管理这些档案。凡发交之折片,由内阁等处交还及汇存本处者,每日为一束,每半月为一包……均责成章京检覆无讹,按季清档,月折及各种存贮要件,收入柜中,值日者亲手题封,谓之“封柜”。每日奏折,于寅卯二时发下,由军机章京分送各军机大臣互阅。凡皇帝在奏折上批有“另有旨”、“即有旨”的奏折,由军机处章京贮于专门的保密黄匣中,交军机大臣捧入请旨,然后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旨意,命军机章京起草谕旨,经皇帝朱笔改定后,交各部院速议速办。为防止文件在传递过程中的失密,由军机处将文件密封后交兵部捷报处递往。在文件的封袋上,分别规定右书“办理军机处封”,左书“某处某官开拆”。至于皇帝亲笔改定的谕旨,在封袋上,则居中大书“传谕某处某官开拆”,其封口及书年月日处皆钤印……除此之外,皆使领者(领取文件者)注明画押于簿中,谓之“交友”。

军机处的保密措施,不但保证国家机密不外泄,还能有效保证各项事务不受阻挠而顺利执行。这些也为今天留下了大量珍贵档案资料。

军机处虽为军务所设,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更能强化皇权,实现前所未有的皇权集中,并由于在部分领域逐渐替代内阁作用,成为皇帝亲信组成的新的行政中枢内阁。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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