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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

 
顺治帝在生前就选好了自己的陵地,虽然是偶然的机会选定的,可是,风景却是独特,地理位置极佳,并创造出了大清帝国在关内的第一座陵墓群——清东陵。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的陵墓在他生前却没有能够营建。

 

 

 

一、上天的赐予

顺治帝的孝陵,坐落在今河北省遵化市马兰峪境内的清东陵,是清朝在关内建立的第一座陵墓。

清东陵位于北京东北大约130公里处的昌瑞山脚下,大小单体古建筑500余座,陵园总面积达2500平方公里,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为完整的古代帝王墓群之一。

清东陵的风水,奇山秀水相济,宏伟俊秀并举,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是天地造化的一个绝妙的风水宝地。

古代相度兆域,讲求前有照山,近有案山,后有靠山。清东陵正是按照这种理论选定的。

首先,清东陵北起雾灵山,南达天台山。雾灵山是清东陵的太祖山,其山脉逶迤南伸,至昌瑞山而止,是“后龙之正脉,风水之大源”。

其次,昌瑞山为燕山余脉,东西走向。中间主峰高耸,两侧山峰逐次低下,宛然一道天然屏风,为清东陵的后靠山。金星山位于陵区之南(前)。此山拔地而起,山形如倒扣的金钟,与昌瑞山主峰遥遥相对,它是孝陵的照山。在其南面西侧,有一天然深水潭,被称为龙门口。在金星山北有一座小山,似玉案前横,此为案山,当地人称之为影壁山。金星山、影壁山、昌瑞山恰好位于一条直线上,就好像大自然按着人的意愿特地安排的一样,景物天成,浑然一体。

整个陵区以昌瑞山为界,以南为“前圈”,以北为“后龙”。后龙周环250多公里,其内群山卓立,万岭奔腾,密林覆盖,人迹罕见,是陵寝的控制保护区。前圈四面环山,中间是48平方公里的平坦之地,诸陵寝均建在前圈之内。陵区东面的雁飞岭诸峰,千岩错落,文笔插天,势尽西朝,俨然左辅;陵区西面,黄花山、钻天峰众山,层峦飞翠,叠嶂腾辉,山峰倾向于东,实为右弼;象山、万福山、天台山横亘于陵区之南;位于雾灵山和昌瑞山之间的分水岭是“来龙”的脊背。陵园东侧的魏进河、马兰河和陵园西侧的西大河、大沙河分别从北向南流淌,左盘右绕,最后汇合于陵区之南的龙虎峪。这种万山拱卫、众水朝宗之势,加重了皇陵的神秘色彩和皇权神授的气氛,与庄严肃穆的皇家陵园保持了高度的统一与和谐,是人间绝代的天工斧凿的佳作。

登上昌瑞山顶峰,俯视南面的陵区,一片树海,满目苍翠。朱墙金顶辉映其间。转过身,极目远眺山北风光,但见山连山、岭套岭,气势磅礴,连绵不绝,似乎意味着皇家“身后子孙万代连绵永胜”之意。

对于清东陵的好风水,清廷编纂的《清朝文献通考》中有这样描述:

 

山脉自太行来,重岗迭阜,凤翥龙蟠,嵯峨数百仞。前有金星峰,后有分水岭,诸山耸峙环抱。左有鲇鱼关、马兰峪,右有宽佃峪、黄花山。千岩万壑,朝宗回拱。左右两水分流浃绕,俱汇于龙虎峪,崇龙巩固,为国家亿万年钟祥福地。

 

由马兰镇总兵官编纂的《昌瑞山万年统志》对清东陵的风水是这样记载的:

 

昌瑞山原名丰台岭,一峰搢笏,万岭回环。北开幛于雾灵,南列屏于燕壁,含华毓秀,来数千里长白之源;凤舞龙蟠,结亿万年灵区之兆。且其间,百川旋绕,势尽朝宗;四境森严,象皆拱卫,实为天生福地。

昌瑞山佳气团结,郁郁葱葱,巍峨数百仞,玉陛金阙,垣合紫徽,嘉祥迭见,屡产灵葩。是固出乎山之类,拔乎山之萃,而不可与众山为伍者。至于前后左右,诸山并诸水等,皆所以为此山之带砺而朝拱乎!

 

通过清朝东陵的守护官员的记载得知,昌瑞山原名叫丰台岭。这是怎么回事呢?历史记载,丰台岭改称昌瑞山,是因为那里营建了顺治帝的孝陵,为了大清帝国日久昌盛吉祥,于是,顺治帝的儿子康熙帝将丰台岭改称为昌瑞山。

那么,清东陵这块风水宝地是谁选中的呢?若说起这件事,还需要从一个传奇故事说起。

 

二、天花、打猎、定风水

对于东陵这块风水宝地,是谁选定的这个问题,在东陵地区盛传着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顺治帝是一位忧郁敏感的少年天子,他6岁登基成为皇帝。然而,由于年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没有皇帝的真正权力,一直处于傀儡的尴尬境地。他一方面忍受着“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跋扈、专制,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宫廷危机的困扰;另一方面,由于生来体质孱弱,性格内向,情绪不稳定,他不得不时刻提防着疾病的袭击。其中,他最为害怕的疾病就是天花,于是,躲避“出痘”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清朝初期,由于医学科学落后,根本无法抵抗天花疾病的侵袭,在当时,不仅平民百姓抵御不了天花病,就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以及皇家的金枝玉叶,对其也是无可奈何。而清皇族们,由于刚从相对寒冷的白山黑水间进入温暖的关内,加之体质上的差异,以及对气候的不适应,他们更容易被天花病所感染。清初名将多铎,虽战场上英勇善战,却死于天花病。

当时,为了应付天花的威胁,清廷在人口户籍管理上实行了一种特殊的身份管理办法,将居民分为“熟身”与“生身”。“熟身”就是指出过天花或者经历接触过天花的人;“生身”则是指没有出过天花或者怀疑有可能携带天花病原的人。清廷规定:一旦发生病疫预报,“生身”皆不准留在城中。这种规定,致使当时一些感冒发烧、风疹疥疮等与天花相似症状的患者,均被一刀切地迁出城外。还有,历史上的蒙古各部落,历来被清朝视为最可依赖的传统盟友,和睦蒙古是清廷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清太宗皇太极曾规定:每年蒙古各部落首领都要入朝觐见皇帝。即使在天花流行的时期,皇太极也坚持执行规定。然而,由于顺治帝对天花病的恐惧,竟然打破祖制,不再接见“生身”身份的蒙古王公。从他即位的第8年起,连续6年不接见前来朝见的蒙古王公。

顺治八年(1651),北京城发生了天花病疫情,由于顺治帝害怕传染上天花病,于是,他想到个人烟稀少的山区去躲避这个该死的“瘟神”。他找了个合适的借口,就以打猎为名。十月,他带着皇太后、皇后,从北京出发,到北京附近的遵化一带行猎,十二月,才回到北京。

在这次看似寻常的出巡过程中,顺治帝竟无意间选中了自己的万年吉地。原来,当顺治帝带领群臣来到京东遵化县马兰峪丰台岭一带的时候,他举目四望,但见高山连绵,冈峦起伏,隆起的山脊在蓝天白云的掩映下若隐若现,犹如一条条天龙,奔涌腾跃,呼啸长空。在天龙盘旋飞舞的中间,一块坦荡如砥的土地,蔚然深秀,生机盎然。东西两侧,各有一泓碧水,波光粼粼,缓缓流淌,形似一个完美无缺的金瓯。顺治帝不停地瞭前眺后,环左顾右,发出由衷的赞叹:“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于是,纵马来到一处向阳之地,翻身下马,双手合十,两目微闭,十分虔诚地向苍天默默祷告了一番,随后相中了一块合宜的地势,将右手大拇指上佩戴的白玉扳指轻轻取下,小心翼翼地掷向了山坡。之后,庄重地向身旁敛声屏气的群臣宣布:“扳指停落的地方,就是陵寝的穴位!”

以上虽为民间故事,但在历史上,却是有真实的记载。其中,嘉庆朝的礼亲王昭梿在他著的《啸亭杂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章皇尝校猎遵化,至今孝陵处,停辔四顾曰:“此山王气葱郁非常,可以为朕寿宫。”因自取佩韘(shè)掷之,谕侍臣曰:“韘落处定为佳穴,即可因以起工。”后有善青乌者,视丘惊曰:“虽命我辈足遍海内求之,不克得此吉壤也!”

 

《清史稿》上也有相似的记载:

 

先是世祖校猎于此,停辔四顾曰:‘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因自取佩韘掷之,谕侍臣曰:‘韘落处定为穴。’至是陵成,皆惊为吉壤。

 

由此看来,顺治帝所选的陵址是如此之好,可谓慧眼识地。不仅他是直接享受者,就是大清帝国的其他皇帝也成为了受益者。因为清东陵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就是在今天看来,也依旧是那么的和谐与完美。山不高,却俊秀;水不深,却含蓄;树不高,却挺拔;林不茂,却幽深;风不多,却徐徐;冬天不是干冷,夏天不是酷热。清朝的遗老诗人陈诒重,曾于民国二年(1913)这样真实地描写过清东陵的景色:

 

初至,从龙门口入,两崖壁立,一泓泠然,绝水而驰,溅沫如雪,水侧春草膴茂,夹毂送青。更前,则群松蔽山,苍翠弥望,寝殿黄瓦乍隐乍见于碧阴之中。好风徐来,清香满袖,清肃之气,祛人烦劳。

 

这么好的风水宝地,怎么会落到了顺治帝的手里呢?其实,这里曾被明朝崇祯帝选中过,只不过随着江山的易主,这块宝地无意间又被大清帝国的顺治帝相中,并最终成为清朝皇帝的万年吉地。

 

三、这个答案有悬念

对于顺治帝选定陵址之说,既有民间传说,也有历史记载,按理说,这就是铁打的事实,不容置疑。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作为官方的《清世祖实录》和《大清会典》,对此却没有记载。

据《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帝生前曾两次到过京东的遵化。第一次是顺治八年(1651),十月十九日离开的北京,十二月十七日回的北京;第二次是顺治十六年(1659),十一月初九日离开的北京,十二月十二日回的北京。但《清世祖实录》上,都没有提到选陵址。

作为官方重要史书的《清实录》,为什么对顺治帝选陵这件事避而不谈呢?人们在质疑的同时突然发现,发生在康熙朝的一件陷害钦天监监正汤若望的事件,居然与这件事情有些关联。

汤若望,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Johann Adam Schallvon Bell),德国人,是明朝末年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公元1592年5月1日,汤若望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科隆城的一个贵族家庭,从小就读于著名的三王冕贵族中学。由于学习成绩突出,毕业后被保送到罗马的日耳曼学院。1611年,加入耶稣会。1619年7月,来到中国澳门。1623年,在明朝政府供职。顺治八年(1651),进献新历法《时宪历》后,进入清宫,在钦天监做事。对此,《清世祖实录》上有这样的记载:

 

钦天监印信,著汤若望掌管,所属该监官员,嗣后一切进历、占候、选择等项,悉听管印官举行。

 

钦天监,中国古代的国家天文台,承担观察天象、颁布历法、选择吉时、相度吉地的重任。掌管钦天监的首席官员是钦天监监正,相当于国家天文台台长。由于历法关系农时,加上古人相信天象改变与人事变更是直接对应的,因此,钦天监监正的地位十分重要。汤若望不负众望,在钦天监做事十分出色,获得了顺治帝认可的同时,还与顺治帝和皇太后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顺治帝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而孝庄皇后则尊其为义父。顺治八年(1651),仅仅一年之内,汤若望就连升三次,从通议大夫、太仆寺卿到太常寺卿,官级从五品升到正三品。顺治十年(1653),顺治帝赐给了汤若望“通微教师”的尊号,其地位相当于国师。顺治十五年(1658),汤若望获光禄大夫的荣誉头衔,官位升至正一品,并且他的祖上三代,都得到了顺治帝的册封。不仅如此,为了能经常方便地与汤若望见面,顺治帝免除了汤若望在皇宫中的一切复杂的礼节规定,派皇室亲王护送他回家,还经常御驾到汤若望府邸,与其长时间畅谈,这种没有礼仪、不分尊卑的做法,被认为有违礼教,因此,激起了朝中大臣的不满。于是,顺治帝死后,汤若望的地位开始受到了威胁和动摇。

康熙四年(1665)三月十六日,江南徽州府新安卫官生杨光先进呈《请诛邪教疏》,罗列了在皇宫中任职的传教士的“三大罪状”,即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和历法荒谬。其中的两篇“摘谬论”,则是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汤若望,想以此陷害汤若望致其死地。

为了达到此目的,杨光先在文中指责汤若望“天算舛谬”。即选荣亲王葬期时,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①,致使荣亲王园寝的山向与葬期年月,俱犯忌杀。因事关重大,从而导致了董鄂妃和顺治帝的先后死亡。此种言论一出,朝野顿时哗然。历法深微,五行玄妙。虽然汤若望与杨光先的争辩不分上下,但是,由于朝臣本来就有排外的情绪,加上对汤若望之前受宠的嫉妒,当时的形势对汤若望极为不利,于是,不管杨光先的说法是真是假,大家一股脑地给汤若望扣上了弑君的罪名,绝不免赦。1665年4月,汤若望被判为凌迟处死,也许汤若望是真的很委屈、很冤枉,可能是自然界间的一个偶然巧合,就在要处死汤若望时,北京地区发生了地震,于是,人们惊恐之余,认为这是汤若望的冤情震怒了老天爷,老天爷站出来要保护他。这时,太皇太后也出面讲情,这才释放了汤若望,他的仆人潘尽孝也免去一死,但其他的人还是都被处死了。对于这个案件,《九朝东华录》是这样记载的:

 

天佑皇上历祚无疆,而汤若望止进二百年历,俱大不合。其选择荣亲王葬期,汤若望等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关重大,拟钦天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品挈壶正杨宏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等,俱斩立决。得旨,汤若望系掌印之官,于选择事情,不加详慎,辄尔准行,本当依拟处死,但念专司天文,选择非其所习;且效力多年,又复衰老,著免死。杜如预、杨宏量本当依拟处死,但念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风水,皆伊等看定,曾经效力,亦著免死。

 

这段文字中提到,清东陵的孝陵风水是杜如预、杨宏量等选定的。说到这里,问题就出现了,清东陵的风水到底是谁选定的?是顺治帝还是杜如预、杨宏量?

支持顺治帝选定东陵风水的,不仅有《清史稿》等史料,还有众多权威档案和重要人物的支持。《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六年(1667)七月,康熙帝亲政不久,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提出看守孝陵的要求。对此,康熙帝很是奇怪,就派人去询问,苏克萨哈解释说:

 

世祖皇帝卜地时,蒙谕:“朕万岁后,尔等大臣之墓,亦葬陵寝近地为善。”我即叩谢:“若得如此,幸甚!”……卜阅陵地,非我一人侍从,曾有索尼、遏必隆、我等三人,一起叩谢。

 

乾隆帝在《御制诗二集》中,有一首《恭谒孝陵》诗,在诗里面也证明了孝陵风水是顺治帝亲自选定的。乾隆帝是这样写的:

 

松柏守宫阙,星辰侍礼仪。

鼎湖亲卜吉,昌瑞万年基。

 

在诗注中,乾隆帝则更加清楚明白地写道:

 

昌瑞山,乃我世祖行围至此亲定者,初未用堪舆家也。

 

康熙七年(1668)的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以及康熙十五年(1676)编撰的《遵化州志》,记载的也都是顺治帝定昌瑞山为陵址。

支持清东陵风水选址是风水官员的就只有那个《九朝东华录》。而且,只要留心注意,还会发觉,《九朝东华录》里面,只是说孝陵(顺治陵)风水是风水人员看定。这里就出现一个新问题。清东陵风水能代表孝陵风水吗?反过来说,孝陵风水能代表清东陵风水吗?通俗点也就是说,孝陵与清东陵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只要弄清楚了清东陵与孝陵之间的关系,一切问题就都清楚了。现在,人们常说的清东陵,是指东陵里面的所有帝后妃陵寝,而孝陵只是清东陵里面的一座陵寝。它们之间的关系,属于整体与个体,但关键是孝陵是清东陵里的首陵,是清东陵的第一座陵寝,孝陵出现后,其他的陵寝才陆续出现。而上文所说的昌瑞山,是清东陵中所有陵寝的后靠山,可以泛指清东陵。说清东陵的风水,也可以说是昌瑞山的风水,无论是说清东陵风水,还是说昌瑞山风水,都包括孝陵风水,而现在我们说的东陵风水,主要指的就是孝陵风水,因为孝陵占据了清东陵最主要的地理位置。而《九朝东华录》里面所说的风水官相度孝陵风水,实际是指相度了孝陵陵寝地宫和单体建筑的具体位置,与整个清东陵风水的选定是没有关系的。再通俗简单地说就是,顺治帝选定的是孝陵的大概地理位置,是在昌瑞山下,他并没有选定孝陵地宫甚至金井的具体位置,只是一个泛泛的大体范围,做的不是施工前的具体工作,那些风水官员做的则是在顺治帝选定孝陵大概位置之后,做的一系列具体工作。因此,如果说清东陵风水,或者昌瑞山风水,或者孝陵风水,都是泛指清东陵整个风水的话,那么其风水的选定,还是顺治帝首先相中的。至于为什么《清世祖实录》和《大清会典》里面没有这方面的记载,现在还不得而知,只能算是一个未解之谜。

在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是,顺治八年(1651)十二月份,顺治帝曾住在距昌瑞山仅十几里路远的汤泉,而且住了7天时间;顺治十六年(1659)十二月初六日、初七日,他又住在汤泉,初八日,还住在昌瑞山对面的天台山。顺治帝在东陵周围一带住了这么多天,很有可能就是在相度他的万年兆域。在此时,已有顺治帝的乳母奉圣夫人朴氏的丈夫哈喇于顺治十二年(1655)葬于清东陵东侧的马兰河东山脚下。顺治十五年(1658),顺治帝的爱子荣亲王与他爱妃悼妃葬于清东陵西侧的黄花山下。按照常理来说,顺治帝不大可能将他最亲近的人埋葬在离北京200多里远的山区,而且这些人的坟墓还是分列在后来东陵陵区的东西两侧。还有,如果说顺治帝在这次东陵的居住仅仅是为了打猎的话,他也不可能在东陵这块方圆只有3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持续打猎好几天。再进一步讲,当时马兰峪已是一座名镇,在马兰峪以西的今天清东陵一带,已有民居和寺庙,那里根本就不是一处打猎的好地方,那里更没有什么名胜古迹,顺治帝在天台山一带滞留七天之久,不是相度陵,又是在干什么?如果不将昌瑞山下定为陵址,他能把他的爱子、爱妃和哺育他的保姆的墓地选在那些地方吗?这一切都足以表明,顺治帝是在昌瑞山下为他的陵墓选址。现在来说,虽然顺治帝亲选陵的问题在《清实录》记载方面还有些模糊的地方,但顺治帝的孝陵后来毕竟是伫立在了那片风水最好的昌瑞山主峰之下,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唯一令人可叹的是,顺治帝的陵寝工程尚未动工,他就龙驭上宾,追随他最心爱的女人董鄂妃去了,后来他的儿子康熙帝为他营建了陵墓,史称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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