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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将“心事”进行到底

一、曝光“地下豪宅”
道光十一年(1831)十一月初八日酉时,道光帝的龙泉峪陵寝工程正式破土兴工。早在道光十一年(1831)二月二十二日,道光帝在将龙泉峪定为他的万年吉地的当天,在任命工部尚书穆彰阿、户部左侍郎敬徵、户部右侍郎宝兴、工部右侍郎阿尔邦阿为承修大臣,办理龙泉峪万年吉地工程的同时,他就谕令钦天监在当年选择兴工吉期。在接到在当年选吉的谕旨后,钦天监遵照《钦定协纪辨方书》,恭照龙泉峪吉地山向,按道光十一年岁次辛卯年神方位,逐月详查,择得道光十一年(1831)十一月初八日丙辰,宜用酉时,由丁壬二方动土兴工,万全大吉。道光十一年(1831)三月十六日,道光帝接到钦天监的回奏后,立即批道:“依议。”
穆彰阿等 4位承修大臣奉命承修万年吉地工程,首先要办的就是组建工程处,选调监督、监修官员。4位承修大臣经过共同商量,决定从各部院衙门抽调了一批精明能干、懂得工程的官员充任监督,并进行了分工。经过道光帝的批准,抽调的官员及分工如下:圆明园郎中文祥、工部郎中龄鉴、户部员外郎凤保、内务府员外郎景福、副参领春祥、奉宸苑主事辂敏等 6人承修万年吉地中路各建筑,不分段落,一体办理;户部郎中缉实、工部郎中存兴、内务府郎中庆魁、员外郎琔珠等 4人承修妃衙门一切工程;其礼部、工部衙署、八旗、内务府营房及添修墙垣等项工程,由前面提到的 10名官员分别兼办,不再另为委派监督。选派内务府郎中德顺、工部员外郎兆那苏图、内务府员外郎存森、那昆在京档房办理日常事件。
在任命承修大臣不久,道光帝再次亲自对龙泉峪陵寝的规制作了具体指示:酌改宝城规制。方城、明楼、穿堂诸券、琉璃花门、石像生均著撤去。大殿建盖 3间,单檐成做。甬路(神道路)不必接至大红门。
穆彰阿等承办大臣遵照道光帝旨意,于是拟定出了龙泉峪陵寝初步规制,并上奏给道光帝批阅:
谨拟吉穴分位,修建地宫、宝顶、月台一座、丹陛一座,上留隧道。建石牌楼一座,前设台石五供。成砌叠落泊岸,上建石栏板一层。至内水分位,修石平桥一座。前进大殿、配殿、宫门、朝房、碑亭、三路三孔桥、石牌楼、一路五孔桥及神厨库、罗圈墙等项工程,均就地势广狭,酌拟丈尺。其石桥分位去水方向,系就山势曲折酌定,以成天然形势。
道光帝看了穆彰阿的这份折奏后,在朱批中,首先重申了前两次所降谕旨的内容。然后将穆彰阿等人所拟定的规制作了简单的修改:将原拟的三路三孔拱桥改为一路三孔拱桥。但实际建成后的慕陵规制,与这次所拟定的规制还是有一定的差异,这说明在后来,所定规制又有一次或几次的变动。陵寝在修建过程中,不断变更原拟规制和做法,是经常发生的事。乾隆帝的裕陵在初拟的规制中没有石像生、牌楼门,陵寝门前的玉带河上只建 3座平桥,后来增加了石像生、牌楼门,将 3座平桥改为 3座一孔拱券桥。在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帝曾下令将裕陵殿宇内地面由铺墁金砖改为铺墁花板石,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作罢,仍用金砖铺墁。普祥峪定东陵(慈安陵)和菩陀峪定东陵(慈禧陵)在营建时,曾先后 5次变更原拟做法。这次穆彰阿所拟定的规制只是粗线条的大致规制,是为勘估做准备的,属于“征求意见稿”,待奏准后,再由勘估大臣按皇帝同意的规制详细制定,估算钱粮。如果在上奏前就按所拟规制估算钱粮,一旦皇帝不同意所拟规制,或有局部改变,则以前的工作都白做了。其他陵寝在营建时大都这样做。
道光十一年(1831)五月底,道光帝派东阁大学士托津带领销算人员进行勘估,估算用银 2402376两 2钱 1分 5厘,道光十五年(1835)十二月截止,龙泉峪陵寝工程,包括妃园寝、各衙门、各营房等各项工程,实际销算 2434300余两。
道光十一年(1831)十一月初八日酉时,龙泉峪陵寝正式破土兴工,道光十五年(1835)八月,历时 4年的龙泉峪陵寝工程全面竣工。陵寝完工后,道光帝派文渊阁大学士文孚、东阁大学士潘世恩“率领司员人等先后赴工,调取承修监督造报细册,将通工活计,逐处详查丈量核算,与做法丈尺清册均属相等”。
道光十五年(1835)九月初三日,道光帝到西陵参加孝穆、孝慎两位皇后梓宫的暂安礼时,再次阅视了刚刚竣工的龙泉峪万年吉地。为了有充裕的时间好好看一看自己苦心设计经营的万年后冥居之所,他特地在两位皇后梓宫到达陵寝的前一天就来到了龙泉峪,同时还阅视了妃园寝。当见到陵寝工程坚固宏整时,道光帝非常满意,对承修大臣及办工官员大加奖赏:晋监工大臣、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穆彰阿为太子太保,赏给紫缰;加户部右侍郎阿尔邦阿为太子少保;赏还总管内务府大臣敬徵二品顶带花翎;赏泰宁镇总兵官奎照花翎。对其他办工官员也均有封赏。同时对昔日相度龙泉峪吉地的大臣也进行了封赏:晋户部尚书耆英为太子少保;晋理藩院尚书禧恩为太子少保;加户部左侍郎奕纪太子少保,并下部优叙。
根据实地考察,并结合清宫档案记载,慕陵的布局及建筑规制如下:
地宫一反传统的九券四门,改为四券二门,门上镌刻八大菩萨,四券是隧道券、罩门券、门洞券和金券及两道石门。4扇石门上分别雕刻除盖障菩萨、虚空藏菩萨、慈氏菩萨和普贤菩萨。金券内东西两侧设 7组册宝座。地宫顶部为砖砌蓑衣顶。地宫下设两条龙须沟即下水道。地宫的罩门券内、门洞券内和金券内分别设 2个龙须沟漏眼即地漏。
慕陵是清陵中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安设龙须沟的陵寝,显然是汲取了宝华峪陵寝地宫出水的惨痛教训,这也是陵寝建筑的一大进步。

地宫之上建方形月台,其台面及陡板均用青白石料墁砌。月台边长 38.37米,高 1.58米。月台南有一座 11级石踏跺。
月台之上,正中建宝顶一座,圆体,较以前诸清帝宝顶大为收小,而且“撤去小夯灰土,改砌砖块”。宝顶下肩为圆形石须弥座。石须弥座以上的宝顶外皮周砌宝城。
慕陵以前的诸清代帝后陵的宝城几乎与城墙无异,不仅高大宽厚,而且外沿作雉堞,内砌宇墙,中为马道,马道上可以行人。而慕陵的宝城仅仅是一道紧贴宝顶环砌的环形围墙,墙顶覆以黄色琉璃瓦料,直径达 32米。宝城周圈上部伸出6个沟嘴,原为铜沟嘴,解放前丢失后,20世纪 70年代,清西陵保护单位为了排泄宝顶上的雨水,特意补上了石沟嘴。
宝顶前的泊岸南沿安设青白石栏杆,龙凤柱头,设 12级踏跺 3座,再往下为一通长的石礓礤。礓礤南正中为石台五供。此座石台五供其形制无独特之处,唯有石香炉和花瓶上镌刻的不是传统的图案,这一新颖的创意成为昌西陵和慕东陵效法的蓝本。后来,昌西陵和慕东陵石香炉上不但雕刻了流云,还增加了无数只飞翔的蝙蝠,形成了“万福流云”的吉祥图案,更具有动感和新意。
在石台五供之南是一座有着陵寝门作用的石牌坊。三门四柱三楼,采用木结构形式,实际上却完全用青白石料构筑而成。每根石柱的夹杆石顶面均雕刻一只卧麒麟。此石牌坊所在的位置本应该建陵寝门三座,但道光帝在这里却偏偏建造了一个石牌坊,估计不仅仅是为了改革,更大的可能就是因为道光帝喜欢这个建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建造,于是就只能放这里了。在这里用石牌坊代替原三座琉璃花门形式的陵寝门,给人的感觉有些不伦不类。因为在中国古代,牌坊与门的位置和作用是不一样的。门是一座建筑或一座院落的门户,而牌坊则为一组建筑群体前的标志物,因而牌坊一般都建在这组建筑群的总大门之前,它不仅可以在刚进入古建筑群的时候就构成艺术处理上的一个高潮的效果,而且也把整组建筑群体烘托得更加富丽堂皇,例如明十三陵、清东西陵、雍和宫、福佑寺、白云观等建筑在大门前都建有规制崇宏、精美高大的牌坊。另外,一般牌坊是不安装门扇的,而建筑和院落的门则需要安门扇,需要加锁的。陵寝门是陵寝后寝部分的门户。入关后建造的清朝帝后陵,乃至妃、王爷的园寝,不但要安寝门,还要加锁,这也是出于安全的需要。
石牌坊前,有一条东西贯通的筒子河,在上面建有 3座三孔平桥,唯中间那座桥上安设青白石栏杆。筒子河的两端分别与东西墙外的马槽沟相通。
筒子河之南是隆恩殿和东西配殿。三殿均为单檐歇山黄琉璃瓦覆顶,面阔 3间。隆恩殿周围带回廊。慕陵三殿木料均用金丝楠木,不油饰,不披麻做底杖,不施彩画,以桐油浸饰,外露楠木本色,显得十分古朴典雅。更为奇特的是慕陵三殿雕有988条龙。其中,三殿的每一块天花板上,都采用高浮雕手法雕刻一条正龙,龙头朝下,栩栩如生。抬头仰望,但见龙头济济,十分壮观。三殿的雀替、隔扇的裙板上也都雕刻着立体感很强的云龙。这种装修不仅在明清两代皇陵中独一无二,就是在紫禁城中也难以找见。

据称,这里曾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因为道光帝在东陵建造的陵寝地宫发生了渗水,为了能找慕陵隆恩殿天花板上的雕龙到一个能避免新地宫渗水的办法,于是,道光帝就想:“地宫之所以渗水,也许是‘群龙钻穴,龙口吐水’所致,要是把龙都请到建筑物的天花板上,群龙就会在天上争水,而不往地宫里面吐水了”。于是,他就下令,在天慕陵隆恩殿雀替上的雕刻之一花板等显著位置,均雕刻有许许多多的龙,因此,三殿内就形成了“万龙聚会,龙口喷香”的气势。
隆恩殿前的月台上设铜鼎式炉 1对,东旁设一座方体石幢,慕陵隆恩殿雀替上的雕刻之二上面镌刻道光帝的两首御制诗。西旁设一座石日晷。这里设石日晷,不知有何说法。大殿及月台周围无石栏杆围护。
清制:陵寝隆恩殿大脊两端的螭吻两侧各下垂一条铜镀金的链子,称为吻链,清宫档案中称
之为“见广识大”。如今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乾清宫、神武门等主要建筑上仍完整地保留着当年的吻链。慕陵隆恩殿上的吻链虽然不存在了,但螭吻两端连接吻链的如意式铜拉扯以及瓦垄上连接吻链下端的桃式镀金铜钉如今依然存在。这是清陵中仅存的吻链遗物,因此,十分珍贵。
东西配殿各 3间,单檐歇山黄琉璃瓦覆顶。
东西燎炉各 1座,单檐歇山黄琉璃瓦覆顶。
隆恩门单檐歇山黄琉璃瓦覆顶,面阔 5间。
隆恩门外东西值班房各 1座,单檐硬山卷棚灰布瓦覆顶,面阔3间。
东西朝房各 5间,单檐硬山黄琉璃瓦覆顶。
马槽沟 1道,上建桥 3座,中桥为三孔拱券式桥,两旁均为五孔平桥。
马槽沟以南神道正中为神道碑亭,重檐歇山黄琉璃瓦覆顶,四面各显 3间。神道碑的阳面(南面)用满、蒙、汉三种文字镌刻“宣宗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成皇帝之陵”27个字,满文居中,汉字在右,蒙文在左。汉字为咸丰帝御书,碑身的右下面刻有“咸丰尊亲之宝”的印文。碑阴用满、汉两种文字镌刻咸丰皇帝撰写的颂扬其父的一篇碑文。其字由咸丰帝御书,汉字在东边,满文在西边。这是清陵中唯一碑阴刻有文字的神道碑。神道碑下是龙首龟趺,龟趺下是刻满海水江崖图案的水盘。水盘四角分别刻有鱼、龟、虾、蟹四水族。值得一提的是该碑亭四门券脸石上的雕刻,其纹饰虽然只是蔓草和山石,并不复杂奇特,但形象却十分流畅,尤其是刻技精湛,立体感极强,在清西陵神道碑亭中是最精美的。
神道碑亭之左(东)是神厨库。库内建神厨房 1座,面阔 5间,单檐悬山黄琉璃瓦覆顶。南北神库各 1座,各面阔 3间,单檐悬山黄琉璃瓦覆顶。重檐歇山黄琉璃瓦覆顶的省牲亭 1座,环以红墙,西侧建门楼 1座。神厨库南墙外是井亭。神道碑亭前左右为下马牌。碑亭前是龙凤门。龙凤门前是五孔拱券桥。龙泉峪陵寝在完工前,穆彰阿等承办大臣就已经开始策划在陵寝周围栽种仪树、海树等项事务事宜了。道光十四年(1834)冬季,在龙泉峪陵寝及其妃园寝,共栽植和补种松柏杨树 11370棵。
仪树,凡栽在陵院内、砂山、后宝山及神道两旁的松、柏、杨树,都是指按照一定的规则顺序。这些树成排成行,整齐有序,高低大小也基本一致,就如同排列在大道两旁的仪仗队一样,因此,这些树被称为仪树。
海树,则是指是慕陵神厨库东南角及仪树仪树之外的树木,因为这些树木既不分行,也不成排,如同海洋,所以被形象地称为海树。海树初由人工栽植,后来自行滋生,陵区之内多数是海树。由于这些树不仅有美化环境、调节气候,遮挡风沙的作用,而且还有突出皇陵威严、强化神秘气氛的作用。因此,在清代,国家对皇陵的仪树和海树严加保护。每年树木回干多少,补栽多少,成活多少,陵寝大臣都要向皇帝奏报。如因陵寝工程需要砍伐一些仪树、海树,要提前向皇帝奏请,砍伐日期由钦天监选择。对于私进陵区,砍伐或烧毁树株的人,给予严厉处罚。对失职的护陵官员,给予降调、革职、甚至杀头的处罚。清代陵制,每座陵寝建成后,均有 10年的保固期。在保固期内,如果发现工程有问题,由承修大臣赔修。超过保固期,则由国家拨款维修。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二月,慕陵及妃园寝的保固期满后,其岁修及浇灌树株的工作转交给西陵守护大臣阿灵阿、福济及泰宁镇总兵官德春负责。
二、再次给力改革
如果说道光帝在宝华峪陵寝制度上的改革,属于小打小闹的话,那么,他的龙泉峪陵寝则属于大刀阔斧强力改革下的成果。尽管龙泉峪陵寝耽误了很多时间,也浪费很多人力和金钱,但道光帝的龙泉峪陵寝还是如期如质的建造了起来,并且其陵寝建筑规模和规制都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龙泉峪陵寝的规制与宝华峪陵寝比较起来,有许多不同,若与以前的孝陵、景陵、泰陵、裕陵、昌陵等祖陵相比的话,则显示出更大尺度的突破。根据这些新变化的细节内容,现在可以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
一、缩减规制类型变化。这些变化具体体现在八个方面:
1.地宫由九券四门改为四券二门;取消经文、佛像雕刻;由琉璃头停改为砖砌的蓑衣顶。
2.隆恩殿由重檐、面阔 5间改为单檐、面阔 3间。
3.裁撤了隆恩殿及月台周围的石栏杆。
4.东西配殿由 5间缩为 3间。
5.宫门前的马槽沟上,由传统的三路三孔拱桥改为一路三孔拱桥,两侧为五孔平桥。
6.神道不与泰陵神道相接。
7.裁撤了方城、明楼、二柱门、石像生、石望柱。
8.不再建圣德神功碑亭。
二、奢华铺张类型变化。这些变化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1.将传统的三座门形式的陵寝门改为四柱三门三楼形式的石牌坊。据清宫档案记载,这一改动,比原估增加银 2387两 9钱 9分 9厘。这一变化也属于独创。
2.三殿木件全部使用名贵稀有的金丝楠木。楠木生长在川、广、云、贵诸省的深山之中,生长慢、产量少。早在嘉庆初年就已很难采到大件楠木,在建昌陵时,因采不到大件楠木,曾拆用了京城东直门城楼的楠木木料。仍不够使用,最后不得不全部改用围场的黄松。到了道光中期,楠木之稀少珍贵更是可想而知。因此,龙泉峪陵寝的三殿木料仅此一项就要多耗费巨大的民力和钱财。
3.三殿木件不油饰彩画,虽然节省了一些银钱,但天花板上、雀替上和隔扇裙板上采用高浮雕手法雕刻云龙 988条,仅此这一项,又要多花费很多的银两。
4.三殿的檐、山墙、陵院围墙(不包括神厨库院墙)、隆恩门的扇面墙慕陵东配殿山墙和后檐墙均是磨砖对缝的墙体等全部采用干摆到顶的工艺手法。干摆,俗称磨砖对缝,是一种工艺高超、工序复杂、费工费料的砌墙工艺。砌筑成墙时,砖与砖之间干摆灌浆,砖与砖之间全用灰来黏接,墙面不挂灰、不涂红,整个墙面光滑平慕陵东围墙磨砖对缝整,严丝合缝,外表一看,砖缝细如发丝,甚至几无缝隙,浑然一体,看不到一点灰痕。这种砌法的墙体,外观整洁、典雅,实际又颇坚固,由于费工费料费钱,所以工程中很少有干摆到顶的墙体。如果按传统做法,这些墙都是上身糙砖灰砌,内外墙皮抹慕陵隆恩殿东侧走廊灰,提刷红浆或黄浆,下肩内外均为澄浆砖干摆。就是以骄奢淫逸著称的慈禧皇太后,在重修她的陵寝时,也只将三殿的山、檐墙改为干摆到顶,而陵院院墙及宫门的扇面墙仍采用传统做法,未敢大变。
三、属于创新类型的变化。这些变化具体表现在七个方面:
1.大殿前的月台上不设铜鹤、铜鹿,而陈设石幢、石日晷。
2.隆恩殿地面略近方形,中央明间与东西两侧之间各施隔扇,外绕走廊,这在清代关内九座帝王陵寝中是独一无二的。
3.在神道碑的背面镌刻碑文。
4.石五供的花瓶、香炉上不刻兽面纹而刻流云。
5.后寝部分后院的面阔(东西宽度)比前院窄。
6.将陵寝名镌刻在陵寝门中门之上。
7.地宫里面首次设置龙须沟。
在这 7项创新中,只有后 3条对后世清陵产生了影响。因为自慕陵以后,凡皇帝陵和皇后陵,后院均比前院窄。凡帝后陵,乃至妃园寝,所有地宫都设置龙须沟。而其中将陵寝名镌刻在陵寝门中门之上的做法,只有昌西陵和慕东陵是效仿了,因为只有这两座陵寝均没有建方城、明楼,没有悬挂陵名匾额的地方。假设昌西陵和慕东陵都有自己的方城、明楼,肯定也就不会出现把陵名镌刻在陵寝门之上的现象。后来建的定陵、定东陵、惠陵、崇陵就是例证。
当然,道光帝所做的这三类改革陵制的变化,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有的同时兼有其他类型的性质,因为这些均是没有一定参考前例的,是道光帝一时的心血来潮,完全是出于道光帝个人的喜爱,并没有认真考虑过他的做法是否会对后世子孙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因此其随意性是很大的。
其实,在现在人们看来,道光帝之所以大张旗鼓地改革祖宗陵寝制度,不仅仅因为简朴是他所认为的家风,更重要的是他虽然是一代比较守成的帝王,但骨子里却也有一种新的思想在作祟,龙泉峪陵寝真正出现的原因,也许就是他新老两种思想经过反反复复斗争后的结果。道光帝既想继承传统祖制,又想创立节俭新规,于是就出现了与祖制有冲突矛盾的问题了。如果葬在东陵,就不能与父母葬在一起,还不能彻底打破祖上留下来的陵寝制度老规矩,以让自己子孙继承效仿自己很节俭的家风。于是,他就在宝华峪陵寝地宫渗水问题上大做文章,将本来不是很严重的事情作为重大责任事故来处理来问责。这样做有两个好处,既巩固了他作为帝王的无上尊严,也打击了朝中反对他破坏陵寝制度的朝中大臣们。这样,他就不仅可以随意更改陵寝制度,更可以肆无忌惮地把自己的陵寝搬到西陵陪伴在自己的父母身边。这可以从他派人在四处寻找新的吉壤中看出来,他对朝中大臣的意见还是比较在意的,所以他故意拖延了两年时间,才把自己陵寝的吉地确定下来,那就是自己父母陵寝附近的龙泉峪。如果他一开始就让人在他父母陵寝附近相度吉地,也许朝中大臣会有不同意见,而他把事情拖延一段时间再这样做,朝中大臣们则不敢再站出来反对,前车之鉴中受到处罚的大臣们的样子,在那些大臣们心中一直历历在目,不敢再超越自己管理范围的一小步,因为那些朝廷大臣们通过与他们的这位谨小慎微的道光帝合作共事后发现,道光帝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主子,事必躬亲、明察秋毫不说,一旦被抓住什么错误把柄,那就很可能被降职、充军发配,甚至被砍头,于是,这些大臣们也就磨炼出了一套对付道光帝一个人的官场规则:少说话,多磕头。这种只注重于形式细节的官场风气,令众大臣再也不敢对道光帝所作所为有一点违背的意见。因此,道光帝才能冲破朝中大臣方面的阻力,将他思想中的节俭与浪费、遵守与打破祖制的行为最终付诸实践,并一再取得了令自己满意的效果和成绩。
纵观整座龙泉峪陵寝,我们不难发现,之所以有这些变化,也许是一向以俭朴自诩的道光皇帝为了表明自己是真的生活很节俭,也许是他内心里本来就存在对祖制的一种叛逆抵触心理。但不管怎么说,即使新建的龙泉峪陵寝裁撤掉了很多建筑,无奈于该工程同时又新增了很多奢华的建筑,致使整个龙泉峪陵仍耗银达 240万两之多。这样细算起账来,道光帝陵寝的两建一拆,其本身的花费,在清代建陵史上,绝对是首屈一指了。这对于道光帝一生的所谓节俭是个最大的讽刺,由此也能看出他性格上的反复无常和一意孤行。
这里可以说明道光帝的思想比较复杂,也很矛盾,他在打破祖宗的陵寝制度之后,却要求自己的后世子孙遵循自己所创立下的规矩和制度。道光帝在龙泉峪陵寝月台石幢上的御制诗中的一句话,则非常彻底地暴露了他的这一思想,这联诗句是这样说的:或能后有一规模。
“岂敢上沿诸制度,”意思是他不想沿袭关内诸祖陵的规制,是想使自己的陵寝成为后世子孙效仿的蓝本。后来的事实表明,道光帝所创立的新陵寝制度,或者说他所谓为陵寝应该有的陵寝规制思想只有很小一部分得到了继承。继慕陵之后建的定陵、惠陵和崇陵,基本上仍是采用了孝、景、泰、裕、昌诸陵规制。而他所创立的新陵制,无意中却给他的子孙建陵寝制造了一定的麻烦,定陵规制之争就是一例。
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长期负责陵寝工程事务的工部右侍郎宋晋向垂帘听政的两宫皇太后上了一个“慕陵规制万古可法,定陵可否仿照办理”的折子,他在奏折中说:
窃臣备员工部,每于查看陵寝工程,皆得敬谨瞻仰。所有各陵工前建圣德神功碑楼并像生石工等项,后建明楼,本系遵照成规,藉崇观饰。惟慕陵制度有超越寻常成例之外者,前层不建碑楼并石像等件,后层无明楼,仅于隆恩殿后建石牌楼,其上即为宝城。臣每叹为朴实宽敞。圣心制作之精为万世不可易也。 ......现闻定陵工程基址新立,蒇事尚未有期 ......可否饬下钦工处,于定陵规模更加详度,总在工程之固,不在增饰之规。一切仿照慕陵规制办理,以期山陵早日奉安。
由于变更陵寝规制,关系重大,两宫皇太后也不敢做主,于是,令众臣会议此事,很快,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众大臣将会议结果上奏皇太后:
现在,定陵工程大局已定,若勉强仿照慕陵办理,则所备木石工料等项一切均须变更,既多滞碍,转恐稽迟。臣等公同细心酌商,自应仍遵现在成规,敬谨赶办,以期尽速蒇事,山陵早日奉安。
众大臣的意见是仍按原规制继续办理,于是,两宫皇太后很快作出了关于咸丰帝陵寝规制的最后决定:
该王大臣等所议,实系准情酌理,询谋佥同,自应俯允所请,著仍遵现在成规,迅速恭办,以期山陵及早奉安,用承妥佑。
虽然宋晋的建议未被采纳,定陵规制之争也暂时风平浪静,但 13年后,关于陵寝规制的问题,则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
光绪元年(1875)营建惠陵时,有鉴于定陵的规制之争,在动土兴工之前,承修大臣们就向两宫皇太后奏请惠陵规制:“惠陵..其尺寸做法是否仿照慕陵,或仿照定陵规制?开具尺寸清单并绘图,恭呈御览,伏候皇太后圣裁钦定,以便遵照灰线、烫样。”当日两宫皇太后便降下懿旨:“著照定陵规制,图留中。”40天以后,即光绪元年四月七日,两宫皇太后再降懿旨:“惠陵现在择吉兴工,除神路、石像生毋庸修建外,其余均照定陵规制。”惠陵原设计规制,神路与孝陵相接,设石像生 5对。两宫皇太后出于节省经费以效法慕陵做法,用以昭示“绍休法祖”“朴实俭约”之外,其余的,还是按照定陵规制办理的。
至此,道光帝所创立的新的陵寝制度,在光绪朝因不被采纳而彻底宣告失败。因此,清代皇陵陵寝制度再次回归到原有的轨道上。当然,这些事情的发生和结束,道光帝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早已躺在冰冷阴暗的地下。不知是他对自己陵寝的改革有些后悔还是怎么,在道光帝临死前,他再一次给力他的龙泉峪陵寝,留下了四道奇怪的谕旨,希望他的儿子能按照他的意思完成他最后的心愿。
那么,历史上的道光帝究竟留下了什么样的谕旨呢?他的儿子又是怎么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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