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阅读与培训在线
第五章 非凡之人做非凡之事

 
一、当皇帝的窍门

时间飞逝,道光帝在不知不觉中执政已经 30年了,虽然他贵为天子,但时间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岁数已近七十岁的道光帝,这时候也老态龙钟,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1850年 2月 25日),卯刻(早上 5点至 7点),居住在圆明园慎德堂的道光帝,感觉到自己大限已经来到。本来道光帝就因为岁数较大,经常有些小毛病,前些日子,他还为了孝和睿太后病逝的丧事而劳累、悲伤,加上受寒,终于再也坚持不住了,急忙召见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冲阿、何如霖、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等 10位重要大臣,宣布他的四儿子奕继承皇位,命诸大臣同心辅佐。也许,道光帝认为这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真正意愿,于是,道光帝将奕唤至床前,挣扎着,把自己平时戴用的冠服和朝珠取下,亲手给奕戴上,以此种方式告诉诸大臣:尔等必须同心赞辅奕。午时,道光帝终于“龙驭上宾”,终年 69岁。

同日,奕继承了皇位,成为大清帝国的第九任皇帝,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慈禧太后的男人——咸丰帝。咸丰是奕使用的年号,有天下丰衣足食的意思。其中,“咸”有普遍的意思,“丰”有富足的意思。

年号是封建皇帝执政纪年的名号。由西汉武帝刘彻首创,他的第一个年号为“建元”。自公元前 140年出现年号起,至 1911年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 ·溥仪的宣统年号被废止,历朝诸帝皆立年号纪元。每个朝代的每一个新君即位,必须改变年号,叫做改元,当然也有中途改元的。如每遇军国大事或重大祥瑞灾异,封建帝王就常常改元。在明清以前,一个皇帝有很多年号的。如汉武帝在位 54年,先后用了 11个年号。唐高宗在位 33年,先后用了 14个年号。

由于年号是国家的开篇大事,因此,中国古代非常注重年号的选定,年号跟老百姓取名字一样,也是要图吉利的,因此,常出现泰、兴、安、顺等好词儿。由此不难看出,年号的确定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属性和奋斗目标。当某个任务或重大事件出现后,往往会变更一下年号,往往还伴随一些大赦之类的善举。因为在古代皇帝和大臣的心目中,确定什么样的年号,是一件非常重大而神圣的事情。每当改朝换代,新皇帝即位,都需要重新确定年号,以显示奉天承运,上顺天道,下合人意。清王朝作为封建王朝,故而也保留使用年号的做法。

道光帝共有 9个儿子,到他立储时,长子奕纬、二子奕纲、三子奕继均已死,四子奕16岁,五子奕16岁(过继给惇亲王绵恺),六子奕 15岁,七子奕7岁,八子奕3岁,九子奕

2岁,由此可以看出,道光帝实际只剩下 5个儿子,奕虽然排行第四,但他的 3个兄长都已不在人世,所以他是事实上的皇长子,而且奕还是孝全皇后所生,这样细说起来,奕也算是嫡长。看道光帝后面的几个儿子,除了六子外,其余三个儿子年龄太小,所以实际上能有资格参与皇位竞争的,只有皇四子和皇六子两个人。

道光二十六年(1846),道光帝已是 65岁的老人,究竟选择谁来继承自己的皇位已经提上了日程。这时候的道光帝不能再犹豫了,因为他时常感到自己身体呈现病态,早已大不如前,他真的害怕自己也如他的皇父嘉庆帝那样,突然间就不行了。真要是那样的话,也许他苦心经营了 20多年的大清帝国将会出现不可预料的灾难性的覆灭,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必须赶紧从皇四子和皇六子中间选择一个继承人。经过再三的考虑后,道光帝终于拿起了分量有千斤重的朱砂笔,于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1846年 8月 7日)这一天,慎重地写下了大清国最后一份秘密立储制下的立储诏书。

这份只有 9.5×21.5厘米的四扣折诏书,现在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这是一份自从秘密立储制确定以来,很特殊的一份诏书。诏书是汉满两种文字分三行书写的,其中汉字有 19个,分为两行书写,满文为单独一行,这还不算奇怪,奇怪道光帝立储密匣及传位诏书的是这份诏书还同时写有他的两个儿子的名字。

右起第三行则是第二行汉字内容的满文。这一份诏书用两层黄纸包封,第一层黄纸上用朱笔写有“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字样,并有道光帝亲笔签名;第二层黄纸上有朱笔满文文字“万年”,也有道光帝的签名。

道光帝在一份诏书中,同时写有两个儿子的名字的做法,可谓是前所未有的,这就可以说明,这位守成的老皇帝,在两个儿子中间,决定谁最终继承皇位问题上,一直犹豫徘徊,总是拿不定最后的主意。虽然他最终决定把皇位传给四儿子奕,同时也给了他六儿子奕最高等级的亲王身份待遇,但是,他对六儿子的内疚和补偿思想却一直压抑在心里,而装有这道诏书的立储匣,恰好能说明了这一问题。

道光帝传位诏书的匣,长 33厘米,宽 17厘米,高 8.5厘米,楠木制作,外罩黄色羊皮封套,十分精美。在没有合页的三个侧面,均贴有封条,其中两侧封条是道光帝亲笔签名,正面能开启的那面封条,不仅有道光帝的签名,还有道光帝亲笔写的:

道光二十六年立秋(以下字迹残缺)

通过查对日历我们知道,“道光二十六年立秋”为阳历的 8月 8日,那一天正好是农历六月十七日,是道光帝写完立储诏书的第二天。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这样猜想:立储诏书后,道光帝心里一直还在犹豫思考着他这样做的对与错。

如果说这些还不足以说明道光帝思想的复杂和矛盾,那么,道光帝临死的时候,在未公启

 

匣前,就当着大臣们的面,而再一次写下的传位谕旨,其内容则就很有一些意味深长了:

皇四子奕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

这份谕旨的字迹潦草无力,可以看得出来,这是道光帝在临死时尽最大努力写下来的,分析文字内容,有可能当道光帝临死时写下的立储谕旨时对于奕当皇帝,朝中大臣有不同意见,于是,道光帝在生命的最后,再次用皇权的手段压服朝中大臣,让他们好好与他的儿子新皇帝合作,一起共事。道光帝的这道谕旨和他之前写的立储诏书,意思虽一致但文字内容却不相同,而恰恰是这一现象的出现,却折射出了道光帝两个儿子之间,为了争夺皇位而发生的一些内幕。那么,作为清朝最后一位通过秘密立储继位的皇帝,皇位是如何最终落到皇四子奕手中的,目前有两种传说。

一、施恩说 

为追念死去的皇后而立其子。皇四子奕的生母孝全皇后是道光帝的第三位皇后,也是道光帝最喜爱的皇后,是从皇贵妃位上晋为皇后的,但却年仅 33岁就突然死去。而孝全皇后的死,据传说是被太后赐死的。于是,道光帝为了永久地怀念孝全皇后,特立她生的儿子奕为皇帝。

二、弄巧成拙说 

传说道光帝因宠爱奕之母孝静皇后,爱屋及乌,所以准备立奕 为皇储。一次在书写“奕 ”的“ ”字时,当最后一笔收笔时,被站在远处的太监窥见,认出所写的字是“ ”。这件事被传了出去,道光帝认为奕 有勾结内监的嫌疑,很是生气,因此将写好的谕旨改写成了奕。

以上只是传说,不足为信。但有一点应该给予确认,道光帝所选皇储的条件一是有能力治理好国家,二是最接近他的脾气秉性。在奕、奕两人的性格中,也就只有奕的脾气秉性最接近道光帝了。由此也可以看出,道光帝两个儿子之间存在的明争暗斗的传闻,并非是空穴来风。

虽然说在封建帝王眼里,选择谁来继承皇位,不仅是自己的权力,也是自己的自由,但在他儿子的心里,则成为一种生与死、富与贵的竞争。于是道光帝两个儿子之间的竞争,实则发展成了两个老师之间的暗斗。

众所周知,清代皇家设立上书房的目的,不仅仅是让皇子们有书可以读,更重要的目的则是通过上书房,来培养下一代皇帝。因此,外表平静的上书房,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角斗生死富贵的没有硝烟的战场。在野史中,关于兄弟两人是如何暗中较劲的传闻,也往往含有老师在里面推波助流、出谋划策,因为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当上皇帝,这样自己就能成为帝师。故而,上书房里常常演绎着争夺皇位的战斗。

杜受田(1788—1852),字芝农,山东滨州(今滨县)人。其父杜堮为清嘉庆时期翰林院编修、礼部左侍郎。道光三年(1823),被授予编修职务,道光十五年(1835),在上书房任职,成为奕的老师,后来升任上书房总师傅。

卓秉恬(1781—1855),字静远,一字海帆。成都市双流人。19岁就高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兵部、户部、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要职。其任职的 50余年里,在整顿吏治、水利建设、培育人才、改良政治等方面有不少建树。死后被追赠太子太保衔。从这些史料上看,他似乎并没有当过奕 的正式老师,也没有找到他在上书房任职务的记载,由此估计,有可能因为他曾整顿过宗学,并任过宗人府府丞,因此,他对皇室的教育很关心,因为他很喜欢奕 的少年英姿,所以自己私下充任奕的老师。当然这只是笔者的猜测。

清朝皇帝多爱好围猎,这既能继承祖制,宣扬武力,又能锻炼体质。道光帝也不例外。春天一到,道光帝就命令诸皇子到南苑围猎。这正是皇子们在父皇面前大显身手的时候。皇六子奕 身体强壮,骑射娴熟,因此这一天获猎最多。而皇四子奕却坐在一旁,一无所获。其实,这是奕的老师给他出的主意。

据记载,皇四子奕不仅外表不如皇六子奕俊美,小的时候,还因得过天花病,脸上留有麻子,并且身体上也有缺陷,是一个跛子。有私家笔记这样记载:文宗体弱,骑术亦娴,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群兽之际,坠马伤股。经上驷院正骨医治之,故终身行路不甚便。因此,杜受田觉得要想让自己的学生奕争得皇位,应以忠厚孝悌的形象取悦父皇的欢心。因为道光帝不仅最注重忠厚孝敬,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孝子。由于杜受田摸准了道光帝讲究“天人合一”的脉搏,于是,他嘱咐奕说:阿哥至围场中,但坐观他人骑射,万勿发一枪一矢,并约束从人不得捕一生物。复命时,上若问及,但对以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竞争也。阿哥以此对,必能上契圣心,此一生荣枯关头,当切记,勿忘也。

这是一步险棋,但也是一步高棋。因为习武围猎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传统,子孙谨当遵守,而杜受田所教奕的言语有一丝贬低皇室尚武精神的意思。但当奕将此话讲给道光皇帝时,却真博得了道光帝的欢心,认为他有仁爱之心,“当为有为之君,真有人君之度”。

道光帝晚年,身体不好,对自己的既老且病常怀担忧。因此,他想考验一下奕和奕的智能及学识,于是,他召奕和奕进宫谈话。对奕的才华和口才,他的老师卓秉恬充满了信心,于是,很自信地对奕说: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杜受田深知奕的学识不及奕,因此,他给奕出的主意是: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万不敌六爷。唯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杜受田的这一招又很灵验,道光帝果然被感动,说奕“仁孝”。

奕在老师杜受田的幕后指点下,处处高于奕 。这是因为,更加善于心计的杜受田经过仔细研究发现,自己学生的学识和口才本来就不如六阿哥奕,何况制定皇位继承游戏规则的道光帝本身。这对于他和他的学生而言,有失公平。于是他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那就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作战谋略。这是有目的地将奕与奕的竞争规则,改为孤军深入,直取黄龙府的行动。该行动规则就是:用孝道对抗才识,用仁义对抗武功。这一招阴险毒辣,但效果颇佳,最终让道光帝内心对继承皇位的人选有了所谓的胸有成竹:那就是选择奕来继承皇位。

奕正是因为按照了他老师杜受田的叮嘱,以静制动最终取得了胜利,如愿地坐在了皇帝的宝座上。因此可以说,杜受田指挥奕,虽然在学识口才上败于奕,但在心理揣摩上却战胜了道光帝,故而获得大胜也成为了必然。

对于奕和奕两人而言,当初他们两人的兄弟感情还是比较深厚的,十几岁就朝夕相处,如一奶同胞,不仅同读书,而且同习武。两人还一起合创了一套二十八式枪法和十八式刀法,被父皇赐名《棣华协力》和《宝锷宣威》。道光帝曾赏给奕“锐捷宝刀”,赏给奕“白虹宝刀”。

但对于他们的父亲道光帝而言,选择正确的人继承皇位,关系到国家的兴旺和安危。而且他通过所谓的考查,个人感觉奕更适合继承皇位。他统治大清帝国这么多年来,对自己的管理能力还是充满了自信的。于是,作为一个父亲,一个自以为还算英明和善道的父亲,一个自以为对大清帝国统治有着不可磨灭功劳的帝王,道光帝最终选择了一个自己认为更有自己本性的皇子来继承皇位,这也算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道光帝眼里,治理国家的根本应该仁厚宽容。既然道光帝具有这样的想法,那么,让他的皇四子奕继承皇位还真就是最好的选择。

另外,就道光帝两个儿子的婚姻上,似乎也能看出,道光帝虽然很喜欢奕,但还是更侧重奕。因为在道光帝秘密立储的两年后,道光帝为皇四子奕举行了大婚礼,册封负责祭祀事务的太常寺少卿富泰的女儿萨克达氏为皇子福晋,而为皇六子奕 册封的福晋则是都统、大学士桂良的女儿瓜尔佳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赐婚注重帝王礼仪,一个赐婚注重权势,而我们应该知道,皇家都非常注重礼仪祭祀。在从道光帝亲自给奕题写书房匾额“乐道堂”来看,道光帝在心里更是希望奕 不要因为皇位问题,而内心不快。因为“乐道”这两个字的本身含义,就暗示着:大清国的皇位似乎与奕无缘了。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种分析。

道光帝临死前,在亲自任命新皇帝的同时,也宣示了秘密立储的谕旨诏书,交代了后事的遗谕,并责令军机处,将这一切都抄录在《上谕档》里面。因此,咸丰帝继位后,首先面对的就是他的皇父道光帝留下的遗嘱问题。据记载,道光帝交代的身后应办事项的遗谕有两份。一份包封上写有“御前大臣公同手启”,并贴有封条和签名;另一份包封上则贴有封条,盖有“道光之宝”戳记和“封”字。那么,道光帝的遗谕里面究竟还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二、艰难的遗嘱

如果说道光帝在东陵宝华峪对陵寝制度的改革算第一次,在西陵龙泉峪的改革是第二次,那么,他在临死的时候,则再次对自己已在龙泉峪的陵寝做出了第三次改革。而他再次改革陵寝制度的力量,则是来自于他的遗谕。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1850年 2月 25日),道光帝在临死前,下了四道这样的谕旨:

禘效祖宗,伊古所重,洪惟我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仁宗,丰功骏烈,厚泽深仁,浃洽生成,弥纶宇宙,开亿龄无疆宝祚,立万世有道鸿模。永宜配享效坛,礼隆极本。朕思尊崇之典莫大于斯,若世世视为成例,率行无已,岂止有背于古训,更难示信于后人。而又非臣子之所敢言,亦非臣子之所忍言。再四筹思,不能不定以限制,使我后世子孙得所遵循,以免后人疵议。朕万年后,断不可行效配之礼,诬朕以不德不孝。若继体之君,顾命之臣,不遵朕谕,任意强行,则是甘为我大清之不孝不忠之人矣。后之人其以朕为法乎,不以朕为法也。呜呼,必有知朕者焉。

按礼经:天子七庙。周礼小宗伯辨庙祧之昭穆,至于汉之七庙六室、九室,唐之九代十一室,宋之九世十二室,其余史册所书不一而足,自古议此礼者,是非当否,又复不一而足。由是观之,祧庙之说,有由然也。洪惟我大清,受命于天,龙兴辽沈,祖功宗德,实迈前古,自我太祖高皇帝至我皇考仁宗睿皇帝,巍然七室,岂非上天有以命之乎?朕返复思之,我大清亿万年无疆之运,若不考古酌今,定以法制,必至议论纷然,为后人笑矣。孔子云: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以朕之不德,仰承基绪,兢兢业业,深恐不能克绍鸿图,更曷敢上拟祖、考。然有其位,有其时,若不身任此事,用昭来许,岂不大负我皇考付卑之恩也。朕万年后,断不可行袝庙之礼,应如何祀享之处,乃当时君臣之事,按礼议行可也。其奉先殿、寿皇殿、安佑宫乃古原庙之制,庶可遵循旧制。呜呼,七室之庙,可以观德,孰如我大清圣圣相承之盛也。遵谕毋违。

谨按各陵五孔桥南,均有圣德神功碑,清汉二通,覆以碑楼,制度恢宏,规模壮丽,在我列祖、列宗之功德,自若应是尊崇,昭兹来许,在朕则曷敢上拟鸿规,妄称显号,而亦实无称述之处,徒增后人之讥评,朕不取也。万年后,著于明楼碑上镌刻大清某某皇帝清汉之文,碑阴即可镌刻陵名。嗣皇帝即欲撰作碑文,用申追慕,即可镌于宫门外之碑上,断不可于五孔桥南别行建造,石柱四根亦不准树立。碑文亦不可以圣神功德字样率行加称。若当时君臣不能仰体朕怀,不遵朕谕,是陷朕于不德,一世之忧勤惕厉,尽成虚矣。盖谓之孝乎?盖大不孝也。

大内四执事库,向有供奉列祖列宗冠服,所以昭法而传俭朴也,乃相沿已久,愈积愈多,且锦文珠绣,递渐加增,殊失垂示后昆之意。朕万年后,只可将常用之秋冠、凉冠各一,绵夹衣服四、五袭照例收贮外,余皆酌量留用,或为赏赐之需,皆可。再皮冠、皮裘,岂是经久之物,一概不必存留,以归简约,其自鸣钟殿内,收贮历代砚墨,尤属无谓,并非寻常御用之物,谨将懋德殿永不动用库贮者,照数移收,实属虚文,即应裁止。

道光帝的这四道谕旨的意思,简单地说就是:一、他死后不配天。也就是不要将他的神牌供奉到天坛的皇穹宇和皇乾殿内;二、他死后,其神牌不升祔太庙。但可以升祔奉先殿,其画像可以悬挂到寿皇殿、安佑宫;

三、他死后,不要在他陵寝的五孔桥南为他建圣德神功碑,但要把“大清某某皇帝”文字镌刻在明楼碑上,陵寝名称刻在明楼碑的背面。碑文不可以有“以圣神功德”字样称呼,如果新皇帝要写怀念我的碑文,则可以把碑文刻在神道碑亭的石碑背面。

四、在他死后,只需要将他生前穿用过的几件衣服供奉在皇宫内的四执事库,以示节俭和留念。自鸣钟殿内一些不常用的砚墨,也没有必要长期保留收藏。

这四道遗谕的出现,在事实上,却给刚继位的只有 20岁的咸丰帝出了不小的难题。后来,咸丰帝经过仔细思考,且在诸王大臣的参议下,最终将道光帝的遗谕作了如下的三个决定:

一、道光帝神牌仍配天、升祔太庙。只是从咸丰帝开始,清代帝王不再配天坛。

皇帝死后配天,升祔太庙都是大清国历代奉行不替的祖制家法,是神圣不能改变的。也是中国历朝历代都照办不误的成宪,是天经地义的。在民间,老人去世了,还要立牌位供奉起来,按时按节上香行礼,接受后代人的香火。作为大清皇帝,一代人王地主,岂能死后不升祔太庙?后两条比较好办,咸丰帝都照办了,唯独这前两条,使咸丰帝左右为难。特别是道光帝在遗谕中十分坚决地说:“若继体之君、顾命之臣不遵朕谕,任意强行,则是甘为我大清之不孝不忠之人矣!”是“诬朕以不德不孝”,是照办还是不照办?

在道光帝死后的第三天,咸丰帝下令朝臣们,就这件事进行了一次大讨论。参加这次大讨论的,上至亲王,下至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大家各抒己见,纷纷发言,讨论得十分热烈,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经过 20多天的讨论,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仍遵照以往成宪办理。也就是仍配天、仍升祔太庙,不按道光帝的遗嘱办。这一意见由礼亲王全龄上奏给皇帝。咸丰帝看了众臣的意见后,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采纳群臣的意见,配天祔庙。同时决定从自己开始,以后各帝不再配天,他降旨将道光帝的第一条朱谕和自己的这道谕旨抄录一份,悬挂在天坛的斋宫内,永世法守。

二、道光帝的龙泉峪陵寝不再建圣德神功碑楼,将圣德神功碑文按照道光帝的意思,刻写在神道碑亭的石碑背面。为道光帝补建陵寝方城明楼。

道光帝的第三道遗谕,可是一个很令人费解的问题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清楚圣德神功碑及其陵寝功能,也许才能正确理解道光帝的真正用意。

古制,陵寝的功德碑均由后人树立。功德碑是记录死者一生功德事迹的石碑,为了保护该石碑和装饰陵寝作用而建造的建筑,则称为功德碑楼。因此,圣德神功碑楼,也称圣德神功碑亭(也可以简称大碑楼)。外形比神道碑亭大,里面竖有两通高近 7米的石碑,石碑上分别用满汉两种文字镌刻碑文。圣德神功碑楼的附属建筑是海墁四角各树一根洁白晶莹的盘龙石柱,正式名称叫华表,也有称擎天柱的。在清代陵寝建筑中,只有顺治帝及其以前的皇帝陵的功德碑亭才能称之为神功圣德碑亭,从康熙帝的景陵开始,一律改称为圣德神功碑亭。

知道了圣德神功碑的作用和功能之后,就不难理解道光帝为什么不让他的儿子给他建造圣德神功碑了。据说清朝有一个规定,皇帝在位,凡丢失国土一寸土者,皆不准树立圣德神功碑。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大清帝国丧权辱国,与西方列强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但赔偿英国 2100万两银子,还割让了香港,不仅丧失了天朝大国的尊严,还致使国家领土不完整。因此,道光帝深感自己没有功德予后世子孙,更无脸面见自己的列祖列宗,于是他才决定自己子孙不要给自己建造圣德神功碑。而道光朝之后的各朝更是割地赔款,丢失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所以从道光朝开始,其他皇陵陵寝也就不再建造圣德神功碑。

虽然能理解道光帝的心情,但道光帝此时复杂的内心世界,却给人造成了难以完成他遗谕的尴尬境地。圣德神功碑不让建造,却还有让写圣德神功碑碑文的意思,并交代把碑文写在神道碑亭的石碑后面。按照道光帝的意思,他的神道碑亭又赋予了兼有圣德神功的功能。因为圣德神功碑楼是记述皇帝生平功绩的主要建筑,而神道碑亭是内竖镌刻帝后谥号石碑的方亭。虽然这样做有些不伦不类,但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道光帝特意交代的,于是,咸丰帝亲自写了一篇有 839个汉字的碑文,用满、汉两种文字刻在神道碑亭的石碑背面,慕陵神道碑碑阴汉字碑文也算是对道光帝遗谕内容的一个部分交代。

如果从节俭和见缝插针的角度说,神道碑亭的石碑后面刻写功德碑文还算能将就过得去,因为毕竟有一个空白的石碑可以写字。那么接下来这个有字却无处下笔的难题,则不可避免地摆在了道光帝儿子面前,因为道光帝临死时告诉他的儿子:“我死后,在明楼的石碑正面刻写‘大清某某皇帝’,用满文和汉文两种文字书写,在这石碑的背面,则可以刻写我陵寝的名称。”

清代陵寝里,哪座建筑物叫做明楼呢? 原来,在清代皇陵陵寝后院的石五供北面,有一整座陵寝中地势最高的建筑物,它常常被称为方城明楼。其实,这组建筑物是应该分为两部分称呼才较为准确,下面南墙正中有洞口的方形建筑物,应该称为方城,而建在方城之上的为九脊重檐歇山顶的、四面各有一个券洞的方形碑亭建筑物,则应该称为明楼。明楼正南向的券洞上、两檐之间处,悬挂着一写有“×陵”字样的汉字匾额。明楼内正中立有一统石碑,因为碑身被朱砂涂面,所以此石碑被称为“朱砂碑”,碑顶雕有蟠龙,碑的须弥座上涂抹着五颜六色的矿物色。碑身正面朝南,上面写有“某某皇帝之陵”满、蒙、汉三种文字。明楼地面以特制方形“金砖”墁地,天花板上则绘有“三皇治世”的宝城连接,宝城建有垛口,明楼正北面,则是宝顶,宝顶下面就是埋葬帝后的地宫。

人们很清楚的记得,在营建龙泉峪陵寝时,道光帝曾先后两次谕承修大臣撤去方城、明楼。他又多次亲临龙泉峪阅视陵寝,并在建成后还亲自参加了两位皇后的安葬仪式。既然慕陵未建明楼,楼内的朱砂碑也就不会存在。那么,既然没有石碑,怎么能镌刻某皇帝清汉之名?又怎么能在碑阴镌刻陵名?道光帝的陵寝没有方城明楼这件事情,他应该是最清楚的,可他为啥还留下如此令人迷惑不解的谕旨呢?

方城与明楼构造图如果不是神魂颠倒,失去理智的话,那就只有一种解释,即对于慕陵没有方城、明楼这两座建筑物,道光帝后悔了,但又不好意思明说,只得采取这种暗示的方法,由嗣皇帝在他死后为他补建方城、明楼。

是不是道光帝在临死的时候,头脑真的发昏,记不清楚自己陵寝有还是没有明楼这件事情了呢?据分析,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道光帝在临终前留下的这四道谕旨,不但文字多达千言,而且还说得条理清楚,头头是道。这表明,他当时的头脑是清醒的,神志是正常的。因此说,这道遗谕的用意就是暗示嗣皇帝为他的陵寝补建方城明楼,而且他的儿子也是这么认为的。

咸丰帝即位以后,对其皇父的这道遗谕开始也是迷惑不解,后来终于悟到了道光帝的用心。于是,他派大臣到东陵、西陵调查各陵规制,结合慕陵的具体情况,拟订了改建宝城,添建方城、明楼的方案。准备为道光帝陵寝补修建方城、明楼,以备将道光帝临死时候留下的心愿圆满答复了结。

现在,国家图书馆里还珍藏着这些大臣们拟定的《现拟慕陵宝城一座等略节》规制,和以及由样式雷的后人绘制的龙泉峪陵寝的方城明楼规制图纸:

方城一座,见方四丈八尺,城身高一丈四尺四寸五分。月台面宽五丈二尺,进深五尺、明高五尺。隧道口长八丈一尺七寸五分,面宽一丈八尺。马尾礓礤面宽四丈八尺,进深一丈四尺。 ......重檐明楼面宽一丈九尺七寸,周围廊深五尺,下檐柱高一丈四尺二寸;台明高九寸,台明至(方城)垛口五尺一寸。宝城进深十三丈八尺,面宽十一丈六尺,城身高一丈一尺四寸五分。

目前看到的被拟定的龙泉峪陵寝方城明楼尺寸,与其他陵寝的方城、明楼相比较规模体制明显收小。即使是这样,道光帝的龙泉峪陵寝的添建方城明楼的方案也并未付诸实施,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分析,其原因可能有两点:

第一点,鸦片战争后,清室内忧外患,财用匮乏,又值昌西陵鸠工,帑金甚重,道光帝奉安典礼亦需糜费百万银两,再耗用巨资改建龙泉峪陵寝,自然财力很紧张,属于经济困难。

第二点,龙泉峪陵寝地宫内已经葬有道光帝的孝穆成皇后、孝慎成皇后及咸丰帝生母孝全成皇后灵柩,且奉安时间很长,一旦兴工,必至惊动地下久睡的亡灵,属于大不敬大不孝,实为不宜。

此外,龙泉峪陵寝规制已然属于特殊案例,现在即使改建,也难同清代其他各帝陵规制,反以其方城、明楼规制远逊先前诸帝后陵的方城、明楼而有失帝王的尊严,于是干脆不补建方城明楼,这样反而会比补建更有尊严,效果也会更好。

所以,道光帝的龙泉峪陵寝最终也没有方城明楼这组建筑,而咸丰帝只是最后把龙泉峪陵寝的正式名称刻在了陵寝内石牌坊上,并且还将道光帝的一道谕旨刻在了石牌坊的北面,以示该陵寝名称的来历。

三、咸丰帝对道光帝的第四道遗谕,处理起来还是很容易的,按照道光帝的意思,找了几套穿过的衣服,供奉在皇宫内的四执事库里面,并且自鸣钟殿里面也不再收藏历代的砚墨。

纵观咸丰帝对道光帝四条遗谕的处理情况,第一道谕旨虽然这次没有得到落实,但从咸丰朝开始得到了彻底执行;第二道谕旨没有落实;第三道谕旨得到了部分落实,另外的那部分则以变通、打折扣的形式,也被执行了;第四道谕旨得到了彻底执行。这种被执行的结果,目前来看,还算是比较圆满地完成了道光帝交代的任务,道光帝在九泉之下,也应该比较满意了,要知道,这也是花费了咸丰帝和大臣们很多脑力劳动的结果。

三、生前的一个暗示

在龙泉峪陵寝后院,充当帝后陵寝门的是一座石牌坊,在石牌坊中门上面两额枋之间的花板处嵌有一块石匾,南面用三种文字刻“慕陵”二字,满文居中,蒙文在左,汉字在右。汉字为咸丰帝亲笔御书,落款处刻有“咸丰尊亲之宝”的印文。在此匾的阴面,即石牌坊北面的此匾处,镌刻着道光帝的一道谕旨,字为咸丰帝御书。

虽然道光帝在临死的时候,特意指令将陵寝名镌刻在他地宫前面的明楼朱砂碑上,但是,由于龙泉峪陵寝没有明楼,在万般无奈之下,急中生智的咸丰帝,也学着他的皇父道光帝不按规则办事的方法,将道光帝陵寝的名称镌刻在进入陵寝后院必过的石牌坊上,这也算是一个新的创举,还没有正式看到道光帝地宫宝顶前,就可以先看到他的陵寝名。如果道光帝看到他的儿子这样聪明,也许他会很开心地笑,笑自己当初是那么的傻,是那么的笨,居然对于这么简单的事情,能那么苦费心力地思考,结果却是,考虑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镌刻自己陵寝的名称。

陵寝名号是皇帝死后所葬陵寝的名称,也是皇帝死后安葬的地方,其名号一般是根据去世皇帝生前的功过和世系而命名。

清代陵制:皇帝陵和皇后陵的陵名均于墓主人死后由嗣皇帝命名。然而道光帝的龙泉峪陵寝却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咸丰帝为了证明龙泉峪陵寝名字的来历,不是自己胡乱起的,还特意把道光帝的这一谕旨,镌刻在了石牌坊的陵寝名匾额的后面,以示告慰道光帝:陵寝名称我起好了,是我按照您这道谕旨的意思琢磨出来的,到现在也不敢十分肯定这个‘慕陵’名称是否符合您的心意。不管合适不合适,目前也只能这样了,您就将就地使用吧。

道光帝为什么要给自己的陵起这个名字呢?原来,道光帝对祖上关外永陵、福陵、昭陵等三座陵寝的规制十分敬慕,觉得简朴而不失大气,于是就尽力效仿之,比如,清朝的关外三陵,隆恩殿均为单檐歇山顶,面阔3间带回廊,东西配殿为 3间。其中的永陵除此之外,还不建方城、明楼,不设石像生。所以,龙泉峪陵寝也不建方城、明楼,隆恩殿改为单檐歇山顶,面阔 3间带回廊,东西配殿也缩为 3间。因此,道光帝最终将自己的龙泉峪陵寝建造成关内和关外两种规制皆有之的独有特色。尽管如此,道光帝还不满意,道光帝很希望自己的陵将来叫“慕御书《清宁宫敬纪诗》匾(道光九年八月十九日,陵”,认为这样才可以真正体现自道光帝巡幸盛京恭祭祖陵,以示不忘祖先)己敬慕祖先的功德,爱慕自己父母给予的恩德。可是他又很为难,因为陵名只有在自己死后由嗣帝才能确定,自己没有命名权。用什么方法才能使自己的儿子在将来将龙泉峪陵寝命名为“慕陵”呢?道光帝冥思苦想,不知花费了多少脑筋,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

道光二十八年(1848)三月,道光帝在展谒西陵时,特意将他的四儿子和六儿子带到了西陵,以便他实施自己的计谋。三月十二日,道光帝来到龙泉峪陵寝,祭奠完自己的皇后,便升坐隆恩殿,将 18岁的皇四子奕(即未来的咸丰帝)和 17岁的皇六子奕 召到御座前,命他俩恭读早已写好的一道亲笔朱谕:

敬瞻东北,永慕无穷,云山密迩,呜呼,其慕与慕也。

读罢,并命人将这份朱谕珍藏于隆恩殿的东暖阁内。

此后,不到两年时间,道光帝终于撒手西归,从此“大行”,永远不再回来。于是,新即位的咸丰帝,将道光帝存放在龙泉峪大殿的这道朱谕取出来,反复恭读这道谕旨,经“寻绎再三”,猛然悟出了皇父的良苦用心和谕旨中的深刻含意:原来是在“默定陵名”,暗示自己用“慕”字命陵名。

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初九日,咸丰帝正式命名龙泉峪陵寝为慕陵,他在谕旨中是这样说的:朕恭读大行皇帝谒西陵时留贮龙泉峪正殿存记,奉硃笔:‘敬瞻东北,永慕无穷,云山密迩,呜呼 !其慕与慕也。’钦此。仰见我皇考感念松楸,孝思不匮,用垂遗训,昭示来兹。朕抱痛经天,期先继志。望佳城而悲怆,睹手泽之如新。寻绎再三,弥深感恸。所有龙泉峪陵名,应即敬称“慕陵”。朕当和泪濡墨,敬谨书写。命武英殿选工镌刻,以彰圣孝而慰先灵。

同时,咸丰帝命军机处传谕西陵泰宁镇总兵官德春,将龙泉峪陵寝石牌坊中间上方,应行镌字之处的尺寸测量并记录下来:

敬谨量度,将高宽尺寸若干,用纸比对准确,即将样纸迅即送京,交军机处呈览。

于是,时隔不久,由咸丰帝御笔亲书的“慕陵”两个汉字及满文、蒙文慕陵二字刻在了慕陵石牌坊之上。慕字的满语读音为“固尼杭阿”。

道光三十年(1850)九月十八日,由咸丰帝御书的“隆恩殿”和“隆恩门”匾额也终于悬挂在慕陵大殿外和慕陵宫门门外天花板内。悬挂的前一天,遣官告祭宣宗成皇帝几筵。

幸亏咸丰帝还算聪明颖慧,及时悟出了其皇父默定陵名的用心。假设咸丰帝在当时因皇父殡天,悲恸哀毁,又因太平天国起义,心烦如焚,忽略了其皇父的那道谕旨,或虽未忽略,但未能及时悟出其皇父用心,或虽悟出其皇父用心,但为时已晚,陵名已经确定,并已刻在了石牌坊之上,那么道光帝的一番苦心,也就白费劲了。

道光帝的龙泉峪陵寝,在正式取名之前,当时已经葬入了三位皇后,所以当时称之为“龙泉峪皇后陵”,当正式名称定下来后,官方则称之为“慕陵”。

首页 上一章 5 下一章 尾页 共有9页 跳转至
残疾人阅读与培训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