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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在那遥远的角落

一、遗忘的孤独
虽然道光帝把自己的陵寝和自己女人的陵墓都从东陵搬到了西陵境内的龙泉峪,但是与他一起来东陵的几个儿女,却被留在了东陵地区,因此就有了清代唯一的公主园寝——端悯固伦公主园寝。虽然该陵寝里面葬有道光帝的四个儿女,但因为端悯固伦公主是道光帝长女且地位最高,又是其他三个孩子的姐姐,因此,园寝的名字就以端悯固伦公主封号命名了。
端悯固伦公主园寝坐落在东陵风水墙外,位于马兰峪以东三里远的许家峪村西侧,园寝坐北朝南。始建于道光三年(1823),道光七年(1827)竣工,监修大臣为东陵内务府郎中庆玉。
清朝祖制:公主若下嫁,死后不得入皇陵,也不能进公婆墓地,必须另建坟茔。北京的多处公主坟就是最好的说明。然而端悯固伦公主是年幼而亡,故不受此规定限制。
清代固伦公主园寝规制为:享殿 3间,门房 3间,饰硃红漆,绘五彩小花,茶饭房各 3间,碑亭一座,围墙八十丈。《钦定礼部则例》记载:固伦公主若有子孙奏请建碑给谥者,准其立碑勒文。谥即谥号,文即碑文。
道光帝的端悯固伦公主园寝除了没有碑亭外,其余各建筑均符合规制。因为碑亭属于后世子孙给建立,但道光帝的端悯固伦公主只有 7岁就死了,因此,没有建立碑亭。
端悯固伦公主园寝的宫门,单檐硬山式建筑,绿琉璃瓦覆顶,位于园寝的中轴线上,扇面墙为城砖灰砌,外饰黄泥,提刷黄浆,挑檐石、角柱石均为青白石,台基前后各有一块规格、尺寸大小完全相同的石礓礤一座,规模虽小,但是青白石制作,由此可见,此园寝的墓主人身份地位是不一般的。
享殿为单檐硬山顶式建筑,绿琉璃瓦覆顶,面阔 3间,有前廊,有月台,是祭祀的主要场所,里面供放神牌,是园寝的主体建筑。令人奇怪的是,在享殿的后檐墙曾开有一道后门。估计是为棺椁通过而设计的,但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堵死了。享殿梁架上的彩画种类不仅有常用的旋子彩画,还有一些苏式彩画,令人不仅感到此举新意盎然,还倍有亲切感、亲和力。
旋子彩画俗称“学子”、“蜈蚣圈”,其最大的特点是在藻头内使用了带卷涡纹的花瓣,即所谓旋子。最高等级的彩画是和玺彩画,旋子彩画等级仅次于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在每个构件上的画面均划分为枋心、藻头和箍头三段,是明清官式建筑中运用最为广泛的彩画类型。清代旋子花纹和色彩的使用是比较统一的,图案为抽象化、规格化,形成以弧形切线为基本线条组成的有规律的几何图形。因此,此种彩画比较适用于庄严肃穆的宫殿、寺庙或陵寝建筑中。比如,东陵各陵寝建筑彩画风格就属于这种。
苏式彩画,又称“官式苏画”,等级低于旋子彩画。苏式彩画画面多为山水、人物故事、花鸟鱼虫等,两边用《》或()框起,底色多采用土朱(铁红)、香色、土黄色或白色为基调,色调偏暖,画法灵活生动,题材广泛。由于苏式彩画源于江南苏杭地区民间传统做法,故又俗称“苏州片”。一般用于园林中的小型建筑上,如亭、台、廊、榭以及四合院住宅、垂花门的额枋上。端悯固伦公主园寝享殿的彩画风格,不仅内容丰富,情节感人,而端悯固伦公主园寝西园寝门且由于是在庄严肃穆场所出现,故而不仅有美的感受,还能释放人压抑的心情,能感觉到有一种生活气息的存在,使人流连忘返。享殿两侧有一些松树,东侧园端悯固伦公主园寝后院四宝顶寝门外有两棵老桑树。园寝的面阔墙与享殿两侧山墙连接,东西面阔墙上各有一个园寝门,是进入陵寝后院的必经之路。
园寝后院有四座宝顶一字排开,均为城砖灰砌,外层泥皮为红泥抹饰。其中西边第二座宝顶最大,规制也较高,地宫建筑也较为复杂的券顶结构,相当于后妃级别里面的贵人和嫔等级。在这座宝顶与享殿之间,有一条青灰城砖铺就的甬路,被称为神路。神路位于园寝的中轴线上,与宝顶的下月台连接,高出地面约半米,四周用青白石压面砌严,两侧有台阶相连,称为如意踏跺。由此可以看出,此宝顶下的墓主人是园寝中地位和身份最高的人。
其他三座宝顶则大小基本相同,地宫结构均为砖池,即地宫是用砖砌成一个长方形的池子相当于常在型地宫。月台和宝顶是在棺椁入葬后构筑的。月台前砌垂带踏跺。
宝顶周围有很多松树,其间偶有一棵杂树,院内杂草丛生,很是荒芜。园寝围墙总长达80余丈。围墙上身为粗糙城砖灰砌,内外皮抹饰红泥,提刷红浆。墙顶有两种形式,一是宫门两侧的面阔墙墙顶调脊,安吻兽,上嵌灰色瓦;二是除宫门面阔墙之外的所有墙体均为“蝇子不落地”,即园寝的进深墙、罗圈墙和享殿两侧的面阔墙的墙顶,均为砖砌山脊,两侧砌出倾斜面,为了形容其坡度大且滑,就说上面连苍蝇都无法站住脚,故又俗称“蝇子不落地”。
园寝的东西厢房和东西值班房各三间,但均已不存在,只留有基础痕迹。该园寝的规格,整体上低于皇帝的妃园寝,没有燎炉,地宫规制相当于嫔等级。值得注意的是,该园寝没有发现水井。整座公主园寝,建筑布局,紧凑合理,占地面积约为 7942平方米,地势较为平坦,后靠山只是燕山余脉的一个很小的土山,并且还没有护龙砂山环绕,因此,园寝的东西南三面均为开阔的原野,缺少必要的自然背景的衬托,远远就能看见这座园寝的建筑,而且估计是由于园寝内的地势落差很小的缘故,里面积水的排泄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从风水角度来看,公主园寝的地理位置毫无封闭敛聚自然界空气走向的空间,但这里之所以能成为道光帝的公主园寝,必然有它的道理。后来勘测到,这里的地下埋藏很大量的优质铁矿石资源,并且,这条铁矿资源的脉络顺着公主园寝地下走势,一直由北向南延顺到很远的村落地下,可以说,公主园寝这里聚集了大量的自然能量和生物信息。也正因为此,公主园寝所在的许家峪村,是马兰峪、东陵地区最富裕的村。
无独有偶,同治帝的惠陵,其靠山和左右山体里面,也富含着大量优质的铁矿资源,看样子,古代风水先生堪舆陵寝位置,不仅仅是看所在位置的土质和山势走向,还很看重所在地理位置内在的地质内容,看它能否聚集更多的自然界和宇宙空间的能量信息,也许,那时候的风水大师们所使用的罗盘,不仅仅是专门用来测量地球表面磁方位角和确定建筑物坐向的简单工具,它还具有预测环境磁场强弱和宇宙相关信息等作用。
现在,不管该园寝的地理位置如何,道光帝陵寝转移到西陵龙泉峪已经成为事实,因此这四个孩子彻底成了被父母遗忘的角落。
二、短命的孩子
清制:皇帝女儿被称为公主,公主等级则又有固伦公主和和硕公主之分。固伦公主是清朝时期对于皇后所生之女的尊称。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于崇德元年(1636),始仿明制,皇帝女儿开始称为“公主”,并规定皇后(即中宫)所生之女称“固伦公主”,“固伦”满语意为天下、国家、尊贵、高雅;皇后的养女和其他妃嫔所生之女则称为“和硕公主”,“和硕”,满语,意为一方。其他皇子福晋所生之女则称为格格。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在称呼上区别这些女孩子是皇后所生还是妃子所生,或者她们的出身是皇帝女儿还是皇子女儿了。但这也有例外。咸丰朝丽妃的女儿,就被慈禧破例封为荣安固伦公主。另外,清朝公主,在嘉庆以前,封号均在“固伦”或“和硕”之后,如“固伦和敬公主”,从嘉庆帝的公主开始,皆将封号写在“固伦”或“和硕”之前,如“端悯固伦公主”。所以从公主的名称上就可以判断出这位公主的大概年代。
端悯固伦公主园寝内共葬有四人,是道光帝未成年的两个皇女和两个皇子。姐弟四人在园寝后院各自为券,按照宝顶由西向东排列顺序,四座宝顶依次为:二公主、端悯固伦公主、顺和郡王、慧质郡王。其中端悯固伦公主的宝顶居于园寝中轴线上,二公主在西侧,两位皇子在东侧。
现在,就让我们来简单地认识一下道光帝的这四个孩子各自的情况。
二公主,道光帝的第二个女儿,其母为祥嫔钮祜禄氏,即祥妃。生于道光五年(1825)正月十三日子时,同年七月十四日死,仅活半年,还未取名字就死了,也没有封号。道光七年(1827)九月十四日,从北京静安庄殡宫迁葬东陵公主园寝。
端悯固伦公主,道光帝的长女,其生母为潜邸继妃佟佳氏,即孝慎成皇后,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七月初二日,嘉庆二十四年(1819)十月二十日殇逝,年仅 7岁。因为当时道光帝还没有即位,只是一名皇子,所以被封为和硕格格。道光帝即位刚两个月,因此女为中宫孝慎皇后所生,追封为端悯固伦公主。道光元年(1821)十月,道光帝的万年吉地选定于东陵界内的宝华峪后,道光帝就决定将自己的长女也葬在东陵,以遂自己爱女长依膝下之意。道光七年(1827)九月十三日,从北京王佐村迁葬东陵公主园寝。
顺和郡王二阿哥奕纲,为道光帝第二子,生母为静嫔博尔济吉特氏,即孝静成皇后,道光六年(1826)十月二十三日亥时生,七年二月初八日死,不足 2岁。道光七年(1827)九月十四日,从北京静安庄殡宫迁葬东陵公主园寝。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咸丰帝追封其为顺郡王,谥曰“和”。
慧质郡王三阿哥奕继,为道光帝第三子,与二阿哥同母所生,道光九年(1829)十一月初七日生,十二月二十八日亡,仅活了 51天。道光十一年(1831)十一月十二日葬入东陵公主园寝。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咸丰帝追封他为慧郡王,谥曰“质”。
公主园寝埋葬皇子,这在清代可是唯一的特例,虽然这座园寝专为端悯固伦公主而建,但皇二女毕竟也是公主,姐妹同葬一处倒也顺理成章,无可非议,然而公主园寝内葬皇子,且这两位皇子的身份还都是郡王,这就令人感到奇怪了。据《八旗通志》记载,宗室爵位分为十等。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和奉恩将军。
在清代,多罗郡王地位仅次于和硕亲王,在清宗室爵位中位列第二等,这里就不禁令人感到奇怪和迷惑不解:体贵位尊、十分显赫的两位郡王,他们为什么会埋葬在这里呢?
原来,皇二子、皇三子入葬时,皆为早殇的普通皇子,没有封号,他们现在的封号,是他们的弟弟咸丰帝送给的。这两个男孩死后,道光帝为了减少开支,就没有为他们单独建造陵墓,于是,就把他们都葬在了东陵的公主园寝内。道光帝驾崩后,他的皇四子奕继承了皇位,为了表示对自己已死皇兄的追念,在即位刚 6天,就下令追封了他的皇二兄奕纲为顺和郡王,皇三兄奕继为慧质郡王。
虽然有“富贵莫如帝王家”这句俗话,以皇家之富有,本应该为这两个已经是郡王地位的皇子单独建园寝,但是这也要看具体情况来定。对于道光帝这两个皇子为什么在身份地位发生变化后,也没有能够另建园寝,笔者是这样认为的:首先,这时候的清政府财政已经十分紧张;其次,这两个皇子入葬时间已经很长,为了死者在地下能有一个比较宁静的生活,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再打扰他们,只是在形式上给予他们在阳间应有的待遇,即祭祀的时候,享受郡王死后级别的待遇。
另据统计,清王朝自顺治元年(1644)到宣统三年(1911)的 268年中,10个皇帝中的 7个皇帝(同治帝、光绪帝、宣统帝均没有子女),共生有 60个皇女,其中有 37个皇女还未成年就夭折了,这些短命的皇女中,很多还不到 4岁,死亡率高达61.7%,就是下嫁的 23个成年公主中,也有 13个是在 30岁以前死的。未成年夭折的皇女具体为,顺治帝的 6个皇女,5个死在 8岁以前;康熙帝的 20个皇女,10个死在 5岁以前,1个死在 12岁,1个死在 13岁,只有 8个活到了成年;雍正帝有 4个皇女,2个不足 1个月,1个 3岁就都死了,只有一个活到了 23岁;乾隆帝和道光帝各有 10个皇女,有一半死在 11岁以前;嘉庆帝的 9个皇女,7个死在 11岁以前,另外两个皇女,1个活了 31岁,1个活了 28岁;咸丰帝唯一的皇女,也只活了20岁。
为什么皇帝的女儿不但死亡率高,还都是那么小就过世了呢?
据分析,这不仅与她们所处时代背景有关系,还与她们的出生背景和生活背景有联系。
首先,孩子的父母体质就不完善。孔子有“男三十,女二十”可以成婚之说,且大多数女子 14岁以后才开始有月经,这时才具有生殖能力,但实际上,在那个年代的女孩子,十一二岁就过早地走入皇宫,因此,就造成皇帝后宫中的很多女人的岁数都很小,而且这些女孩子本来就由于出身地位比较高贵,体质相对羸弱,加上皇宫中的锦衣玉食、女人间的勾心斗角、没有体质上的锻炼以及皇帝对她们的生理和精神上的摧残,这些都造成了她们心理和生理上的更加薄弱。“食色性也”,吃和性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女人的天生性欲是很强烈的,接触过性之后,生理上的需求又不能得到最大的满足,容易孤独、寂寞难耐,也许只能借助自慰达到生理上的满足,但这时候她们的身体和生理发育还不健全,于是,这些女人的卵子质量没有保证,而她们的共同男人——皇帝又因为女人太多,工作压力很大的缘故,精子质量也没有保证,因此,即使有孩子出生,孩子的体质也要比正常孩子弱很多。简单地说就是,由于孩子父母体质原因,皇帝的子女,大多数是先天性不足,从小甚至是婴儿时期发育就不健全。
其次,出生后的皇子,除了娇惯和营养得到最大的满足,体质完全是靠药物来维持和保养,是药三分毒,即使是草药和中成药,日久天长,身体的疾病就是被治好,其体内的毒素也已经很高了,长期与病毒为伍,生命还能长久吗?
还有清宫制度方面。孩子出生后,不是由自己的亲妈来抚养喂奶,而是由别的后宫女人来代养,孩子吃的奶水则是由专门的奶娘来供给。孩子得不到应该有的更为贴心的亲人的关怀和照顾。
另外,那时候的人都有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清宫里面的这种思想更为严重,生了男孩的女人,就有可能因为孩子的身份地位倍增,甚至可以当上无数女人垂涎的地位最为高贵的皇后或者皇太后。
清宫那些孩子的悲剧,不仅是他和他父母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特定背景下的悲剧。道光帝作为一代帝王,他不仅无法保障自己子女的长寿和健康,还由于国家财政的限制,而将自己幼小的早殇孩子留在了遥远的东陵,不能与自己相伴。这些孩子在死后,不仅成为无人疼养的孤魂野鬼,他们在阳间仅存的一些祭祀物品,也可能成为一些盗墓者眼中的肥肉。
三、噩梦只是刚开始
由于端悯固伦公主园寝离风水墙内的皇陵比较远,地理位置也相对偏僻,且附近就有当地人家居住,因此,它的防护力量也相对薄弱一些。
道光十六年(1836)七月二十二日的清晨,树荫掩映下的公主园寝是那么的安宁、肃穆。但骁骑校庆陛带领一队八旗兵打破了公主园寝的寂静。他们是刚接班上岗的巡逻队,按照惯例,从宫门开始检查园寝四周有无可疑迹象。庆陛首先走进宫门,检查门锁,只见沉重的大锁重重地垂着,锁得十分牢固。他不经心地从门缝处向里望了望,竟发现享堂西隔扇外的雨褡连绳脱落了,他大吃一惊,怕看花了眼,再定睛仔细看了看,一点也未看错,他又叫其他兵丁看,也是如此。他不敢怠慢,立刻报告给了园寝的领催得保。得保闻知此事后,立刻报告给景陵内关防郎中明吉。明吉不敢做主,立即飞报马兰峪东、西府的东陵守护大臣和马兰镇总兵。
为什么得保、明吉等人不直接打开宫门到里面检查呢?原来当时规定,宫门只有在祭祀那天才能打开,平时是不许擅自开启的。
守护大臣绵松、载宽和马兰镇总兵容照闻报,经过紧急商议,立即命令郎中明吉会同本日下班和上班的骁骑校、甲兵进入园寝查看。明吉等人打开宫门进入园寝一看,西隔扇外雨褡连绳确实被人解开了,并且发现,享堂正中的门锁被扭断了,明吉急忙带领兵丁进入享堂检查,神龛前摆放的铜五供不见了,兵丁们又发现,木戳灯内的一对锡蜡扦也没有了。又一兵丁报告,享堂内的大木箱上的锁被扭坏了。明吉迅速揭开木箱一看,里面的各种丝织物十分凌乱,显然是被人翻过。他急忙叫园寝领催得保核查,经查对,丢失青云缎面绸里坐褥一件,黄纺丝包袱一件。进一步检查,又发现神龛内的绿色妆面棉被不见了。明吉检查完享堂,又带领兵丁到院子检查,发现西园寝门丢了一扇门板,门内地上还堆着一堆棉花,抬头往西一看,只见一扇门板在西墙根下竖着,正是丢失的那扇园寝门,作为越墙的阶梯之用了。到园寝后院又察看了一遍,没有发现可疑情形。明吉把检查的结果立刻上报,又命令内关防领催玉明立刻到马兰峪各当铺去查看。守护大臣和马兰镇总兵听了报告后,又驰赴现场亲自验看了一遍,情形与报告完全相符。这时检查当铺的领催玉明赶来报告说,从永济当铺查获锡蜡扦一对,黄纺丝包袱一件,青云缎坐褥一件,褥内棉花已无。这些东西正是公主园寝丢失的物品,唯有铜五供还未查到下落。
守护大臣和马兰镇总兵分析了一下情况,认为盗贼不会逃远,于是,命令裕陵礼部员外郎察翰泰、景双妃园寝员外郎魁光,会同八旗章京富勒欢、德楞额、常春、双庆,绿营千总王永、把总李赞亨、外委王盛,带领八旗、绿营兵丁火速行动,在马兰峪一带严密搜查,缉捕盗犯,一时间马兰峪被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他们折腾了一天也未发现可疑迹象。金乌西坠,夜幕降临。往日万家灯火热闹繁华的马兰峪,这一日仿佛被黑夜吞没了,各商号店铺都早早地上了板,各百姓家也都掩门闭户了,大街上空荡荡的。搜捕盗贼的活动却还在连夜进行。官兵们挑举着灯笼火把,手持着寒光闪闪的刀枪,往来穿梭,气氛紧张,如临大敌。
夜二更许,一队官兵搜到了马兰峪城西北角楼。高耸的角楼在夜幕中更显威武庄严,平时很少有人到这里来。兵丁们举着灯笼火把,小心翼翼地摸进角楼,他们从地面的灰尘上发现了一行脚印,经仔细辨认,是新踩过不久的。这一新的发现,使兵丁们立刻都紧张起来,他们蹑手蹑脚地查看每一个角落,没有发现任何人影,他们只发现有进的脚印,没有出的脚印,由此断定人还在楼内,于是他们继续搜查。八旗章京富勒欢打了一哈欠,就在伸腰抬头的一刹那,看到了天花板,他灵机一动,天花板上面还未搜查,盗犯是否会藏在上面?于是,他第一个往天花板上攀爬,千总王永、把总李赞亨也随着爬了上去。他们借着从下面射上来的光亮,睁大眼睛仔细观看,果然,发现在天花板的厚厚灰尘里躺着一个人。富勒欢等人见只有一人,胆子立时壮了起来,三个人像饿虎扑食一样猛扑上去,那人挣扎了一阵子,很快被拿住,被带到官府。经连夜升堂审讯,被抓之人很快就供出了作案的全部情况。
这个被抓之人名叫贾罄芮,小名连牲,20岁,是裕陵礼部的割草人,家境贫寒,度日维艰。各陵存放的大量金银器皿和各种珍贵古玩供物,引起了他的偷盗欲望,但因防守严密,始终不得下手。于是,他想到了公主园寝孤零零地在风水墙外,非常偏僻,防守不会太严,因此,决定先从公主园寝下手。
七月十九日傍晚,天似黑不黑的时候,贾罄芮从西墙跳进园寝院内,偷走了上述东西,为了携带方便,把褥子里的棉花倒了出来。把铜五供(香炉一个、蜡台两个、花瓶两个)和锡蜡扦装在带来的筐内,把西园寝门的一扇门摘下,斜在西墙根下,登着门爬上了墙头,用绳子先把被褥系出,然后又把筐系出。出了公主园寝后,把铜五供先藏在半路的高粱地里,第二天,就把其他的东西拿到了永济当铺,当了 18吊 500文钱。二十一日晚上,他又把铜五供拿到了振隆当铺去当。没想到该当铺不收,只得把铜五供藏到马兰峪后山乘觉寺,埋在空锅腔内。乘觉寺是座空庙,无僧道住持,贾罄芮也就住在那里了。就在这两天里,贾罄芮把所当的钱花得一干二净。二十二日上午,闻知官兵搜查得很紧,觉得乘觉寺定然是被搜查的重点,再待下去是危险的,于是,在二十二日躲到城西北角楼的天花板上,没想到当天夜里就被抓住了。
根据贾罄芮的供词,护陵大臣立刻派人到乘觉寺从锅腔中取来铜五供。护陵大臣和马兰镇总兵一面对贾罄芮继续严刑熬审,迫令他交代同伙以及以往所犯的罪行,一面派人四处查找同伙之人,同时对七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这三天内在公主园寝值班的八旗绿营官兵进行审查讯问,追查责任,交代有无勾结。
当时,由于道光帝宝华峪陵寝已经被废弃,公主园寝的管理和防护则由其他陵寝部门负责办理,具体分工是这样的:东陵总管内务府在公主园寝设领催 1名,拜唐阿 9名,这些人专门负责园寝的日常管理和祭祀。孝陵、景陵、裕陵的八旗总管衙门和马兰镇绿营负责园寝的防护,三陵总管每班派骁骑校 1员、八旗兵 5名,马兰镇绿营每班派外委 1名、兵 4名,每两天轮换一次。因此,这次盗案涉及了两班兵丁,有 22名官兵被审查。经过多次熬审,贾罄芮只承认是初犯,并无同伙。在两班官兵当中也未查出有联手和知情故纵的情弊来。驻守马兰峪东西府的东陵守护大臣绵松、载宽和马兰镇总兵容照于当月二十六日联名上折,向道光帝报告了公主园寝被盗的全部经过,要求把盗犯解送北京,交刑部审理。
三天后,为了此事,道光帝专门发出了一道上谕:
贾罄芮著交刑部严审,按律定拟具奏。所有是日该班之委署骁骑校满城、外委戴连陛等于该犯进内偷窃,漫无察觉,著先行革职;总管霍清阿、翼长恒通有统辖之责,失于防守,著交刑部严加议处。该犯现充差役,其该管之员外郎察翰泰本有应得之咎,惟协同拿获赃贼,且在三日以内,著加恩免议。其接班未能察出之骁骑校萨凌阿,著降为领催。
遵照道光帝的上谕精神,贾罄芮被解送到京师刑部,虽再次经过多次严审,所供还是与前相同。于是,没有办法,八月十九日,道光皇帝对此案做出了最后处理:
此案连牲(即贾罄芮)潜入公主享堂内,偷窃陈设供物,实属目无法纪,著解往犯事地方枷号一年,满日发往边远充军。该犯父兄子侄,一并销除档册。
所谓枷号,就是脖子戴上重重的刑枷,在作案地点示众。这次盗案,从发生到结案,前后经历了一个月的时间。
公主园寝自从发生这次盗案以后,作为亡羊补牢的措施,经道光帝批准,东陵守护大臣加强了对它的防护力量,每班增加八旗兵 5人,绿营兵丁 4人。并且根据实地考察的结果,还在园寝外围前后增设了拨汛(哨所)3处。尽管如此,公主园寝最终和东陵的其他陵寝一样,在清王朝灭亡后的十几年间,四座孩子的地宫还是遭到了最为悲惨的盗掘。
人之初,性本善。人之所以贪婪,就是最基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和保障,虽然守陵人为了生存最终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但其实没有哪一个人愿意成为犯罪者而受到国家强力机构的法办。这种违法现象的根源完全是由于那时候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环境造成的。当时,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本民族的特权,规定守陵旗人不管是否为国家工作,其生活费用完全由国家财力承担。那时候的人都具有严重的封建生活观念,当时他们上班三天,休三天,而且即使上班,也很清闲。久而久之,在道光朝时期,这些人逐渐养成了两大嗜好:吸食鸦片和赌钱。虽然他们的工作是国家给的“铁饭碗”,工资不愁,但国家不允许他们经商、耕地,因此,一旦他们的生活出现困境,也只能是美国式的超前消费:上半年就将下半年的俸饷预支花光,刚领出饷米就卖给米商,当银两用光,米价又涨时则已无钱购买米了。于是,这些守陵人的生活困境在道光朝就越发地明显了。
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入,从咸丰年开始,守陵人的陵寝俸饷开始只实发70%的俸银,其余的30%发给钞票。由于钞票经常不能兑换货物,发到手里的钞票大部分变成废纸。咸丰六年(1856),俸银只能发一半。咸丰七年(1857)八月,在东陵发生了八旗披甲文惠等人闯入衙署闹饷事件,迫使朝廷采取了一些变通饷项的措施,如银九票一、银八票二等。到了同治二年(1863),改为发放 80%的银两,不再搭配钞票。随着守陵人的生活状况日渐困顿,东陵守护大臣载华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当差苦累,亦属实在情形..米价日增,银价低减,非但兵役不敷养赡,即官员亦形艰窘。”
由此可以看出,许家峪的道光帝公主园寝这次发生的被盗案性质,与道光七年(1827)九月宝华峪妃园寝发生的祭器被抢劫性质完全一样,均是守陵旗人因为生活贫穷无法生存所造成的。大清帝国国势的衰败气象已经越发显现出来。大清帝国走到历史的尽头的时候,它的皇家陵墓群也将不可避免地遭到灭顶之灾。因此,这次公主园寝的被盗,只是它噩梦的刚刚开始。
历史经验再次告诉我们:王者之国,使民富;霸者之国,使士富;仅存之国,大夫富;无道之国,国家富;衰败之国,盗古墓。

尾 声在那拐角处

道光帝的宝华峪陵寝遗址,在今天看来,不仅仅是一部谱写着清代皇家陵园兴旺的史书,还是一部记载中国古建筑历史发展的图册,细细品读皇陵文化的同时,还能体味出皇陵文化中的生命与价值,因为它的存在,就在告诉我们,它还有鲜活的生命。
那个叫做道光朝的年代,虽然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但是,当我们看到并踏上那片具有时代特征的土地时,尽管那里仅剩下白灰瓦砾,却依然会感觉出时间上的距离就是昨天。
这就是历史的魅力,这就是文物的价值,这就是这片已经荒芜的土地带给我们的震撼。尽管它已经被帝王抛弃,尽管沧桑岁月对它无情的剥蚀,但这个衣衫褴褛、面目全非的角落,却依旧没有被人们完全忘记。被深埋着的苍龙头石构建的丢失,就足以能够说明它历史价值的存在。因为它依然记载着那段历史以及那座陵墓群的兴衰。
如果说一个人,一句话,一个决定,能改变人的一生。那么,作为一代君主的封建帝王,他的一句话、一个决定,改变的就不仅是一个人的人生,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是中国历史的走向。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雍正帝半路借口东陵风水不好,忽然改建清西陵,致使大清帝国在关内的陵墓群从此就被一分为二,清东陵和清西陵各占半壁江山,虽然按照乾隆帝的祖宗规定,道光帝应该把陵墓建在东陵,但是,道光帝则借口东陵宝华峪地宫渗水,将已经建好并投入使用的陵区全部拆除,改建在了西陵龙泉峪。
道光帝的决定,虽然避免了他的陵墓地宫被盗厄运的发生,但却因此造成了中国古墓史上更大盗墓惨案的发生:咸丰帝和慈禧陵墓的被盗。还有,由于道光帝有不遵祖训的恶劣行为记载,他的儿媳妇慈禧也学了他的做法,将本应按照新昭穆相建规制建在西陵的同治帝陵墓,也建在了东陵,以至于现在人们看到的是错乱没有规则的帝王陵墓葬制,这一切的因果关系,除了历史原因外,就是道光帝人为因素所致。
另外,从人性的角度来说,道光帝算是一个克勤克俭、至情至爱、鞠躬尽瘁的守成男人,但作为一代帝王来说,他则属于“过俭者吝,过慎者卑”,反复无常、缺乏主见。只有私,没有公,根本没有把自己放在是一个国家形象代言人和统治者的立场上,缺少广泛的博爱、大爱,以及国家、民族和百姓的利益至上的概念。因此,在治理国家上,造成了鸦片战争的失败,造成了国家的损失和民族的耻辱。在立储君上,却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个人喜好;他在葬地的选择和陵制事务改革上,也是出于自己的一厢情愿。所有发生的这一切的后果,都是道光帝始料不及的事情,他在着实爽了一把之后,不仅把他和他儿子的命运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这一切看似命运,实则都是个人因素造成。似乎这一切就是冥冥之中不可言说的天机,但却又似乎早有暗示:宝华峪妃园寝的抢劫案,公主园寝的被盗案。也许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并非偶然。道光帝的努力并没有彻底改变他儿孙的命运,更没有改变大清帝国走向灭亡的趋势。这一切的发生是否存在着一些人为的因果关系呢?如果道光帝在九泉之下知道这些,他应该笑还是哭?
道光帝擅自改变历史游戏规则的做法,无形中却又符合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以说,人类固有的贪婪和欲望,在皇权光环的照耀下,越发的膨胀,这就是皇权的张扬,这就是皇权产生的巨大能量,封建帝王借助皇权的力量,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也往往改变了国家的和他后世子孙的命运。
人生的道路常常会因为路径选择的不同而差异巨大,那么现实生活中,我们在人生道路上迈出的每一步,是否都在关乎着自己的命运呢?我们言行举止的瞬间决定,是否也在时刻改变着自己内在的命运呢?这是必然,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选择和决定,很大程度上都与自己的命
运息息相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要等一切都发生后再做那不可能有的黄粱美梦,即使我们有至高无上的皇权,也不可能掌握自己的最终命运,何况我们还没有皇权呢?我们的命运如何,很大程度取决于自己在人生路的每一个拐角处作出了何等的选择。
回首历史,体味人生。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往往是在生活路口的选择上决定的。在长期生活中,人们不仅积累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也为后人留下了诸多的鲜活历史——古陵墓,它们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财富。它们所能够产生的惊人魅力,往往在令人们感到神圣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责任和压力,因为只有流动起来的知识才具有生命力。只有用眼睛去观察,用心去触摸,我们才会发现,在冰冷坚硬的陵寝里面都留存着历史的余温,在无数扑朔迷离的想象中,在清东陵的每个陵穴中,都蕴藏着无数的神秘故事。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现在,这个曾经是道光帝梦想棋子的荒芜土地,显然已经成为那个特定时代的精神、物质和传统文明的路口、路标。虽然遭到封建帝王的抛弃,但是,它却依旧是人们心目中古老而神圣的梦想,而这一切皆来自它所面对的封建皇权。
经验告诉我们:历史是没有假设的。它把从历史个案偶然性中探索历史发展必然性规律的任务,责无旁贷地交到了我们手里。研究失败就是为了避免失败,研究敌人就是为了打击敌人。因为,如果你不把别人的失败作为前车之鉴,那么,你必将成为后人的前车之鉴。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历史上出现的每一个转角处,不仅是选择、决定,更是下一个新起点的开始。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做到:痛苦中不呻吟,贫困中不埋怨,失败中不颓丧,打击中不屈服。今天,不但要为明天做点什么,也要为过去的昨天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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