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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翰林遇上曾圣人

李鸿章家本姓许。据李氏族谱记载,许家是在明朝末期由江西湖口迁到安徽肥东的。在肥东磨店,许家将一个女子嫁给了同村李家,从此,许李两家成了姻亲。后来,李家的九世祖李心庄膝下无子。在古人看来,这可是最为不孝之事,于是从其小舅子许家“借”来一个儿子。从此,这一支的许氏便改姓李,于是成了许氏改姓李的第一代。这一代繁衍下去,即是李鸿章一脉。
在当地,由许氏而改的李家并不出奇:世代耕作,将族中子弟送入私塾,企图走出一条读书科考的道路,但这条路实在走得太平常:族中没有人在这条路上走出彩。李鸿章的爷爷李殿弟,两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失望之余,干脆放弃这条路,一心一意回家科教子孙,并发誓“一辈子足不入城”。此公可谓才气不大,脾气不小,他在以后的五十余年里,真的一直没上过县城,直到去世。
到了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一代,李家可谓时来运转。李文安在道光十四年(1834)中举,为李家争了光。10年后,李文安又顺利地考中了大清帝国进士,与后来大名鼎鼎的“圣人”曾国藩同年中榜。考中进士后,李文安被朝廷安排在刑部做郎中,这是个法官角色。李文安成了李家跃出农门的第一人。李家也“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李文安中进士前,和他的父亲一样,一直在家乡做私塾先生。李文安一共育有8个子女:6个儿子,2个女儿。李鸿章排行老二。老大李瀚章,李鸿章之下,有李鹤章、李蕴章、李凤章、李昭庆。兄弟几人中,老大李瀚章对李鸿章的影响最大。父亲李文安留京任职后,家里的一切事务就落在李母李氏和长子李瀚章的肩上。
李母是个普通农妇。家中人口多,田地自然不少,李母无法再缠脚,天生一双扑腾在农田里的大脚。据说,李鸿章发迹后,曾派人用八抬大轿迎接母亲入京。由于母亲的一双大脚从轿中露出,李鸿章觉得这很不雅观,就尴尬地用轿帘替老母遮住,结果弄得老母颇不高兴。
长子李瀚章的读书之路一直不顺,乡试中屡考屡败,但与当今一样,考不取高校的学生,不一定就不是人才。后来,李瀚章还是“由读书致仕”了,机会缘于大清的一项规制:每隔12年,各省学政可以在学生中挑选出未正式考中而平时成绩优异者,送到京师参加朝考。根据朝考的成绩,按等级安排相关职务—这在科举年代,名叫“拔贡”,将那些成绩不错而运气不佳的读书人从荒芜贫瘠的草莽中再“拔”出来,以使天下人才不致埋没,尽入朝廷囊中。
想来李瀚章平时是个不错的少爷,加上老父是个京官,得以“拔贡”便不足为奇。奇的是李瀚章参加朝考时,得了个一等的好成绩。然后,在父亲的引领下,特地拜见了父亲的同年进士、湘籍大儒曾国藩,并称曾国藩为师,于是李瀚章随即被朝廷安排到湖南去任知县,李瀚章从此走上仕途。后来,李瀚章对弟弟李鸿章在官场中的发展还出了不少力。

李鸿章的读书之路不同于他的兄长,可谓一帆风顺。他6岁时入家塾学习,由父亲启蒙,是个天资颇高的孩子。稍长,李鸿章便拜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学业长进很快。道光二十三年(1843),24岁的李鸿章考中举人。四年后,考中进士,成为安徽省最年轻的进士,朝考时,改翰林院庶吉士。
入京之前,李鸿章有感而发,写了十首诗。李鸿章一生诗作水平并不高,但唯独这十首诗被人们认为“脍炙人口”。诗如下:

局促真如虱处裈,思乘春浪到龙门;
许多同辈矜科第,已过年华付水源。
两字功名添热血,半生知己有殊恩;
壮怀枨触闻鸡夜,记取秋风拭泪痕。

桑于河上白云横,惟冀双亲旅舍平;
回首昔曾勤课读,负心今尚未成名。
六年宦海持清节,千里家书促远行;
直到明春花放日,人间乌鸟慰私情。

一枕邯郸梦醒迟,蓬瀛虽远系人思;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诗酒未除名士习,公卿须称少年时;
碧鸡金马寻常事,总要生来福命宜。

一肩行李又吟囊,检点诗书喜欲狂;
帆影波痕淮浦月,马蹄草色蓟门霜。
故人共赠王祥剑,荆女同持陆贾装;
自愧长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丈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频年伏枥困红尘,悔煞驹光二十春;
马足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即此可求文字益,胡为抑郁老吾身!

黄河泰岱势连天,俯看中流一点烟;
此地尽能开眼界,远行不为好山川。
陆机入洛才名振,苏轼来游壮志坚;
多谢咿唔穷达士,残年兀坐守遗编。

回头往事竟成尘,我是东西南北身;
白下沉酣三度梦,青山沦落十年人。
穷通有命无须卜,富贵何时乃济贫;
角逐名场今几久,依然一幅旧儒中。

骊歌缓缓度离筵,正与朋友话别天;
此去但教磨铁砚,再来惟望插金莲。
即今馆阁需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览镜苍苍犹未改,不应身世久。

一入都门便到家,征人北上日西斜;
槐厅谬赴明经选,桂苑犹虚及第花。
世路恩仇收短剑,人情冷暖验笼纱;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这些诗表明他对此番进京是否能顺利考取进士,想的似乎并不多,有的仅是些进京科考的感想。京中有他的老父亲,通过他的父亲去广交名士,拜访“有道人”,仅此而已。

人曰“诗言志”,孰料李鸿章进京后顺利地考中进士,这可算得是个意外。然而,经其父亲引荐,结识的几个“有道人”却成了李鸿章一生取之不竭的人际资源。
首先是皖籍京官。知名的有马克思在其不朽巨著《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徽州歙县人王茂荫,此人当时在大清政府的户部管理钱币。李鸿章后来与洋人打交道、办银行、借款等,王茂荫曾出力襄助。此外,还有吕贤基等人。
同科进士中有沈葆桢、张之万、沈桂芬等,这些人都在日后的大清政治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然而,其中最优秀的还应该算是李鸿章。
另外,李鸿章参加进士考试的主考官是徽商出身、后成为苏州望族的潘世恩;房师(也即考场监考老师)是孙锵鸣,此人是苏州大族、大名鼎鼎的皇帝老师符心存的学生。由此,符心存便成了李鸿章的太师。李鸿章在翰林院充任编修时,这两人对他的关照是最多的,特别是李鸿章后来带领淮军进入江苏镇压太平军时,这两人对李鸿章及淮军在江苏的立足和崛起,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李鸿章此番入京拜会的最有名、也是对李鸿章一生影响最大的“有道人”,应该算是曾国藩。曾国藩是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进士“同年生”,又是李鸿章哥哥李瀚章的老师,李鸿章此番进京又高中进士,当然不能不拜访这名湘中大儒。

曾国藩当时正因肺病发作而暂住在城南报国寺。这是当年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所居之地。顾炎武是个颇讲究经世致用的学问大家,曾国藩居住在报国寺,便以追随顾炎武自。他在与一些经学家谈经论道的同时,在桐城派大师姚鼐所推崇的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治学标准之外,大讲“经济”之学,即经世致用之学。李鸿章思想活跃,又颇务实,对“经济”之学极感兴趣,与曾国藩“朝夕过从”,曾委任他按照新的治学标准编校《经史百家杂钞》。在这些实践中,曾国藩感觉到李鸿章是个人才,称其“才可大用”,把他与门下同时考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烽并称为“丁未四君子”(四人都是丁未年中的进士)。
事实上,李鸿章的“经济”之学是当时很多学士名流都望其项背的。在一群文绉绉的官员中,李鸿章显得很“痞”。他曾同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现在人,都假屁文骚地怕谈‘热衷’两个字,但我不这样,而且我认为,我很‘热衷’。读书人进了官场,不管做什么事,好像都要求对上要知学尧舜,对下要恩泽于黎民百姓。事实上,自己的事业、学问、经济,任何事情都应得到皇帝的信任才行;皇帝不信任,那什么都无以谈起!我现在就是得不到皇帝的信任,所以,我无法不‘热衷’!”
后人都说曾国藩是热衷做学问的,李鸿章是热衷做官的,这不无道理。在官场,要谈经验,李鸿章的这种感受恐怕算得上一语中的。

如何博得“皇帝的信任”?李鸿章说:“世上的事,没有比当官更容易的了。”至于为官之道,古往今来,多少人研究它,琢磨它,这是无须考察的。说当官难,比什么都难,难于上青天,说当官容易,就容易得像李鸿章说的这句话。可不是?作为一名做官的人,说一千道一万,什么都无关紧要,最关键的是要得到上司的信任;最高当然即是皇帝的信任。为官者的一言一行,当以能否取媚于领导者为要务。这种观点,被李鸿章在日后官场中广为运用,而且屡试不爽。
如众所知,李鸿章是个讲求务实的人,平时做诗,无病呻吟,为李鸿章所不屑,但有一个例外:醇亲王奕环,是慈禧太后很信任的人。为了博得“皇帝的信任”,少不得要此公在慈禧面前替自己美言。因此,李鸿章每次到醇亲王家,都会诗兴大发,因为他知道,满人是比较看重汉人的学问的,虽然自己的学问无法与“汉人的学问”画等号,但他还是附庸风雅,尽写些阿谀奉承的诗。
有一次,醇亲王正在家中生气,原因是一名御史上疏弹劾他关于建设海军的事。醇亲王见李鸿章来了,就气嘟嘟地把这份奏折递给李鸿章看。李鸿章没等将奏折看完,就破口大骂:“弄妈,一个只会写八股文的狗屁翰林,竟然也想过问海军建设的事,真乃可恶!”李鸿章的一个幕僚劝李鸿章不要把自己缠裹到这件事中去,因为御史是个以挑刺为职业的角色,惹不起。可李鸿章说:“那样,醇亲王不高兴啊!”可见,李鸿章做官,已不再考虑行政的是非曲直,而在于尽量要让当权者高兴。

在翰林院做庶吉士的时间是短暂的,按照清朝的规定,三年后,要对庶吉士进行考试,成绩优异的,将被安排到相关部门去任职。李鸿章在庶吉士考试中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从而受到刚即位不久的咸丰皇帝的关注。这对李鸿章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绝妙机会,是他企望得到“皇帝的信任”的最初起步。这令李鸿章大受鼓舞,他似乎已看见出现在他仕途前面的一道彩虹。
然而,正在此时,南国几个农民倡导的起义打破了帝国长久以来的宁静,也让李鸿章奔向“仕途彩虹”的脚步戛然而止。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了。咸丰皇帝一再得到前方清军战败的消息,原属大清帝国的一座座城池,不断被农民起义军拔取。当咸丰皇帝得知农民起义军队伍像滚雪球似的在迅速壮大时,他将自己焦灼的搜寻目光从大清正规军营转移到新的“地方团练”身上。一夜之间,咸丰皇帝任命了43名“团练大臣”,令他们火速分赴各地,组织武装,尽快扑灭这场农民起义的战火。
文人搞武装,在中国历史上,曾一直被讽刺为“秀才闹革命”,言下之意,即成不了大气候。可在清朝末期却成了气候,而且成了大气候的革命首领恰恰真的是文人,而且是大文人。这个大文人,就是清朝的老臣,当时正在湖南老家丁忧的曾国藩。
曾国藩接到咸丰皇帝的圣旨后,立即在他的家乡组建湘军—一支后来在前线成为镇压太平军主力的地方乡勇。

李鸿章在得知太平军攻打安徽时,立刻去求见皖籍京官、工部左侍郎吕贤基,怂恿他申请回乡办团练。
吕贤基是安徽旌德人,是名进士,对投身军戎没多大兴趣,但他不反对李鸿章的提议,于是就由李鸿章代笔,连夜向咸丰皇帝递交了一份请求回乡办团练的奏折。
第二天,吕贤基就被咸丰皇帝任命为安徽团练大臣。在吕贤基的提议下,李鸿章被派遣随同吕贤基一道,回安徽办团练。从此,李鸿章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开始与军武为缘,并从此发迹。而领他一道回安徽的吕贤基则在1857年太平军攻打庐州府时兵败自尽。
远在湖南的恩师曾国藩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给李鸿章写信,把他组建湘军的成败得失一一告知这位谦逊聪明的安徽学生。他希望这位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出色的安徽佬,将来能在帝国建设与发展的大业中有所建树。对于读书人贸然地被委派去带兵打仗,这似乎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但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这确实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历朝历代,单学兵法,没有这样的学校,也没有这样的专业,更没有这样的老师。科举考试,哪怕是武举考试,也没有考核带兵打仗的内容,这固然是因为兵法不单为解决敌我矛盾、防御外来侵略服务,兵法也照样可以被一些读书人用来为推翻统治阶级服务。因此,科举考试中不考兵法、教育内容中不含兵法,这就不难理解了。但是,在统治阶级遇到农民起义或外来侵略时,充作元帅大将的一律是读书人。他们属下的幕僚也都是一些能将兵法讲得头头是道的读书人。文人李鸿章到肥东老家,也很快组织起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队伍。
不久,一直在京城刑部任官的李鸿章之父李文安,也经同籍官员王茂荫的举荐,回安徽筹办团练。这位在刑部一直没干出什么名堂的李大人似乎带兵打仗也没什么天赋。回到家乡后,他与儿子李鸿章合办的团练,勉强可算“整齐可用”。

第一仗,李鸿章带着这支队伍,在江边和州(现安徽和县)的裕溪口与农民起义军相遇。从未打过仗的李鸿章谨慎指挥,居然将训练有素的起义军打败,首战告捷!这对李鸿章本人和一直在打败仗的大清帝国来说,无异于一帖兴奋剂!捷报飞往北京,咸丰皇帝非常高兴,当即赏赐李鸿章戴蓝翎,官秩从七品上升到六品。接着,李鸿章又带兵与农民军在含山县作战,居然再次获胜。咸丰皇帝乐不可支,再次赏赐李鸿章“加知府衔”。
而正在此时,李鸿章之父李文安去世。李鸿章顾不得守丧丁忧,继续带领他的乡勇奔杀于皖江大地。在会同其他乡勇攻克庐州府一战中,李鸿章因参与有功,第三次得到咸丰皇帝的奖掖,“奉旨交军机处提名,以道府用”。不久,赏加按察使衔,并因“剿匪出力,奉旨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道员缺处,请旨简放”。道员在清朝官秩中属四品官。李鸿章在短短的几年里,从一名毫无背景的七品官升到四品官,足见李鸿章本人的才能以及朝廷对他的信任和重视程度。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李鸿章如此出众的表现,立即引来别人的嫉妒,一些官员甚至像防范农民起义军一样来防范他。当时,督办安徽军务的是八旗弟子胜保。胜保是个因多次立有军功而颇受咸丰皇帝看重的人。李鸿章接连在安徽打胜仗,当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一日早晨,土匪攻圩。李鸿章带领团练士兵奋勇出击,将土匪击走,并乘胜追击,将土匪撵得魂飞魄散。时已过午,李鸿章及团练士兵个个饥肠辘辘。李鸿章跑进一户民宅,屋里的百姓早已吓得无影无踪了。李鸿章径直大踏步奔进厨房,发现锅里的米饭还是热的。巧的是这口锅灶低矮,李鸿章身高马大。他揭开锅盖,一只脚蹬地,另一只脚踏在锅沿上。一手抓着锅盖,另一只手直接从锅里抓饭,直送嘴里,狼吞虎咽,根本来不及用筷子,也不需要什么下饭的蔬菜。只听见他一边吃,一边呼朋引伴:“弄妈,快来干!干饱了好跑路!”(干:当地方言,“吃”的意思。)随即,团练士兵纷纷进屋吃饭。
众人吃饱后,忽然有人传报,说督军胜保从后面追上来了。李鸿章表情慌张,虽然“干饱了”,但恐怕也来不及跑了,仓促之间,便出来拜见胜保,并将追攻土匪的事向胜保作了汇报。
李鸿章的形象、表现像个朝廷“道府”四品官员吗?胜保无法将朝廷四品官员的形象与眼前的这位李道员联系起来,他觉得李鸿章与被他赶跑的土匪没有什么两样。他更怀疑和担心:这位李道员将来可能会拥兵自居,名为办团练,实际是与土匪勾结,割据一方。为此,胜保开始小心翼翼地提防这位汉族官员。
李鸿章也十分担心,万一这位咸丰皇帝眼前的红人在皇帝老爷面前将自己奏上一本,自己可能大祸临头也未可知。正在困惑之际,一个机遇适时地眷顾了他。
李鸿章不太重视的当时安徽巡抚福济向朝廷奏报: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公已逝,李鸿章应丁父忧。实际上是福济想把这个汉族能人排挤走,但这对李鸿章来说,可谓歪打正着,李鸿章趁机告退。

从北京回乡至此,李鸿章整整耗费了五年时间,可官秩却升了四级,这当然是超常规的。回家守父丧不久,太平军反攻倒算,重新占领了庐州府。李鸿章和大哥李瀚章携带全家老小,投奔李瀚章曾工作过的江西南昌。
当时,为了平息太平天国起义军,曾国藩正带领湘军水师一路东下,在安徽安庆取得了不小的胜利。曾国藩军中急需用人,而湘军军营中的粮草任务一直是由李瀚章在帮办。这时,李氏三兄弟瀚章、鸿章、鹤章全部投奔湘军,充当曾国藩的幕僚。
大凡有才气的人,都会有点脾气;而有脾气的人,则很难有运气。弟子李鸿章的恃才傲物,为师曾国藩是了解的。他的锋芒毕露在仕途上肯定会遭遇挫折。为此,曾国藩在自己的军营中有意识地磨砺这位心爱的安徽才子。
曾国藩经常让李鸿章参与湘军重要活动的讨论,把他与屋下的大员如胡林翼、李续宜、左宗棠、李元度等同等看待。湘军军营中藏龙卧虎,这些人物个个都是非凡之辈,能言善辩,能出谋划策。曾国藩安排李鸿章与这些人在一起谈论事情,一是借这些能人来挫挫李鸿章的锐气,二是让李鸿章多长见识。曾国藩本人则更注重对李鸿章的指教和帮助,这些帮教甚至超过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关心。
李鸿章特别喜欢睡懒觉,叫一个主帅天天早上去叫部下起床,当然有失体统,也是不可能的。于是,曾国藩规定:在他的大营中,每天早上幕僚们必须全部到齐,方可用餐—这是逼着李鸿章改掉睡懒觉习惯的有效办法。当然,李鸿章是张“响鼓”,哪需重敲?他知道恩师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另外,李鸿章还有个好讲大话的坏毛病。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曾国藩都谆谆告诫他:为人处世,要讲究“诚”。
曾国藩的如此苦心孤诣,对李鸿章的影响是深远的。李鸿章曾说:“我从师多矣,母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并说:“(我)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匪浅。”曾国藩则表示:“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曾国藩不愧是识人之伯乐,他对李鸿章的这一预料,当是十分准确的。事实上,李鸿章在各方面有所长进的同时,他的恃才傲物的脾气是不可能一下得到改变的,遇到他认定的正确之事,他会坚持到底的。或许正是这一点,他真的很快就“青出于蓝”了—胜过了他的恩师曾国藩。

曾国藩攻下安庆以后,决定移师皖南的祁门,这与李鸿章的看法产生分歧。李鸿章认为,祁门深处大山,乃兵家所忌讳的死角、绝地,不宜驻此。接着,曾国藩又向朝廷弹劾他手下的名臣李元度,认为他应负攻守徽州失利之责,这引起了李鸿章的公开反对。
李元度是追随曾国藩的一员宿将,但好为“文人大言”,并非将才,曾国藩对这一点是十分了解的,但曾国藩还是派他去防守徽州,结果被太平军打败,为此而受到曾国藩的弹劾。李鸿章认为,这对李元度是不公平的,于是他就伙同另一名同僚,一道去找曾国藩理论。曾国藩坚决不采纳李鸿章的建议。李鸿章居然真的愤而离开湘军大营,拂袖而去,回家闲居。
李鸿章非但没有因为自己的事而就此断送自己的前途,这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反倒令同僚们十分钦佩。于是,曾国藩手下的红人郭嵩焘、胡林翼等纷纷来到李鸿章家,劝说李鸿章不要意气用事;曾国藩本人也不计前嫌,再三招请。这样,直到一年后,李鸿章才又回到湘军大营。

重回曾府的李鸿章,知道要想出人头地,还是得依赖恩师曾国藩的提携,于是他开始收敛自己的脾气,寻找一切机会来向恩师展示自己的才华,以求得一些仕途上的运气。不久,机会终于来临,契机是安徽巡抚翁同书处理抵抗太平军与捻军联合进攻失当一案。
正当清政府倾力抵抗太平军时,另一支反清义军皖北的捻军得到发展,并与太平军联合,共同攻打安徽巡抚翁同书所处的定远县城。
翁同书是当朝状元翁同的哥哥,他的父亲是著名“帝师”翁心存。翁同书无力抗击太平军和捻军的联合进攻,退守寿州(今安徽寿县),定远失守。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攻打寿州,寿州得益于地方团练的抵抗,陈玉成被击退。但随后,城内的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等与城外的团练首领苗沛霖出现内讧,相互仇杀,苗沛霖因此叛变。朝廷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命令翁同书:务必妥善解决此事,否则,苗沛霖的危害将甚于“长毛”和捻军。
翁同书接令后,便通过苗沛霖的朋友—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去劝降。苗沛霖很爽快地提出两项条件:第一,朝廷要饶恕他已犯下的罪行;第二,杀掉他的仇人孙家泰和蒙时中,把这个人的首级交给他,让他来祭奠死在这两个人手下的弟兄们。张学醇回来后,将这一情况告诉翁同书,翁同书为了完成朝廷交给他的这一特殊招降任务,只好答应苗沛霖的这两项条件。孙家泰一听此言,立即自杀了,蒙时中则被翁同书派人杀害。孰料,两人的首级被包裹着送往苗沛霖的大营后,苗沛霖依旧反叛。翁同书白白自损了两名团练大将,形势却变得更加险恶。曾国藩得知此情后,气得忍无可忍,想上书弹劾,但曾国藩得知翁家的势力,一状告不倒,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曾国藩先请了一个“刀笔吏”,写好奏状,曾国藩看了,吓得一身冷汗,不敢上交,当然是对这份奏状不满意。正在困惑之际,曾国藩想起了李鸿章。由李鸿章代笔写的这份奏状,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奇状”:“臣职分所在,理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的第之鼎盛,瞻顾迁就……”这一奏状,被研究者一致称为“锋芒内敛,暗藏杀机”,皇帝与太后看了,不得不动容。因为这份奏状,翁同书被判了斩刑。
翁同书之父、帝师翁心存得知这一判决后,又气又急,以致一命呜呼!太后和皇帝念其训教之恩,将翁同书改判流刑,发配到新疆,直到死也没能回来一趟。
父死兄离,当朝状元翁同对此不共戴天之仇能不刻骨铭心?因此,有人认为后来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建设北洋海军时,其军费无法得到落实,而翁同又屡屡主张迎战,这是故意报复李鸿章的,因为当时的翁同是朝廷户部尚书—一个财政部长的角色。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李鸿章操刀的这一纸奏疏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曾国藩对他自然更加刮目相看,两人的交情自然也更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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