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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淮军,圩堡里的团练

咸丰十年(1860)前后,太平军在长江下游屡战屡胜,当地一些大地主陆续被撵到上海孤岛上。
由于上海滩早已是开放的通商口岸,也许是有赖于此间的洋人,以及洋人在这个孤岛上所设立的一处处独立的租界,太平军一时尚未涉足,但盘踞在苏州的忠王李秀成已率大军兵临城下,形势万分危急。
蜗居在孤岛上的一些士绅为了免遭最后灭亡的命运,一边迅速成立“中外会防局”,以期依赖洋人的武力来保卫上海;一边又选出士绅代表、前清名臣钱宝琛(浙江巡抚)的儿子钱鼎铭,带着募集来的20万两白银,雇用了几艘外国轮船,率人前往安庆,向曾国藩求援。
钱鼎铭到达安庆,对着曾国藩声泪俱下,说上海士绅们渴盼曾帅 ,犹如久旱之地盼甘霖。钱鼎铭哀求曾帅早早派兵,以解上海之围。继而,钱鼎铭又掏出一封信。信是苏州名人、李鸿章的同年进士冯桂芬写的。冯桂芬在信中称,上海是江南的膏腴之地,商业发达。在那里,每月可筹到银饷60万两以上——对正缺少银子的湘军来说,这可算是最大的诱惑了。当然,这一诱惑对“长毛”也同样存在,谁不想咬走一块肥肉?
另外,钱鼎铭还通过其父钱宝琛与曾国藩、李鸿章之父李文安是同年进士的关系,走后门套近乎,劝说二人及早东援。

面对这种形势,曾国藩感到颇为棘手。上海确实是军事、经济重镇。按理说,应全力支援,但上海距安庆千里迢迢,兵派少了,无济于事;派多了,湘军也没那么大实力。更为麻烦的是,万一大本营安庆出现险情,即便是往回调兵,谈何容易!再说,当时驻扎在安庆的湘军并非实力雄厚,派兵去上海,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对于整个战局是没有一点好处的。况且,太平军总部已设立在邻近的南京,南京与上海孰重孰轻,曾国藩比谁都清楚。正在曾国藩感到左右为难之际,朝廷催促曾国藩发兵上海的指令到了,这就由不得曾国藩再犹豫了。他知道,这已不仅仅是上海士绅们的邀请和求援,而是来自朝廷的命令了。派谁去合适?曾国藩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胞弟曾国荃。
曾国荃(1824—1890)是曾国藩的九弟,人称曾九,乃湘军的主要将领之一。1856年,他在湖南老家招募乡勇3000人赴江西吉安,援助哥哥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该乡勇组织称“吉字营”,成为曾氏湘军的嫡系。在以后几年的征战中,曾国荃战功赫赫:在1857年底,曾国荃在江西吉安击退前来增援的太平军劲旅石达开部;1858年,攻陷吉安,升任知府;1859年,占领景德镇,火烧全城,升为道员;1860年,围攻安庆,屡屡击败太平军。当年9月,曾国荃用当地最为先进的武器—地雷—轰塌安庆北门城墙,攻陷安庆;1862年春,曾国荃率领“吉字营”等嫡系湘军围攻南京。1862年10月,与忠王李秀成太平军在南京激战40余日,迫使李秀成退兵;1864年7月,采取挖地道的形式,再次使用地雷,轰陷南京城墙,纵火烧杀抢掠,大火七日七夜不熄。据说,曾国荃在这场大战中,抢得大量金银财宝。为了不致暴露,曾国荃遵从大哥曾国藩的劝告,称病回籍放假。自此之后,曾国荃察探风声,屡病屡出。
朝廷指令曾国藩派兵东援时,曾国荃正积极备战,准备沿江而下进攻南京。如果拔掉太平军的这一老巢,当然是头等军功,因此,曾国荃对东征上海并无兴趣。
其次,曾国藩想到的就是他手下的宿将、也是他的同乡陈士杰。
陈士杰(1825-1893)29岁时通过拔贡,被选职为户部七品官。咸丰元年(1851)丁父之忧,回到老家,旋即投入老家镇压农民起义的斗争,成为镇压团丁的首领。咸丰三年,加入曾国藩湘军。以后,一直率领乡勇平定家乡的各种农民暴动。陈士杰平素以办事稳健、有谋而得到曾国藩的信任。
当曾国藩将东援上海的任务下达给陈士杰时,陈士杰立即在家乡招募到上万人的子弟兵并积极训练,但就是不发兵。慈禧太后几次下懿旨,可这位陈大将军依旧岿然不动。曾国藩实在忍不住了,就派人将这位陈大将军叫到安庆来,问他到底咋回事。
陈士杰低着头,跪在地上,半天不吭声。曾国藩急了,叫陈士杰说明原因。陈士杰一抬头,早已老泪纵横。他说:“援沪之兵早已训就,只是微职上有90岁的老母,万一微职战场上丢了性命,老母是万万承受不了这种打击的,因此……”
曾国藩闻言,已知道陈士杰心中的“小九九”。到底是为了孝敬母亲,还是贪生怕死,曾国藩已没有时间来调查核实,要是老佛爷的懿旨再到,恐怕已不是催兵上路的问题,而是催他“曾剃头”上西天的大事了。于是,他赶紧命令距离上海很近、正驻扎在镇江的清军总兵冯子材火速援沪。可军令发下去后,如石沉大海,也一直得不到冯子材的回音。究其原因,无法知道。曾国藩差不多真的要失望了。这时,李鸿章出现在他面前。
曾国藩提议,要李鸿章东援上海!孰料李鸿章还真的乐意去。李鸿章自从在老家安徽打了几次胜仗后,虽然升到了四品官,但进入曾国藩幕府后,这一官秩便成了虚衔,根本没有行使这个四品官、独立带兵打仗的机会,而且,曾国藩的湘军大营中人才济济,他很难等到独当一面的机遇。李鸿章知道,要想往上爬,爬到帝国的最高层,没有恩师的举荐那是万万不成的,但说实在的,李鸿章认为曾国藩的办事风格一向犹疑有余而果断不足,每遇重大事件需要作出决定时,他总是向李鸿章请教。在曾国藩手下,他一直是个被使用的角色,而不是被重用的人才。
李鸿章一直盼望着能有自己作主、建功立业的机会。当恩师曾国藩要将东援上海的大任交给他时,他觉得英雄正逢其时!李鸿章心痒难耐,他激动不已,因为,他马上就能率领湘军浩荡东去了!
可恩师又发话了:“少荃,你这一去,我虽然可以高枕无忧,但自此之后,我失去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啊!”李鸿章谦虚地说:“曾师营中人才济济,胜于我者,多矣!”曾国藩说:“不过,现在南京还没拿下,湘军人手不济,你这一去,我是没有兵送给你啊。让你做帅,兵就由你自己去解决了。”闹了半天,原来是个“光杆司令”!
不仅对李鸿章,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大难题!时间这么紧迫,从哪儿弄来部队?还要千里迢迢东援上海滩?李鸿章急了。但是,李鸿章紧蹙的眉头很快就展开了!湘军固然是现成的,但军中老气横秋的、吸大烟的、开小差的不乏其人。再说,这些人是跟着“曾剃头”来的,除了“曾剃头”,他们还愿听他李鸿章的命令吗?李鸿章想:不如自己募集。李鸿章领命之后,急匆匆赶回老家—历史,给了他发展淮军的机遇!

为了尽快募集一支军队,回到合肥的李鸿章从三个方面搜罗乡勇。
一是利用他父亲李文安的关系,寻找那些世交的弟兄们。当年,他曾和他的父亲共同在肥东、肥西办团练,曾经连续打过一些胜仗,共同谋事的弟兄曾得到过一些好处,从而在这里建立过一定的人缘关系。 李鸿章首先派他的弟弟李鹤章去肥东,收招当年被打散的人员,他自己则去肥西,找到当地有名的团练头子张树声。
江淮之间数年来一直遭受着太平军和捻军的掠扰。地方团练在清兵“匪兵”的争斗中,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挫越勇。各乡各圩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设寨自保。同时,各圩各寨之间又相互呼应,相互求安。张树声自幼就跟着办团练的父亲张荫谷耳濡目染,真正是“从娃娃抓起”抓出来的一方山大王。而张荫谷又和李文安是在办团练中结识的“好弟兄”。有了这层关系,李鸿章与张树声便成了“世交”。
李鸿章对江淮子弟的禀性是很熟悉的,只要感情深,什么都好说。他们不一定顾忌到多少国家政策、民族召唤,他们认的是弟兄感情,带有比较浓厚的江湖义气。张树声在家乡早就听说过李文安的二公子在湘军大营中当差,而且混得不错,本来就想联系,此番李鸿章找上门来招兵买马,张树声认为这正是投靠他的好机会。于是,张树声立即将其属下爱将刘铭传、周盛传、周盛波兄弟叫来,通报新的情况。
刘铭传本来是个私盐贩子,在地方上以杀了欺负其同宗女眷的地痞而扬名;周氏兄弟也没什么文化,几乎都是些“草莽大亨”。张树声、刘铭传及周氏兄弟曾模仿“桃园三结义”结盟为弟兄,如今一听召唤,齐来听计。当得知李二先生回来了,要将他们编入淮军,成为大清政府的编制,并从此粮饷不愁时,个个都乐意,发誓要杀尽“长毛”,替父报仇。他们一直在寻找报仇的机会。听说在湘军大营中颇有“市场”的李二先生来招兵请将,潘鼎新立即响应,把手下的一批三河团练全部拉到李鸿章的大旗之下。
接下来,李鸿章就去寻找当年与他父亲同在一起办团练、结果也是被太平军杀害的忠良吴廷香的儿子。听说吴廷香的儿子名叫吴长庆,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提起有杀父之仇的“长毛”,吴长庆的牙齿都恨得咯嘣直响。他手下也聚集着一批乡勇。吴长庆曾对这群兄弟们发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世交李鸿章与他一拍即合。
再就是李鸿章去找他的学生刘秉璋。刘秉璋(1826-1905)是庐江县人。咸丰十年(1860)中进士,在翰林院任编修。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他的家乡受到太平军的洗劫。刘秉璋觉得这是家乡的奇耻大辱,于是弃文从戎,回到家乡办团练,以对付他切齿痛恨的太平军。
刘秉璋在未中进士前,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曾对刘秉璋的父亲说:“你的伢子以后就跟我家老二学吧。”李文安说这话时,李鸿章已经考中进士了,因此,后来就有人说李鸿章是刘秉璋的老师。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刘秉璋很快就将自己的乡勇拉到老师李鸿章的麾下,并表示为替父老乡亲报仇,愿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在李鸿章网罗的这些乡勇首领中,刘秉璋与李鸿章处的关系最近,两家结成了姻亲,前后有七门婚事。
刘秉璋后来成了李鸿章的心腹大将。1885年,刘秉璋任浙江巡抚时,指挥了中法战争中的“镇海之役”,击毙法国军队统帅米禄,击沉法国军舰一艘,重创三艘,取得了近代史上近海保卫战的唯一一次胜利。
除了招兵募将,李鸿章还特别留意在家乡物色幕僚。后来跟他一辈子的安徽东至人周馥,就是这时候发现的。周馥(1837-1921)家穷,但一笔字写得规矩隽永。李鸿章一直认为字如其人,能写得如此好字,为人处世当不致没有章法。可以说,周馥伴着淮军的诞生而出现在李鸿章的幕府之中,直到李鸿章生命终结的最后,这位大管家还守在他身边。同时,后来成为李鸿章儿女亲家的蒯德模、蒯德标都是在这个时候加入李鸿章幕府的重要谋臣。

不到两个月,李鸿章兄弟在肥东、肥西召集的乡勇兵力超过了2万人。从外表看,说这些人是乡亲聚会倒是挺合适的;可要说他们是军队,那就有点滑稽了:他们不会队列,甚至不会排队,高矮长短,参差不齐;衣着也五颜六色,破烂不整,谈不上统一。唯一的共同特征,就是大伙儿头上都扎着一条毛巾,但毛巾的颜色也不一样。可李鸿章知道,这帮弟兄不中看,但打起仗来说不定挺中用。他对这些弟兄们的性情了如指掌:讲究面子,讲究感情,只要有交情,个个愿意把头提在手里跟你干!有了这个规模的人数,李鸿章就带着这伙后来被称为淮军、并令中外人士刮目相看的队伍来到安庆。
曾国藩十分钦佩这位安徽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变戏法似的招到这么多兵,但他们的阵容确实使曾国藩不敢恭维。这些淮军不说打仗情况难以预料,就是平时见到首领,连个军礼都不知道怎么敬;说起话来,全是“弄妈弄妈”的一口不文明的土腔调,但朝廷不断地催促上路东援,上海那边已等不及了。
曾国藩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只是把这些“淮勇”根据其营官的姓名暂时分成五个营,潘鼎新带领的淮军为“鼎字营”,刘铭传部称“铭字营”,吴长庆部称“庆字营”,张遇春部称“春字营”,张树声部称“树字营”。这五个营的营官都是李鸿章的老乡,且都与太平军有不共戴天之仇。

正当李鸿章在组建江淮乡勇时,朝廷传来信息,一方面催促曾国藩尽快发兵东援,另一方面清廷已在上海“借夷助剿”,即向洋人借师,用以镇压太平军。洋人当时集中了400人,3门炮,组建了“洋枪队”。洋枪队组建后的第一仗,便将近2000人的太平军打得溃不成军,杀了1000多人,活捉了300多。在后来的屡次战斗中,洋枪队多次获胜,因此被人称为常胜军。当然,常胜军偶尔也打败仗。
曾国藩对大清朝廷“借夷助剿”的主张不予支持。他认为,这种措施是权宜之计,它只可以解得近忧,而无法排除远患,而且,洋枪队在战斗中要是不断得到发展,将来势必尾大不掉。于是,曾国藩立即上奏朝廷:洋枪队至多只能在上海城内执行防务,指望洋枪队出击进剿,这是万万使不得的!当时,清廷正指望洋枪队去收复已被太平军攻占的江苏省会苏州。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形势,曾国藩催促李鸿章速聚乡勇,尽早东援。
这些淮军被集中到安庆后,来不及进行系统的训练,曾国藩就与李鸿章商议给这些士兵如何装配。曾国藩主张淮军的装备、粮饷及训练方式完全照搬湘军模式,武器装备则主要是刀矛、小枪,还有少量的重型武器,如抬炮、小炮、劈山炮。小枪的使用方法主要是从枪的前膛装进火药,然后牵出药线,开枪时,就是点燃这个药线。有时药线受潮,小枪就成了哑枪。抬炮、小炮、劈山炮等在使用上都有类似的不便和毛病。这些武器,被利用来对付太平军是不嫌落后的,但要与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洋枪洋炮比,那就显得太寒碜了。这支来自皖江圩堡里的淮军开赴上海滩,能镇住那个花花世界吗?
1862年清明节,淮军正式整装待发。从安庆去上海,有海、陆两条路。走陆路,必须经过太平军占领区南京、苏州一带。穿越这些敌占区,当然风险很大;走水路,顺江而下,也必须经过芜湖、南京等“长毛”控制区,来自太平军的威胁依旧不可想象。
一直在静候援军动身的钱鼎铭建议还是走水路,因为上海士绅代表来时,已经雇了三条英国的轮船。太平军只打清人,洋人的东西,“长毛”们是不会轻易动手的。这样,精选出的9000淮军,从4月5日起,先后分七批陆续运抵黄浦江。
当时随淮军东下,后来一直在李鸿章幕中作幕僚的周馥,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满载淮军的英国轮船一路上是相当安全的。在没有太平军的时候,两岸百姓一看大轮船上满载土里土气的“痞子”,谁也不敢惹事;当轮船进入南京江面时,从船上能清楚地看见驻守南京的太平军戒备森严,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英国洋船上的这群“土痞子”,似乎摩拳擦掌,但就是没敢动手。
近万名淮军,就这样在太平军的眼皮底下,顺利地到达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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