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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捉襟见肘办海军

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始自海防的崩溃。
大清帝国最早提及建设新式海军的代表人物是主持军机处的荣亲王,还有丁日昌,时间是湘军在曾国藩的带领下正如火如荼地镇压着太平军。当他们发现前来“帮忙”的外国军舰威风八面时,便建议清廷仿照西方兵法,建设一支以蒸汽动力为标志的新式海军。

1862年,清廷总理衙门利用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回国休假之机,委托他在英国购买西式军舰。李泰国答应后,为大清帝国代购了6艘炮舰。
可舰队组建后,李泰国竟然任命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中国舰队司令”,并签下协议,约定该船队只接受英国皇帝的指挥,“有条件”地听从大清皇帝的命令,连舰队所悬挂的旗号也是外国样式的—绿底,中间有两条黄色长条相交,相交处有一条龙。这显然不是大清帝国的国旗,因为大清帝国官船上的旗号是三角形的黄色龙旗。1888年10月,慈禧太后批准《北洋海军章程》时,规定大清国旗为长方形的黄龙旗。
之所以采用这种不伦不类的洋旗形式,李泰国说,这是为了“让外国各商不敢藐视”。在李泰国看来,大清帝国的陆地上有戈登的洋枪队,水上有他的这支舰队,完全可以把大清帝国玩于股掌之中了。显然,这支由李泰国代购的大清舰队被李泰国当作大英帝国的海军部分了!这当然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主张。
大清帝国统治者一气之下,将这支花费173.2万两银子创建起来的舰队,只收回106.8万两银子就贱卖给了好几个国家。大清朝廷的意图是:宁愿损失点银子,也要折一折这个狂妄得不可一世的英国人的傲气。大清帝国首次提议创建新式海军一事,犹如一出闹剧,草草收场。
此后,仍不断有人提及新式海军的创建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郭嵩焘就说过这样的话:大清国并不是在各海口部署几艘铁甲船就可以高枕无忧。海军的兴盛与国家的富强是分不开的。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大清国算是十分进步的。丁日昌则提出了创建东洋、南洋、北洋—“三洋水师”的设想,但在新式海军的建设上,真正办出了一些成效的还算是李鸿章。
从1870年至1895年,李鸿章在出任直隶总督时,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创建了北洋海军。

创建新式海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置办以蒸汽为动力的军舰。这种以蒸汽为动力的军舰有多大威力呢?我们可以先看下面的故事。
当年湘军在安庆围攻太平军时,湘军重要首领胡林翼策马登上安庆城内的龙山,居高临下,不无得意地说:“从这里看安庆,小城就像一个锅底。里面的贼寇再强大,也经不住我等一攻!”可当他看见江面上突然出现两艘洋船“像奔马一样”逆江而上,“疾如飘风”时,吓得顿时变了脸色,不敢说话,并立即策马回营,中途便吐血,差点从马背上掉了下来。不久,这位身经百战、屡立奇功的湘军大将就一命呜呼了。由此观之,洋船的威力自不待言。当然,不造出大船,自然无法与洋人相匹敌。
当时的大清帝国有上海、福州两个造船厂。李鸿章知道,这两个造船厂就是花费再多的银子,也打造不出理想的舰只。新式军舰的结构涉及机械制造工艺方方面面的技术,而当时大清帝国的造船厂都是不具备的。在这种情形之下,解决军舰问题的根本办法就只有购买。清廷决定每年拨出400万两的海防经费用以购船。对于又是应付战争,又是割地赔款的大清国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由此也可见清廷创建新式海军的决心。
李鸿章从当时海军实力最强大的英国物色到赫德,委托他去英国购买军舰。赫德当时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官员,他对李鸿章的委托表现出相当的热情。他建议李鸿章向英国阿摩斯庄船厂订购4艘新式炮船。赫德介绍说,这种炮船船身轻,攻击力强,可以与大型铁甲船对抗,很适合大清军队。李鸿章一听,认为这种新式炮船正是他梦寐以求的。
1876年,由赫德经手购买的4艘英国“蚊子船”运抵大清海岸。李鸿章十分高兴,举行盛大仪式欢迎这4艘“蚊子船”的到来,并给它们分别取了个威武而悦耳的名字:“龙骧”、“虎威”、“飞霆”、“策电”。这种炮船的特点是船身小而火炮重,所以称它为“蚊子船”。大清国振兴海军的希望似乎就寄托在这4只“蚊子”身上。
接着,李鸿章又委托赫德为南洋舰队购置4只“蚊子船”。南洋舰队当时是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在掌管,这4只“蚊子船”未到,寄托着美好愿望的名字就诞生了: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当这4艘轮船运抵天津港时,李鸿章亲自试驾。他发现这4艘轮船比首批的4只“蚊子船”先进,就把这4艘轮船留下,将首批的4只“蚊子船”送给了南洋水师。
随后,赫德又向李鸿章介绍说:现在有一种更为先进的战舰,每小时速度15海里;船头、船尾分别可置一门25吨级的大炮;船的两边舷上也可以安装大炮。最为神奇的是这种船头的水线以下有特别的设置,它可以追上铁甲舰,并可以毁坏铁甲舰。听赫德说得如此玄乎,李鸿章问:“那你为什么不给我买这种战舰呢?”赫德说:“你只委托我买‘蚊子船’,并没有叫我去买这种新式战舰。我总不能越俎代庖吧。”在这之后,李鸿章又委托赫德购买了两艘“蚊子船”,但李鸿章很快发现,这10只由赫德代购的“蚊子船”,与当时世界上的先进舰艇相比,已经属式样落后、性能特差、炮重船小、行动迟缓的淘汰设备—李鸿章购买军火上当了!赫德似乎想控制大清海军舰艇的质量。这样,李鸿章开始寻找别的采购商。
1880年,李鸿章按照朝廷的意思,委托大清驻德国公使李凤苞向德国订选2艘斯特汀式铁甲舰和1艘钢甲巡洋舰。孰料这名靠捐资出身的外交官在订购这些军舰时,向兵工厂收了大量佣金,似乎想借此捞回捐官的成本。案发后,李凤苞在1884年被撤职。据悉,由李凤苞订购的这3艘德国军舰,直到中法战争打完后,才姗姗运至大清海岸。李鸿章给两艘铁甲舰分别命名为“定远”和“镇远”,并迎至天津大沽口,亲自试航。
当时,北风呼啸,海浪如山。李鸿章坐在“定远”号上平稳驾驶,舰只如履平地,航速也与设计的标准丝毫不差,不像“蚊子船”那样颠簸摇荡。李鸿章看着舰上飘扬的大清龙旗,激动得流下眼泪,说:“大清自创水师以来,此乃最令人放心的!”这两艘舰后来在中日甲午海战中表现突出,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几年之后,大清国对外宣称已拥有战舰50艘,其中有半数是大清国自选的。这种规模和装备在当时确实是不可小觑的。

美国有位海军准将名叫舒斐尔特。李鸿章曾聘请他作北洋舰队的管理顾问。舒斐尔特视察北洋舰队后称赞道:“每一种现代海战的工艺器械,好像这些战舰上都配备了。如由水力操纵的大口径高速度炮、机关枪、子弹、电灯、鱼雷和鱼雷艇、双螺旋桨引擎、钢制金属撞角等等应有尽有。但要使这些最新设备发挥作用,还需要一个有文化水平的海军队伍和一个完善的组织。”
当时的一位清朝大臣说:“大清有一天的钱,就可以买一天海陆军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整个文明世界都愿意把器械供给它,但是,大清不能在任何市场上购买训练有素的军官和有纪律的士兵。”这表明,北洋舰队的硬件是已经够硬的了,但还应该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软件,这是李鸿章十分关注的事。
李鸿章曾大声疾呼:“海军至今不名一钱,不得一将。臣只有望洋兴叹,感受恐惧。这叫我如何是好啊!”李鸿章深知,单单有军舰而没有银子和人才,海军的兴盛是没有指望的。李鸿章曾竭力支持清廷派遣留学生去美国接受海军训练,后因美国人不接收这些学生受训而撤回。早在1876年,李鸿章还指派7名淮军军官去德国学习战争技术。事实上,这是向敌人学习技术,到自己对手的眼皮底下去贯彻落实“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当然,蛮夷总不会全都是傻帽,天下哪有专门训练学徒来对付自己的师傅呢?

在指挥不太灵便的整个海军系统中,真正能派上用场的,还是来自大清国本土良将左宗棠在福州船政局培养训练出来的士官生。福州船政局的训练教官也是洋人。1874年,福州船政局修船科的14名毕业生先后取得舰长、大副和工程师资格,但他们的实际操作水平仍不能令人满意。再说这几人又怎么能满足急速发展的海军需要呢?当时,有保守派称:花费了如此昂贵的代价培训出来的人“连船只都不会驾驶”!李鸿章也认为这些学生“文秀有余,威武不足”,甚至有保守派怀疑那些高昂的学费是不是被洋教官“下腰包”了,于是举国上下对福州船政局失去了兴趣和支持,经费也大大削减了。
1877年,经李鸿章、沈葆桢举荐,30名福州船政局的学生被派往欧洲深造。这些学生在两三年后陆续回国,有几个人直接为李鸿章效劳。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转而自己训练和培养海军人才。1880-1881年,他在天津开办水师学堂,首任学监即是从英国留学回来、以翻译西洋政治名著而享有盛名的严复。
严复是大清派往英国学习的首批留学生中的一员,他的成绩是被留学生们公认为第一流的。学习期满后,当时的驻英公使李凤苞特意将他留下,送往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深造,回国后,李凤苞又向李鸿章推荐严复。李鸿章对这位年轻的留学生很感兴趣,便决定召见他。
散朝回府的李鸿章派人叫来严复。严复一进门,见李鸿章斜卧在榻上“吧嗒吧嗒”地吸着水烟。严复赶紧问安,然后很不自在地站在一边。李鸿章过一番烟瘾后,睁开眼问严复:“你留学收获怎么样?”严复还未来得及回答,李鸿章又问:“哪一项学得最好?”严复回答说:“英语。”李鸿章问:“什么词都可以翻译吗?”严复谨慎地答道:“一般能。”
李鸿章晃了晃手中的水烟袋,问:“这个用英语怎么讲?”严复一下子蒙了。他在英国好几年,积累了大量英语语汇,可“水烟袋”这玩意儿,好像英国没有,当然也就没有这个词儿。严复在脑海中拼命地搜索着,被李鸿章晾在那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头上的汗也下来了!
李鸿章说:“学了几年,连‘水烟袋’都说不出来。看来,学无止境啊!”严复受此一“辱”,可谓刻骨铭心。后来,严复成为举世公认的一流翻译家。这个成绩的取得与李鸿章的这“一鞭之策”,能说没有关系吗?
应该说,李鸿章是较早注重“洋为中用”的人。在他所聘请的洋人教官中,美国人克林顿(当时写为柯灵敦)年轻气盛;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作为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副手,在北洋水师干了两年总查。聘请这些洋人主要是让他们当教官,他们确实为大清水师培养了一些急用的人才。

有了人才还不行,用美国舒斐尔特准将的话说,还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组织”。这个“完善的组织”,就是海军管理机构与体制。
中法战争之后,大清海军指挥不统一,南洋、北洋、福州船政局各行其是,国人对此予以猛烈抨击,李鸿章也深有同感。1885年9月,李鸿章趁参加同治皇帝葬礼之机,在北京待了三个星期,先后三次竭力说服慈禧建立现代海军。此后,慈禧太后宣布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李鸿章和庆亲王为会办大臣。
此时的醇亲王似乎也颇赞成自强,但李鸿章知道:海军衙门的舞台之所以能顺利搭建,一个重要原因是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一些人想借此唱一场别的大戏:他们借此向各省筹集军费,而这些军费中,有相当部分被挪去修葺圆明园了。
圆明园的破坏是英法联军攻打北京的“杰作”。同治十三年(1873),18岁的同治皇帝亲政。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修圆明园。并称再过两年,就是母亲慈禧太后40大寿,应尽力供母后休闲、游乐。负责主修的内务府一班人竭力赞成,年幼的皇帝要为母后尽孝,当然是无可非议的,内务府竭力支持大修圆明园还有一个原因,即内务府是清宫的账房,办理任何大事都要有账务来往,有账务来往,就有“回扣”。有了油水的诱惑,劲儿也就来了!以紫禁城西边的“三海”修葺为例:“三海”即南海、中海和北海,是三个著名的湖泊,面积达2500余亩。修葺工程有100多处,几百个项目,如此庞大的采办,回扣利润动辄有上万两。
当时,内忧刚平,外患愈来愈重,国防练兵的钱都捉襟见肘,哪有钱来修园子?户部侍郎、分掌内务府的桂清知道,一是财政紧,二是内务府是个无法填平的无底洞,因此,他建议同治皇帝放弃这一计划。孰料这一建议刚出,他就被同治皇帝免了官职。
接着,提议反对皇帝修园的一律遭到同治皇帝的质问和呵斥。慈禧太后对同治儿皇的这一做法感到满意,她启发同治说,“你已经长大了,应该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
同治皇帝后来患了梅毒—在当时,这是一种不容易医治的恶病,但皇宫一直对外宣称:同治患的是天花。天花发作时,批答大臣奏折的事暂由恭亲王负责。
好像就是有了这个空当,北洋海军的发展才得到了朝廷的一些扶持。在这几天里,恭亲王批示: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李宗羲,不惜重金购买水炮台、铁甲舰,武装北洋海军。梅毒带给同治皇帝的是厄运,可带给北洋海军的却是一次发展的机遇,这也可以算得上是一则历史笑话吧。
当同治皇帝生命垂危时,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宣布第二次垂帘听政,并大赦天下,封赏李鸿章晋文华殿大学士。
李鸿章组建的北洋海军初具规模时,决定请求慈禧太后派人检阅。
慈禧太后派醇亲王和大太监李莲英前往视察,这又成了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史上有趣的一笔。
当年顺治皇帝入关时,就曾立下铁牌,专门限制太监的权限和活动,这块铁牌就立在乾清宫后面的交泰殿内。铁牌上书:太监不允许干预政事,不允许搞里外勾结;如有违背,则立即处以凌迟之刑。同治八年(1869),大太监安德海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斩杀,就是安德海出宫办“公事”—奉慈禧太后之旨采办“龙衣”。
光绪十四年(1888),慈禧太后命太监李莲英为副使,与醇亲王一道,作为钦差大臣去视察海军,这当然是中外历史上的新鲜事。但李莲英是个“人精”,一生谨慎,他虽然被慈禧太后封赏为二品顶戴,但他出行之时,特意将二品顶戴换成清朝内制规定的四品—太监只能如此,以符合自己的特殊身份;也不敢乘坐专为副使配备的船只;视察期间,他不与任何官员接触,以免“干预政事”。人们发现,这位“副使”一直恭候在醇亲王和李鸿章身边,甚至晚上还为醇亲王洗脚,时刻“找准自己的位子”,直弄得醇亲王很“不好意思”。

作为北洋舰队的首领,为了能让钦差大臣回京后在慈禧太后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李鸿章在醇亲王视察完毕后,抢先在慈禧太后面前大大地夸奖了一番这个内外有名的“公公”李莲英!
据文献记载,北洋舰队在当时各国海军舰队的实力排名中,已列第8位。这是足以令大清帝国自豪的。大清海军的发展给邻国日本带来了强烈的刺激。日本几乎全民动员,强调在一个岛国发展海军的极端重要性。经过几年的努力,日本军队主要是海军的征战能力很快就在战争实践中得到了证实。
对于日本的发展,李鸿章早就有些意识,他强调忽视日本的后果是严重的。当沙俄在大清西北肆虐作乱时,李鸿章甚至主张放弃西北,警惕日本。他认为,日本才是中国将来的祸患。为此,继续充实北洋舰队的实力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事。
但归根结底,充实海军是离不开银子的!

当小皇帝光绪渐渐懂事时,慈禧太后再次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提出修葺圆明园,在这前后10年的修葺中,年幼的光绪皇帝不断亲临现场巡视,所耗白银达600万两,这些银子从何而来?
1885年6月,这可是中法战争的节骨眼啊,可慈禧太后居然指令满族“四大财神”“帮助苑囿建设”!即要他们捐钱修缮圆明园。这“四大财神”和另外几家大户当然知道他们的钱财是怎么来的,更知道这是慈禧太后五十大寿的大喜日子,于是他们很快捐出白银24万两。
1886年12月,醇亲王写信告诉李鸿章,说神机营和海军衙门已从当时筹措到的220万两白银中抽出了75万两,用以“帮助苑囿建设”,但圆明园修葺工程还需要更多的钱!他建议李鸿章考虑—更准确地说,他是为李鸿章出点子:是否可以创建“京师水操学堂”或“贵处某事”的名义,帮助筹措70万两“外债”。
李鸿章心知肚明,这无异于“圣者”,必须完成!于是他只好打破自己“筹款决不举外债”的前例,通过正在帮助他设计直隶北部铁路计划的伍廷芳,从德国泰来银行赊外债92.7万两。当天津水师学堂宣布开学的那一天,圆明园修葺工程开工,92.7万两白银中已有70万两被挪去用作工程款。
李鸿章在完成醇亲王交办的大任之后,还剩22.7万两银子。有这点残羹冷炙总比没有强。反过来思考这件事:李鸿章虽然没有得到以自己名义借来的所有银子,便毕竟完成了清廷高层交代的另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何乐而不为呢?至于这笔外债将来由谁还?这当然用不着李鸿章来操心。然而,就发展海军的需要而言,李鸿章分得的这最后一杯羹,显然是杯水车薪。
难处虽然存在,但在李鸿章的苦心经营中,北洋海军还是得到了发展。到1888年,北洋舰队已拥有2艘铁甲舰、7艘巡洋舰、6艘炮舰和6艘鱼雷艇,这在当时世界上已算是很有实力的舰队了。
然而,李鸿章很快又发现,日本人已在购买一种更新的船舰,他内心十分焦急。他知道,要充实舰队的实力,没有银子不行。在户部拨来“专用”的银子不断被挪用的情况下,两年之后的醇亲王再次给李鸿章写信,授意他向各省巡抚筹款,数量为200万两。这笔钱募到手后,被存入天津洋行,存款利息被全部挪去修葺圆明园。1891年,海军衙门干脆向清廷奏请将海防捐款专门用作圆明园修葺,不再为自己的挪用遮遮盖盖,掩耳盗铃了。户部尚书翁同同意了海军衙门的奏请,停止购买坚船洋炮。李鸿章对此只好干瞪眼。
紧接着,黄河在山东境内决口,千里沃野顿成一片汪洋,黎民百姓嗷嗷待哺。一些忠良大臣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迫切希望慈禧太后能以国事为重,停止修园,但又没人敢言。最后,“铁汉御史”邓承修冒着生命危险给慈禧太后上疏,请求停修圆明园,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结果,他的奏折被慈禧太后扔在了地上。
在李鸿章看来,这个“铁汉御史”有点不知趣。他知道,“救民于水火”与发展海军一样,同样需要银子。可慈禧太后缺什么?除了银子?
到光绪十九年(1893)以后,户部干脆向朝廷奏明“部库空虚”,于是停购一切洋枪洋炮。
据清宫档案记载:圆明园仅“三海”颐和园的大修,就耗去白银数千万两,其中被挪去的海军军费达1300万两。而李鸿章北洋舰队中7艘主力战舰的购买总价才778万两。这表明,被慈禧太后挪去修园子的军费可以再建两支北洋舰队。
甲午海战失败后,有人将失败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李鸿章头上,对此,“李二先生”曾哭诉道:假如海军军费每军都能按年拨给,不过十年,就可把北洋海军训练成全世界最强大的舰队,决不致于败给日本!
李鸿章是清末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洋务运动中所建立的近代海军、发展近代工业如铁路、纺织、机器制造等,李鸿章每每都有涉及,而且是发展这些新兴行业的实力派代表。可在发展“洋务”过程中,每干一行,几乎都遇到诸如发展北洋海军时所遇到的类似境况,反对派或阻止,或刁难或嫉妒,或被挪去经费,使得洋务运动的发展和深入举步维艰。一个民族的兴盛,一个国家的富强,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李鸿章或几个李鸿章,它需要的是一种体制,一种制度。当这种体制和制度都不存在或不完善时,一个李鸿章只能是望之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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