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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国人的“不胜而胜”

 
大清帝国与法国的冲突,开始起于对越南的控制。历史上,越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中国的附属国。当历史的车轮驶进19世纪,法国人的铁蹄也踏上越南的土地。

1883年8月2日,法国与越南签订《顺化条约》,从而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并要求越南立即将北部的抗法军队,包括刘永福的“黑旗军”全部遣散。

法国当时是世界上公认的强国,越南则国弱民穷。对法国提出的强硬要求,越南不敢做任何抵抗,但法国人为何要求大清帝国的驻越军队也要听从他们的“安排”呢?大清国的实力可能不敌法国,但毕竟不能和越南同日而语啊!法国人当时曾狂妄地叫嚣:“当我国占领了越南,并采取勇敢的行动时,那个只愿意与强者协商的大清帝国,必将首先向我们让步!”另一名极度轻视大清帝国的法国人则说:“我们应乘在顺化玩的好手法的机会,与中国谈判!”

从这些法国人的言辞中,人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法国人十分鄙夷大清帝国,而且对于大清帝国,他们并非一定要将侵略行为诉诸战争,在他们取得压倒优势的情况下,他们是愿意与大清国谈判的。

1883年9月15日,法国向大清国提出了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文本方案:

 

①从越南北部东海岸的北纬21°~22°之间的某一点起,划定一条线,直至老街(当时大清人称“保胜”)。规定这条线以北与中国边界之间为“中立区”,中法双方都不得进占。

②大清开放边境上的蛮耗为商埠。

 

这一方案的实质意义,是将整个越南沦为其殖民地,并打开大清的西南门户。

这一方案的提出,不仅直接影响越南和大清,而且对一直在大清取得利益的英国也有影响。英国和法国在共同侵占中印半岛时,他们在利益上是有矛盾的。因此,李鸿章曾建议英国与越南签订协议,以牵扯法国在越南的行动,但英国人不同意,原因是英国人也想借法国人的力量,强行打开通往大清的西南通道。当法国人在战争中控制并封锁越南的海岸线时,这就影响到英国人的贸易航行。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表现得积极起来。

对于法国人提出的这个方案,法国代表首先与大清驻法公使曾纪泽进行了谈判。与此同时,李鸿章与法国人福禄诺在天津也进行了磋商,但都没有取得实质进展。

到1883年10月,法国将北越舰队司令孤拔提升为北越法军统帅,并命令孤拔钦率水陆两军将法国人划定的区域内一切手持器械的官兵一律扫清。这就意味着法国已正式宣布:要用武力驱逐在越的大清军队!他们划定的区域包括大清正规军驻守的山西、兴化、北宋等红河三角洲上的城市。

同时,法国还不断向越南北部增派部队,积极备战,并散布消息,称要进攻大清的沿海口岸。当法国人真的开始封锁大清东南沿海的海岸线时,一直不愿介入纠纷的英国人终于坐不住了。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再次请求英国人出面调停。英国人见这是顺手人情,就答应了。

 

英国人介入的主要表现,就是劝告谈判中的大清国作出让步;对法国及世界舆论则称“倡议渴望和平解决问题”。

1883年12月底,法国开始向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地带发动进攻。此地守军是黑旗军。黑旗军以七星黑旗做战旗,并以此得名。最早是专门对付清朝统治的。1867年,进驻老街。首领是刘永福(1837-1917),曾因战功而被越南授为“三宣副提督”。刘永福出身贫寒,青少年时期即替人打工,主要是当船工,风险极大。艰苦的环境磨炼出刘永福坚强的性格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他酷爱武术,当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他自带一支人马,参与作战。因勇敢善战,很快成为太平军一名首领。后来,大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刘永福带着自己的一支部队逃到大清与越南的边境之地,并得以保存。这支部队纪律严明,不骚扰当地百姓,而且除暴安良,受到当地人的拥戴。被当地百姓称为“仁义之师”。当法国人攻击越南时,越南曾向大清求援。刘永福带领黑旗军被大清政府派往越南境内。实际上,大清政府是把黑旗军当做自己的一道屏障。同时也完成了越南求援的差使。

当法国人攻近时,黑旗军为了向法军表明自己的身份—是黑旗军而不是越军,他们担心法军弄错了,把自己当成了越军,便格外醒目地打开旗号,穿着颜色鲜明的大清军队的军装“列队三日”,站在那儿,想让法国人仔细认清:咱是清军,不是越军!

殊不知,法国人想攻打的就是清军,而不是越军。

从1883年12月到1884年4月,法国军队在越南北部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与此同时,另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在开展。

 

1884年3月下旬,大清广东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与法国海军舰长福禄诺在香港邂逅。此前,福禄诺曾到过天津,知道德璀琳是直隶总督李鸿章手下最受信任的洋人,对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有着较大影响。于是就心生一念:一面放出谣言,法国准备再在大清沿海夺取一个岛屿或港口,以用作解决大清与法国冲突的“质押”;一面积极为和谈作准备。他们想在军事打击取得优势的形势下,争取与大清国议和。

于是,福禄诺写了一封私信,委托德璀琳转达李鸿章。信中称:越南局势已不可逆转,法国实际上已成为大清西南的强邻,双方应商谈订立通商章程的事。如果大清不阻止法国“保护”越南,那么,法国在与越南签订相关协议时,就不使用有损大清国面子的词语,以确保大清在越南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如果大清国考虑与被法国“保护”后的越南的关系,那么,法国人将在赔偿军费上向大清国作出让步。否则,法国将在陆路上增兵三四万人,聚集在大清与越南的边境地区,另派军舰十余艘考虑向大清的东南沿海进攻。

李鸿章接到这封求和信后,总算摸到了法国人的底细,当然心里很高兴。

已经接二连三吃了败仗的清政府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后,便委托德璀琳斡旋,立即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人谈判。但法国人此时又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条件:必须撤销大清国驻法国公使曾纪泽的职务!主要原因是曾纪泽在与法国举行的一系列谈判中,态度一直强硬。但这话法国人是说不出口的,法国人的借口则是“曾纪泽的有些言论有伤法国人的自尊”。

实际上,法国人的这一说法不能说毫无根据。曾纪泽是接触法国人最早、也是最多的大清外交官。他深谙法国人的脾气,你强硬,他就软弱,你软弱,他就强硬。因此,曾纪泽在与法国人谈判时,从来不示弱。法国人对他既恨又怕,曾纪泽也因此成了法国人的眼中钉。曾纪泽的态度实际上对大清国是很有利的,但大清国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真的撤了曾纪泽公使之职,取而代之的是驻德国公使李凤苞。

 

当法国代表福禄诺前往天津时,法国军舰也开到了上海。他们正话反说,称他们的舰队在半个月之内不会有动静。言下之意,是此次和谈必须要在半个月内达成协议。否则,他们将采取军事打击!

当时,对法国侵占越南并步步逼近大清的局势,大清朝廷中明显分两派。主战派以光绪皇帝为代表,多半是些不错的学者,但在军事和外交上缺乏实际经验,他们一味坚持战争,认为法国是强弩之末,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认为越南历来是咱邦属之国,一直“向咱进贡”,在受到外国侵略时,当然大清有挺身而出、保护其利益的义务。否则,人家不是向你白进贡了?再说,法国侵占越南的最终目的是想进入大清。唇亡齿寒的道理国人谁都明白!因此,抗击法国的侵略也是自身利益使然。但主和派则认为,法国远师东来,与大清无领土之争,无非通商而已。而通商对大清国利益并无损害。

对于越南,慈禧就是主和派首领,她认为:越南离我远在千里之外,法国攻打这个偏远小国,起码暂时与大清无关。于是,这个老谋深算的太后一时并不紧张,她任命李鸿章为“全权特使”,授意他“相度机宜,妥为筹办”。李鸿章对慈禧的真实意思是很清楚的。他认为,如果宣战,则全力投入,直决胜负;“相度机宜,妥为筹办”就是不战的意思。李鸿章领会慈禧太后的意思是:只要法国不进入大清,那么,大清就没必要兴师动众。李鸿章牢牢把握慈禧的这一心思,所以,当越南屡屡向大清求援时,李鸿章都不为所动,坚决贯彻慈禧的指示:议和!

李鸿章还认为:大清在与法国交往过程中,越南本身也应有个积极的态度才是。而当时的现状是:越南已完全投降法国了,那么,大清再出兵越南,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所以,李鸿章说,虽然大清国考虑到边境问题,在越南政府求援时,大清屡屡出兵保护。但渐渐地,越南政府和越南国民已不再忠似往日,边境上大清军队几次战斗的失利,都是越南人做了法国军队的间谍才导致此结果的。越南人“辜恩悖义,莫此为甚……因思出师护越,越不知战,法又为难,兵连祸结,亦非万全之策”。在李鸿章看来,大清出兵保护越南,越南人不仅不感激,反而充当法国人的间谍,引领法国军队攻打大清守军,更谈不上感激大清国了。也即大清出兵越南,不仅没得到越南人的感恩,反而结仇于法国,这是何苦呢?

因此,李鸿章认为,只要战场不侵及大清界内,什么越南?什么邦属?都似乎与大清无关!事实上,李鸿章的这一观点完全是慈禧太后的代言。解决大清与法国之间的矛盾,别无他法,就是议和。

 

派谁与法国人议和?当然,李鸿章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希望朝廷尽早告知他议和的原则。然后,由他去伺机运作,取得议和的成功。

谈判之前,李鸿章向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哪些可让?哪些不可让?让少了,法国人不同意,议和不成;让多了,满朝大臣到时候又骂他李鸿章是卖国贼。

为此,慈禧太后授意李鸿章,抓住和谈的机会,别顾虑太多,更不必担心大臣们的参劾。大臣们再告,后面有靠山!

而来自大清朝廷的意见也渐渐明确:第一,越南对大清国“世修职贡”,这一点应该继续,不能更改,否则,利益所失事小,有损脸面事大;第二,通商,可在越南境内设口岸,但不能设到大清境内;第三,要保护黑旗军;第四,不赔款。

福禄诺到天津后,便与李鸿章开诚布公地说:“大清与法国人目前所争夺的不过是区区一个小越南。像这样的小国家,大清国有很多,之所以不愿失去这其中之一的小邦属国,不是舍不得这个小国家有什么特别价值,主要是考虑到大国的面子上过不去罢了。”李鸿章也直言不讳地说:“你能说出这话,说明你确实很理解大清国。”

福禄诺说:“我们建议在越南的北圻与边界之间设立一个中立区。这种中立区内,大清与法国都不派驻军队;如果有任何一国对中立区有军事行动,法国将‘保全护助’。”

李鸿章问:“‘保全护助’是什么意思?”福禄诺说:“表明法国不再有侵占大清的意念。”

李鸿章与福禄诺的谈判不到三个小时就结束了。法国方表示:法国尊重并保护大清与越南毗境的边境。因此,大清国应从越南境内撤军,并尊重法国与越南签订的一切条约。李鸿章对此表示同意,但同时提出:以前越南与法国所签订的条约中,那些有损大清体面的文字应予修改。对此,福禄诺表示:将在以后的条约中不使用这些刺眼的文字—福禄诺感到高兴的是:这只是修改文字,而不是修改内容!

福禄诺提出要求大清赔偿军费,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但福禄诺称:大清国既然不愿赔偿,就应该考虑在边境上开埠通商。李鸿章对此表示原则上同意。

至此,法国人认为这场战争已不必打;而大清政府则认为:这场战争已不能打了!

这一结果表明,李鸿章事实上并没有完成朝廷交给他的任务: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内容,事实上就等于放弃了越南的朝贡;通商虽不在大清境内,但已同意在边境上,这与“在大清境内”已没有多大差别。但李鸿章认为,这一谈判的结果与清廷指示精神相符。清廷当时也认为“事可允行”。于是当年5月,条约签字,名为《李福天津简明条约》。

福禄诺临走时,向李鸿章提出一个强硬要求:在越南驻守的清军必须在其限定的时间内撤出越南。

李鸿章对此未置可否,但也没有将福禄诺的这一要求通报朝廷。

 

当大清政府正在悠闲地品味这一并未影响到大清实际利益的条约时,法国人已在庆幸自己得到的侵吞全越、窥伺大清的新的收获。

德璀琳因为斡旋有功,而在柏林成为“极受欢迎的人”。英国人赫德则紧张地认为:此人可以取代我在大清的位置,从而使德、法两国在大清的利益超过“王牌”英国。于是,这又促使英国出台“进入”大清的政策。

渐渐地,大清国民发现《李福天津简明条约》是一项失去了很多权益的文件。于是抗议声四起,但李鸿章解释说:

①贸易只在边境上进行,这表明大清境内并未允许其通商。

②将清军调至边界,并不意味着撤军;

……

对于这些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和种种努力,只能做到这样了!现在,不仅免了军费赔偿,还可以在边境问题上讨价还价。如果再战,民心、粮饷等都很难有什么保障:法国人的海军实力在当时也确实不可忽视,因此,不如趁早结束这场矛盾。

对于李鸿章的这些说法,清廷起初认为不无道理,但就某些个别争端,将来尚可理论。然而,清廷没想到的是:法国人临走时口头要求在限定的时间内撤军!因此,面对纷起的议论和抗议,清廷一再命令负责驻守在越南北部的大清官兵“仍扎原处,听候谕旨”,不让守军移动。这样,李鸿章就更不敢将福禄诺临走时的口头命令报告朝廷了。

李鸿章隐瞒这一重要情报的意图显然有两个方面。一是他不愿这一不中听的消息损失他的谈判功劳,因为如果谈判的结果是大清撤军,那么,这是清廷和大清国民怎么也不能接受的结果;二是那仅是福禄诺的口头命令,空口无凭。清廷真的追查下来,李鸿章也完全可以搪塞过去:谁答应过法国人?

 

1884年6月,法军按照谈判中的口头条款北上北黎,要实现与大清军队的接防,遭到大清军队的拒绝。法军理直气壮地开枪射击,被大清军队击退。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北黎冲突”。此后,法国以“北黎冲突”为借口,称大清政府不遵守简明条约的约定,要求大清政府立即命令驻越南北部的军队撤回境内,并向法国赔偿。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法国人一面派人赴上海与大清代表谈判,一面将军舰开赴福州和台湾基隆,随时准备给清军以军事打击。形势变得危急起来。7月14日,张佩纶向军机处报告称,法国领事告知:他们今天将有两艘军舰进入马尾港。按照国际法规定,两艘军舰进入,只要时间不超过两周,这不应被视为敌对行为;但如果在非常时期,这种行为会受到阻止的。可清廷给张佩纶的答复是:彼若不动,我不先发!

得到这种指令,张佩纶当然不敢派兵阻止。但他知道,法舰入港将使港内大清军舰失去主动。

15日,张佩纶获悉:法国指挥孤拔将于次日进港!张佩纶再次向军机处汇报。朝廷答复说双方的谈判还在进行,而且大清政府已照会法国驻大清公使,双方应遵守条约,切勿生事;军舰不应再深入,“以免百姓惊起”。

张佩纶提醒军机处:如果大清政府不同意对方的谈判条件,一定要提前一两天告知福州海军,双方胜负完全在于谁先下手。

朝廷一直没有开战的命令,而法国军舰却越聚越多。到19日,法舰增加到5艘,而20日是法国通牒的最后期限,这时,李鸿章给张佩纶拍发电报,称“限期已满,法国必大进。领事言,如不肯以船厂作押,我若阻拦,彼必开炮,则决裂,若不阻,彼亦不能先开炮,或尚可讲解。望相机办理,切勿躁急”。这表明朝廷的态度是:即便已万不得已,我亦不可先开炮,但形势的危急已到了箭在弦上的程度。

张佩纶不得不在港内调整军舰位置。他先派一艘军舰带两艘小艇驶入法舰抛锚领域,与法舰交错停泊,目的是阻止法舰突然袭击,同时也作好以舰撞舰的准备。另外,张佩纶又调集部分陆军,在马尾港两岸遍插旗帜,用以冒充,虚张声势。大清军队的这些行动都是在一场暴风雨之夜进行的,法国人显然看得真真切切。清军要进攻?孤拔很紧张!他命令军舰上的探照灯全部打开,防止清军突袭。然而,雨停了,天亮了,清军并没有出手。法国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为了防止开战吃亏,张佩纶向军机处报告,请求北洋、南洋海军增援。北洋海军李鸿章称已有3艘法舰停泊在烟台,随时有可能发起攻击,北洋舰艇只适合守港,而不适合海战。南洋海军首领曾国荃则干脆一口否决。这使张佩纶感到很失望。

直到8月17日,清廷告知张佩纶:美国人出面调停已告失败,法舰“如有蠢动,即行攻击”。张佩纶简直绝望了:如果法军仍不“蠢动”,意味着我还不能动手;那就只等着法军开炮了!事实上,在此之前的8月5日,法国舰队在孤拔的指挥下,攻打台湾基隆,意欲强行登陆,遭到刘铭传率领的台湾官兵的顽强抵抗,孤拔不得不退到海上,欲伺机再战。

8月23日,法军进入福州马尾军港。

孤拔当时进入马尾军港时,所率领的军舰共12艘,这是公然违背国际法规定的。孤拔带领的12艘军舰从闽江口到马尾港,水路有40公里,而且航道狭窄,两岸又没有炮台,敌舰是很难进入的,但当时朝廷寄希望于和谈,下令海军各舰“无旨,不得先开炮”。这样,孤拔的12艘军舰花重金雇请当地民间小船带路,竟然大摇大摆地进入大清领海。

在此数月之前,已不断有消息传出法军要进攻大清海岸。为了保全舰队,李鸿章曾建议马尾港内的军舰全部撤走躲避,但这一建议受到主战派的极端藐视,负责守舰的大清官员并未采纳李鸿章的这一建议,并纷纷谴责李鸿章“畏战”。李鸿章对来自主战派的这种观点不屑一顾,但又不便指责,因为他知道主战派的这种言论颇得人缘。事实上,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李鸿章很清楚,法国的军舰全部是铁甲板的,而驻守在马尾港内的大清军舰全部是木壳的,这些木壳军舰只要在交战中被敌舰的炮弹击中,就会被击穿,并极易引起火灾。而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三十年里,一些主战派代表无视这一客观情况,每次遇到外国挑衅,就意气用事,遇则言战,战则兵败,败则求和,和则割地赔款。李鸿章以为,与其到那种求和割地的地步,不如一开始就设法言和,虽然也有损失,但毕竟损失要小些,大清百姓的灾难要轻些。

当时,被清廷派至福建会办海疆的钦差大臣张佩纶,虽是李氏家婿,却与李鸿章的防御观念不一致,闽浙总督何璟、督办船政大臣何如璋等等,他们对海战形势都没有清醒的认识,因此李鸿章虽主动把那些经不起炮火攻击的木壳船藏起来,但马尾港内的军舰都没有一丝避让。

 

既然不避让,那就备战吧。当时,驻守马尾的是张佩纶,当法军舰队进入港内后,港内大清兵船纷纷欲动,但法舰严密监视,双方舰只距离很近,洋人的炮火完全可以控制大清军舰。法国人强令大清兵船不许移动,否则他们就开炮,而这时大清军官听得到的朝廷指令是:切勿先期挑衅,如果敌舰不进攻,我舰不许先放炮。

随着连续两天的涨潮,法舰与大清舰只更加靠近。这时,有官兵向将领提醒道:双方舰只距离这么近,一当敌舰先开炮,大清船舰将立即化为灰。因此,大清兵舰应拉开距离,疏密相间,彼此照应。一旦前船出现闪失,后面还有救援的。张佩纶听了不以为然,反而认为是提议者胆小怕事,因此不予理睬。

这时,又有官兵提议立即起锚,以免一旦开火,船只可以随时掉转方向,灵活应敌。但张佩纶等照旧抛锚入海,未作响应。

8月23日上午8时,法军先将准备开战的消息告知前来观战的美国、英国军方。英国领事火速将这一情报告知大清军中,但奇怪的是,大清军官秘而不宣。法国人直接将开战书送了过去,但马尾港内大清舰队仍无丝毫反应。法国人被弄得一头雾水,不知道大清海军在耍什么“以静制动”的高明把戏。

直到法国人再次告知:下午未刻开战。这时,大清军中才作出回应,派出使者请示暂缓作战。可使者还没赶到法国军营,法国人的炮声就轰响了。

下午13时45分,法军8艘军舰、2艘鱼雷艇突然猛攻大清水师。大清水师仓促应战。

由于缺乏必要的准备,有的军舰连起锚都没来得及,便被法军击沉。在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福州水师有11艘军舰、多艘运输船只被击沉;阵亡官兵760人,而法军未损一舰,仅5人被击毙,15人受伤。另外,福州船政局经营多年的马尾造船厂及两岸炮台被摧毁。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才开始下令“陆军各路迅速进兵,沿海水师严防法军入侵”,也就是说,在南洋水师已经全军覆没的形势下,清廷才开始宣战。

在重创大清马尾舰队之后,法军统帅孤拔带领自己的舰队且战且退。当法国舰队行至闽江口的长门要塞时,孤拔登上舰只瞭望台,用望远镜窥察两岸炮台。这时,炮台遭毁后的大清守军中有一名叫杨金宝的,眼见法舰要从眼皮底下开溜,义愤填膺,伙同战友瞄准法军旗舰,迅速开炮,击中了旗舰上的瞭望台。据说孤拔被从瞭望台上被击中后,摔落在甲板上受伤;旗舰狼狈逃走。不久,孤拔死于澎湖。

击毙法军将领的这名功臣杨金宝,居然在当时并未受赏。有人认为孤拔不是他击中的,也有人认为是大清军官妒忌他的功劳,不仅没有向大清朝廷为他请功,反而将他在军中除籍遣归。

 

陆地上的战斗也在进行。1884年10月,清军老将冯子材带领清军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与法军的战斗中转败为胜,并导致法国当时内阁倒台。至此,大清与法国之间的交战,取得了军事、外交上的有利形势。

可就在此时,清廷主和派提出“乘胜即收”的主张,把镇南关大捷当做一个重要筹码,建议谈判。

1885年年初,清廷委派“英国朋友”赫德出面,斡旋与法国的和谈之事。

赫德当时对参与大清与法国的谈判十分积极,瞄准一切机会插手此事。对于已经发生的战争,赫德说:“大清若坚持打下去,肯定赢。但大清肯定打不下去。”这表明赫德对当时清廷的态度是掌握的。

当然,赫德之所以能插手并操纵这场和谈,也有客观原因。当时,有人认为这场谈判是件十分反常的事情:双方都不想打这场战争,但谁也不理睬谁,这便造成任何人都可以插手!当时的英国、美国、德国都对这场谈判十分关注,都愿意充当中间人,以致依靠这些中间人传话后,大清与法国之间的误会越来越深,正如俗话说的:厨子太多,反而煮坏了一锅汤。在这种情况下,赫德凭着他与双方代表特殊的交情,成为双方公认、指定的唯一调停人。

1885年1月10日,中外外交史上一出奇特的话剧上演了。大清和法国的谈判在法国巴黎举行,但大清国的代表则不是大清国人,而是赫德的心腹下属金登干。

金登干按照赫德的指示——赫德则是根据清廷,主要是李鸿章的交代,作为大清国的特别代表,与法国人坐在谈判席上。

赫德对双方的意图作了全面的分析,认为这次谈判能否成功,关键是看法国人对即将取得的利益是否满意,而想让法国人满意,大清国必须作出让步。

谈判一开始,金登干向法国人抛出了一个方案:

 

①清政府批准“简明条约”,同意商定商务条款;

②法国解除对台湾的军事封锁,从基隆撤军;

③在越南北部,双方各自保持各自军队的位置,直到商定撤军日期为止。

 

这一方案中,没有说越南脱离大清的藩属,没有战争赔款,因此,大清政府绝对感兴趣;对法国人来说,这一方案没有说大清继续保护对越南的邦属关系,但却明确地表明可以通商……这当然是深受法国人欢迎的,但双方细一琢磨,对这一方案又都有意见:大清政府提出,应该要越南继续朝贡,并在边境问题上,不能含糊其辞,要明确划定“安全线”;法国人则认为,“安全线”是无法划定的,必须重新勘界。赫德则劝大清政府:不能再提越南朝贡一事,但大清不同意。

正在此时,法国人在另一条战线上取得了谈判制胜的新筹码—他们派兵攻占了越南北部的谅山和镇南关。在这种形势下,赫德提出迫使大清让步的方案:

 

①迅速批准“简明条约”,法国不得另有所求;

②双方停战,法国解除对台湾的封锁;

③法国派代表为止,与大清国详细议定和约条款。

 

这一方案表明,对双方来说,讨价还价的事情还在后面!

随即,清军在谅山、镇南关取得大胜,战争形势急转直下。这时,赫德抓紧促成双方和谈。1885年5月13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天津与法国代表巴德诺正式谈判。6月9日,双方签约。所签之约即《中法新约》,内容是赫德早已拟定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商谈的余地。李鸿章自始至终好像是个傀儡。

从这之后,直到1888年,大清与法国又陆续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大清的西南门户终于被法国人打开。

 

本来,这是一场大清可能会取得胜利的战争,但由于清廷的妥协,终于酿出这样的一枚苦果。后人称中法之战中“大清胜而不胜,法国败而未败”,这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于《中法新约》的签订,其责任在谁?李鸿章说:“各条款内容,始终由内主持,专倚二赤,虽予全权,不过奉文画诺。”李鸿章在这里所说的,“由内主持”,即是指由慈禧太后做主;“二赤”,就是指赫德。这表明当时李鸿章虽然坐在谈判席上,虽然是最后的“画诺”人,但事实上他做不了主,他只是“奉文”行事而已。

而赫德则说:“我把事情全抓在自己手中,并尽量保持秘密,连李鸿章都不知道实情,而且没法碰到它。”赫德称,在这次谈判中,每一项新的提议都事先由慈禧太后亲自主持朝廷合议,最后也是由她批准才可执行。赫德说:“慈禧太后很勇敢,她力排反对之议,主张和平,这是值得特别考虑的。”可见,与法国人谈判,由赫德而不是由李鸿章主持,这也是慈禧太后做的主,内容条款也由慈禧拍板。

对于《中法新约》,后人称李鸿章“又卖了一次国”,其说可以乎?答案不言自明。

后世研究者认为,最初在清廷内部战和不定时,法国便积极部署侵略的准备,致使大清国战机一误再误,直至法国军舰在短短的半个小时内,将左宗棠经营多年的福州海军几炮轰溃。举国震惊之际,慈禧太后将一直干扰她听政擅权、阻止她修葺圆明园的恭亲王以及以恭亲王为首的军机处一锅端掉,将马尾兵败的全部责任推卸到恭亲王以及军机处几名大员的头上。张佩纶也被发配充军。但通过这种手段,只能排除政敌,是否真的能将这种责任推卸掉呢?对于这一问题,慈禧太后已没有时间去推敲了。因为这大年一过,就是她五十大寿的日子,她要琢磨着修园子听戏的事了。

面对前线如雪片般飞来的战败报告,年轻的光绪皇帝急得天天发火,可他不得不在太监们的安排下,整天盛装礼服,在一片灯红酒绿中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地演练着拜寿之礼,似乎为人君者,更应作出为人子的表率,他必须在慈禧太后五十大寿那一天,表现得仪态端方,师仪天下。

在这种气氛下,慈禧授意她的心腹大臣李鸿章与法国人周旋,只要不把战火弄到大清的土地上,越南之事完全由李鸿章权宜处置。而作为臣子,李鸿章深知不论太后和皇帝圣旨的内容正确与否,他必须奉旨办事。

可当《中法新约》签订后,仍有大臣向清廷告李鸿章的状,称李鸿章几十年来,向大清财政申请了大批的银子,美其名曰办“洋务”。朝廷也全力支持,不仅给钱,而且凡是李鸿章举荐的洋务人才,清廷一律准予提升。人力、财力耗了几十年,可在中法之战中,炮声一响,甚至炮声未响时,李鸿章就主张不战而和,这是没有血性的奴才表现,而在战争中表现优秀的冯子材、刘永福等恰恰都不是什么“洋务人才”。朝廷应立即治李鸿章以死罪,以谢天下。

对此,李鸿章深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在举国上下一片谩骂声中,李鸿章唯一要考虑的仍是慈禧与皇帝的态度,这是他为官几十年悟出的真谛:只要这两人没意见,其余任何人有意见都没关系,如果这两人不高兴,那么,天下所有人高兴都无济于事。再说,作为大臣,不忠心于朝廷,不忠心于皇帝,那还算得上是良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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