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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朝鲜问题上的失算

清朝晚期出现的朝鲜问题,与日本人对朝鲜的控制有关。
日本自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之后,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与朝鲜一直和平共处。直到1876年,产生“江华岛事件”,朝鲜与日本之间的一潭静水才开始出现风波。大清政府的态度在这场风波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一态度又与当时的朝廷重臣—李鸿章有关。

“江华岛事件”发生之前,朝鲜与日本已屡有嫌隙。
1868年,日本历史上一名杰出的天皇—睦仁登基。睦仁就是中国人熟悉的日本明治天皇。明治天皇有着强烈的海外扩张倾向,就任伊始,他就宣称要“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睦仁天皇所说的“四方”,最邻近的是朝鲜、大清(当时最主要的是台湾及澎湖列岛)。
当时,日本的国力还不足以与大清抗衡,因此,对大清帝国还不敢不敬。但对朝鲜,日本人的态度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首先,是所谓的“文交”。1868年年底,日本派出使臣带着一份“国书”,兴致勃勃地去朝鲜,一是向朝鲜人通报“日本内政改革情况”;二是表示想建立友好邦交关系的愿望。
日本人的这种用意应该不坏,但在那份“国书”中,有一段话让朝鲜人看了极不高兴:“爱我皇上登极,更张纲纪,亲裁万机,欲大修邻好而贵国之于我也,交谊已尚矣,宜益笃恳款,以归永好,万世不渝,是我皇上之诚意也。”
日本人称,在明治天皇刚刚登极之际,举国上下,百废待兴。明治天皇不顾日理万机之疲困,念念不忘与邻居各国重修友好关系,可见其对搞好邻国关系的重视。日朝两国的友情虽然已很不错,但还应该更上一层楼。
日本人在这段话中,两次提到他们的皇上。他们恐怕不知道,这可触犯了朝鲜人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朝鲜政府一直比较守旧,他们除了承认大清国有皇上之外,其余大小诸国谁都不要在朝鲜人面前称皇上。而且,日本人与朝鲜交往的文书中,一直没有用过“我皇上”这个词。这在朝鲜人看来,也是“有违旧例”的。因此,朝鲜人决定拒绝接受这份“国书”,也不愿意接待日本的使臣。
朝鲜人的这一举动令日本人极其尴尬,通报内政改革情况,简直成了自作多情,致使日本社会各界对朝鲜产生一种怨恨:什么“有违旧例”?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但对日本人的怒不可遏,朝鲜人一点也不含糊!朝鲜人不仅不怕打仗,而且常打胜仗:两年前的1866年,法国人借口朝鲜人反对传教士传播“文化”,挑起了与朝鲜的战争,但结果被朝鲜人打败;同一年,美国人也气势汹汹地想在朝鲜半岛上抢得一块立足之地,结果也被朝鲜人打退;此番小小日本—一个实力远不如美国和法国的“蕞尔小邦”,朝鲜人哪把它放在眼里?

日本人碰了这一鼻子灰后,并没有气馁。在两年后的1870年,日本人先与大清政府搞“邦交正常化”,遣使修约—《中日修好条约》,约定“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接着,日本人又派了一个名叫“佐田白茅”的外交官出使朝鲜,结果再次遭到朝鲜人的拒绝。
这一下,日本人的面子算是被扫尽了。难道朝鲜人比大清国人还傲慢?部分日本人咽不下这口气。
佐田回国之后,即向政府上书,称朝鲜人认为日本的“国书”中出现“皇上”,即是对他们的不敬,难道日本人必须要“敬”他们?反之,他们对日本人的“不敬”就是应该的?佐田说,朝鲜人“知守不知攻,知己不知彼”,“固随傲顽”,没什么了不起,不用武力征服它,“则必不为我用也”,主张“征韩”,而且,佐田还说,出兵“征韩”有利可图,虽然发动战争需要经费,但不出50天,这笔军费就能夺回来。他认为朝鲜是个“金穴”,粮食也很多,“一举拔之,征其人民与金谷”,实在是“富国强兵之策”!
佐田还分析说,现在出兵朝鲜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认为,四年前,法国和美国人在朝鲜吃了败仗,这两个国家不会就此罢休的;俄国人现在又把军队开到黑龙江口了,也想来吃朝鲜这块肥肉;日本再不下手,这块肥肉就会被别人叼走了。最后,佐田得出结论说:“满清可交,朝鲜可伐,吕宋(今菲律宾)、台湾可唾手而得。”
可见,以佐田为代表的日本强硬派,不仅藐视朝鲜、吕宋,就连大清国也不放在眼里,他们毫无顾忌地谈论着夺走台湾的事。这是一种典型的黩武主义论调,在当时日本国内受到缓进派的严厉批评。
其次,日本人对待朝鲜的态度就是“武攻”。
1875年9月20日,日本海军少佐井上良馨带领一艘军舰,驶至朝鲜江华岛附近,在这里测量海口,以作战备之需。
接着,日舰靠近江华岛,放下小艇,准备派士兵去岛上取淡水。这时,守卫领海的朝鲜军队发现日舰已侵入朝鲜境内,并发射大炮,向日军提出警告。
日本人听见炮声,立即还击,将岸上朝鲜人的炮台击毁,并冲上岛屿,攻城烧杀。朝鲜军民伤亡惨重,但日本只有两人受伤。
这就是“江华岛事件”。

“江华岛事件”发生后,日本军舰很快回国,日本政府为此发布公报,称日本军舰在经过朝鲜附近,准备去大清时,遭到朝鲜人的突然袭击,日本人准备登陆询问原因,结果遭到朝鲜炮火更为猛烈的轰击。日舰迫不得已,进行还击,并于次日登陆,占领了朝鲜人的炮台,缴获了朝鲜人的器械,其间,两名日本水兵受伤。
这一公报发表后,部分日本人再也忍不住怒气了,呼吁日本人立即出兵朝鲜。其中有个名叫“木户孝允”的向政府递交申请,要求自任使臣,前往朝鲜“探询原因”。
木户孝允在申请中说:如今朝鲜人向日舰开炮,事实上是已经正式与日本人开战了。但考虑到多种原因,日本人不便立即动武:朝鲜人一直奉行大清国的正朔—年号纪元与大清国一致,两国关系如何,日本人暂不清楚,对“江华岛事件”,日本人可以先派使臣赴大清询问底细,将事件的始末详细向大清政府作汇报,如果大清政府能本着朝鲜国是其“邦属”之国的意愿,“代我责罪”,批评朝鲜的行为,并责令其向日本帝国道歉,妥善处理好此事,那么,日本人可以适可而止;如果大清政府不愿意“居中代办”,那么,日本人就可以自行处理。怎么处理?首先是责成朝鲜承担责任;如果朝鲜方拒不承担责任,那么,日本人定当问个水落石出,日本人应审时度势,出兵一事,应慎重考虑。
木户孝允的主张得到明治天皇的支持,并付诸实际。后木户孝允因患病而未能成行,日本政府临时派遣另一名使臣赴朝鲜交涉此事。同时,派遣外务少辅森有礼赴大清,探询大清态度。

森有礼向大清总理衙门递交了一份书面文件,称在此之前,朝鲜人已屡次污辱日本帝国,既不接待使臣,也不接受国书。前时又在江华岛炮轰日舰。现在,日本政府已派使臣赴朝鲜,询问原由。同时,日本国也将这些情况如实告知大清政府,以示日本与大清推心置腹。如果朝鲜人仍一如既往地拒绝日本的求和好意,朝鲜人必将“自取不测之祸”。
总理衙门接受森有礼的汇报之后,三天后即作出答复,主要意思为:朝鲜国自有国以来,斤斤自守,大清一直任其自理,从不派人去干涉他们。大清政府也相信他们能安分守己。朝鲜不愿与日本往来,这也是自然的,因为该国从不与任何国家“修好”,为什么单单要与日本国往来呢?外交往来向来都是两厢情愿。
总理衙门的答复,表明大清政府不愿意过问朝鲜的事,至于这个冲突如何了结,那是日本与朝鲜两国之间的事,朝鲜虽隶属大清,但它的一切政教禁令全由其自行做主,大清从不干涉。
清政府的本意是很清楚的,对于日本这个跃跃欲试,总想借端生事的邻国,清政府敬而远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从而拒绝日本人请求清政府“居中代办”,免生麻烦。
没想到清政府回复函件中的几句话立即被日本人捉为把柄,日本人对此也早有预料:既然大清政府不予关涉,那么索性你就甭管,日本人直接与朝鲜交涉,因为总理衙门的话已经说得再明了不过了:“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
森有礼见缝插针,立即向总理衙门致函照会,称大清政府已明示“朝鲜虽曰属国,地因不隶中国,以故中国曾无干预内政;其与外国交涉,亦听彼国自主,不可相强”,“由是观之,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森有礼的意思是应该承认朝鲜是个独立的国家,日本人与朝鲜的交涉完全可以把清政府撇开。总理衙门显然是看出了日本人想进一步方便地侵略朝鲜,于是立即对日本人的照会提出答辩,称“朝鲜为中国属国”,并非徒有空名。“属”就是“隶属”的意思。朝鲜是大清邦属之一,天下无人不晓,无须论辩。可森有礼寸步不让,称即便朝鲜是大清邦属,但如果大清政府不对朝鲜的行为负责,“邦属”之名就是空虚的。日本国找不到朝鲜之外的“责任人”,自然会直接去找朝鲜国交涉。就为这“责任”不“责任”的事,总理衙门又与日本方进行了几轮的辩论。最后,森有礼直接撇开这种咬文嚼字的争论,说日本已直接派使臣去朝鲜,会很快“乐观其成”了。至此,总理衙门才意识到,其唇焦舌燥的辩论原来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森有礼在与总理衙门交涉完毕后,提出请求去拜见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经向总理衙门请示,称森有礼坚决要上门求见,“难以阻止”,李鸿章于是在保定接见森有礼。
李鸿章与这位“难以阻止”的日本人,一谈就是7个小时。从两人的交谈中,人们能发现,森有礼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他的“邦属”之国等话题。以下是交谈的部分节录:

森有礼:朝鲜虽在亚细亚,但不是大清的属国,就像印度,也属于亚细亚,但不是大清邦属。
李鸿章:朝鲜的纪年正朔都是和大清一样的,怎么还不是大清的邦属之国?
森有礼:各国都说朝鲜只是向大清朝贡,大清不收其钱粮,不管其政事,这哪叫“属国”?
李鸿章:朝鲜早年叫高丽,隶属贵国已有几千年了,这是天下人皆知的事!征收钱粮的,那是内属,内属与外藩不同。外藩的钱粮政事,大清一向不管。这种制度不是从大清才有的,而是一向都这么做的。
森有礼:日本一直想与朝鲜和好,可朝鲜就是不愿意。
李鸿章:朝鲜不是不愿意与日本和好,而是朝鲜人自知国家弱小,所以外交谨慎,不敢应酬。而且,朝鲜与世界各国都是这样,不仅仅与日本。
森有礼:从前,朝鲜只是拒绝日本使臣;现在,日本兵船到朝鲜海边取淡水,他们居然用大炮轰击了。
李鸿章:你们的兵船是到朝鲜海口测量海水,并不是“取淡水”。按照国际公法规定,近岸10里之内,即属本国境地。日本既然没有与朝鲜通商,就不应该去朝鲜海域测量海水,因此,朝鲜人的炮轰是事出有因。
森有礼:朝鲜未加入国际公法组织,因此,国际公法对朝鲜不适用。
李鸿章:即便是这样,日本人也不应该去朝鲜海域进行测量。这事是日本有错在先,朝鲜人骤然开炮,当然也有小错误。后来,日本人又上岸占领朝鲜人的炮台,杀伤朝鲜军民,这是日本人的又一错误。弄妈,朝鲜人在自家活动,你日本人去“扰他做什么”?
森有礼:对此,日本人个个怀恨在心,呼吁要与朝鲜人开战。
李鸿章:日本是大国,要包容小国才是。
森有礼:是的。我国一直在压制本国,没有出兵,认为朝鲜是大清属国,大清对此必有上策,令朝鲜与日本和好。
李鸿章:朝鲜不与日本修好,恐怕是担心一旦修好,其他国家会纷纷而至。大清如果代日本游说,那么将来各国都会要大清去游说,对此,朝鲜恐怕不会答应。
森有礼:世界各国都想与朝鲜通好?谁愿意与朝鲜通好?
李鸿章:这谁能保得?
森有礼:我可保证!
李鸿章:弄妈,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你保啥!凡事不可一味逞强,若要逞强,天地难容!朝鲜人不会出来生事,日本人也不应该多事。
森有礼:日本已经派使臣去朝鲜,将提出三项条件:一是日后要接待日本使臣;二是日本如有船只遇风浪,请朝鲜代为照料;三是朝鲜不要计较日本商船前来测量海水。如果这次朝鲜依旧不接待日本使臣,恐怕日本人就不能担保不出兵了。这难道也叫“多事”?
李鸿章:使臣被拒绝的事,古已有之。中国元朝时曾两次派使臣赴日本,日本人不仅没接待,还把使臣给杀了。
森有礼:(沉默)日后恐怕难免战争了。
李鸿章:朝鲜与日本同在亚细亚,若打起仗来,朝鲜是大清属国,大清会怎么做呢?我们一洲打起来,岂不被欧洲人笑话?
森有礼:欧洲人正要看我们的笑话呢?
李鸿章:那为什么要让人家笑话?
森有礼:那有啥办法?你问我,我问谁?我总希望中堂大人能设法使朝鲜人接待日本使臣。
李鸿章:现在,炮击事件刚刚发生,两国都在气头上,要求双方都心平气和地来谈论这事当然很难,缓缓再说吧。
森有礼:事实上,日本就是夺取了朝鲜,又有何便宜可占呢?
李鸿章:实在!最近,俄国人听说你们两国要打仗,就派兵到黑龙江口了。俄国人进兵,这就难保大清不出兵,这一闹腾起来,其无益处啊!

于是李鸿章提笔为森有礼写了一副“忠告”:徒伤和气,毫无利益。
与森有礼交谈结束后,李鸿章把这一情况向总理衙门作了汇报,并指出朝鲜目前国家弱小,实力敌不过日本,应“忍容小忿”,以礼接待日本使臣,把炮击日本兵船的经过详细说明,争取日本人的谅解,息事宁人。至于是否愿与日本人修好,那就是朝鲜人自己的事了。
李鸿章的这一主张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于是将这一思路转告朝鲜。朝鲜国弱民穷,真的与日本人开战,加上俄国、大清介入,将朝鲜作为战场,得利的可能是俄国和日本,大清是朝鲜的“后盾”,最后吃亏的就只能是大清和朝鲜。李鸿章口口声声说“和好”,森有礼却一再提“打仗”;李鸿章不仅表达了大清政府不愿打仗的意思,还想劝说朝鲜也“息事宁人”。事实上,这已很难做到。日本政府派森有礼赴大清的主要意图,就是打探大清对此事的态度。总理衙门以及李鸿章的言谈中,均表露出大清不愿意“居中代办”的意思。从这一角度而言,森有礼的目的是达到了的,他已领会到“朝鲜是个独立国”的状况,于是,日本就自然而然地与朝鲜直接交涉了。

其实,森有礼前往大清的同时,日本人与朝鲜的直接交涉就已经开始。
日本赴朝鲜的使臣刚动身,国内的军事部署就开始了,他们的舰队和水兵与使臣同行,一副作战的架势。同时,还在下关特设“征朝事务局”,积极备战。
1876年2月26日,朝鲜人在江华岛与日本使臣签订了《朝日江华条约》,其主要内容为:

一、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
二、日本在朝鲜京城设立大使馆;
三、日本可在朝鲜的两个港口自由通商;日本货物免纳关税;
四、朝鲜沿海区域,允许日本航海者随时测量海岸;
五、日本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

这一条约显然是个极不平等的条约。对朝鲜的主权形成了明显破坏。它标志着朝鲜脱离大清附属国而沦为日本附属国的可悲地位。名为“朝鲜国为自主之邦”,实际上是宣布朝鲜在形式上废除与大清帝国的藩属关系;允许日本在朝鲜设立大使馆,这为随时干预朝鲜的政治创造了条件。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其他国家在朝鲜设立大使馆;允许日本人测量朝鲜海岸,这为日本的军事侵略提供了条件。

日本与朝鲜建立邦交关系的目的终于达到,清政府的忧虑也终于来临,朝鲜当然不是日本的对手,祸患必然延及大清之东北!如何挡住这股祸水?大清朝廷秘密通知李鸿章,指令他劝说朝鲜与西洋各国通商。如果西洋各国有利益在朝鲜,那么,它们便不可能让日本在朝鲜半岛为所欲为,这是想借西洋各国的力量来牵制日本,所谓“以夷制夷”。
李鸿章接到这一密令后,即秘密致函朝鲜前太师李裕元,称朝鲜既然已迫不得已与日本签约通商,那么,西洋各国必然会随从而来。日本人当然不愿意让这些国家都来分得一杯羹。“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敌制敌之策”,建议朝鲜与西洋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方。
李鸿章的长信写了2000多字,从有利于朝鲜的各个方面分析,头头是道,令李裕元十分信服并感激。随即,朝鲜朝廷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先后与美国、英国、德国、俄国、意大利、法国及奥匈帝国缔结通商条约。李鸿章自己也很清楚,他那封“处处替朝鲜人着想”的信,实际上是“处处替大清着想”。李鸿章更清楚:如果朝鲜人与日本人缔结通商条约是引狼入室的话,那么,将美、英等7个西洋国家引向朝鲜,显然是引群狼入室,其结果自不待言。

自此之后,朝鲜国不断有热血青年接近日本人,相对于落后而保守的朝鲜政府而言,这些热血青年组成了开化党,他们高呼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并在日本人的“援助”下,对内提出一些改良主义的主张和要求。对外界,开化党对日本人倡导的“朝鲜独立”极其热衷。相反,对大清政府的干涉和控制极为反感。
1884年,大清帝国的西南燃起了中法战火,朝鲜开化党在日本人的谋划之下,觉得机会来临,在12月4日晚发动政变,并取得政权。一直带领清军驻守在朝鲜的袁世凯,急忙向李鸿章汇报、请战。在得到清廷的允许后,袁世凯带领2000清兵,于朝鲜政变的次日即将开化党的新政权推翻。开化党首领金玉均、闵永翊等流亡国外。

朝鲜政变问题解决了,可日本的问题却产生了。日本人称袁世凯带兵进入朝鲜国王宫廷时,见到日本人就开始射杀。前往辅助开化党人上台的日本人仓皇退出,本想回国搬请救兵,决计一闹,可日本政府认为时机尚不够成熟,决定“军事退却、外交进攻”,于是向清廷派出他们的王牌外交国手伊藤博文。清廷派出的迎战人物则是大清帝国的外交常青树李鸿章。
大清朝廷当时认为,既然出兵朝鲜已经奏效,那么,最适当的方法应该是见好就收,不宜把事情闹大;一旦战争在朝鲜再打起来,对大清帝国是没有好处的。
而日本政府派出伊藤博文,主要是想安抚清廷,阻止清廷再出兵,并进而实现双方都从朝鲜撤兵。
按照朝廷的旨意,李鸿章在天津接见伊藤博文。
1885年4月3日,伊、李相会在总督衙门。

伊藤博文:鄙人此番来大清,主要为两件事:一是将来之事,二是以前之事。关于将来,此前朝鲜内部发生政变,朝鲜乱民趁机烧毁了我大使馆。不得已,日本派出两个中队的兵力前往保护。每个中队只120人,去年已撤回一队,现在只剩下一个中队在朝鲜。而大清派驻朝鲜的兵力达到1000余人,而且,双方现在各有猜忌。如果将来双方为此失和,不如大清现在就撤兵,使两国永远和好。
李鸿章:你要大清撤兵,那么,你国何时撤兵?
伊藤博文:我国已与朝鲜签订条约,约定一年之后,看朝鲜局势,如果朝乱平定,使馆无须保护,日本须撤兵。
李鸿章:你们不撤兵,反而单方面要求大清从朝鲜撤兵,弄妈,真是岂有此理!
伊藤博文:日本与朝鲜的条约中虽然约定是视一年后局势再定,但如果大清撤兵,日本也可考虑提前撤兵。如果大清不肯撤,那么,日本势必如数增兵,使两国兵力不相上下。那时,更容易发生意外。
李鸿章:大清驻兵在朝鲜,这与日本好像不相干啊!
伊藤博文:说的这是将来。现在再说过去。当时,朝鲜国发生宫廷政变,朝鲜政府向日本求援平乱。我政府派出使臣和兵力,在平乱时遭到大清兵的枪击。我兵退出宫后,在街上仍受到清军的追杀,使我兵民生命和财产遭受了较大损失,大清应对此略作赔偿。
李鸿章:日本派兵入朝鲜时,对外一直声称是为了保卫自己的使馆,怎么在朝鲜王宫遭到袭击?即使是应邀保护朝鲜国王,也应当对外通报。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能那么诡秘地进行呢?
伊藤博文:朝鲜事发突然,日本人没来得及作这些通报。
李鸿章:朝鲜的突发事件到底是谁在作乱?在哪里作乱?日本兵到底是否知道?
伊藤博文:日本使臣到朝鲜的时间总共才一个月,对这些详情恐怕并不知道,只是应朝鲜的请求,依照国际公法办事,请中堂大人不必疑心。
李鸿章:前事本可不提,弄妈,你偏要追究大清驻朝军队的责任,我就不能不说了。

4月5日,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举行第二次谈判。3个小时的交涉主要讨论军事冲突的责任,但没有结果。4月7日,第三次谈判开始,继续讨论军事冲突责任问题,仍无结果。但李鸿章透露说:总理衙门来信指示,称日方所言过去和将来之事,如果都要办妥,恐怕有相当的难度。要大清撤兵和处罚大清驻朝军官这两件事中显然后一件是无法办到的,至于撤兵一事,双方似乎还有协商余地。李鸿章的这一段话已明显表露大清可以撤兵的意思。
接着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汇报函中称:当我说撤兵和处罚驻朝大清军官二事,只可议定办妥其中的一件时,伊藤博文的表现非常失望。鉴此,大清确实可以酌情在两件事中办妥一件。“以固和局”。事实上,只要大清撤兵,那么日本人就已经很满足了,但伊藤博文的表现实在“太出色”了。他在接着的谈判中,安排他的助手居然提出了三项请求:一是撤兵。二是处罚大清军官。三是赔偿日本损失。李鸿章答复中,充其量大清也只能做到一件。伊藤博文的助手说,如果仅此而已,那么,这件事日本驻大清公使已足可完成,何必要派伊藤先生来天津?伊藤先生决定,可不日回日本。
伊藤博文助手的这番话终于将李鸿章惹怒了。李鸿章大声骂道:“在朝鲜问题中,大清根本没做错什么,其错误主要在于日本的使臣。如果真的决裂,弄妈,我马上准备打仗!”一向温软的李中堂居然说出了如此坚硬的话,这大出日本人所料,以为大清政府的态度定然坚决,于是赶紧收敛,只就撤兵问题继续谈判。而且,谈判的焦点集中,一是两国同时撤兵,二是两国将有共同出兵朝鲜的平等权力。
这次谈判结束时,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说:“有一句话,我要事先说明:我知道日本暂时没有侵占朝鲜的意思,但如果事后有这样的事发生,那么,大清一定会派兵争战;如果大清侵占朝鲜,那么,日本也可以派兵争战;如果有别的国家侵占朝鲜,那么,大清和日本都应当派兵救护。目前朝鲜平安无事,所以,我两国都应当撤兵。”伊藤博文听了这话,立即站起身,对李鸿章深鞠一躬,说:“中堂之言,光明正大,极有远见,与我意见相同。我不会忘记这句话的!”后人认为,李鸿章的这番“正大光明”的话,实际上是把大清与日本置于对朝鲜问题的同等地位上,特别是具有平等的出兵权力,这为日后日本人发动甲午战争埋下了祸根。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漫长谈判,最后形成了《中日天津条约》,其主要内容为:

一、自条约签订之日起,四个月内大清与日本同在朝鲜撤军。
二、将来朝鲜若有变乱大事,大清与日本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行文照会,一旦乱定,即行撤军,不再留防。

这一不平等的条约是大清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背景下签订的,李鸿章自然领教伊藤博文的治国之才。并预言“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如其说这是预言,倒不如说这是警告,因为十年之后,果然爆发了令大清帝国落花流水的甲午战争。
有人认为,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中日天津条约》是他在朝鲜问题上的错误,这一观点确实有待商榷。因为日本人在谈判中的态度是早已铁定的。总理衙门的态度也并不是因为李鸿章态度的变化而变化。这表明李鸿章在谈判中的言行没有影响到日本,也没有影响到总理衙门。至于他错误地判断伊藤博文对大清只接受“两件事”中的一件时大失所望,那仅是一种失算而已。总理衙门依据这一错误判断而作出的无论什么决定,李鸿章是必须不折不扣地去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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