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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甲午海战:北洋海军的悲哀

1885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的《天津条约》中,约定双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同时派兵朝鲜,并互通派兵讯息。这些约定看似平等,但实际上是极不平等的,原因一是朝鲜本为大清帝国的附属国,让日本在自己的附属国取得与自己平等的权力,当然是宗主国—大清帝国权力严重丧失的表现;二是日本虽然名义上索取的是在朝鲜的权力,但实际上其目光盯着的是大清帝国。这在日后其挑起的甲午海战中是得到证实的。从这一角度看,《天津条约》实际上成了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依据。

大清与日本除了在谈判桌上一直不断地文斗,幕后的较量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李鸿章组建的北洋舰队曾两次访问过这个东方邻国。第一次是在1886年。李鸿章指使北洋提督丁汝昌率领4艘军舰来到日本长崎。日本人对欧美的战舰早已司空见惯,但从来没听说过大清帝国也有如此规模的舰队,于是日本人纷纷站在岸上议论、谩骂。8月13日,大清舰队的士兵上岸休假,其中有一班人先在酒楼喝酒。酒后经不住东洋婆的诱惑,就去逛妓院。不知是因为价格问题,还是“质量问题”,士兵与老板争吵起来,老板立即叫来警察,结果,大清士兵当街将这名警察捅伤。随即,肇事水兵被捕,其他水兵一哄而散。这件事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视。交涉中,李鸿章说这是“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即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管束不严”,“万无可辞”。没想到,两天后,这事就闹大了。整个舰队水兵放假上岸。鉴于前两天的事端,丁汝昌严格要求上岸水兵不许携带器械,但水兵与日本警察还是发生了冲突,并终于酿成“长崎事件”。
当大清水兵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后,数百名警察将街道两头堵住。日本警民挥动大刀,见到大清官兵就砍。而一些住在楼上的日本居民,则向楼下鼠窜的大清水兵浇开水、投石头,把手无寸铁的大清水兵打得溃不成军。一阵乱战之后,清点人卯:大清水兵死5人、伤44人,失踪5人;日本警察死1人,伤30人,日本市民受伤多人。
对此,李鸿章颇生气:弄妈,这显然是日本人为“8•13”所吃小亏而进行的报复!于是,大清与日本人展开谈判。谈判时间一直持续了6个月。最后,将这次冲突定性为:由于语言不通,彼此误会,不存在是非与责任。关于此事的善后,军官、警员死亡的,每人一次性抚恤6000日元;普通水兵、警察,每人一次性抚恤4500日元;受伤者,每人一律一次性抚恤2500日元。按照这种标准,结果日方须赔偿大清52500日元,大清赔付日本15500日元,大清赚得37000日元。另外,双方受伤者就地在长崎医院治疗的费用2700日元,由日本方支付。对于前来嫖娼的水兵闹出这种事件,大清政府居然理直气壮地讨要损失!这种事深深地刺激了日本人,一些日本军官发誓要训练自己的海军,彻底打败大清国,以泄心头之恨。

第二次“访问”日本是在1891年7月。北洋海军应日本人之邀,提督丁汝昌率6艘军舰前往日本。日本军舰鸣21响礼炮迎接丁汝昌的到来。驻扎在日本海岸的英、美军舰也鸣枪迎接。当时,日本的媒体报道称:大清海军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前到日本来的大清军舰,甲板上供奉着关羽的神位,神像前有乱七八糟的供香;甲板上散落着吃剩的食物;水兵吵闹不休……气味难闻,卫生糟糕。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军舰炮架上,晾晒着水兵们的衣服,零乱不堪!而现在,大清军舰上的关羽像已被撤去,烧香的气味也没有了……
日本人见到大清海军的如此变化,也加快了自己建设海军的步伐。可就在日本尽速发展海军的几年里,大清帝国的海军建设却停止了投入。对比之下,李鸿章曾向朝廷打报告,表达自己对这种状况的忧虑:

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有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舰,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

李鸿章的这种担忧很快在战争中得到印证。1894年,朝鲜国接连发生的两件事终于将这个贫弱的国家推向了战争。

早在1892年,朝鲜政府安排的一名叫李植逸的人赴日本,秘密组织杀害该国流亡在外的开化党领袖金玉均。李植逸到日本后,结识了朝鲜人洪钟宇。洪钟宇是个极聪明的年轻人,曾留学法国,与金玉均相识。当他听了李植逸的鼓动后,表示愿意参加暗杀金玉均的活动。1894年春,金玉均与洪钟宇同行,乔装日本人,坐轮船来到大清帝国的上海,同住在一家日本人开办的旅馆。据说,金玉均此番来上海,主要是想和李鸿章会面,商谈东亚的未来问题。孰料到上海的当夜,洪钟宇将金玉均枪杀在旅馆内。一天后,洪钟宇在租界内被大清警察抓获,并被枪决。而几乎在同时,朝鲜的另一名刺客在日本暗杀开化党另一名领袖朴泳孝时,没有得逞。日本警察顺便冲进朝鲜大使馆,抓获另外两名朝鲜人。这一事件导致朝鲜政府的强烈抗议。朝鲜驻日大使愤然回国,朝日关系趋向紧张。
大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邀请,派遣军舰将金玉均、洪钟宇的尸体送到朝鲜。这一来,一幕戏剧性的镜头在朝鲜和日本上演了:朝鲜人接到金玉均、洪钟宇的尸体后,立即鞭尸,以泄其愤。而在日本,人们却在沉痛地悼念他们的友人金玉均,更为麻烦的是日本人认为发生在上海的暗杀是大清政府一手策划的,这便加深了他们对大清政府的仇视。一些激进派如陆奥宗光、伊藤博文等都纷纷主张对大清宣战。当然,单单为了一两名政治犯的问题而将事态发展扩大到战争。这似乎显得理由不够充足。可当1894年朝鲜国内的一场农民起义爆发时,战争终于来临。这场爆发在朝鲜南部“东学党”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势头猛烈,大有燎原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当局紧急向大清帝国驻朝公使袁世凯求援,吁请派兵援朝。袁世凯立即将这一情况告知李鸿章,而李鸿章对外的一切言行都必须征求慈禧太后的许可。当时,慈禧太后的心思并不在朝鲜问题上,因为她正关注着即将到来的六十大寿—万寿节的布置。这个生日是慈禧太后特别看重的。原因是:20年前,她四十生日之际,本想好好庆贺一下,结果她的儿子同治皇帝闹梅毒,弄得朝廷、后宫没一处安宁。她哪里还有心情去过生日?五十岁生日时,她早早要宫人把储秀宫布置好,准备热热闹闹地过个吉祥的半百生日,没想到法国人不知趣,在南方闹事,又把这个好日子给搅没了。这六十大寿即将来临,弹丸之地的小日本居然也跳腾起来!慈禧是个精明的女人,她不想让这些国家大事把她的所有个人情趣都冲散,对于日本的事,她把方针大政授意于李鸿章,自己却声称身体不佳,把小皇帝光绪往前一推,自己到后宫看戏去了。面对日益危急的东方形势,光绪皇帝实在坐立不安,就跑进后宫面见慈禧,声泪俱下,请太后暂缓寿庆大典,停修颐和园,援救朝鲜!
根据《中日天津条约》规定,大清帝国要是向朝鲜派兵,那么,必须告知日本,而且,日本也可以派兵。到这时,清廷才突然发现朝鲜为大清附属国的历史已经结束。为了避免出现两国同时进兵朝鲜的局面,大清朝廷一直没有接受朝鲜的请求,向朝鲜发兵。
当年6月2日,袁世凯再一次转达朝鲜国的请求,催请李鸿章派兵。这时,李鸿章也再次将此事报告部总理衙门,称朝鲜一向归大清保护,如今内乱不能“自平”,屡次向大清帝国求援。考虑到大清帝国的体面,不应该再拒绝,但如果派兵去朝鲜,势必会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因此,建议朝鲜以政府名义,出具书面请求报告,这样,大清派兵便名正言顺了。而且,朝鲜在请求大清派兵帮助其平定内乱的同时,还想请求大清军官“顺便”帮助朝鲜训练军队,以便将来能担负起自行捍卫国家的重任。当时,清廷中必有人认为这是朝鲜国内部的事,大清不宜出兵干预。但李鸿章认为,如果朝鲜的请求被拒绝,朝鲜人势必会寻求其他国家的保护。面对这样的事情,其他国家是乐意伸手帮助的,大清帝国没有必要把一个友好的邻国推到其他国家的怀抱!
李鸿章的汇报应该起到了作用,于是总理衙门同意派兵。李鸿章即指派北洋舰队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济远”、“扬威”二舰,前往朝鲜南部、素有“汉城门户”之称的仁川口岸,与先期到达的“平远” 舰会合,以观朝鲜局势。与此同时,袁世凯代表大清政府向日本公使发出照会:大清政府乃受朝鲜之邀,按照“我朝保护属帮旧例”,派遣直隶提督叶志超带兵至朝,以助剿匪,一当事定,便撤回国。为稳妥起见,李鸿章在派遣舰艇之前,曾询问袁世凯关于日本对大清派兵的态度。袁世凯在此之前,也曾专门接待过日本公使及相关人员,日本人曾向他表示:日本决不会别有他意!而且,据袁世凯推测,日本即使派兵,也不过百八人,不至影响大局。事实证明,日本人的这些话都是谎言,是诱骗大清政府上当的一个骗局。
当日本海军大臣陆奥宗光接到大清政府的出兵照会时,便感到他们一直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临。虽然朝鲜国没有邀请日本人援助,但日本人称“因朝鲜国现有变乱大事,我国派兵为要”,即朝鲜国“有难”,我就主动来“帮助”,自告奋勇,见义勇为,不需要任何邀请。何况大清帝国已出兵,根据中日两国已签署的条约,日本国已完全可以同时出兵,不需要其他任何理由。至于大清政府的照会中还称朝鲜国是它的“邦属”,大清军队是“应邀前往”等,纯属扯淡!这是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早已辩明的事实!于是日本人当即指出大清政府照会中的“硬伤”:从来没有证据证明朝鲜是大清“邦属”,要求清廷予以更正。
李鸿章闻言,知道日本人这又是在翻旧账,而且,这一问题在十年前他与伊藤博文谈判时,就已作过多次论证,没必要再细说,于是他告诉驻朝公使:“朝鲜乃大清旧邦,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即不论你日本人承认与否,咱大清帝国都不会作任何更正的。
随即,日本人又称,朝鲜既已发生内乱,那么,他们应该派兵保护他们的使馆和在朝鲜经商的生意人。对此,大清政府立即照会日本:如果“专为保护使馆及商民,自无须多派,且非朝鲜所请,断不可入朝鲜内地,致人惊疑。更虑中国兵队相遇,言语不通,军礼各殊,或致生事”。对此,日本人的答复是:“日本派兵是根据以前签订协议而为之。”日本人还称日本军队日常管理十分严谨,不会主动与大清军队发生冲突。言下之意,日本军队在被动的情况下,还会与大清士兵发生冲突。

战争越来越迫近。大清海军从1894年6月6日下午6时起,分三批共2465人抵达朝鲜牙山。而在6月8日,日本也毫不示弱,开始增兵。日本增兵势必会引起与大清帝国的冲突。一旦冲突出现,日本人会如何处置?这在陆奥宗光当时所写的《蹇蹇录》中有记载:“两国既已各自派出军队,何时发生冲突虽然未可逆料,但如果发生战争,我国当然要倾注全力贯彻最初的目的,但在不破坏和平的情况下,应尽力保全国家荣誉,维持中日两国的势力均衡。其次,我国尽可能地居于被动地位,事事使中国成为主动者,且每当发生此种重大事件,根据外交惯例,在第三者的欧美各国之中,必然会有支持一方和反对一方的情形,除非事势万不得已,必须把事态严格地局限在中日两国之间,应极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这表明,如果大清帝国不出兵朝鲜,那么,日本就不出兵。日本人要尽量做到被动。如果大清帝国不主动,他们会激发大清帝国主动,即诱骗。而一旦冲突发生,日本人就要全力实现“最初目的”——侵入大清帝国。与此同时,日本人将尽全力不与任何可能涉及的欧美第三者国家发生冲突,以免树敌过多,孤立自己。陆奥说的这一方针正是后来甲午战争中日本一直坚持的宗旨。在短短的十天之内,日本派遣军舰8艘,陆军4500人,兵力几乎是大清帝国的两倍。两国大兵入境,朝鲜东学党起义军感到压力空前,前途不妙,于是立即与朝鲜政府签署协议,退出已占领的城池,朝鲜内战之火就此熄灭。

朝鲜政府就此致函袁世凯,请求大清帝国撤兵,也由此而解除日本人继续占据朝鲜不走的借口。袁世凯将朝鲜的这一请求告知李鸿章,李鸿章称朝鲜人说得完全在理,并命令大清军官叶志超迅速从仁川撤至牙山,择期回国。
然而,日本的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这时向大清帝国提出两项要求:一是日本与大清共同派兵平定朝乱,会剿乱匪;二是平定朝乱后,两国“共同协助”朝鲜内政改革。言下之意,日后的朝鲜由日本和大清“共同抚助”。大清驻朝公使李凤藻当场拒绝了伊藤和陆奥的请求,称大清帝国与日本都不应该干涉朝鲜的内政改革。李鸿章得知此事后,电告李凤藻照会日本:

朝鲜内乱已平,已不欲中国兵代剿,两国“会剿”之说,已无庸议;善后办事,用意虽美,止(只)可由朝鲜自行厘革;中国尚不干涉其内政,日本素认朝鲜自主,尤无干预其内政之权;乱定撤兵,这是日本与大清帝国早已有约在先的。

但日本方坚决不撤兵,并不顾朝鲜政府是否愿意接受,一味向朝鲜推行已拟好的“内政改革纲领”。陆奥宗光后来著书说:“我从开始时,就对朝鲜内政之改革并不特别重视,而且,对于朝鲜这样的国家,是否能进行合乎理想的改革尚抱怀疑。……因此,我便想借此好题目,或把一度恶化的中日关系重加协调;或终于不能协调,索性促其彻底决裂。总之,想利用这一问题使阴霾笼罩的天气,或者一变而为暴风骤雨,或者成为明朗的晴天。”陆奥的这番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日本已决心不从朝鲜撤兵;大清帝国如不接受日本人的这一态度,日本决计要将这件事诉诸武力!至此,日本在朝鲜问题上,已完全不把大清帝国放在眼里了。
大清与日本各自强硬的态度,使得战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22岁的光绪皇帝和决策重臣、户部尚书、帝师翁同,礼部尚书、也曾是帝师的李鸿藻等都主张备战。光绪皇帝几次谕告李鸿章积极备战!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第一是其不撤兵的理由不存在或不充足;第二也不知道国际舆论对此到底如何看待。因此,陆奥宗光密示前线最高指挥官大鸟圭介,称“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使用武力”。实际上,日本通过数年的海军扩张,由于其购买的军舰舰龄短,因此这些军舰在设计和技术上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它的速度及火炮射击能力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其实战能力当然已经超过了大清帝国的海军舰队。
而正在两国军事力量已较上劲儿的节骨眼上,李鸿章却接到慈禧太后的授意:把解决朝鲜问题的力量重心转移到向英国和俄国的调停方面,将增兵之事搁了下来。
当时,俄国驻大清公使喀西尼正休假回国,从北京出来途经天津时,与李鸿章进行了会晤。李鸿章对喀西尼说,当今朝鲜局势很严重,大清与日本军队在朝鲜平定其内乱后,如今几乎无法避免一场战争。李鸿章以“大清政府的名义”请求俄国政府出面调停此事。
喀西尼对李鸿章谈的这一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转告俄国政府:“此事对我方既无任何牺牲,又能大大增强我国在朝鲜以及整个远东的势力。”建议俄国政府“不要错过这一机会”。喀西尼的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俄国沙皇的采纳,并通过驻日公使劝告日本撤兵。
对于俄国人的提议,日本陆奥宗光答复称,俄国的劝告是有道理的,但在当时双方互抱猜忌的形势下,同时撤兵很难做到。因为大清政府一向采取阴险手段,干涉朝鲜内政,口是心非,欺骗朝鲜和日本的事例比比皆是……因此,日本人不能轻信大清政府。俄国人对日本人的如此“不给面子”,当然十分不满,并正式照会日本:“若日本拒绝与大清政府同时撤兵,那么,日本政府应自负重大责任!”对这种近乎恐吓的“忠告”,日本人并未胆怯,称日本人不是不愿撤兵,而是朝鲜的内乱根本就没有平定,等等。为此,喀西尼大声疾呼:“危险正来自于日本,而不是来自大清!大清希望避免战争,而日本却好像在寻求战争,并以为战争的胜者非己莫属!”尽管喀西尼有着巨大的热情,但俄国政府却不愿卷入大清与日本之间深层次的纠纷,只愿意做一些口头上的调停,而不愿采取强硬的出兵行动。
俄国的调停就此虎头蛇尾,当然令李鸿章和大清朝廷十分失望。而在此期间,对于英国人的调停,清廷也因寄望于俄国而未予足够重视。当时,英国已在大清取得绝对的贸易优势,显然,它是不希望有第三者来分去一杯羹的;俄国自认其向西南扩张的计划受到英国及土耳其的阻止后,便将目光定格在东方的朝、日及大清的辽东。由于这两国都与大清国有着特殊的利益关系,所以,他们都十分关注大清与日本的此次纷争。以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则想通过“以夷制夷”的办法请英、俄出面,摆平日本。当然,慈禧与李鸿章似乎忽视了另一个问题,即调停也是要有一些配合的手段的。这些必要的手段没有跟上,调停工作是很难奏效的。正如英国人赫德所说:“正义完全在大清国方面,但我不认为单靠正义可以做事,正像我不相信单靠一只筷子可以吃饭一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根筷子—实力。但是,大清人却认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希望通过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当日本人发现清政府请求英、俄出面做工作时,伊藤与陆奥悬在心中的一块巨石终于落地,他们大致明白了大清的底限。于是,他们向前来调停的“英国友人”强硬地表示:第一,日本与大清国的冲突,决不至影响英、俄等国的利益;第二,如果有“第三方”强硬干涉,那么,“日本将不惜举国化为焦土,拼死抵抗!”
这一软一硬,体现了日本对当时英、俄两国利益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俄国。俄国在新疆吃了左宗棠的败仗,在新疆的利益也随之东去;如果此番日本能在东方将大清的军事实力耗去一部分,那么,俄国将来在辽东、朝鲜的活动将轻松自如得多。所以,当日本抛出这个软硬兼施的方案之后,英、俄两国都没什么脾气,这使得日本能毫无顾忌、全心全意地集中力量对付大清国。
而在6月底,日本赴朝的兵力,已增至1万人。
面对大清国出现的如此劣势,英国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虽然它已是在大清国的最大利益获得者,但它不愿意因为支持大清国而将日本逼到利益竞争对手—俄国那边去。这样,大清国请来的这两个中间国,至此却成了争相讨好日本的对头。
直到这时,大清皇帝和慈禧太后才真正意识到:朝鲜问题, 除了开战已再无别的办法了。

当日本的兵力源源不断地增加时,驻朝清军将领认为,既然大清帝国不准备诉诸武力,那么就完全可以先撤兵,以取得世界舆论的支持,但李鸿章对此建议未予采纳。李鸿章的这一做法被后来的史学研究者指责为在甲午战争中的最大失误。然而,这毕竟是“事后诸葛亮”。在当时看来,被派往朝鲜的大清军队是否完全会败给日本?俄、英的调停是否就不会奏效?如果这两个方面有任何一个方面成功,那么结果都不会像后来那样凄惨。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李鸿章与慈禧太后决定借洋人之手来调停此事,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在外交努力毫不奏效的情况下,7月16日,慈禧、光绪皇帝宣布“一意主战”,并通知李鸿章增兵朝鲜。李鸿章接到圣旨后,即组织兵力,雇用了英国船舰将兵力分成两路,运往朝鲜。一路由天津渡海,在鸭绿江口登陆,再由陆路驰援平壤;一路从天津出发,到朝鲜牙山登陆,增援先期驻扎在牙山的叶志超。
7月17日,日本政府通过了向大清开战的决议。其海军大臣提出,一旦在海上发现插有大清黄龙旗的舰只或大清增援军队,立即开战。7月19日,日本政府通过驻朝公使照会大清:若大清继续增兵朝鲜,应视为对日本有敌视行为。同时,告诫朝鲜:立即撤退大清驻牙山的军队。
日本人蛮横的态度使软弱的朝鲜人感到十分为难。无可奈何之际, 朝鲜政府只好将日本人的要求向大清公使实话实说。当夜,大清政府驻朝鲜大臣袁世凯见事已不可挽回,悄然回国。接替他工作的是与日本人关系不错的唐绍仪。
7月25日,北洋海军军舰“济远”和“广乙”号送兵从朝鲜丰岛返回时,与附近的日舰遭遇,海战开始。“广乙”号受伤后,逃到朝鲜海岸边搁浅。为了不让舰只及舰上所载军火落入敌手,舰上官兵自焚舰艇,落水而走。“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海战一开始,便躲藏到舰只上钢板最厚的地方,望台上只有二副在指挥。随后,“济远”舰便挂起白旗,拼力逃回威海卫。前往朝鲜的“操江”舰途中遇见“济远”舰在逃跑,便知道海战已经开始,但这艘军舰没有投入战斗,而是立即掉转船头,往回逃跑,后来被日本舰只追上。该舰管带不知所措。一名队长要求开炮,被管带令人将他捆绑起来,扔进大海喂鱼去了。跟随“操江”舰去朝鲜公干的一名丹麦电信技师,劝管带赶紧烧毁文件。另有饷银20万两,本来要抛进大海,结果还没来得及处理,就被日本人上船“没收”了。一舰将官全部成了俘虏,被押到日本后,受尽了凌辱。 大清帝国向英国租来的“高升”号也被日舰击沉,船上有水师将官1200人。火炮12门,除70余人生还外,其余全部遇难。对此,李鸿章却向朝廷奏报:“高升”舰载兵950人,救回251人。
8月1日,两国正式宣布开战。英、俄、美、德、意、荷、葡等国先后宣布中立。这时大清水师的排兵布阵显然已滞后于日本,处处显得被动。9月17日,两国海军主力在鸭绿江口的黄海海面展开激战。当时,大清舰队的军舰总吨位超过了日本舰,但清军舰艇设备陈旧,速度缓慢,明显不敌日舰。5个小时后,北洋舰队损失军舰4艘,伤亡士兵1000余人,而日本只损失兵船一艘。北洋舰队剩下的兵船退守到旅顺港。两相比较,北洋舰队损失较大。
黄海之战的同时,陆地上的战争也在朝鲜展开。
据守平壤的清军统帅叶志超,在清兵将领拼力抗击日本人的进攻时,下令“撤兵速退”,并在城墙上“遍插白旗”,请求日本军人放他一条归国生路,但被日本人拒绝。叶志超又在当晚趁夜色逃跑,结果又遭到日军的火力阻止。叶志超带领的清兵伤亡惨重,但还是拼命出逃。
据称,叶志超逃跑后,丢在平壤的大小炮40尊,快炮及毛瑟枪万余杆,“将弁私财,军士粮饷,凡有金币12箱,内共金块67,金缇61锭,金沙14箱,大小30包,皆将私财。而军士粮饷,除粮食以外,尚存银饷约10万两。”“军资、器具、公文、密电,尽委之而去。”
这么多东西丢了,这么多士兵的命没了,逃回国的叶志超竟然向李鸿章报告说:“本将率军奋战五昼夜,诸军奋勇杀敌,以弹尽援绝而退。”
面对水陆两军的惨败,大清朝野群情激奋,弹劾李鸿章的奏折像雪片般飞进皇宫。有人说李鸿章的儿子有800万两银子存在日本银行;日本天皇的女儿是李鸿章的干女儿,并已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订有姻亲,等等。当然,更多的是弹劾李鸿章贻误战机,鉴此,清朝廷在1895年9月17日作出对李鸿章的处理决定:拔去三眼花翎,脱去黄马褂,“以示薄惩”。
但李鸿章对此似有不服之情,他认为大清政府拿他北洋舰队的一支海军与“大日本”全国兵力交战。且在光绪十四年(1888)以后,北洋舰队连一艘战舰也没添置!近十年来,北洋舰队全在吃老本,而这些老本,一律是先于日本人从西欧定购的,那时军舰的最快速度为时速15-18海里,而后来日本购置的新式军舰时速达25海里!
那样的将官,再用这样的舰队与日本的新式海军斗。其结果如何,自不待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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