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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晚清外交的一面旗帜

说到晚清的外交,人们自然会想到李鸿章。常言“弱国无外交”,在那风雨飘摇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东西方列强,李鸿章代表大清政府屡屡与列强打交道,在战则败、败则和、和则割地赔款的形势下,大清国民无法不愤怒,他们痛斥“李二先生是汉奸”,是个多次出卖国家主权的“罪人”。
李鸿章代表大清政府与列强交涉的一系列结果,确实使大清国民一次次失望、一次次怒不可遏。在这种形势下,作为大清朝廷,在选择谁做代表去与列强谈判的问题上,毋庸置疑是会精心选择最为优秀的外交官的。这不仅是出于民怨沸腾的局势,也关系到大清帝国的“颜面”,关系到民族发展的切身利益。可见,于公于私,朝廷都不会让一个“软弱的汉奸”去与列强博弈在外交场上的。当然,李鸿章是不是当时“最优秀”的外交官,此处姑且不论,且看与他同时代的几名大清外交官在工作中的表现,我们便不难分辨出驴马雌雄。

1876年,左宗棠率领西征大军,在朝中保守派一片反对声中,势如破竹进军新疆。当时,居守新疆的阿古柏见势不妙,急忙请求英国人出面斡旋,并表示愿意成为大清的属国。但左宗棠不理他这一套,当阿古柏派出的人尚未与英国人谈出个子丑寅卯时,左宗棠的大军就将阿古柏的老巢捣毁了,阿古柏绝望自杀。新疆境内除伊犁之外,全部收复。在这种形势下,清廷派出使团去俄国,谈判收回伊犁的问题。这个谈判使团的首领是崇厚。
崇厚(1826-1893),旗人,道光年间的举人;其父亲曾任河道总督;当过盐官,在兵部、户部、礼部都做过官,办过一些外交。为了能使谈判顺利进行,清廷授予崇厚为“一等钦差大臣”,给了他在不便或来不及向清廷汇报的情况下可以权宜作主的“特权”。
崇厚一行到了俄国之后,慓悍高大的俄罗斯人对他怒目而视,使这个满洲贵族不寒而栗。但随即,崇厚又受到俄国人的盛情接待。规格之高,照顾之周到,使崇厚充分享受到大清帝国“一等钦差大臣”的无限荣耀。当崇厚被俄国人弄得飘飘然时,一份由俄国人拟就的条约也基本上尘埃落定。这个条约叫“里瓦几亚条约”,它规定:
大清收回伊犁,但伊犁所属的特克斯流域及木扎提山口等大约70%的地域仍属俄国;俄国可以在大清国的七个重要地点设置领事馆,俄国人可以从松花江直航,直抵满州的伯都之内;大清国赔偿俄国500万卢布。
这表明,大清国虽然从名义上收复伊犁了,但对俄国人控制伊犁的局面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相反,俄国人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大清国更多的区域内自由活动。另外,约定大清国赔偿俄国人500万卢布的事也是莫名其妙。最让大清国不能接受的是,俄国人日后还能将魔爪伸到满族人的发祥之地—东北三省。
崇厚出使俄国的背景是左宗棠已经在新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这种大好形势下,谈出了这么个“条约”,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后世研究者认为崇厚作为朝廷特派的“一等钦差大臣”,对谈判前的形势根本没有认真研究,对谈判毫无准备,甚至对伊犁的地理位置都不清楚。当俄国人说要把伊犁境内的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割给俄国时,崇厚竟然不知道俄国人所说的这两个地方在哪里。
当《里瓦几亚条约》的内容传到北京时,朝廷无不震惊。总理衙门立即通知崇厚:不要在这个条约上签字。但崇厚害怕不签字会惹怒那些高大威猛的俄国人,于是赶忙向朝廷谎称条约已签字,已无法再作更改,“重新谈判”已完全不可能。清廷通知他暂时留在圣彼得堡,以便再作计议。可崇厚不顾这一通告,于1879年10月2日在条约上签字后,擅自回到北京。
崇厚的行为让满朝文武惊愕不已。朝臣纷纷认为:如其这样“收复”伊犁,倒不如不收复!出生入死、刚刚取得西征初步胜利的军事首领左宗棠怒发冲冠,他十分担心用将士们鲜血换来的胜利,会因崇厚的可耻表现而付诸东流。当时的“少壮派”、也是主战派的代表张之洞(1837-1909)则向朝廷上奏,称“俄人索之,可谓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他提出,重写条约“不足惧”,“必改此议,未必有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在强烈要求严惩崇厚、撤销条约的无数臣民中,张之洞提议将崇厚处斩,以示大清帝国并不认可这一条约,即便诉诸战争,也在所不惜!张之洞的这一观点获得了众多人的支持,他个人也因此而一举成名。
李鸿章则认为,就这一条约的内容而言,确实存在很多应该争取而未争取到的利益,但鉴于条约已签署,再反悔重谈、重写,这是不妥当的,也违反国际公法中的相关规定。李鸿章认为,崇厚本身就是大清廷派遣的“一等钦差大臣”,具有代表大清帝国政府与俄国结缔条约的权利。在俄国人看来,崇厚是奉旨签约,也具有全权行事的特权,如果“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在派选外交官赴俄国谈判这一问题上,大清朝廷显然是“有眼无珠”,选错了代表。
李鸿章的观点,就是拿现在的国际法观点看,也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但大清朝廷及慈禧太后决定首先判处崇厚死刑,然后重新派遣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前往俄国,就伊犁问题进行第二次谈判。
朝廷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西方各国首先对清廷判处崇厚死刑表示谴责,认为这是“对一个外交官的丧失人道主义”的做法;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为此亲笔给慈禧太后写信,请求慈禧不要对一个外交官施以极刑。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开恩”, 决定对崇厚的死刑暂缓执行。狱中的崇厚,后来向清政府输银30万两,才获得释放。其次,俄国表示必须对崇厚进行全部赦免,否则一切“重谈”都无从谈起。进而,俄国又派遣军舰23艘前往大清沿海“示威”,准备开战。
这时,慈禧就想到与洋人打交道有着丰富经验的李鸿章,并授意李鸿章与英国人接触,请求英国人在这关键时候“帮助”大清帝国。李鸿章与英国人戈登在天津相会了。这种“相会”不论有什么结果,但在外界看来,这表明大清帝国在国际社会中是“有朋友”的。这一招确实有效果,加之俄国当时对于远距离作战也没有充分的取胜把握,所以,最后在赔偿“兵费”增至900万卢布的条件下,伊犁终于回到大清帝国的版图之中。
崇厚的拙劣表现,李鸿章自然会引为己戒。清廷错派崇厚赴俄谈判—这样的话,在当朝当然谁也不敢说,但事实确实是这样。早在十年前,崇厚是北洋通商大臣,他奉朝廷的旨意,前往天津调查洋人育婴堂是否有残害儿童的案件。这一案件的缘起是1869年,一些西洋教徒在天津三岔河口的望海楼一带修建了一座教堂和育婴堂。育婴堂主要是用以收容孤儿的,而当地中国人并没有将孤儿送进育婴堂的先例,更不知道这个刚刚修建的育婴堂内部到底是些什么情况。为了能使育婴堂尽快收容到孤残儿童,教徒们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每送来育婴堂一名儿童,就发给送儿童者一笔奖金。这一用意,本身是无可非议的,结果这一措施被一些儿童贩子钻了空子。加上被送到育婴堂来的儿童在生病或意外死亡时,修女们都十分隆重地为他们做洗礼,这引起了众多百姓的好奇和注意,并指责这些教徒在深堂大院残害儿童,用这些儿童的眼睛和四肢去做“药引”。
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传开后,清政府便派遣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去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种消息纯属传闻,没有事实依据。1870年6月21日,法国驻大清公使丰大业(1870-1930)携带着洋枪,并带着他的一名秘书赶到现场,要求崇厚必须为“蒙受冤枉”的修女们“平反”。天津知县刘杰为了平息事态,动员围观者撤退,可围观市民不愿离开,还大有群情激愤之势。这使一贯好斗的丰大业忍无可忍,他拔出洋枪朝刘杰开枪。结果未击中地方官,知县的仆人却被当场打死。
现场顿时大乱。围观市民一致要求报复开枪者。这样,一场大乱之后,丰大业及其秘书、10名修女、2名教士、2名法国使馆官员、3名俄国商人当场被杀;教堂和育婴堂被焚烧。
市民的这一举动,立即引爆了一颗“定时炸弹”:列强的军舰迅速开赴天津海面,有7个国家的驻清公使联名向大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凶手,赔偿经济损失。法国人则强烈要求将天津地方官一并处死。对此,大清帝国的很多官员及百姓都要求清廷不要作任何让步。
朝廷已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崇厚已没有挽回事态的能力和可能,因此,朝廷立即派“元老级”的大臣曾国藩去处理此案。
曾国藩接手这一案件后,暂时避开双方的不同要求,亲自前往教堂和育婴堂调查被收养的儿童。结果发现这些儿童并非是由儿童贩子拐卖而来,而是其父母自愿送来收容的。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建议大清朝廷首先对英、俄、美等“无辜”受害者予以赔偿,以避免这三个强国卷入大清与法国的矛盾之中。同时,建议大清朝廷向外发表声明,证明育婴堂确实没有拐卖儿童,以还育婴堂被害修女之清白。
为了能让洋人“满意”,曾国藩建议先将天津地方官撤职,将带头“闹事”的15名元凶处死,21人流放;如果洋人们不“解气”,处罚还可“适当加重”。
曾国藩的这一建议,引起全国各界的不满,大清朝廷也觉得“有点过分”。曾国藩的在京同乡们甚至把挂在京城湖南会馆内的“曾帅”画像取下来,一把火烧了。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让大清朝廷觉得不失“脸面”,于是朝廷立即召回曾国藩,将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派往天津,接替曾国藩来处理此案。
李鸿章的处理意见中,将曾师建议处死15名“元凶”改为处死“8人”,“流放21人”改为“流放12人”。这一方案受到全国各界的支持和好评。当然很难使洋人“满意”,尤其很难使法国人接受。
正在双方憋足劲儿准备讨价还价时,西方爆发了普法战争:普鲁士德国与法国较起劲来!而且,这场战争一打就是4年。被卷入战火的法国当时形势危急,疲于应付普鲁士,更无暇东顾。可以说,李鸿章是个幸运的外交官,是命运之神襄助了李鸿章。
李鸿章趁热打铁,代表清政府与法国人达成以下协议:大清朝廷即令天津地方官充军;带头肇事的8名“元凶”处死刑;25人流放新疆;大清政府答应赔偿经济损失白银40万两,派遣一个“赔罪使团”赴法国道歉。
当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带着“赔罪使团”赶到法国时,法国人正忙于同普鲁士德国作战,政府混乱,“没空”接受崇厚的道歉。这样,崇厚便领着这班人往回赶。当崇厚等回到中途时,又接到通知,说法国已经产生了临时总统,名叫梯也尔,他要接见大清国的“赔罪使团”。这样,崇厚等又折回头去,于1871年11月23日,在法国的凡尔赛宫见到了梯也尔。这位法国临时总统称:他不在乎大清国就此要处死几个“元凶”,更“希望取得持久的和平和秩序”。因此,当他从崇厚手中接过大清同治皇帝的道歉信时,便宣告这起被国内吵传得沸沸扬扬的“国际争端”到此结束。
李鸿章的方案由于机遇的眷顾而顺利成为现实。也由于这一机遇的眷顾而使得另外7人的脑袋免遭落地之罪。接着的一起足以显示李鸿章外交才华的事件发生在1875年—“马嘉理事件”。
马嘉理事件发生在大清与缅甸的国界线上。英国驻大清公使副领事马嘉理在国境八莫,被埋伏在这里的当地人杀死。这位年仅28岁的英国青年如何丧命在这偏远之地呢?
早在1858年,大清国面对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及来自西北的俄国人争相缔结贸易关系时,最早、也是最多在大清国取得贸易利益的英国人坐不住了。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霸道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在征服了印度、缅甸之后,便想从印度、缅甸打通一条通往大清腹地的“通道”,将印度、缅甸和大清连成一片。这一主张的首倡者,是一位从印度退休的英国上尉查理•斯普莱。

稍有地理知识的人都明白,大清西南毗邻的越、缅、印等国都是山国,国境之中深山老林,人迹罕至。从这里打开“贸易通道”的想法确实使很多人不敢恭维。因此,斯普莱的这一主张提出后,一直被他的同仁视作笑谈。一位外交部官员曾嘲笑他说:“斯普莱先生是一位一贯喜欢胡思乱想的人,他的话题往往确实能使人产生很大的兴趣,但大多不切实际!”但斯普莱是一位在印度服役多年的人,他对印度、缅甸与大清国接壤的边境形势比较了解。因此,对这一缺乏支持的主张,他一直热情不减。每一位新任外交大臣就任,他都不厌其烦地向他陈述自己的想法,终于在1874年,英国外交部印度分部来了位“知音”勋爵,名叫索耳兹伯。索耳兹伯对斯普莱的提议颇有兴趣,便命令印度政府对斯普莱提议的这条“贸易通道”进行勘察。同时,建议英国驻大清公使威妥玛力争大清政府同意该勘察队进入中国。
当威妥玛将这一请求提交北京政府时,大清皇帝同治正在宫廷内闹“天花”,事实上,这位即位12年的皇帝,年龄才18岁。由于他不愿与慈禧“安排”的皇后在一起,又不能与自己心爱的皇后厮守,于是就经常在太监们的保护下,去北京胡月的青楼内寻欢。终于得了个难以启齿的怪病。
当威妥玛的请示递进宫廷时,这位“年轻的老皇帝”已病入膏肓,他在清醒的时候,总显得那么精力充沛,开朗爽快,威妥玛及其“贸易勘察队”很容易就被允许入境“探路”。随即,英国军队上校柏朗率领一支200人的武装队伍,由缅甸进入大清版图内。
大清政府同时同意,英国驻大清公使副领事马嘉理由长江向上溯行,以迎接来自缅甸的“勘察队”。马嘉理在沿江而上时,得到了中国当地官员的提醒:在大清与缅甸接壤处,常年活动着一支出没无常的土著人马。他们对外来者,尤其是外国人怀有敌意。但马嘉理不听劝告,身配洋枪,一意孤行。马嘉理在1874年正月初十与英军上校柏朗接上头,然后从缅甸边境上的八莫南弯允推进。1875年2月17日,当这支队伍前进至云南红蚌河附近时,有人提醒他们:当地军民对外来侵略已有抗击准备。在这种情况下,马嘉理2月21日佩带短枪,带领3名随从,自告奋勇地向前探路;柏朗带领大部队随后。
大清守军军官李国珍见有洋人深入,便故意放马过境,然后切断这4人与后面大部队的联系。马嘉理等4人在一座寺庙里过了一夜,于次日返回,去迎接柏朗。途中被大清军队拦住。马嘉理当时就拔出洋枪,击毙一名群众,导致群众情绪迅速激化,马嘉理一行4人当即被群众杀死,尸体被抛进河流。随即,当地军民迅速聚集,去阻截柏朗等人。柏朗闻讯,立即带领部队逃出云南。“贸易探路”至此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嘉理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地现为云南省盈江县。100多年后的1987年,该县人民政府在此地竖起了“马嘉理事件纪念碑”,以纪念当地人民的抗英斗争。
按照国际法准则,一个外国人由于自己的冒险行为而置于危险之地时,所在国不负责任。但马嘉理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却无视国际法准则,强烈要求大清政府赔偿道歉,向死者家属赔偿抚恤金。严处大清当地官员等。英国驻大清公使威妥玛态度强硬,不仅提出赔礼、赔款等一系列要求,还对大清派使团赴英国致歉的觐见程序、礼遇等提出种种要求。
大清政府当时的态度是:可以考虑对被害者家属进行抚恤赔偿;对马嘉理的被杀一事,清廷将派专人调查;对英国提出的其他要求,大清政府一律不能接受。对此,威妥玛立即采取对应政策。他首先将身处北京的使馆人员撤至上海,于是有消息传出:他将联合俄国人从西北、英国从西南的印度调集军队,进攻大清帝国。
在这种高压的态势下,大清政府作出了妥协的第一步:先派遣由60岁的老绅士郭嵩焘带领的使团,赴英国道歉。与此同时,大清政府请求其“英国朋友”赫德出面斡旋,恢复与威妥玛的谈判。威妥玛表示不愿意再谈判,但赫德提醒他说:如果你坚持不谈,那个郭嵩焘单独去伦敦把解决问题的方案谈妥了,那么,你连邀功请赏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样,威妥玛终于同意:与李鸿章在烟台谈判。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谈判,大清皇帝由同治换成了光绪,李鸿章与威妥玛谈成了《中英烟台条约》。这个条约的签字时间是1876年9月13日。这个条约的签字,意味着马嘉理事件的终结。
这是个什么条约呢?条约约定:派遣使团赴英国道歉;向死者家属赔偿20万两;应制定大清政府与外国外交官交往的礼节;在大清境内新开辟4个通商口岸,在通商口岸豁免厘金税。
这一条约的签字时间虽然是1876年,可英国政府直到10年后的1885年才批准同意,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终归有一条:经过一年多时间谈成的这个条约,用英国人自己的话说:“这个条件既不明确,也不实用,毫无意义,简直一堆片言赘语而已。”
这个文件谈成后,立即遭到俄、美、法、德诸列强的反对,不愿承认这个文件;对英国来说,更多的英国商人原指望能在大清帝国内做点免税贸易,而这个文件只限定可以在区区几处通商口岸有免税贸易,因此,出资支持政府行动的商人阶层对这个文件极为不满。
这个文件所约定的另一项内容,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不得不大书一笔。10年前,威妥玛曾竭力游说大清政府建议在外国派驻外交代表,以与外商沟通感情,尽量用言语解决国际争端与纠纷,并在他的建议下,清政府派出了第一个“非臣式”的赴欧考察团。而今,即1877年2月8日,当郭嵩焘带着大清国的“赔礼使团”将年仅6岁的光绪皇帝的道歉信递交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大清帝国在外国的第一个使馆同时成立。这应该是《中英烟台条约》签订所产生的一个极有意义的后果,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大清国内部上下对外交官是极端睥睨的,认为只有那些科举考不中的人才去搞外交,说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就是这样的人:“他不善于搞外交,因为他当年在科场上屡屡失败。”当时,为了物色令朝廷比较放心的官员出来搞外交,问那些“俊彦之官”可否充任外交官,一些大臣的答复是:俊彦之官中没有人去研究外交。
当然,在外派驻使馆—这诚然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但这与英国人的实际利益有多大关系呢?于今观之,人们则不能不佩服李鸿章当年在谈判席上高明的“太极功夫”。
通过这次谈判和这个文件,“矜持而傲慢”的李中堂成了大清国外交的形象代表,令洋人胆寒,但国人却称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英国人签署的《中英烟台条约》为卖国条约,对李鸿章而言,个中滋味,堪与谁说?

体现李鸿章外交能力的,还表现于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李鸿章屡试“以夷制夷”的办法,而且常有“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的收获。
1866年,在威妥玛的建议下,大清政府决定派出一个赴欧洲的考察团。名为考察团,实际上是“被派往西方搜集情报的一个公费观光团体”。这次观光,共花去清廷白银16万两。该使团由一名曾担任过清政府知府的61岁的斌椿率领,他们的翻译是担任海关税务司的英国年轻人赫德,美国退休公使蒲安臣被请作使团的使节。当时的李鸿章任湖广总督,他认为派遣使团对大清帝国有好处,因为使团的交往可以修订条约。这与和平谈判完全不一样。修订条约是相互讨论的事,并非将一国意图强加给另一国;意见不一致,也不会招致战争;而谈判则不一样,谈判破裂,则会产生战争。当时,面对西方列强不断要求“开放”,大清国觉得确实有必要修订条约。于是,这个观光考察团就出海了。
当这个考察团到达美国时,来到故国的蒲安臣发挥了他超群的外交口才,同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进行了很好的交流,并确实修订了一项条约,约定美国保证对大清帝国的发展执行不干涉政策。这使大清朝廷很满意。清廷官员认为这是利用洋人达到自己目的的一种很好的做法。
清廷部分官员的这一想法并没有错,但这一目的的顺利达到,也产生了一个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一些清廷官员认为,很多复杂的外交事务,是完全可以利用洋人去解决的。对“以夷制夷”的迷信是导致后来清廷(包括李鸿章)外交被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1877年崇厚赴俄国与俄国人谈判伊犁问题,谈出一个令全国人失望的《里瓦几亚条约》,清政府不同意这个条约,一面派曾纪泽赴俄国去重新谈判,一面请“英国朋友”赫德和戈登来天津与李鸿章会谈。在俄国大军压境的关键时刻,李鸿章的做法显示出一副大清国在国际市场上有人支持的架势。俄国人迫于这种压力,便真的同意与曾纪泽谈判,并签订了新的条约。

在甲午战争之后,大清帝国派出李鸿章与日本人签订了《马关条约》,其中一条是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大清国民没有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的,但怎么办呢?照旧是“以夷制夷”。李鸿章再一次出马,在充分研究各列强利益分配问题之后,俄、德、法纷纷上阵,给日本施加压力,国际外交舞台上终于出现了“三国还辽”的无奈而精彩的一幕。
“以夷制夷”的前提,是必须对“夷人”之间的利益作出全面、准确的分析。否则,这种巧借外力的办法是无法实现的。而要对“夷人之间”的利益作出准确、全面的分析,就必须熟悉“夷国”的相关情况。大清政府屡次采取“以夷制夷”的外交方法并取得成功,这不是偶然的。大清朝廷中确实有一批人精于谋略,其中李鸿章是这些人中的典型代表。当然,要确保“以夷制夷”外交方法的成功实施,自身必须具备相当的国力。没有国力作后盾,一切计谋都有出现闪失的时候,而且这些闪失一旦出现,就无力回天。大清国为了阻止日本与自己开战,曾求援于俄国和英国,结果俄国和英国都没有理会,战争终于爆发,这就是明证!
在大清国力日渐不支的后期,八国联军长驱直入北京城。此役之后,李鸿章又受任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从而又被国人骂为“又一次卖国”。从当时到现在,持这种说法的人太多了,但冷静思之,情形并不尽然。李鸿章作为一名汉人朝臣,在满族人统治时期,不可能想干什么就可以去干的。要卖国,则必须要拥有这个国,就像王婆卖瓜,其前提为瓜必须是王婆的;如果瓜不是王婆的,而是别人的,王婆想卖也卖不成。李鸿章不拥有大清国,也没有支配大清国的重权,因此,一味说他“卖国”,自然有待商量。要说他是不折不扣的朝廷方针执行者,这不会有错。“弱国无外交”,但弱国不一定没有外交人才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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