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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贤良寺里的落寞老人

贤良寺,曾被李鸿章视为他的仕途发迹之地,被他供为吉宅。在官场叱咤风云四十年之后,贤良寺,又成了他人生谢幕的终点站。
李鸿章在他的欧美之行中,曾向海外媒体透露了他回国后想重掌大权的愿望。他历时大半年的访问,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已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回国后,他果然再次被清廷启用,委以两广总督。
当李鸿章离开京城时,朝野上下都在为义和团“作乱”的事愁容满面。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19世纪下半叶西方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与大清帝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然后利用这些“合法”条约,向大清境内派遣传教士、干涉清政府内政外交有关。有人作过统计,从1860年到1900年,大清国内共发生教案800余起,这些民间自发的“反洋教”组织,最早活动在山东、河北交界地带。这里的民间武术一向发达,农民、手工业者及一些无业游民都热衷练习武艺,他们以“坛”为单位,或几百人、或几十人为一“坛”;几个或十几个“坛”组成“总坛”;各总坛相互独立,组织松散,靠“揭帖聚会”。一遇事,“传单一出,千人立聚”,事毕即散。总坛首领称“老师”或“老祖师”,各坛首领称“大师兄”;大师兄平时负责坛内事务管理和指挥作战;作战的主要武器是大刀、长矛,有少量的鸟枪、抬炮等。
这种组织带有比较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宣扬神道相助、刀枪不入。后来,各地义和团统一提出“抚清灭洋”的口号,因此受到大清朝廷的注意,并引起朝廷内部的一些争议。
大清朝廷内一些亲洋势力认为,义和团拳民纯粹是些乌合之众,是地痞流氓组织,而且他们直接打击洋人,因此,亲洋势力一开始就提议进行“速为剪除”、“切实弹压,毋令滋事”。李鸿章就是持此一说的。1899年12月6日,清廷派遣时任工部右侍郎的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领兵镇压义和团。但朝廷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实力派则对义和团活动表示出暧昧的态度。
慈禧太后在1898年废除光绪皇帝推行了103天的新政之后,将光绪皇帝幽禁起来,重新控制大权。对外一直声称光绪皇帝“龙体欠佳”,并在全国范围内征召“名医”,为光绪皇帝治病。
光绪皇帝到底得了什么病?英国、法国人闻讯而来,并向朝廷推荐法国“名医”多德佛。经请示,慈禧当然不准。各国洋人在一起商量,决定必须面见光绪皇帝,确诊病症,以释众疑;并声称他们有要事面见光绪皇帝,这是各自国家对他们的指令,不能不见!
慈禧心想,皇上有病,这与洋鬼子们有何关系?这不明摆着是洋鬼子干涉大清内政吗?但总理衙门深知洋人联合起来的厉害,更知道继续拒绝洋人的要求,可能会招致一些其他的麻烦。这样,慈禧就只好松口了:“看、看、看,让这些洋鬼子去看!看他们能瞅出个什么个花样来!”
法国名医多德佛终于进入皇宫,他诊断光绪皇帝患的是“腰火长症”。事实上,这根本不是病,保持腰部不要过于疲乏,就啥事没有了;但人家都已说有病,你还诊断不出“病”来,那还叫“名医”吗?多德佛为此给光绪皇帝拟定了一个治疗方案,并信心十足地说:“我能治好光绪皇帝的病!”
慈禧太后对多德佛的话嗤之以鼻,她心里清楚光绪皇帝的“病”是怎么回事。因此,虽然多德佛已经提出了“治疗方案”,但这一方案根本就没有再送进宫,慈禧太后拒绝了这个“多事”的法国名医。
慈禧太后的目的是要废除光绪皇帝,由于当时光绪皇帝还没有儿子,万一因病出现个三长两短,大清的江山社稷交给谁呢?于是,聪明而阴险的慈禧选择了端王的儿子溥,匆匆立他为“大阿哥”,并以光绪皇帝的名义,草拟圣旨,然后请光绪皇帝过目。光绪皇帝对慈禧视其为傀儡而感到既气愤又伤心,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同意。
溥被立为大阿哥,应该是慈禧废除光绪皇帝计划向前迈出的坚实一步。正当慈禧不无得意时,洋人又从斜刺里杀出一招:各国公使联名抵制,不承认这个“大阿哥”。
慈禧太后气坏了!这不是又来干涉内政吗?洋人真是太可恶了!如果是大清臣子,慈禧想怎么就怎么处置,可对这些洋人,慈禧只好等待时机了!慈禧的“运气”确实不错,想着等待机会,机会还真的来了。

大太监李莲英气喘吁吁地跑进宫,对慈禧太后说:“老佛爷,义和团进城了!”
慈禧太后笑了,问:“他们来干什么?”
李莲英把他收集的一些义和团散发的宣传揭帖展示给老佛爷看,那些揭帖上写着“抚清灭洋”之类的口号。李莲英说:“他们来杀洋人!”
慈禧太后依旧在笑,说:“好,正等着他们去对付洋人呢!”
李莲英说:“老佛爷曾主张镇压义和团,几个巡抚因镇压不力而被革职,这可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啊!”
慈禧依旧笑容荡漾,说:“那是什么时候了?此一时彼一时哦!”
骤然就把先前的圣旨不当回事,这当然是不适当的。于是两个“调查团”先后出京,“调查”义和团的情况。
刑部尚书的调查结论是:义和团中不少人是市井无赖,不可大用。大学士刚毅去保定调查,结论也是如此。两人回京后没及时向老佛爷汇报,而是先碰头交换意见。两人得出新的结论:老佛爷可能是想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因此两人的“调查结论”立即发生了变化:义和团赤胆忠心,值得依赖!
慈禧听到这样的报告,笑容终于坦荡了。她亲自召集御前会议,定下了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的大计。

得到谕旨认可后的义和团,在京津地区的发展迅猛。洋人忧心忡忡,并立即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清政府剿灭义和团。
在约定的时间内没有得到答复的列强各国,终于将军舰开到天津大沽口海面前来示威,并再次照会清政府:如果清政府在5月底仍不对义和团采取镇压措施,那么,各国就只好自己向本国搬援求救了。
慈禧太后挨到最后一天—5月31日,终于扛不住。她同意各国派兵进京,但每个国家进京军事人员不得超过30名;一当京城恢复平静,即应撤退。
这一下,外国士兵个个手持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武器,堂而皇之地开进北京城。在一个星期内,聚集联军1000余名,人数远远超过规定的数字。
义和团团民见洋人大规模进京,便也义愤填膺,成群结队地向京城进发。在清廷的允许下,这两股势不两立的武装,同时登台,在京城—在慈禧眼皮底下,开始上演一出民族灾难的大戏。
大量义和团团民拥聚北京,使入驻京城的洋人感到草木皆兵。
一天晚上,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悄悄溜到街上,在西城区的一段老城墙上,看到一张这样的公告:

我非别人,乃玉皇大帝现身下凡。知汝辈虔文信神,特降凡颁旨,令汝等知道,世道将大乱,此天意注定,不能挽回。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我极为震怒,大发雷霆,日夜熟思,本想命令天兵天将下降凡尘,但又想到他们也无力挽回天运,因此,我才率领天神天仙下降凡间。
凡义和团所在之地,都有天神暗中保护。今告尔三界人士,必须万众一心,必须精练义和团拳术,然后才得熄天怒。
凡义和拳一经练通,逢三三或九九,或逢九九及三三,便是妖魔遭劫之时,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
汝辈皆虔心奉神之人,应协办同心,共灭洋鬼子,以熄天怒。善行必有善报,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
我今明白示汝,汝辈可将天意传播共处。

窦纳乐看了这张公告,赶紧回到衙署,他心中的恐惧是无法言表的。他曾向大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多次提议,称如果大清政府对义和团运动不采取相应措施,“将引起极大的危险”;因为他们已经发现洋人和传教士在街上行走时,经常受到“拳匪”们的刀矛追击,遭到侮辱,受到恐吓,还有的“拳匪”跟在后面用石块袭击他们。可总理衙门的态度令洋人们实在太失望了。大清官员们一再“指责”洋人:“这是过分的忧虑,夸大了危险性,贵国政府正在办理有益于和平的一切事情。”
在这种形势下,来自英、俄、日、法、德、意、奥、美的“八国联军”从天津登陆,并向北京进发。由于路途中受到大清政府军和义和团的抵抗,所以推进速度缓慢。但天津失陷,确实使大清朝野震惊不小。
京城内列强各使馆卫队与义和团团民之间的战斗时打时息,局势危急,慈禧太后被迫于6月13日发布上谕,镇压义和团!以求得洋人的谅解。
面对八国联军的侵入,义和团团民自发地组织了顽强的阻击。在这一点—反对列强联军进入北京上,慈禧太后的愿望与义和团团民的行动目的不约而同,而将大量大清政府兵调去镇压义和团,反而使列强联军得以更快、更容易地推进北京。为此,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态度很快又发生了变化。
6月21日,慈禧得悉八国联军已攻下天津大沽,于是下令颁布《宣战诏书》。这时,慈禧太后以及所有大清官员已不得不承认:来自列强的威胁已经远远超过义和团。慈禧命令大清政府军与义和团联合,共同对付汹汹而来的八国联军。
6月22日,大清政府颁发义和团“行动纲领”,将这支自发的反帝义军合法化、政府化。这个“纲领”共10条,鲜为人知,也饶有趣味,特辑录如下:

一、义和团专为承天命奉佛法,诛杀洋人,翦除教匪,以保国家,而安良善,义和心诚,莫是过矣。仰各团师兄当谨守此意,不可偏信人言,有意苛求,致生枝节,如有滋事之人,轻者驱逐出团,重者请佛法惩治。
二、义和团本系大公无私,所有各团诸师兄,均应恪守佛法,精白乃心。如有不守团规,徇私偏听,藉端滋事,诬害良民;或报复私仇;或意图讹诈;任意烧杀抢掠等情;即系匪徒假冒,既为人神所共愤,更为佛法所不容,本爵实深痛恨。若经访有确据,或被指名告发,禀明总团,即带团往拿,照匪徒办理,如敢抗拒,应格杀勿论,然不可任意专擅也。
三、义和团每逢诸神附体,是否教匪,一目了然,从未妄杀一人,世人或有不知者,不免啧有烦言,所以拿获教匪,必须带至坛上,明试真伪,以供众睹。实系甘心教匪,直认不讳,看押禀明总团,分别正法。如有教民真心改过,质明神人,准赎前惩,带至总团,听候佛法发落。
四、义和团承天命奉佛法,保国家,正所以保身家也。如遇临敌打仗,自当奋勇杀贼,不可畏葸退缩,应与官军联成一家,不可稍存尔我之见,致误事机,各团既系诚心为国,心有神灵保护,决无意外之虞;其临敌退缩,或存尔我之见,是故违佛法,神灵必不保护也。
五、各团师兄如遇调遣出征,当谨遵号令,不可稍存观望,违者即非佛法本意,当请佛法惩治。
六、各团师兄生擒洋人及教匪系职官者,在京应交统率王大臣;在外交地方大吏验明,分别办理。
七、各团师兄夺获敌人器械者,应呈明地方大吏,听候办理。
八、各团师兄杀死教匪后,查明房间系教匪产业,应即封闭入官,不可烧毁;所有一切什物,应查抄入官,变价充公,不可喝令抢夺;如系他人产业,应从宽免其究问。
九、各团师兄应与兵勇彼此和睦,联成一家,并力杀敌,以保国家,偶有微嫌,不可介意。倘兵勇欺压团众,在京应禀由统率王大臣;在外禀由地方大吏,转行该管统领惩办,不可辄相械斗,致生内哄,而误大局。我团众总宜与兵勇联络,如有互相杀伤等情,各应以重办理。
十、各团师兄,不论何字,均系一家,当尤和睦。遇有团内应行联合事件,务须和衷筹商,断不可各存门户之见,致生嫌隙。凡事自有公论,决不容怀挟私心,强词夺理,颠倒是非,倘有不遵者,即将该团销号驱逐,该团大师兄应请佛法惩治。

“团规”中明确约定义民与大清兵勇合并为一家,一致对外。洋人各国指望大清政府来镇压义和团“拳匪”,并保护洋人的心愿终于落空了。
大清政府兵与义和团联手攻打列强驻京使馆集中地带—东交民巷。攻打东交民巷的战斗一直持续了近20天,直到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才给东交民巷“解围”。
8月15日凌晨,八国联军中的美国率先向大清皇城—紫禁城发动进攻。随后,联军中的其他各国士兵陆续跟上。这些颐指气使、哇哇乱叫的士兵们压根儿也没想到:已被他们包围的这座皇城中的主人,已在此之前化装成汉人平民悄悄溜走了:慈禧和宫女们化装成农妇,光绪皇帝化装得像一个走江湖的汉子,坐上几辆破烂不堪的车子,向西狂奔。
16日,联军士兵接到通知:“特许军队抢劫三日!”北京城随之陷入空前的灾难。
昔日戒备森严的紫禁城,如今已被八国联军打开大门,肆意烧抢,更有些士兵坐在昔日只有大清皇帝一人能坐的龙椅上,拍照留影。
慈禧太后在逃出京城后,连续发出两道圣谕:一是发给她恩宠有加的心腹大臣荣禄,还有户部尚书崇绮和大学士徐桐,命令他们留在京城,与洋人求和。可出乎慈禧意料的是,在她逃出北京后,荣禄也逃出京城,前往保定,而徐桐和崇绮已相继上吊自尽了。二是发给李鸿章,请他火速北上,主持议和。
事实上,李鸿章一开始就不主张确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更不主张利用义和团去攻打洋人。他知道,大清帝国早已财富枯竭,万一与蒸蒸日上的西方列强及东洋日本打起仗来,吃亏的依旧是大清百姓。但这场“不该发生的战争”,最终还是打起来了,而且让大清国输得彻头彻尾!在这种关头,大清政府又把他这个几乎已经忘却的老臣派上用场,而且推到议和的风口浪尖,弄不好,“丧权辱国”的骂名,他还得挨上一次!这可是他这一辈子再也不敢“领教”的指责了。
事实上,早在慈禧发布攻打东交民巷各国驻大清使馆时,就开始想到要利用李鸿章去谈判了。原因是她的“战令”刚下,便接到联军已在天津取胜的战报,这使慈禧刚刚直起的脊梁又软了下来。她在7月3日向派兵最多的英国、俄国和日本发出“国书”,向沙皇尼古拉二世、英国女王及日本天皇“解释”宣战的相关情况。事实上,这是大清政府非正式地向列强表示了求和的愿望。
既然求和,则势必有谈判。派谁与列强打交道?除了李鸿章,恐怕没有第二个人了。
大清朝廷向远在广东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发出电报,令他火速进京。李鸿章接电报后,回复称:“立即遵旨北上!”但他并没有行动。清廷再发电报,云:“懔遵前旨,迅速来京,毋稍延刻!”李鸿章依旧观望。在接着的10天内,清廷又向李鸿章拍发了四份电报:
7月7日:“前迭经谕令李鸿章迅速来京,尚未奏报启程。如海道难行,即由陆路兼程北上,并将启程日期先行电奏。”
清廷仍未得到李鸿章北上的回复,便想到这个问题:李鸿章是不是嫌自己的官小了?于是在7月8日,清廷再次发电报催促:“命直隶总督由李鸿章调补,兼充北洋大臣。”朝廷令李鸿章官复原位!这显然是为应付和谈而在为李鸿章作身份上的准备,使李鸿章感到自己对这场战争的主张有可能得以实现。但李鸿章又深知慈禧太后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于是落井下石,回了这样一份电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他以为慈禧是病急乱求医。
7月9日,清廷的电报又到了:“如能借到俄国信船,由海道星夜北上,尤为殷盼。否则,即由陆路兼程前来,勿稍片刻,是为至要。”
7月12日:“无分水陆,兼程前来!”

当时,大清军队与义和团团民正“合并一家”,一次次地围攻东交民巷。同时,在天津前往北京的通道上,大清政府兵与义和团团民正顽强地阻击着正欲强行入京的八国联军。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知道,即使速至京城,也于事无补,于是他依旧没有应诏。
南方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在得知李鸿章的这一态度后,相互通报相关情况,对屡屡收到的清廷要求其“北上勤王”的电报,决定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这不仅反映出南方“诸侯”对大清与八国联军打仗不支持的态度,而且也反映出南方这批大臣对清廷诏令的蔑视。
与此同时,南方各大臣不断上奏朝廷,希望慈禧太后能尽快作出和谈的决定,以免将大清帝国再次拖入战争的泥沼。李鸿章也认为,对国力脆弱不堪的大清帝国来说,这场战争只要打下去,大清帝国就会遭到灭顶之灾。他坚信,义和团的实力不如他当年的淮军。“英勇善战”的淮军,连一个小小的东洋日本都打不过,这“刀枪不入”的义和团还能与八国联军斗?
7月16日,当慈禧太后得知天津已完全被八国联军占领后,便意识到“联拳抗洋”、“以战促和”的方针即将流产;也有可能是认为南方这班大臣的建议有道理,于是她下令停止进攻东交民巷。
7月17日,李鸿章再次接到朝廷的电报:“现在事机日紧,各国使臣亦商在京……该大臣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岂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耶?……无论水陆,即刻启程,并将启程日期速行电奏。”
这份电报中的“该大臣”,即指李鸿章。李鸿章接到这份电报的前一天,慈禧太后再次下令停止进攻东交民巷。事实上,就是准备和谈,即电报中所说的“事机日紧,各国使臣亦商在京”。
大清朝廷的这份“软中带硬,硬中见软”的电报,实在令人玩味:国家大事如此“艰危”;“各国使臣”都已聚集在京,准备商讨大事,就缺你李鸿章了;你李鸿章受过他人无法比及的浩荡皇恩,居然坐视大清帝国这艘巨型“破船”卷入激流,乃至沉没?—堂堂“圣旨”,似乎在与一个“耍赖”的大臣“讨价还价”起来!这份电报让李鸿章看到慈禧太后已确实下定了议和的决心,加上天津的陷落,多少让李鸿章感到震惊,他已坐不住了!虽已77岁高龄,但他还是坐上航船,从广州出发,星夜北上。
临行时,广东南海县知县裴景福问他:“大人此行,有何良法能使大清少受损失?”李鸿章不无感慨地说:“不能预料,唯有竭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由此可见,李鸿章对局势的发展不敢作出预料;毅然起身,乃是从大局出发;已是年近八旬,“尚有几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直撞到死而已。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啊!
5天后李鸿章到达上海。北京的局势依旧不明朗,战争一刻也没有停止。李鸿章是一员外交宿将,他知道,按惯例和谈之前,都得停战;不停战而提和谈,无非想以对方请求停战为筹码,索取对方更多的利益,这不是诚心和谈。因此,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便以身体不适为由,暂时停下来不走了。这时,李鸿章的亲友及部下也前来劝慰,要他不要冒昧北上,要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以免再成大清政府的替罪羊。
这种“提醒”不无道理,但李鸿章停止北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在广州动身时,向列强各国公使发出了和谈请求,而各国对这一请求一直没有回音。这使李鸿章不得不想到:他此番进京代表大清政府主持和谈,是否被各国所接受?如果洋人不接受,他就是白去了。再说,慈禧太后的态度还在游移不定,李鸿章决定还是“等等再说”。
果然,7月27日,慈禧太后听信北上勤王的长江水师李秉衡的劝告:“既已开战,不能言和!”
这名70岁老臣的一席话,真的在慈禧太后的头脑中产生了不小的作用。8月1日,慈禧太后下令:对东交民巷进行炮击!
这时,八国联军内部也因各自的兵力不等而出现争吵,并且为谁来担任八国联军统帅而产生矛盾,这便影响了联军向北京推进的进程。随着德国人瓦德西的到来,八国联军在他的率领下,很快就在北京城里为所欲为了。
8月24日,逃往太原途中的慈禧太后再次给在上海的李鸿章发出电报,委托他为和谈全权大臣,可以“便宜行事”,朝廷“不为遥制”。
当俄国人听说清廷准备派李鸿章来主持和谈时, 显得有些兴奋,因为俄国人在1896年曾与李鸿章签署过一份《中俄密约》。在签署这份“密约”时,俄国人曾贿赂过这位李大人。此番清廷指派李鸿章来主持和谈,俄国人感到与这位外交大臣多少还有些“感情基础”,他们想借此基础了却他们一直朝思暮想的占有东三省之梦。因此,俄国成为第一个表示愿意接受李鸿章为清廷谈判大臣的国家。
俄国过早表露出其割占东三省的意图,使得英国、德国很快抱成了一团—他们不愿意俄国人独自占去大清的那一大片土地,因此他们喊出了让世人都可以接受并支持的方案:各国不得瓜分大清的领土;大清沿海、沿岸全部向各国经贸自由开放。英国和德国的这一建议立即得到法国、日本和美国的支持。
在确定不瓜分大清领土的方针之后,八国代表便开始讨论是否接受李鸿章作为大清议和全权大臣的问题。
得知八国代表对自己的议和全权大臣身份产生争议,李鸿章在上海给慈禧太后发去电报,请求增派谈判代表。慈禧太后根据李鸿章的建议,增派奕为全权议和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为议和大臣。大清朝廷的这一决定,只是得到俄国和美国的同意,其他六国一直没有表态。而在此期间,联军在北京及其近郊与义和团的交战仍没有停歇。
9月7日,为了尽快促成和谈,慈禧太后在逃亡途中发出上谕:严加剿灭义和团。这是慈禧太后第一次明确宣布镇压义和团。
9月15日,慈禧太后又一次给一直在上海“待命”的李鸿章发去电报,催他立即北上。
李鸿章认为,只有清朝廷明确下令镇压义和团,和谈的条件才算成熟。于是,他在接到电报的当天便动身北上,于9月19日到达天津。
9月20日,慈禧太后第二次下令“加力剿灭”义和团。这一天,慈禧还在太原收到李鸿章的一份密折:请求惩处率领义和团攻打洋人的一些重要大臣和将领。这也是为了做给洋人看,让洋人“泄愤”,争取早日谈判。
这时的慈禧,一路上担惊受怕,只希望李鸿章能想方设法尽早签署和约,只要不追究她的“主犯”责任,处罚谁,她都会同意。于是载漪、载勋、山西巡抚毓贤等一批王公大臣受到惩处。
经过这一番“工作”,李鸿章住进了贤良寺。眼前的景象让这位沧桑老人不忍目睹:百姓流离失所,洋兵横行跋扈,处处是断壁残垣……就连他居住的贤良寺胡同,也被俄国士兵把守着。
八国列强为在大清争得更多的利益而“据理力争”,谈判艰难地进行着。
到达北京几天后,奕和李鸿章将议和纲要照会各国,其主要内容为:

①大清派兵围攻使馆,违反了国际公法,保证日后不再出现类似的事件;
②愿意协商赔款;
③侧重商务,同意修改有关条约;
④收回被联军占领的衙署,与各国分别缔结条约;
⑤先行停战。

而列强首轮提出的条件是:

①惩处各国公使指定的罪犯;
②禁止大清进口军火;
③赔款;
④使馆建立永久卫队;
⑤拆毁天津大沽炮台;
⑥允许各国在大沽至北京沿线驻军。

联军统帅瓦德西对大清议和纲要态度强硬,首先表示“不予任何理睬”;其次,拒绝先停战后议和的要求;再次,大清政府必须先承诺如何惩办“战犯”。然后才可以谈议和。
洋人随即开列出“战犯”名单。奇怪的是这份“黑名单”中,都是“从犯”。“主犯”是谁?据说洋人是考虑到大清帝国的“体面”,才没有列出。这个“不好意思”列出的“主犯”,其实就是慈禧太后。
这让慈禧太后惊恐不已!李鸿章几乎每天都将谈判详情电告慈禧太后,要求老佛爷尽快“从重”惩处洋人心目中的这批“战犯”,以为谈判创造条件。
慈禧太后被迫发出谕旨,宣布“惩办祸首”。但联军代表认为,大清朝廷列出的“祸首”名单中,“漏”了不少重要“战犯”,因此不予接受。慈禧太后无可奈何地又发布一道谕旨,对“战犯”名单作了补充,但联军代表仍不满意。联军统帅瓦德西甚至说,如果大清政府再不提出令各国满意的决定,联军将向西进攻,捉拿真正的“祸首”!与此同时,洋人还提出要求:只有等大清的皇帝和太后回到北京,谈判才能正式开始。这些问题都让李鸿章感到十分为难。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外来的“机遇”,改变了谈判的方向。
俄国人已不顾联军伙伴的意愿,准备独自去监理东北三省,这让英、日、美等国深感不安。同时,年事已高的李鸿章已重病缠身,常因病发而无法谈判。这样,惩处“战犯”和要求皇帝及太后回京的纠缠被洋人自动放弃,他们开始关注更直接、更实惠的具体谈判内容。
在1900年12月23日,八国与后来赶来的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共11国向李鸿章提交《议和大纲》,要求大清政府就杀害洋人一事向相应各国道歉、谢罪;赔偿战争损失等等。
李鸿章看着这份“大纲”,气得连发怒的力气都没有,只是连连叹息。
当这份“大纲”被全文电传到西安、经慈禧太后过目后,竟然得到了老佛爷的批准,原因可能是“大纲”中既没有将她列为“祸首”、“主犯”,也没有要求她交出手中的权力。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与奕在《议和大纲》上签字。接着,李鸿章要求各国尽早撤兵,因为不断的胃出血,已使他自感为时不长了。可列强坚决予以拒绝,称必须要等到大清政府惩处“战犯”和定下赔偿数额后,方考虑撤军。
鉴于此,慈禧太后再一次发布谕旨,惩处“战犯”,并定在大年初三开始执行。随即,120余名大臣的头颅滚滚落地,洋人这才表示“满意”。
5月26日,慈禧答应赔偿列强白银4.5亿两。洋人说,大清共4.5亿人口,“人均赔1两,以示侮辱”!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与奕代表大清政府与11国代表正式签订《辛丑条约》;内容除了赔款、让外国人自由经商,还有拆除天津大沽炮台,等等。
这一条约签订后,李鸿章被时人指责为“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面对这些唾骂,李鸿章已没有精力去辩驳了。长达一年的谈判,使他心力交瘁,精疲力竭。他拼着老命,为的是保住慈禧,保护大清帝国利益;谈判结束了,大清帝国的灾难更深了,李鸿章的身体也彻底垮了。
回到贤良寺,李鸿章即再次大口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止,饮食不进”。
在病中,他给仍逃亡在外的慈禧太后发电报,称:“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挑衅,必多一次吃亏。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慈禧对这位老臣尽忠尽责,多少有些感触,她回复李鸿章,称他:“为国宣劳,忧勤致疾。”希望他“早日痊愈,荣膺懋赏”。
令李鸿章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荣膺懋赏”的那一天,甚至没有等到慈禧太后回京的那一天。1901年11月6日,他的心腹幕僚周馥赶到贤良寺时,李鸿章已身着殓衣,处于生命的弥留状态。次日中午,李鸿章气息急促,“双目炯炯不瞑”,周馥知道,这是“回光返照”。他大声号哭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忍去耶?公所经乎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
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流出两滴清泪,嘴唇颤动。周馥一边哭着,一边用手抚其眼帘。李鸿章缓缓合上眼睛。不一会儿,就撒手西去了。
直到这时,李鸿章的床头还站着一位前来逼他在东北问题材料上签字的俄国公使。
李鸿章去世之后,维新派领袖人物梁启超自称其“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撰就第一部李鸿章传记—《李鸿章传》。国内对李鸿章作出评价并致悼念者不计其数。
日本人评价李鸿章说:“知西来大事,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评价他说:“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应该说,真正了解一个人的往往是他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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