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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修身与齐家

“箕裘承祖泽”
鲁迅说:即使天才,在生下来时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①
然而,在“曾门四学士”②之一的黎庶昌笔下,曾国藩就是一个“自初生至三岁,庭户不闻啼泣声”③的“另类天才”。他对曾国藩降生于世的情节作了栩栩如生的描述:
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7日)夜,湖南湘乡荷叶塘(今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70多岁的曾竟希老人忽得一梦:一条巨蟒升腾于村庄上空,旋绕于曾宅左右,最后落入户庭,盘桓不去。曾竟希受到惊吓醒来,百思不得其解。就在这时候,家人告诉他,孙媳江氏刚刚为他生下一个曾孙,一推算时间,正好是做梦的时候,于是大喜:“是家之祥,曾氏门闾,行将大矣。”④这个应梦而生的孩子,就是曾国藩。
这种路数在古籍记载中十分常见。每个大人物出名以后,都要附会出一段“生也不同凡响”的故事来,似乎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肩负了某一神圣使命的一次神秘之旅,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种种玄疑,才好让后人去顶礼膜拜。黎庶昌这样落笔,意在显示曾氏的超凡脱俗,岂不知恰恰是未能免俗。
小时候的曾国藩也格外早熟和懂事。“每日依祖母王太夫人纺车之侧,花开鸟语,注目流眄,状若有所会悟。”①到6岁时,曾祖父曾竟希死去,他“哭泣甚哀,执丧若成人。”②这类记载虽然也有夸大溢美的嫌疑,但毕竟要比“蟒蛇降世”这样的“神话”可信得多了。
而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二(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逝。“金陵微雨,天色阴惨,忽火光烛城中,江宁、上元两县令惊出救火,卒无所见,见有红光圆如镜面,出天西南隅,良久渐微,江南士民巷哭。”③
生也不同凡响,死也感应天地。黎庶昌把曾国藩的成功归于天赋异秉,而曾氏家族则认为这更是靠了他们的“祖泽”。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族中称为竹亭公)曾经写过一副对联: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曾国藩从乃父乃祖那里继承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祖泽”呢?
曾国藩祖籍湖南衡阳,清朝初年,曾孟学始迁湘乡,其六世孙曾应贞(族中称为元吉公)是曾国藩一族的近祖。嘉庆十三年(1808年),曾应贞的孙子曾竟希率全家迁至湘乡县城南百余里外的偏僻山村白杨坪,这里就成为曾国藩的老家和出生地。曾竟希生子曾玉屏(族中称为星冈公),曾玉屏生曾麟书,曾麟书生曾国藩。
曾国藩的家族算不上显达人家。他的祖父星冈公曾玉屏承认自己年轻时候游手好闲,“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俨然一个纨绔子弟,长辈“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①。他后来一改前习,跟随其父曾竟希迁居白杨坪后,“凿石决壤”,艰苦创业,家庭经济条件逐步得到改善,成为殷实人家,并为其后辈“半读半耕”的生活奠定了基础。
曾家没有显赫的权势,没有万贯的家财,也没有在科举中出人头地的人物,从传统的眼光看,曾麟书所说的“祖泽”,实在是乏善可陈。但细细分析一番,就可以发现竹亭公并非言之无凭,曾国藩从这样一个家庭中所继承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祖泽”,用今天的话说,曾氏家族给曾国藩提供的,是一种潜力巨大的“软实力”,是一种在现在看来仍然有可圈可点之处的家风。其荦荦大端,主要有四点:勤俭、孝谨、坚毅、刻苦。
勤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勤劳节俭,是曾氏家族的优良传统。曾国藩的曾祖父竟希公小时候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父亲给他一百文钱的零花,等到五月回家时,仅仅花去一文,还剩下九十九文,悉数还给了父亲。曾国藩多年以后回忆这件事时还满怀崇敬地感慨“其俭如此”②。
曾玉屏是家人中对曾国藩影响最大的一个。他早年虽然有过一段“浪子”生涯,但后来折节耕读,筚路蓝缕,深尝耕耘之苦,又能尊重知识分子,成为在当地颇受尊重的地方精英。族里和乡间有什么事情,也常请他去做了断。曾玉屏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勤俭持家,处事稳重,并有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这些都对曾国藩影响颇大。比如他有“三不信”: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③。“不信医药”是不主张乱食各类补药,“不信僧巫”是不搞迷信活动,“不信地仙”是不信风水之说。这些认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曾玉屏的持家之道,曾国藩总结为八个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①。具体说来:
考:就是祭祀。中国从孔子时代起就重视“慎终追远”②,农村家庭中更讲究祭祀祖先、尊重亡灵。旧时农村中通过这些活动,可以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使子孙树立出为忠臣入为孝子的理念。
宝:就是处事。这个词是曾玉屏的发明,他认为“人待人,无价之宝”,要以诚信待人,妥善地处理好与周围人的关系。在这方面,他有许多处事格言,都被曾国藩记住并运用,比如“晓得下河,须晓得上岸”,“怕临老打扫脚棍”等等。
早:就是早起。早睡早起,有益身体,这早已经被科学证明。而在农家,有“早起三光,晚起三荒”的说法,日出而作,不误农时,又能呼吸新鲜空气,养成勤劳习性。
扫:就是打扫卫生。古人讲究“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早起打扫卫生,气象一新,且减少疾病传染,有益健康。
书:就是读书。读书可以修身,更是入仕的不二法门。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正是“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时代,所谓“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车马簇,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③。
蔬:就是种菜。自种自吃,曾玉屏认为这样的菜吃起来最是甘美。同时种菜可以贴近自然,熟悉稼穑,还能吃到纯正的“绿色食品”。
鱼:就是养鱼。鱼天性活泼灵动,使人感受到一股“生气”、“旺气”,养鱼可以陶冶性情、愉悦身心,更能使家中充满勃勃生机。
猪:就是养猪。养猪也是农家的必要内容。一则可以自喂自吃,自给自足,二则可以利用剩饭剩菜。
曾国藩对祖父的敬佩简直达到了崇拜的程度,他在家书中多次要求弟弟们牢记星冈公教诲,并说自己走路的稳重姿态,“盖取法于星冈公”。
孝谨。中国人历来重视孝道,甚至到了不分巨细的地步,有道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①。古人讲“孝”,虽然有许多迂腐守旧的成分,但其敬老爱幼的基本精神是永不过时的。曾经看过一个公益广告:一位年轻的妈妈,亲自把洗脚盆端到母亲床前,笑盈盈地拉过母亲的双脚说:“妈,洗洗脚吧,对身体好。”这一幕恰被她的儿子看到,小家伙也去端了一盆水来,晃晃悠悠、憨态可掬地说:“妈妈洗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也是可爱的,这广告让人看着就温馨。可惜,“孝道之不传也久矣”,我们看到和听到更多的,是父母被迫与儿女对簿公堂的故事,真不知该让人庆幸法制社会的到来,还是感慨于世道人心的沦丧。
曾玉屏治家甚严,曾麟书和弟弟曾骥云见了他都屏神静气,毕恭毕敬。曾玉屏对长子曾麟书要求尤其严格,甚至是苛刻,即使是在大庭广众之间,也“壮声呵斥”,有时候在外面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也常常拿儿子撒气。但曾麟书兄弟始终“起敬起孝”,“愉色如初”。晚年曾玉屏瘫痪在床,曾麟书兄弟几年如一日,从早到晚服侍父亲。曾玉屏一夜要小解六七次之多,曾麟书常常在夜里静听父亲的动静,适时送上便器。寒冬时候,曾玉屏大便时,曾麟书就用身体为父亲御寒,亲手替父亲洗净弄脏了的内衣内裤。曾氏全家都被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包括曾国藩在内,争着为老人做事,使老人安度晚年。
显然,曾麟书的孝道中有愚孝的成分,曾玉屏也有着太浓厚的封建家长作风。相比之下,远古时候舜的做法更值得欣赏。舜的父亲苛刻暴躁,有时还想要杀他,舜“顺适不失子道”,“欲杀,不可得;即求,常在侧”②。父母对的,我从;不对的甚至对我不利的,我闪。不过,曾氏的这种孝谨家风仍然是非常宝贵的,它对曾国藩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没有家,哪有国?很难想象一个不爱家的人会去爱国,也很难想象一个连父母都不爱的人,会在走向社会的时候负有多少应有的良知和责任心。2007年高考,江苏省高考语文阅卷组组长何永康教授在“拔遗”中发现一篇综合判定为37分的《怀想天空》,在反复读了3遍后,终于下决心给它54分的高分,比原先的评价高了17分,原因就是这篇文章以赤子之情表达了一个儿子对父亲的真挚感情,“很普通,但发自肺腑”。何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推荐它是一种导向,在如今的孩子都不太懂感恩的情况下,已经很少见到有儿子这样来感激当农民的父亲,高考作文中还没有人用过这种笔墨。”这样的导向,应该多些再多些。
坚毅。苏轼说过,“古来成大事者,不惟有超凡脱俗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曾国藩后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他坚韧不拔的意志,这种性格,明显地受到母亲江氏的影响。江氏拥有许多中国传统妇女的优秀品德,她有勤劳的习惯、善良的性情,又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女性。她嫁到曾家以后,勤俭持家,精明能干,里里外外一把手,把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曾玉屏晚年卧病在床,她与丈夫日夜轮流守护,毫无怨言。当时曾家家境并不宽裕,曾麟书常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能“作自强之言”,不以贫困为忧。后来曾国藩说,他们兄弟秉承母德颇多,好处是天性“倔强”,并说其功业文章“皆从‘倔强’二字做出”。他正是靠着从母亲身上继承来的坚毅品格,才能在种种艰难困苦的处境中走出,走向一个个成功。
刻苦。曾玉屏早年失学,中年以后“引为深耻”,并把刻苦就学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既令子姓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音尘,常愿通材宿儒接迹吾门,此心乃快。”①在他的督促下,儿子、孙子都能刻苦就读,勤奋不衰;而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作风,又使我们隐隐感受到后来曾国藩在江南幕府中礼贤下士的先声。曾麟书虽然苦读数十年,但天赋有限,科运不济,一直到43岁第17次应童子试才得以进入县学,成为俗称的“秀才”。曾国藩则不负众望,于23岁考入县学,第二年又中乡试第36名举人,28岁中进士。
曾国藩的这些“祖泽”,是难能可贵的。虽然这个家庭只是众多封建家庭中的普通一个,有着许多封建性的落后因素,如封建家长作风之类,但又有着许多珍贵的美德和开明的作风。曾国藩后来被点了翰林,在京为官,祖父曾玉屏对曾麟书说:我们家以农为业,虽然渐于富贵,但不要丢失好的传统,他(曾国藩)刚中翰林,事业方长,我们不要让他为家中的吃穿用度而分心,不要因家事而拖累他。因此,曾国藩“官京师十余年,未尝知有家累也”②。这比起那些仗了儿孙“富贵”而迷失本性、作恶乡里的劣绅们,显然有见识得多。
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写道: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曾国藩出生、成长于这样的家庭,即使谈不上幸福,至少也是幸运的。他既继承了“祖泽”,又光耀了门楣,改写了“曾氏自占衡阳以来,无以科名显者”③的历史。28岁中进士、点翰林,在那个千军万马争过“科举”独木桥的时代,“五十少进士”,曾国藩真算是少年得志了。不过他也有自己的遗憾:他这个进士只是“同进士”。
清朝科举制度,殿试名次按考试成绩分为三等,即一、二、三甲。一甲通常只有三人,即俗称的状元、榜眼、探花,称为“赐进士及第”;二甲不定名额,称为“赐进士出身”;三甲也无定额,称为“赐同进士出身”。“同”者“等”也,是相当于的意思,跟今天的“相当学力”差不多。所以凡中同进士者都自觉低人一等。曾国藩也不例外,甚至在成绩公布以后“即日买车欲归”;终其一生,他都对“未登二甲”引为遗憾。据说二十多年后他出任两江总督时,有一次与幕僚讨论对联的对仗工整问题,有人说“如夫人”(即妾、小老婆)三字最不好对,座下李元度才思敏捷,脱口而出:“同进士!”这一联语当然绝配,但却刺激了曾国藩的隐痛,一时场面非常尴尬①。
其实,曾国藩既生在一个“祖泽”源远、家风淳厚的家庭,又较早地踏入科举正途,是一个地道的幸运儿,大可不必为这种不足如此遗憾。毕竟,他没有落第者“年年春色独怀羞,强向东归懒举头。莫道还家便容易,人间多少事堪愁”②的落魄。不过,他也做不到韩偓的潇洒:“轻寒着背雨凄凄,紫陌无尘未有泥。还是平日旧滋味,漫垂鞭袖过街西。”等到点了翰林以后,他便衣锦还乡,风光南下,在家乡一带拜亲朋、访故友、收贺礼、修族谱,度过了“拜客敛财二百天”③,俨然一副“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④面目。这与他后来所倡导的“主静”“居敬”等修身原则是背道而驰的,不过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既是当时乡中习俗,兼之曾国藩正当年轻,自然不能免俗。他的修身功夫,正是要用一生时间去慢慢习练的。

用破一生心
中国历代读书人最擅长“吹大法螺”①。只消读几卷圣人书,就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情挂在嘴上、放在心头,俨然以天下主人自居,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将在科举路上止步、在实践面前碰壁,满怀豪情、满口壮语都会如烟飘逝。“修、齐、治、平”之间是递进的关系,一屋不扫则无以扫天下,再远大的抱负也须从“修身”做起。曾国藩从科举起家,又受到唐鉴、倭仁等师友的影响,十分注重修身功夫。其幕僚薛福成对其修养操守做了很高的评价:

曾国藩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行,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听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小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②

所谓修身,说到底就是用传统的道德规范和圣人言论约束自己的一切言行,使之符合社会广泛认同的道德境界。曾国藩勇于修身,善于修身,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修身理论和修身方法。比如著名的“日课十二条”:

一、主静:无事时整齐严肃,心如止水;应事时专一不杂,心无旁物。
二、静坐:每日须静坐,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绝不恋床。
四、读书不二:书未看完,绝不翻看其他,每日须读十页。
五、读史:每日至少读二十三史十页,即使有事亦不间断。
六、谨言:出言谨慎,时时以“祸从口出”为念。
七、养气:气藏丹田,修身养性。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随时将自己当作养病之人。
九、日知其所亡:每日记下茶余偶谈一篇,分为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不可一味耽搁,否则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早饭后习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皆作为功课看待,绝不留待次日。
十二、夜不出门:临功疲神,切戒切戒!①

可见,“十二条”的基本精神是养成有规律的生活习惯,以强健身体、促进学业、日有所思、提高修养。除了养气、谨言、静坐等值得商榷以外,其他日课对今天的年轻人依然具有借鉴意义。再如,他曾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写信教导弟弟们“以立志有恒为本”,并作“五箴”以自警:

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主静,四曰谨言,五曰有恒。①

同治元年(1862)九月十四日,又作“三字箴”:

“清”字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
“慎”字箴: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勤”字箴: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②

他还主张“八本”之说:

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即不扯谎也),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③

曾国藩不厌其烦,在细节上也着力修炼。进京以后,他就很为自己的名字下了一番功夫。中国人历来重视“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④。屈原在《离骚》的开篇就郑重宣告:“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北宋时苏洵给两个儿子起名,颇费文思和心思,还专门作了一篇《名二子说》介绍经验,后来苏轼、苏辙果然成为杰出人物,父子三人同列“唐宋八大家”成为一时盛事。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城”用《诗经》中“哲夫成城”之典,又兼用“公侯干城”之意,意思是希望他能成为国家栋梁;“涵”取包容广大之义,“伯”则表示他在兄弟行中最长。中进士后,他自己改名国藩,取“国之藩篱”之意,又改字涤生,自称:“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①
在修身立德上,曾国藩善于总结,善于反思,也善于归纳。他提出的这些修身方法,不但自己努力践行,也教导和督促弟弟、儿子们效仿。更有特色的是曾国藩的日记。在担任京官期间,他受倭仁等人的影响,坚持记日记以反省自己,终其一生,只在一小段时间里有间断,其余则一日不落地坚持了下来。在日记中,他以理学家的特有口吻,对自己的言行密切监督,“狠斗私字一闪念”,发现不良倾向或苗头则大批臭批。通过这些文字记载,我们知道曾国藩“犹人也”,也有着普通人的思维和欲望,他的修身历程,是一次与“本我”斗争的人生苦旅。至于同时代的人如左宗棠以一个“伪”字骂他,后人也多有附会以“伪君子”“假道学”者,则实在有点冤枉了他。
曾国藩是一个不断成长发展的人,是一个处在现实社会中的人,故而他的修身目标与他的现实状况,往往有着不小的差距。他以临深履薄的谨慎,批斗自己,克除弊病,向着“内圣外王”的目标努力。在日记中,他针对自己贪睡而做不到“黎明即起”,就痛骂“一无所为,可耻”②;喜欢在与朋友聊天时争上锋,占便宜,就自责为“好妄语”,发誓若再犯就“明神殛之”①;偶尔跟朋友讲黄色笑话,见到朋友纳了美妾而动心,则自骂“真禽兽”②;有抽水烟的习惯,“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③,于是“将水烟袋捶碎”,“从此永禁吃烟”④……
有人批判曾国藩的修身是“用破一生心”,从上面几则记载中便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太追求完美,追求至善,对自己的苛求一至于此!我们在为之叹服的同时也为之叹惋,在为之击节的同时也为之遗憾—这样的人生固然可称圆满,但这样的生活着实了无趣味。
曾国藩毕竟也是一个常人,他也有自律不严的方面,这些一鳞半爪被发掘出来,反倒让人觉得他可爱可亲了。在《曾国藩全集》的《诗文》卷中,有这样两副对联:

挽伎春燕
未免有情,对酒绿灯红,一别竟伤春去了;
似曾相识,怅梁空泥落,何时重见燕归来。

挽伎大姑
大抵浮生若梦;
姑从此处销魂。

这里用的“伎”字,有两种含义,一为“技艺”,一为“歌女”,前解通“技”字,后者通“妓”字,这里显然是通后一种解释。这两副对联都很见功底,前联用了集句,后联用了嵌字。至于对联背后的故事,则鲜为人知,清人笔记中所记多不可靠。不过,有这样一个朦胧的效果,岂不更好?感谢这两副对联,它们给文正公耀眼的光环上涂抹了一点粉色,从而使后人心目中曾国藩的形象一下子鲜活灵动起来。
曾国藩在日记中痛骂自己的那些缺点,唯一没能改掉的可能就是痴迷围棋了。围棋是中国的国粹,《大英百科全书》记载“围棋于公元前2356年左右起源于中国”,《美国百科全书》也说“围棋于公元前2300年由中国发明”。围棋又有许多美丽的名字,如“手谈”、“坐隐”、“忘忧”、“方圆”、“烂柯”①等。曾国藩年轻时嗜棋如命,又很在乎输赢,达不到苏东坡“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②的境界;深感既浪费时间,又伤害朋友感情,因此痛下决心戒棋,“如再下棋,永绝书香”③。但后来无论居官还是在军营中,都保持了每日围棋一局的习惯。唐朝诗人李远,因为写过一句“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消一局棋”,唐宣宗说“如此安能治民”,差一点连杭州刺史都没让他当。曾国藩戎马倥偬,当然不会一局棋下上一天。忙里偷闲,弈上一局,反而平添几分飘逸潇洒的儒雅风范。
曾国藩修身一生,既“求全”又“求阙”④,时时小心,处处谨慎,把“花未全开月未圆”⑤作为追求的人生境界,“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一味向平实用功”⑥。看似彼此矛盾,又都融会于他的人生追求中。他的追求便是—把自己修炼成一个“古今完人”。水至清则无鱼,曾国藩这样刻意为之,用破机心,能不身心俱疲?他的爱好和娱乐,都被自己逼着放弃、戒除,这样的生活还会有多少乐趣么?他的日记,他的家书,早就做好了刊印出来的准备,这样写下来的东西,还能称为真正的日记和家书么?鲁迅先生就曾批评过《板桥家书》:“我所不喜欢的是他题了家书两个字。那么,为什么刻了出来给许多人看的呢?不免有些装腔。”①对于曾国藩书信日记的真实性,有关学者在研究后指出:“可以说,删改文字是曾国藩的惯用手法,因此可以基本断定,我们今天看到的曾国藩日记、家书以及书信,也是经过精心增删的,曾国藩留给后人的书信日记,在某些方面并没有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所以对曾国藩‘平生文墨公牍私函无一欺饰’的评价也就有值得商榷之处了。”②
他为自己捆绑上过于沉重的包袱,因此走得步履艰难。
他顾虑太多,想要八面玲珑,处处求全,因此活得太累。他自称以一个“诚”字处世,仍然招来一片“伪”的斥责,原因也在于此。他多次自杀“未遂”,就是一个为他招来骂声的缘由。
曾国藩在靖港、湖口等地战败后,几次准备自杀,有时是投水,有时是大张旗鼓地造舆论做准备。投水时身边有水师的官兵,自然不会如愿。后来又写遗嘱又写遗折,又把大家叫来安排后事,这样折腾下来,只能引起部属的注意,加倍小心地保护他。曾国藩准备自杀,当然并非完全做假,因为前有陆建瀛、青麟等人的覆辙,这些战败的地方大员或被太平军杀死,或被清政府处死,这就使曾国藩在战败之后不得不做好“两手准备”,与其被拟罪处死,还不如自裁殉国落个好名声。但他在部下面前做这样多的表演,显然还有另一种考虑,那就是以此维护自己的声望和形象。唐浩明在长篇小说《曾国藩》中,艺术地描摹了他的这种心态:

不过,刚才从水中被救起的形象一定十分狼狈,将士们会怎样看待自己这个不能舞刀上阵的统帅呢?
“杨国栋,把枣子马牵来!”曾国藩突然高声喊叫。
杨国栋奇怪,这匹马到湘勇军营中两三个月了,曾国藩从来没有骑过,今日遭受这样大的打击,还要骑马做什么?杨国栋牵来枣子马,曾国藩颤悠悠地站起来,叫人搀扶到马身边,又叫人把他扶上马,然后挺起腰板,双手一拱:“各位,我曾某人上有负皇恩,下愧对诸公,今日只有效先轸之榜样,死在长毛刀枪之下,才能稍赎罪过。”
说罢就要举鞭。只见彭玉麟平地跳起,抢过马鞭,说:“曾大人,先轸不足法。”

哈姆雷特说: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在曾国藩面前,活着还是死去并不是主要问题,他的苦衷和用心,都在生死之外。
诚然,若说曾国藩的修身事业全出自真诚而毫无私心杂念,我们不相信;但是,若说他所下的这些功夫虚伪透顶、全系作秀,又有谁会认可呢?
攻克金陵以后,曾国藩组织人力疏浚多年未整治的秦淮河。在唐浩明的小说中,曾国藩派幕僚赵烈文主持恢复以前“十里秦淮”风月之地的原貌,赵大吃一惊,觉得这全然不像曾国藩的性格。对此,曾国藩推心置腹地说了下面这番话:

三十年前,我是心向往游冶而不敢游冶;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冶而不禁别人游冶。三十年前血气方刚,声色犬马,常令我心驰神往,但我求功名,求事业,不能沉湎此间。我痛自苛责,常不惜骂自己为禽兽,为粪土,而使自己警惕。经过十多年的静、敬、谨、恒的立志与修养,终于做到了心如古井,不为所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事情则不能凭一己之好恶。我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要为皇上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芸芸众生,碌碌黔首,有几个能立廊庙,能干大事业?他们辛苦赚钱,也要图个享受快乐。酒楼妓馆,画舫笙歌,能为他们消忧愁,添愉悦,也就有兴办的价值。我身为金陵之主,能不为这千千万万的凡夫俗子着想吗?且游览秦淮河,如同读一部六朝至前明的旧史,几度兴废,几多悲喜,亦足令读书君子观古鉴今,励志奋发,居安思危,为国分忧。……范文正公称赞滕子京治岳州时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这话说得好!有政通人和,才有百废俱兴,而百废俱兴了,又体现出政通人和。秦淮河初具规模后,还要修复鸡鸣寺、莫愁湖、台城、胜棋楼、扫叶楼,乃至城外雨花台、孝陵卫、燕子矶等等,将六朝旧迹、前明文物一一恢复,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光彩。

唐先生真是个中高手。他以小说家言的形式,描画了一个更加丰满的曾国藩的形象。
历史人物的形象—这里指他们事实上的形象—本来就应该是丰满而变化、多姿又多彩的。如果认为曾国藩只是一种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三角眼圆睁、扫帚眉低垂令人不敢逼视的形象,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清史稿》带给我们的错觉①,李鸿章的回忆中,为我们展现了曾国藩的另一面:

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脖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②

攻破南京后,曾国藩被朝廷封侯爵,幕僚赵烈文与他打趣说:“此后当称中堂,抑称侯爷?”曾国藩笑道:“君勿称猴子可矣。”①
“这一面”加上“另一面”,似乎才是一个完整的曾国藩。这个和蔼的、作弄幕僚的、爱开玩笑的老人曾国藩,一下子变得可爱起来。他走下了圣坛,贴近了众生。
在曾国藩下令疏浚修复的十里秦淮河上,夫子庙一带尤属繁华之地。夫子庙有一副著名的对联:

都是圣人,且领略六朝烟水;
暂留过客,莫辜负九曲风光。

人生九曲,风光无限。进以修养身心道德,退以怡享常人之乐。我们愿以此揣测于曾国藩,寄望于后来人。

“兄弟怡怡”
嘉庆二十五年(1820),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出生,祖父曾玉屏逗他说:“汝今有弟矣。”并以“兄弟怡怡”为题,让9岁的曾国藩作一篇文章来纪念这件事。文章写成,父亲曾麟书读后大喜:“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①后来曾国藩果然对几位弟弟提携照顾,不遗余力。
曾国藩兄弟姐妹九人,上有一姐,下有三妹四弟,最小的“满妹”早夭,实际兄弟姐妹八人。在兄弟五人中,曾国藩居长,二弟曾国潢,字澄侯,比曾国藩小9岁;三弟曾国华,字温甫,比曾国藩小11岁,因曾麟书的弟弟曾骥云无子,国华被过继给叔父;四弟曾国荃,字沅浦,比曾国藩小13岁;五弟曾国葆,字季洪,比曾国藩小17岁,后改名贞干,字事恒。曾国藩在家书中称他们为“澄弟”、“温弟”、“沅弟”、“季弟”。又称为“四弟”、“六弟”、“九弟”、“季弟”,这是根据族中的大排行而称呼的。如唐代李白称“李十二”,白居易称“白二十二”,也是根据族中大排行而来。
对于几个弟弟,曾国藩非常有责任心。在学业上、生活上不厌其烦、不厌其细地指导和关心他们。在北京任职的13年中,他每次写家信,都要对兄弟的学业予以指点,并从交友、读书、习字等方面现身说法,介绍自己的经验,希望弟弟们能像他一样学有所成,出人头地。四个弟弟也都先后到京师求学,当面聆听“大兄”的教诲。这就是曾国荃在祭文中提到的:“忆我髫龄,相从京国。”②兄弟得了病,曾国藩陪在床前,侍汤喂药,不肯稍离,等到病好,他又高兴地不知所以。
可惜,几个弟弟在学业上进步不明显,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似乎曾家的“祖泽”已经被他一人占尽,后来者难分一杯羹了。不过在他的教导下,兄弟几个都能学有所成,不负栽培。曾国藩统率湘军与太平军鏖战时,弟弟们也先后投身其中。曾国潢主持家务,把曾家的“后院”建设得井井有条,并成为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为其他几人在外征战减去了后顾之忧。曾国华在1856年曾国藩最困难的时候,奉父命出来帮助兄长,到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处求援。胡林翼拨5000人马交曾国华统率,他不负众望,连克数城,在军事上崭露头角,成为湘军的重要将领。兄弟两人在南昌相见后,“喜极而悲,涕泣如雨”①。后来曾国华又随其亲家、湘军大将李续宾转战赣皖,赞襄军务。在三河镇之战中,他与李续宾一起全军覆没,兵败身亡,尸骨无存,曾国藩为之恸哭,并写下《母弟温甫哀词》一文,追忆往事,痛祭亡灵。他在文章的结尾的“哭词”中写道:

一朝奋发,仗剑东行;提师五千,往从阿兄。何坚不破?何劲不摧?跃入章门,无害无灾。埙篪鼓角,号令风雷;昊天不吊,鲜民衔哀。见星西奔,三子归来。弟后季父,降服以礼。匝岁告阕,靡念苞杞。出陪戎幄,匪辛伊李。既克浔阳,雄师北迈。划潜剜桐,群舒是嘬。岂谓一蹶,震惊两戒!李既山颓,弟乃梁坏。覆我湘人,君子六千。命耶数耶?何辜于天!我奉简书,驰驱岭峤。江北江南,梦魂环绕。卯恸抵昏,酉悲达晓。莽莽舒庐,群凶所窟。积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峥嵘废垒,雪渍风飘。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实负弟,茹恨终古。②

又作挽联曰:

归去来兮,夜月楼台花萼影;
行不得也,楚天风雨鹧鸪声。①

小弟曾国葆早在曾国藩初建湘军时就投身军旅,曾国藩称“季弟天分绝高,见道甚早,可喜可爱”②。当时湘军水师大将杨载福、彭玉麟都是曾国葆的部下,但他向曾国藩推荐彭、杨二人“英毅非常”,而“己愿下之”。咸丰四年(1854)三月,湘军兵败岳州,曾国葆承担失败责任,“黯黯归去”。后来杨、彭都成了总督、尚书一级的高官,“老上级”曾国葆却在家赋闲。曾国华战死后,曾国葆再度出山,誓为报仇,并一直跟随曾国荃率军打到金陵城下。在惨烈的天京城下四十六天大决战之后,身染重病,死于军中。曾国藩为之写下《季弟事恒墓志铭》,其铭词曰:

智足以定危乱,而名誉不并于时贤;忠足以结主知,而褒宠不逮于生前;仁足以周部曲,而妻孥不获食其德;识足以祛群疑,而文采不能伸其说。呜呼予季!缺憾孔多。天乎人乎?归咎谁何?矢坚贞而无怨,倘弥久而不磨。③

又为他写下一副挽联:

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
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④

曾国藩连丧两弟,为他们写下饱含深情的祭文。他自己的祭文,却要由另一位弟弟曾国荃来为他写了。曾国藩去世后,曾国荃写下了堪称当时所有祭文中最长的一篇,深切缅怀乃兄的不世业绩,追思“兄弟怡怡”的悠悠往事,不胜生死别离之痛。其中写道:

自闻兄讣,今逾三月。哭不成声,恸斯次骨。……哀我父母,生我五人。弟性顽顿,兄志如神。爱怜诸弟,白首若新。……死休生阔,谁其我知?放声一哭,奠此哀词。①

这位“九帅”②,是曾国藩的几位弟弟中教诲最为用心也最让他费心的一个。在《曾国藩年谱中》,曾国荃(沅甫)的名字出现83次之多,仅次于鲍超的84次,居第二位③,在《曾国藩事略》中则出现70次,远多于鲍超的33次④,同时曾、鲍两人远远多于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曾氏兄弟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早就看好这位很有天赋的九弟。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曾国荃离开北京,曾国藩送到城外卢沟桥,作诗为别。诗中写道:“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⑤因为曾国潢生于庚辰年,曾国华生于壬午年,曾国荃字沅甫。东汉末年马谡兄弟五人,字里均有一个“常”字,其中一位白眉毛的最为优秀,所以当时人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曾国藩此诗,对“老沅”的鼓励与喜爱之情洋溢行间。
曾国荃不负所望,虽比幼弟国葆涉身军旅晚得多,但一鸣惊人,迭克名城,成为湘军后期的得力大将。他招募的一支湘勇从攻打江西吉安府开始,所以称为“吉字营”。攻吉安、克安庆,曾国荃率部下立首功,特别是安庆一战,关系全局,中外瞩目,陈玉成亲自率军救援,也未能打破曾国荃包围安庆的营垒。曾国荃如铁桶一般的围城战法,为他赢得了“曾铁桶”的称号。随后曾国藩主持全局,六路进军天京,当其他五路行动迟缓或者顿兵坚城的时候,曾国荃已经孤军深入,“风利不泊,径抵石头”。①
“风利不泊”的典故出自西晋王。他率水军从上游出发讨伐东吴,“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当其他将领要求他停船靠岸、会师以后再协同继续进攻时,他以风向有利不宜停泊为借口,置之不理,一鼓作气直扑建康(又称石头城),“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②,夺得了首功。曾国荃虽然有王的进军速度,却没有王的幸运。他在天京城下顿兵两年之久,“降幡”一直没有挂出城头,却迎来了李秀成、李世贤等率几十万大军暴风骤雨般的轮番进攻,特别是著名的四十六天鏖战,湘军死伤惨重,营垒几经易手、失而复得;随后又赶上瘟疫流行,全军战斗力下降,能战者寥寥无几。不过“曾铁桶”再一次显示了他治军的有方和围城的有力,在天灾人祸面前坚挺不倒,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同治四年(1864)六月,曾国荃率所部湘军攻入天京城,克复了这座“东南第一大都”,曾国荃也因此“首功”与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样被封为伯爵。
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曾国藩虽然以公允自许,但在军事上对自己的弟弟却有诸多偏向。比如在发饷上吉字营待遇向来较其他部队优厚③,对此彭玉麟、鲍超等将领都极为反感,甚至提出抗议。
再如,湘军攻克安庆以后,胜利大局已定,当时李秀成军进逼苏南、上海一带,当地士绅多次派人到曾国藩处求救兵。苏南一带饷源充足,条件优越,曾国藩想派曾国荃带兵前往,清政府也在上谕中点名要“屡建奇功,威望大著”的曾国荃前去。但曾国荃意不在此,他早就盯上了天京—克复天京可是“首功”。表面上他说“金陵为贼根本,急攻金陵,贼必以全力援护,而后苏、杭可图”,曾国藩“壮其谋,因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①。依曾国藩的性格和作风,如果部下敢如此不听调遣、违抗军令、自行其是,早就严厉弹劾罢之不用了,像王、李元度就是。但因为是自己的弟弟,也就百般回护,遂了他的心愿。这样说来,李鸿章能有机会建立淮军,进军上海,还是靠了曾国荃的成全呢!
公务中是上下级关系,私下里是亲兄弟之谊,这样的关系很引人注目,也就很难处理好。人是自私的动物,曾国藩岂能例外?虽然他读圣人之书,讲义理之学,但并不迂腐。古往今来,绝对的公平从来就是不存在的,曾国荃也不是扶不起的阿斗,他和他的吉字大营与鲍超的霆字营②一样是湘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历来独当一面,执锐攻坚。曾国荃与彭玉麟产生矛盾,在私信中向曾国藩报怨,曾国藩在回信中并不听信他的一面之词,反而劝他反过来想想自己的不对之处,不要一味苛责对方。后来对彭玉麟信用如常、举荐如常。
曾国藩虽然不厌其烦地提携和教导弟弟,但老九并不总是领情。在很多事情上他对大哥的观点并不以为然。在战术上,曾国荃擅长攻坚,也主张积极进攻,曾国藩则力求稳健,不打无把握之仗。当曾国荃以出人意料的进军速度孤军深入天京城下时,曾国藩整日提心吊胆,一再写信劝曾国荃撤军,等待其他各路人马到齐后再一同进攻,并说:“此等最险之着,不只一试再试,岂可屡屡试之,以为兵家要诀乎?行兵最贵机局生活;弟在吉安、安庆,机局已不甚活,至金陵,则更呆矣。”③ 又说:“以后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老人顽,呆兵也。弟军积习已深,今欲全改为活兵,势必不能,姑且改为半活半呆,亦有更战互休之时。”①早在咸丰八年,曾国藩就专门写过一副对联,向带兵不久的弟弟传授经验: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②

然而,曾国荃是个很有主张的人,既然内心对曾国藩的这些经验不以为然,在落实时也就置之不顾。天京之战,他力主不撤兵,反而要曾国藩相信他的战略,为他增兵添饷。曾国藩专门去了一趟雨花台大营,发现围城湘军营垒森严,尚可一战,也就勉强同意了曾国荃的意见。在曾国藩的大力支持下,曾国荃最终实现了夺取首功的愿望。
在曾国荃享有能战声名之初,曾国藩就敏锐地觉察到弟弟日后将飞黄腾达,于是在政治上对其着意栽培。从为官之道到写奏议的方式,事无巨细,都在书信中一一点拨。远在天京被攻破之前,他就针对攻克天京后如何向朝廷写奏折汇报(当时曾国荃已经获得“专折奏事”的权力)的事情,写长信向弟弟传授机宜,应该怎样写,哪些应该写哪些不应该写,甚至包括领衔上奏的人员及排名顺序,都一一交代清楚。为了指导曾国荃写出第一流的奏折,曾国藩专门写了一本《鸣原堂论文》,选择历代有代表性的奏章详加批点,供曾国荃学习借鉴。这就是曾国荃所说的:“公虑其昧所择也,选古今名臣奏疏若干首,细批详评,命之曰《鸣原堂论文》。国荃受而读之。”③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荃因功出任湖北巡抚,初出茅庐的他,一上来就拿出了攻城拔寨的劲头,上疏弹劾顶头上司湖广总督官文。官文虽然平庸贪鄙,却是旗人,深得满族统治者信任,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他功劳平平,却和曾国荃一起被封为伯爵。为此曾国藩提心吊胆,反复辩白,唯恐别人认为此事是兄弟两人商量好后的同步发难,又唯恐弟弟刚一出道就折戟沉沙。倒是当时与曾国藩关系紧张的左宗棠为之大声叫好,称曾国荃的弹劾奏章为“当今第一篇文章,目下第一好事”。
兄弟两人带兵、为官、处事有着完全不同的观念。一个谨言慎行,一个大刀阔斧;一个主张“盛时要做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一个则主张大胆进取,并认为当下是“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①。在为官上,曾国藩以廉洁自律,曾国荃则得了一个“老餮”的贪名。谭伯牛在考察曾九“暴富”之谜后为之鸣冤,认为曾国荃的“资本积累,竟大部分在两江任上完成,而非取诸刀光剑影之中”②。但他同时也指出,湘军集团“不是品行高尚者的会员俱乐部”③。谭先生考证出,曾国荃带兵6年,收入为12万两白银,在当时算是比较廉洁的。不过从当时的记载包括曾国藩的家书中,可以看到即使在曾国荃带兵而未出任两江总督的时期,曾家兄弟几个的家业全是靠曾国荃支撑。曾国藩说:“家事承沅弟料理,绰有余裕”④,又对儿子们说:“吾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⑤而曾国荃出手之阔绰,又每每令曾国藩为之不安,说“弟之廉人人能料之,其不俭,则阿兄所不及料也。”⑥曾国藩的幼女曾纪芬后来提到,每次率军攻下一城后,曾国荃都带钱回家,置地起屋,求田问舍,“以为韬晦之计”。曾纪芬这样说显然是“为长者讳”,但“韬晦之计”中却可窥见一点真相。曾国荃毕竟不是秦朝的王翦,清朝统治者也不是秦始皇,这样的韬晦既不足以让清政府放心,也没有任何实在意义—除了使所得的财富得以流通、使家族的生活得以改善。再有一个例证就是,曾国藩曾对其幕僚赵烈文说过:“(曾家)亲族贫困的甚多,虽始终未一钱寄妻子,但多年为官,心中不免缺憾。有幸九弟手头宽裕,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他得贪名,而我补偿素愿,都是意想不到的。”①
也许中庸一点的诠释会更贴近于实际的情况—曾国荃应该不会真是“老餮”,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不会太明目张胆,曾国藩也不会坐视不管(他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不会把两只眼睛都闭起来);但银钱不会从天降,若说他带兵时不贪污、破城后不掠夺,史迹斑斑,人言凿凿,谁会相信?王闿运的《湘军志》以及许多当时人的记载,哪能都是凭空诬蔑?又有何必要唐突九帅?空穴来风,必有渊源,为曾九完全平反,实在太难。
对于羽翼丰满、强梁硬气的曾国荃,曾国藩已经不能以自己节俭、廉洁的那套理论对其进行约束了。曾国荃在祭曾国藩文中写道,“辜负教训,四十九年”,表示后悔“昔我乘气,自谓无前”②,但这只是面子上的话,内心是深处应该还是“兄裁以义,翻不谓然”③吧?
虽然兄弟情深,一整套修身齐家的理论却不能督促弟弟们成功践行,强按牛头不喝水,不如退而求其次,曾国藩只有寄希望于在自己的小家庭中耕读课子、传之久远了。

耕读传家
中国古代士大夫家庭或农村中的绅士阶层,门户上往往贴着这样一副对联:

耕读传家久,
诗书济世长。

农耕社会的特色,儒家文化的浸润,渗透于字里行间。
曾国藩也是秉持这样的持家之道。他自己从先辈“半读半耕”的家风中成长起来,又结合自己治学、为官的人生经验,进一步发扬了耕读传家的传统,与妻子欧阳夫人一起,勤俭持家,教子育女,在封建社会末叶的残阳夕照中,形成了一道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治家图景。
欧阳夫人是曾国藩的结发妻子,也是他的老师欧阳凝祉的女儿。婚后与曾国藩育有三子五女,长子曾纪第早夭,成人者凡七人(见《曾国藩家族谱系图》①)。欧阳夫人早年在湘乡老家,道光二十年(1840)携子纪泽进京,与曾国藩团聚。在北京的12年中,生下五个女儿:纪静、纪耀、纪琛、纪纯、纪芬,以及第三个儿子纪鸿。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离京,欧阳夫人带领子女回到老家,在乡下持家教子十余年,直到同治二年(1863)才随居曾国藩官邸。
欧阳夫人是一位传统的女性,她秉承丈夫的意愿,适应曾门的家风,克俭克勤,任劳任怨,自过门后直到儿女长大成人,都亲自操持家务,纺纱织布,下厨做饭,毫无怨言。曾国藩虽然长期身在军旅,后又总督两江,经手的银钱何止千百万,但他以廉洁自律,“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在家的生活远不像一般高官家庭那样宽裕。曾纪芬后来回忆说:父亲在军中时,她们随母亲在老家居住,欧阳夫人手中竟没有零钱可供支配。拮据到这种地步,外人都不会相信,认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至此。当时荷叶塘一带都传言说,修善堂杀一头猪炼出来的油,仅能供全家吃上三天,而黄金堂杀一只鸡炼出来的油,也能供全家吃上三天—修善堂是曾国藩二弟曾国潢家居住,黄金堂是欧阳夫人和孩子们居住。当时曾国潢主持本地团练,又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交往应酬较多,开支较大。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国藩一家的节俭程度。
在七个子女中,曾国藩用在两个儿子身上的心思最多。封建时代,男女不平等,子女虽然“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儿子是接续香烟的“传后人”,女儿则早晚成为“外姓人”,所以重视程度并不一样。孩子一出生,如果是男孩,则称“弄璋之喜”,如果是女孩,则称“弄瓦之喜”—虽然都是“喜”,但一则美玉、一则砖瓦,差距就看出来了。
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初三,曾国藩在南京两江总督任上总结自己的修身持家之道,归纳为“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四条,作为教育子侄的重要家训①。其主要精神是:
“慎独则心安”。中国古代儒家代表人物都讲究“慎独”,并把此作为修身的基本要求之一。曾国藩推崇理学,并被人目为理学大师,他认为只有做到慎独,也即当游离于“组织”和“集体”之外时仍能一如既往地以儒家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才能求得心灵的安静宁谧和修养的浸润升华。现在人们讲要在独处时“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受得起挫折”,也是同样的意思。曾子有言“问心无愧”,孟子有言“俯仰天地,不愧不怍”、“养心莫善于寡欲”,都是注重通过慎重独处时的言行名节来修养身心、历练品性。林则徐有一副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无欲则刚”四字恰是慎独的最高境界。
“主敬则身强”。曾国藩把“敬”作为儒家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之一,指出,孔子以“敬”教人,程、朱诸子则千言万语不离此一要旨。“主敬”的功夫,更可以使身体强健。对内守静至纯,对外恭谨严肃,是“敬”的功夫;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敬”的气象;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是“敬”的效验。内心有所敬重,有所畏惧,则能临事神悚、气振,不敢懈怠,身体因之变得强健。君不见,那些贪污腐化的衮衮诸公,就是因为胆大包天,不知有敬有畏,终至身败名裂,入狱锒铛!
“求仁则人悦”。外国人研究孔子学说,认为其理论归结为一个字,即“仁”,所谓“仁者爱人”。曾国藩则把追求“仁”作为赢得人们真诚信任和拥戴的条件。他指出,每个人都是“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百姓与世间万物,均同出一源,如果只知自私和利己,不知为他人着想,不知仁民爱物,则违背了天性人情。至于为人“父母官”者,肩承拯民溺、济民困的职责,更应汲汲以求仁、教人以求仁,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命,方能不负圣贤教化、君王信用。如此,则能虽成事显达,而任劳任怨,天下人众望所归,谁会不拥戴他呢?
“习劳则神钦”。这是说,习惯于劳作,耐得住辛苦,连神仙都要钦敬。古人说“业精于勤,荒于嬉”,又说“成由勤俭败由奢”,一勤天下无难事,莫向光阴惰寸功。若为自己着想,则一定要操习技艺,磨炼筋骨,遇到疑难困惑则努力学习和实践,而后才可以“动心韧性”,长于才识,“增益其所不能”。为天下着想,则一定要吃苦受累忍饥挨饿,以普及勤劳习性和教化广大民众为己任,极勤以救民,极俭以奉身。所以君子欲成为人神信赖之人,关键一着莫过于勤劳。
曾国藩这四条齐家之道,与他一贯所主张的“八宝”、“五箴”、“十二日课”等的内核是一致的,无外乎勤、俭、敬、恕等内涵。他要求以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以期有成焉”。相似的,曾国藩还说,吾教子弟不离“三致祥”,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纸上得来终觉浅。曾国藩不仅在书信中指点曾家子弟不忘修身齐家,更是在实践上模范带头,并时时监督子侄们的落实情况。他告诉儿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①;又说,“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②;又叮嘱主持家事的二弟曾国潢,“吾家子侄,人人须以勤俭二字自勉,庶几长保盛美”③。曾国藩在前线,惟恐其弟在家为他买田置屋,“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并特意给国潢交代:“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我便恨尔”,“望贤弟千万无陷我于恶。”①1867年,当他听说家中修整宅第用度铺张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接腊月廿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屋既如此,以后诸事奢侈,不问可知。大官之家子弟,无不骄奢淫逸者,忧灼曷已!”②
曾国藩特别注重对儿子的教育,在学业和生活上事事点拨、责望深切。在读书上,要求他们“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③。每当看到儿子在信中向他请教学问,就非常欢喜,并耐心地予以解答;还要求儿子在回信中对他的解答谈谈体会,如咸丰九年(1859)给曾纪泽的一封信中提到:“吾前一信答尔所问者三条,一字中换笔,一‘敢告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颇详,尔来禀何以并未提及?以后凡接我教尔之言,宜条条禀复,不可疏略。”④
但他的教育方式并不死板。两个儿子科举之路不顺利,连举人都未考中。曾国藩鼓励他们读有用之书,习有用之学,而不要一味沉浸于科举仕途之中。同时他鼓励体质不好的儿子多外出,在欣赏山水中增加历练、陶冶性情。毫无疑问,这在当时都是相当开明的。在这种开明的环境和宽松的氛围中,兄弟二人都学有专长,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曾纪泽学习英文,钻研近代科技,并于光绪四年(1878)出使英、法等国,又于光绪六年兼任驻俄公使,前后历时8年之久,“万国身经奇世界,半生目击小沧桑”,成为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在兼任使俄大臣期间,曾纪泽为收回伊犁与俄国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艰苦谈判,终于在1881年2月改订新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代替了前任使俄大巨崇厚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为中国争回了大片国土。这是曾纪泽外交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一大成就。曾纪鸿则精通算学,编有《炮攻要术》、《电学举隅》,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卓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之一。清末陈天华对此愤愤不平地说:

当初曾国藩做翰林的时候,曾上过折子,说诗赋小楷取士不合道理,到了后来出将入相的时候,倒一句都不敢说了。若说他不知道这些事体,缘何却把他的儿子曾纪泽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却不敢把朝廷的弊政更改些呢?非怕招满政府的忌讳,所以闭口不说,保全自己的禄位,却把那天下后世长治久安的政策,丢了不提,你道可恨不可恨呢?①

这话就有苛求之嫌了。曾国藩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太远。废除科举的任务,他的继任者李鸿章也没有做到,只有到了1905年,在著名的江楚变法三折和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三人的合力敦促下,才顺其自然地结束了它的历史生命。
对于女儿,曾国藩同样倾注了一位父亲的爱,却并不溺爱和娇惯。他女儿众多,“遂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指出富贵家庭不勤不俭者,看看他们的内眷表现如何就知道了。他亲自为女眷们制定每日功课,如“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的“食事”,“绣花或绩麻”之类的“衣事”,“做针线刺绣”之类的“细工”,“做男鞋或女鞋或缝衣”之类的“粗工”,等等。据五女曾纪芬回忆,同治三年(1864)全家到南京后,她穿着一件蓝呢夹袄以及已故大嫂贺氏留下缀青花边的黄绸裤,曾国藩看到后斥为奢侈,曾纪芬赶紧用三姐的一条绿裤换了下来,而三姐的这条绿裤也是贺氏所遗之物。一件并不算过分的衣服,也要嫂子穿过的小姑穿,曾家女眷的勤俭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曾纪芬晚年回忆说:“余等纺纱、绩麻、缝纫、烹调日有定课,几无暇刻。先公亲自验功,昔时妇女鞋袜,无论贫富,率皆自制,余等须为吾父及诸兄制履,以为功课。纺纱之工,余至四十余岁随先外子居臬署时,犹常为之,后则改用机器缝衣。三十年来,此机常置余旁,今八十岁矣,犹以女红为乐,皆少时所受训练之益也。”①
曾国藩希望长保家风传之久远,是因为他有一套“天概”理论:

管子曰: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而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②

“概”是刮平的意思。曾国藩认为物极必反,“盛时宜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之家尤其应该注意谨慎谦虚,勤俭传家,以避免噩运来临。这种带有宿命论色彩的小心显然是多余的,但注意加强对青年子弟的教育,无疑是非常理智的。古有明训曰:“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就是因为富贵家庭往往忽视对子女的教育,使他们在优裕的环境中沾染上诸多坏习气,不能继承家业,不能克绍家风,一再地上演“一代不如一代”的悲剧。当代世界上许多家族式企业,继承者能够发展家业的,都是那些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和严格约束的孩子,相反,破家败业的花花公子也不在少数。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曾国藩对儿女们的婚事显然有自己的考虑。他为儿女们择定的配偶,都出自士大夫家庭,大都是有着很深交情的同乡、同年、同事的子女,“女五人,皆适士族”①。笔者考察其子女婚嫁情况,列出下表:
可以看出,曾国藩为子女择妻、择婿,看重的是书香门第、知根知底,而不是对方的显赫权势(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以为他(她)们择取“一入深似海”的烜赫家庭)。像他这样的高官家庭,固然特别注重门当户对,但也有很多人把子女的一生幸福毁于个人的“政治婚姻”里面。后来袁世凯就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笼络了许多达官贵族,使个人在政坛捭阖中如虎添翼。这种政治婚姻非止中国特产,而是大有国际市场,恩格斯就曾敏锐地指出:“(在欧洲的骑士、王公等权势阶层中)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①后来李鸿章为自己心爱的小女择取夫婿时,把落魄不堪的张佩纶招入府中纳为快婿,当时张已经因中法战争中马尾海战失败的罪责而在政治上无望再起,连“潜力股”都谈不上,李鸿章看重的是他学识人品。从这一点上来说,李鸿章确实有乃师风范,后人评论袁世凯“不学有术”,单从弄术这一点上看,曾、李确实比袁氏差了一截。
虽然用心良苦,但儿女们的婚姻并不如意想中的那样幸福。特别是几个女婿,有的彬彬弱质,英年早逝,有的小时候尚可,长大后成了纨绔子弟,有的婆母凶悍,虐待曾家姑娘—看来知识分子的家庭并不一定代表着妻贤子孝,又比如西方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妻子也是一位著名的悍妇。囿于封建礼教及朋友关系,曾国藩常常爱莫能助。比如大女婿袁秉桢,婚后暴露出纨绔子弟的作风,曾纪泽“深以为虑”,写信给父亲述说其事。曾国藩在回信中也只能说“余即日当作信教之”,“将来或接至皖营,延师教之亦可”,反过来还要劝纪泽等人“于袁婿处礼貌均不可疏忽”,顾其体面以防自暴自弃②。这对于“袁婿”这样的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后来他怙恶如常,纪静不幸愈甚。曾国藩虽然气愤,却也无可奈何。当不堪忍受的曾纪静曾多次要求回娘家住时,却又遭到曾国藩的拒绝。无独有偶,《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其女婿不务正业,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回信中气极而写下“有婿如此,不如为娼”的出离愤怒之语,但愤怒之后也依然是无奈。
愤怒也罢,无奈也罢,都已经于事无补。这不是曾国藩的失德,可以看到,在对待子女的婚事上他比袁世凯之流要高尚和慎重。“曾国藩不是不疼爱自己的女儿,几个女儿的婚事都是他亲自挑选的,都是找一些门户相对的,或者是至交好友的家庭,他没有选错亲家。这对于当时的一名在朝廷任重职的大臣,这样关心和操心女儿的婚事,也要算是对女性的看重了”。①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自由婚姻离他那个时代太遥远,虽然当时西方早就大行其道—在此前后,正是《红与黑》、《简爱》等文学作品盛行的时代—而他生活在中国。他不能离开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太远。他超越了时代,体现着开明,却不能大踏步地前进,不可能完全脱离于生存环境。他徘徊于旧途,恋栈于老路,虽然用心良苦,终究难有突破,在许多事情上甚而至于涂上了悲剧色彩。
难能可贵。凡事因其难能,才显可贵,曾国藩的修身、齐家就是这样。正如他以一介儒生、文职官员,而能墨绖出山,建立起一支“特开生面”的军队,并靠着这支后来被称为“湘军”的勇营武装扑灭了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身已修,家已齐,曾国藩治平天下的事业,正是从组建湘军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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