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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开生面”的湘军

墨出山,书生治军
整个19世纪,大清王朝治下的中国都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动荡变化之中。八旗铁骑的骁勇,康乾盛世的富庶,都在严重的内部消耗和严峻的外来威胁中如烟飘逝,成为一页残存于记忆中的历史。嘉庆皇帝从乾隆这位“十全老人”手中接过来的,已是一副沉重的担子和一片危机四伏的江山,川楚白莲教农民起义又使大清这只纸老虎的虚弱暴露无遗,皇宫受到义军冲击,嘉庆也只能发出“从来未有事,出在大清朝”的悲凉感叹。道光皇帝更是一位“苦命天子”,江河日下的大清,如狼似虎的外寇,由来已不止一日,而割地赔款的苦果,却由他来品尝。鸦片战争中,他那一句“英吉利与我有无陆路可通”的问话成为传播百年的笑料,可是,乾隆在接待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时的对话以及复英国女王的信函,其愚昧和虚妄并无二致。这些年来,大清帝国一直在闭着眼睛走路,一步步落后于世界。只有到了道光二十年,西方人驾着坚船携着利炮光临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时,老大帝国的外强中干才真正为世人所知也为自己所知。沿海水师的舢板被“开花大炮”炸成碎片,八旗绿营的密集队形在排枪的交响中一片片倒下,总兵提督乃至总督巡抚或者兵败如山或者饮恨自裁,钦差大臣追赶着侵略者的舰队去签署那屈辱的城下之盟……百年痛史,从此开端!
九州风气,万马齐喑。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真可谓“雨过忘雷,文恬武嬉”,落后之状,每况愈下,惨痛的教训似乎在鸦片烟气的氤氲中被淡忘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早已被发配新疆,写出了《海国图志》的魏源,手捧书稿怀抱利器却报国无门,这部在中国少人关注的洋洋巨著,倒是在流传东瀛后受到重视,成为日本近代化的重要启蒙读本。外则有众多强敌的日益逼近,内则有百姓不堪忍受的腐败与压迫,清政府注定要为它的麻木不仁和不记教训,再次付出惨重的代价。
火山首先在内部爆发了,火山口在帝国南部的广西金田村。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科举考场上屡屡不得志的洪秀全,发动了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洪秀全被拥戴为天王。9月,太平军攻克永安,初步建立了军事、行政指挥体系,分封诸王,清理内奸,队伍更加团结。1852年4月,太平军乘雨突围,北攻桂林,东下全州,于6月转入湖南,在蓑衣渡遇到江忠源统率的楚勇袭击,遂改入湖南道州。围攻省城长沙数月不克后,全军继续北上,轻取岳州,打下武昌。至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攻克东南第一大都南京,改称天京,定为国都,形成了与清政府对峙的局面。
太平天国起义是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爆发的,同时也是清政府内部腐朽透顶的催生物。乾嘉以后,清朝吏治更加腐败,官员“牟侵所及,大略农民尤受其害”①,“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谚,唱出了百姓的怨恨和无奈,更反映了潜伏和积聚着的反抗的力量。鸦片战争前,龚自珍曾把清朝的官吏比作狗蝇蚂蚁、熊罴豺狼之类,普通百姓投告无门,生存无路,“漫漫趋避何所已”,生活苦不堪言。人祸更逢天灾,道光咸丰之交的自然灾害,使人民的苦难更如雪上加霜。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
腐朽的不只是吏治,在军队中也是如此。当年入关时威震天下的八旗铁骑,早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就已经显出了朽势,而在平定三藩中表现不凡的绿营,其腐朽衰落更甚于八旗,在对抗白莲教起义的战斗中已是不堪使用,反倒是地方团练武装出力甚巨。八旗和绿营是清朝的“经制兵”,八旗约20万人,绿营约60万人。80万国家正规军,却在1万多英国侵略军面前无能为力,接敌者一败涂地,援助者牵延畏缩,任凭敌军往来纵横。除去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军队内部的严重腐败也是导致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经制兵员额空缺,训练不精,素质低下,倾轧严重,已经腐朽到了根子上。绿营兵受召唤增援前敌时,很多不忘带上烟枪,更有甚者连路都不愿走,雇人抬着走,这样典型的“老爷兵”何以能战?又以何战?曾国藩看到,在永明,绿营甚至进行有计划的抢劫,“分众伏于各村外,一更时忽炮声四起,既遍淫妇女,复将财物卷掳”①,“近日官兵在乡下不无骚扰,而去岁湘勇有奸淫掳掠之事,民间倡为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②种种目见耳闻,使曾国藩对绿营之弊有了深切的感受,他对绿营做了这样的描摹:

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侈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具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面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以仆所闻,在在皆然。

这时的曾国藩,正在湖南家中尽孝。咸丰二年(1852)六月,他奉上谕充任江西主考官,七月二十五日行至安徽太和县境内小池驿时,得到母亲于六月十二日病故的消息,于是易服奔丧,回籍守制。天下大乱,豪杰将出。曾国藩就是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浪潮中,没有能够按照惯例守制三年,而是被皇帝诏令出山,加入到镇压农民起义的队伍当中,成为日后威势显赫的湘军统帅。
为父母守制三年的传统早在春秋之前就产生了。孔子就曾与学生讨论三年之限是否合理,指出:“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①但是,中国人特别是官场中人,往往既讲“经”又讲“权”,既坚持“原则”又注意“变通”,对于国家在特殊时期离不开的重臣,皇帝会专门下诏,要求大臣先国后家,减少守制的时间,以求“忠孝两全之美”,称为“夺情”。明朝万历时的帝师、内阁首辅张居正就曾被皇帝“夺情”。咸丰二年十一月,曾国藩也接到了这样一份“夺情”的上谕,这份由湖南巡抚张亮基传来的上谕中要求:“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属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②
当时士人对丧亲守制一事十分重视,张居正被夺情后就曾受到朝中众人的攻击。曾国藩以理学家自居,自然不敢贸然从事。就在一年之前他还写信给江忠源,认为“虽军旅墨绖,自古所有,然国朝惟以施之武弁,而文员则皆听其尽制,无夺情之召”,劝他不要丧中受命。江忠源没有听他的劝告,率500楚勇前往广西参加对太平军作战。曾国藩是一个渴望建立功业的人,乡情所关,君命所至,自然不肯错失这样一个出山机会。犹豫之际,张亮基派人持信来请,因武昌失守、形势紧急,让他赶快到长沙商议对策,于是他便刻日起程,以“勉竭愚忠,稍分君父之忧”的姿态,墨出山①,投身于扑灭太平天国的使命中了。
对曾国藩、胡林翼治军思想极为推崇的蔡锷说:

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西人之论将,辄曰天才。析而言之,由曰天所特赋智与勇。而曾、胡两公之所同唱者,则以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咸同之际,粤寇蹂躏十余省,东南半壁,沦陷殆尽。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清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攻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武功灿然,泽被海内。按其事功言论,足与古今中外名将颉颃而毫无逊色,得非精诚所感、金石为开者欤?②

谚语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军旅之事,自古就是“文人止步”的范围。兵凶战危,其间种种,与文人所学大都格格不入。文人于军事,多是在笔墨之间表示向往之意,如唐代的边塞诗人。即使忧愁多病之身的李贺,也喜欢写“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麟开”③这样充满战场杀气的文字;能诗善画的王维,也表达对“纵死犹闻侠骨香”④的战争生活的向往。但是唐宋以来以文人出身而在军事领域成功的并不多见,北宋的范仲淹、明朝的王阳明算是特例⑤。在义理考据之学中消磨壮志与才情的清朝士人,更是男儿血性渐凋落,“江湖侠骨已无多”,曾国藩、胡林翼等人能够取得成功,并表现出卓尔不群的军事才干,也就无怪乎蔡锷将军发出感慨了。
早在太平军初过湖南时,曾国藩就编写了通俗易懂的韵文,发动和鼓励当地士人及百姓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太平天国。这就是今天可以看到的《保守平安歌》三首:《莫逃走》、《要齐心》、《操武艺》。其中《操武艺》一首对乡民和团练的军事技术训练,说得有板有眼:

要保一方好土地,大家学些好武艺。武艺果然学得精,纵然有事不受惊。
石头要打二十丈,石灰罐子也一样。木板只要五寸宽,箭箭要中靶子上。
石头罐子破得阵,叉钯锚子一齐进。靶子也立一块板,板上先凿四个眼。
眼内安个小木球,戳在锚子尖上留。只要枝枝戳得准,保守地方总安稳。
火器虽然是个宝,鸟铳却要铸得好。火药也要办得真,不然炸裂反伤人。
铳手若是不到家,不如操演不用他。惟有一种竹将军,装得火药大半斤。
三股麻绳紧紧缠,一炮响动半边天。件件武艺皆无损,石头锚子更要紧。
石头不花一文钱,锚子耍出一道圈。若是两个习得久,打尽天下无敌手。
读书子弟莫骄奢,学习武艺也保家。耕田人家图安静,学习武艺也不差。

匠人若能学武艺,出门也有防身计。商贾若能学武艺,店中大胆做生意。
雇工若能武艺全,又有声名又赚钱。白日无闲不能学,夜里学习也快乐。
临到场上看大操,个个显出手段高。各有义胆与忠肝,家家户户保平安。①

诗中所述,大都是冷兵器时代的训练方法,也夹杂了一些简单火器的使用,可以说完全没有超出戚继光《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的范围。曾国藩在两次兼署兵部侍郎期间,曾下过功夫钻研军事,对历代兵书多有研究,而他能在这样一首小诗中把单兵技术训练描绘得如此详细、讲解得如此清楚,已经属于非常可贵了。
与曾国藩一同起事、最初创建湘军的,也都是一批典型的文人,确切地说是一批湘乡文人。谭伯牛把其主要人物曾国藩、罗泽南、王称为“三个性格迥异的湘乡人”②,另外一位重量级人物江忠源则是湖南新宁人。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生于1808年。早年家境贫寒,壮年迭遭噩运,19岁时其母病死,20岁时其祖父及兄嫂死去,29岁时连丧长子及三子,夫人因悲伤过度而哭瞎了双眼。虽然刻苦读书治学,却在科场上无所成就,只能做一个教书先生,直到咸丰元年,才被举荐为湘乡县孝廉,脱离了白丁队伍。不过罗泽南在湖南一带名气很大,且志向高远。曾国藩说他“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③。罗泽南著述颇丰,如《西铭讲义》、《人极衍义》、《小学韵语》、《皇舆要览》等,均有独到见解,因此受到湖南籍理学大师唐鉴的赏识;曾任云贵总督的贺长龄也佩服他的学识文章,留下遗嘱让自己的儿子拜他为师。罗泽南的际遇、学问,使他在湘乡一带名声大振,被称为“湘乡第一教书先生”,一些有志于功名学问的青年学子,纷纷投入到他的门下,王就是他最得意的学生。
王,字家宾,又字璞山,自称反璞山人、四愿居士、养拙子等,生于1824年。少年时聪明过人,自视甚高,志向远大,读书时曾在墙上写下豪言壮语:“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凡死生祸福,皆所不计。”24岁时考中秀才,转拜罗泽南为师。罗泽南对他颇为器重,希望他将来能光耀师门。王志大才高,敢作敢为,一次湘乡知县触犯了王等人,他便将状告到宝庆府和省城长沙,府省两级都不予理睬,他便准备上北京告状。后来,进京之事没有成行,但知县也被迫去职。王的这种性格曾经受到曾国藩的欣赏,后来这也成为两人分道扬镳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三个湘乡人”,当时投在罗泽南门下的还有李续宾、李续宜、刘蓉、刘典、蒋益澧等人,后来都成为湘军营垒中的杰出人物。
江忠源,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人,1812年生,25岁中举人。他是曾国藩的好友,也是与湘军关系颇深的人物。他既饱读诗书,又具有忠君爱国的情怀和急公好义的性格。早在京师时,“代送灵柩江岷樵,包写挽联曾涤生”,就是当时并称的佳话①。江忠源在浙江秀水县任职时,曾国藩听说新宁县有变乱,“恐匪党寻分及江公之家,遂致书江公,劝其弃官以赴家难。未几而贼党溃窜,江公家亦无损焉”②,从中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江忠源曾联络家乡士绅举办团练,成功镇压了新宁会党雷再浩的起义,一时以“知兵”成名。太平军起义后,前往镇压的钦差大臣赛尚阿上奏朝廷,让他移孝作忠,当时曾国藩出来阻拦劝说,但江忠源没有听从,而是墨绖出山,并在蓑衣渡一战中,成功伏击太平军,对后来的长沙战局产生了很大影响。
“书生治军”是湘军的一大特色。根据罗尔纲在《湘军兵志》中统计,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占到58%,在统领一路乃至多路人马的高级将领中,这个比例更是达到了67%。
就是这样一群书生联手创建了湘军。不过当时的“湘军”与今天所说的“湘军”,意义不尽相同。郭嵩焘称咸丰四年(1854)“立水陆各十营,号曰湘军”,认为一建军便称湘军;胡林翼在咸丰九年致李续宜的一封信中称“湘军万人循固始、商城,出六安”。在这期间,湘军各主要领导人对所统之军尚无统一和公认的名称,他们所称的湘军只是今天意义上的湘军中的一支。至于把曾、左、胡等人所统之部队概称为湘军究竟始于何时,尚待进一步探求,但王闿运在光绪初年撰写《湘军志》时,确已这样做了①。湘籍学者梁绍辉认为,“湘军”之名,始于《清代大事年表》所记载的“咸丰三年七月,曾国藩遣湘军驰援江西”,也就是说湘军因为出省作战,为了区别于他省军队,才被称之为“湘军”②。
曾国藩在后来的奏折中叙述这次出省作战的经过说:“(咸丰三年)五月十八日,江西省城被围,前安徽抚臣江忠源招募湘勇二千,楚勇一千,配以三厅兵八百人,赴江救援。其监护军行者则有夏廷樾、易良干、罗信南、康景辉、杨虎臣等,而罗泽南亦自带一营。七月二十日,军至南昌。二十四日因进兵太锐,先胜后挫,谢邦翰、易良干及罗信南之弟罗信东等同时阵亡,此湘勇出境剿贼、带勇绅士力战捐躯之始也。”③
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瓜儿苦后甜。湘军一起步就遭受了这样的损兵折将。靠舞文弄墨起家的湘军统帅们,凭耕刨犁耙养家的湘军勇丁们,要想成为大厦将倾的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显然还需要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磨炼。

湘军是这样练成的
曾国藩自带兵之日起,就决心要练成一支全新的能战的部队。这种愿望的迫切产生,在于他对绿营弊端的深切感受与极端痛恨。他认为绿营的不可救药,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①由此他认为:“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以练之使补额兵。”②
绿营之弊诚然已经是一种制度化的痼弊,而革旧鼎新又谈何容易?再说,编练新勇以代替国家经制兵的八旗绿营(哪怕是在实际上而不是名义上),也与皇帝的原意相去甚远。清朝统治者的初衷,是把团练当作一剂应急药物来服用的。虽然他们也深知旗绿部队的无用,但八旗毕竟贴心得紧,不用担心控制不灵;八旗绿营制度由来已久,改革祖宗之制阻力既大,又非短时之功,习惯了“急来抱佛脚,雨过忘雷声”的大清政府,在扑灭川楚白莲教起义的战争中看到团练的力量,认定了这只“佛脚”,寄希望于它在国家有事时可以招之即来,天下太平时又可以挥之即去;不用担心经济上的负担,不用顾虑军事上的失控,真是一举多得!岂不知,面对组织严密、战斗力强大、建立了牢固根据地、进退自如的太平天国起义军,传统意义上的团练只靠“保甲相连”、“坚壁清野”的老办法,已经难以发挥作用。八旗和绿营的改造既然一时难以实现,那么,在传统团练的基础上训练一支介于两者之间的勇营队伍,革除旗绿之弊端,练成能战之锐旅,才不失为明智之举。曾国藩就是在这一历史时刻敏锐地抓住了问题关键的那个人。
咸丰二三年间,先后奉上谕担任团练大臣的官员有43人之多,而最终成就大功的,只有曾国藩一个。
曾国藩不是落实皇帝谕旨最严格的那一个,他在实践中渐渐背离了朝廷的初衷,离开团练建成了一支经制兵之外的准正规军;曾国藩也不是最幸运的那一个,他用破心机,几经曲折,饱尝艰辛,才成功地带出了一支清政府不得不倚重的湘军劲旅。
湘军成功了,它从不起眼的地方团练而成为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清廷疑忌而又不得不依赖的部队。这支成功交响乐,由“三部曲”乐章构成:另起炉灶,促练大团;避走衡阳,练成劲旅;独当一面,席卷两湖。
另起炉灶,促练大团。曾国藩奉命进驻省城时的任务有二:一是“团练乡民”,二是“搜查土匪”。与练兵有关的是“团练乡民”,而这个团练,原来不过是以各府县团练为基础,以保甲地方、维护治安为主要任务,距离一支能够独立作战部队的要求相去甚远。曾国藩在受命之初,就决心另起炉灶,按照自己的想法带出一支全新的部队来。他在初到长沙后的一份奏折中,就把“团”与“练”区分开来:“团练二字宜分开看,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留容匪人,一言以尽之矣。练则制械选丁,请师造旗,为费较多”,并提出自己的建议:“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贵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①按照惯例,团练本应该于各个地方就近训练和执行任务,省城防卫和重大军事行动仍然靠绿营,曾国藩提出在省城组建大团,实际上就是在省防绿营之外另起炉灶,组建一支新军,这显然与朝廷的初衷相背。但病急乱投医的大清统治者似乎没有注意到两者之间的不同,批示道:“知道。悉心办理,以资防剿。”②于是乎,罗泽南、王等各地团练队伍陆续来到长沙,在曾国藩的指导下,开始了正规化的训练,并不断派出部队到各地攻剿会党、农民起义。1853年春夏间,江忠源部楚军会同湘军,先后在常宁、阳山、衡山、永兴、茶陵等地参加对起义军作战。到1853年7月下旬,曾国藩负责编练的湘军,已有罗泽南的中营、王纮的左营、邹寿璋的右营、塔齐布的辰营,以及周凤山、储玫躬、曾贞干等各自统带一营,兵员总数由初设大团时的1000余人扩大到4000人左右。
避走衡阳,练成劲旅。一个古今中外通用的规律是,肯办事者总是要惹出很多麻烦,要想办成事,就必须善于处理各种麻烦。曾国藩放弃守制,出山办事,正是踌躇满志大展手脚的时候,颇有一股“了却君王天下事,哪管闲人论短长”的味道。在省城长沙,他一方面办“大团”、练新军,一方面设“审案局”、查“土匪”。事实上,他这个团练大臣的职责是很模糊的,可伸可缩,可大可小,“圣谕”没有明确地细化,全靠自己在办事中把握。问题在于,湖南地方既有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管理行政、刑事,又有提督等负责军事;曾国藩设局审案、动辄杀人,难免与地方官吏引起冲突;他又组织绿营与湘勇合训,三八会操,酷暑不停,绿营的“老爷兵”自然难耐其苦,提督鲍起豹则怨其越职侵权。偏偏曾国藩使出强梁作风,以为自己一心办事,对于那些因循守旧、无所作为而又阻拦改革的贪官庸吏大加弹劾,越过湖南巡抚骆秉章,弹劾了副将清德,使其被革职拿问,又保举心向湘军的绿营参将、旗人塔齐布。以上矛盾日渐积累,终于导致绿营和湘军的正面冲突不断,直至绿营兵包围曾公馆闹事,弄到难以收场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终于下定决心离开长沙,以“就近剿匪”的名义,移军衡州专事练兵。至于为什么没有向皇帝告状,他自己粉饰说:“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乱,反以琐事上渎君父之听,于心未安也。”①实际的情况是,长沙是矛盾丛生之地,曾国藩与地方军政大员的关系已难以为继,要继续练兵,矛盾仍然不会减少,与其在矛盾中心挣扎,不如退居边缘专心练兵,以求有所成效。再则,巡抚、提督等人不同于一个区区副将,即使曾国藩告到皇帝面前,朝廷会不会为了一些本就无所谓谁对谁错的问题和一个在籍的前二品侍郎,就去处分地方大员?显然未必。事实证明曾国藩避走衡州一着棋是走对了,在衡州他打着为江忠源添练兵源的旗号,扩招勇丁,统一编制,勤加训练,又花大力气筹建了湘军水师。半年后,湘军北上作战时,水师已有大小战船360余号,水陆官兵及丁夫等共计17000余人②,军容严整,令长沙诸公耳目一新。
独当一面,席卷两湖。曾国藩不但善于避开矛盾、专心办事,更善于通览全局、把握关键。他敏锐地观察到绿营兵不可用,必须在绿营之外单练一支新军;要消灭太平军,必须浮江东下,必须面对太平军的水营,因此也就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湘军水师与之对抗;主张湘、鄂、皖、赣四省联防,先后推江忠源、吴文镕主持大局。当太平军西征取得辉煌战果时,江忠源、吴文镕先后战死,长江中游的绿营主力已经或败或散,放眼两湖,能战的“生力军”舍曾国藩其谁?水师更是非湘军莫属。1854年2月25日,当年在长沙受够了鸟气的曾国藩,终于在皇帝三番五次的催促下,在长沙军民望之如甘霖、倚之如长城的渴盼中,威风凛凛地率军北上了。经过近一年互有胜负的征战,湘军席卷两湖、进军皖赣,收复了武昌等大城市和田家镇等要地,给屡屡战败的清政府打上了一剂强心针。这时的湘军,也已经羽翼丰满,成为与南京城外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并列的主力部队了。
“三部曲”是湘军成功的总体背景,在具体过程中,曾国藩等人则是摸着石头过河,重点参照戚继光的练兵经验,加上自己的想法,针对作战对手—太平军的特点,逐步形成了一支迥异于经制兵和各地团练的新式队伍,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改弦更张,别树一军”。作为一支从无到有、另起炉灶的新军,湘军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慎选兵将,合理编制,勤加训练,厚给奖赏。
慎选兵将。毛泽东说过,士兵是部队的基础。官兵素质如何,往往直接决定了一支军队的起点和水平。绿营兵之所以不堪使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兵员素质低下,作风散漫,视训练为儿戏;甚至雇人代训、冒名当兵;许多将领更是勇于私事、怯于战阵,军事无术,盘剥有方,上下怨望,官兵关系紧张。曾国藩以绿营之弊为恨事,也以绿营之弊为镜鉴,他的建军标准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太平军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当有誓不相弃之死党……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建军标准,应当由什么样的兵源才能胜任呢?曾国藩从“戚家军”那里学得经验,其选择勇丁的标准是:“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①募勇时,“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检查”②。招募士兵往往以县籍分营,兵由将选,关系密切;各营最初又有各种名称,如湘乡勇、新宁勇、平江勇等。曾国藩认为,这样的招募和编组方式可以有效控制官兵,同时由于勇丁之间是同乡、同族、亲戚等密切的关系,从而能够在作战时“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①。
合理编制。兵员和武器装备一经确定,编制就成了主要问题。简而言之,编制就是官兵和武器的排列组合,优化的组合是战斗力的倍增器,可以创造以少胜多、“八百破十万”的战争奇迹,混乱的排列只能集聚起一群乌合之众,即使兵多将广、投鞭断流,也难免风声鹤唳、仓皇北顾。湘军在衡州扩招后,各类兵丁达到近两万人,有陆师也有水师,有步兵也有马队,有刀矛弓箭等冷兵器,也有抬枪鸟铳等火器;如果不能合理编组,很容易折戟沉沙。曾国藩在湘军确立“营”为基本单位,每营的人数,由最初的360人改为衡州训练时的500人,设营官1名,营官亲兵60名,亲兵什长6名。每营4哨,哨设哨官1名,哨长1名,护勇5名,什长8名,正勇84名,另有伙勇42名;每营长夫180名,随营行动;营官有亲兵6队,即劈山炮2队,刀矛队3队,小枪队1队,共计6队;每哨有刀矛队4队,抬枪队2队,小枪队2队,共计8队②。水师编制则依据大型快蟹、中型长龙、小型三板的战船区分,编制大营和小营,初其以大营为主,后期则重视小营,以适应长江(内湖)水战的现实需要。湘军营制,重视武器装备的搭配,如冷兵器与火器的搭配,大小战船的搭配,以便在战斗中充分发挥各自长处,同时注意随着武器装备的改进和实战的需要而不断更新编制③,这也是它在同太平军作战中屡败而不溃、愈战而愈强的重要因素。
勤加训练。曾国藩曾自称“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也确实在湘军的训练上花了很大功夫。当时所称的“训练”并不同于今天所说的军事训练,而是分为“训”和“练”两个方面;“训”是思想政治教育,“练”是军事技术训练,所谓“自古节制之师存乎训练,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①。曾国藩注重训、练并举,并特别重视“训”的作用,自称“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②。曾国藩规定的“训”包括“训家规”和“训营规”两种,他认为太平天国以异国邪说迷乱士民,只有对官兵强化教育,使他们对朝廷忠心、对敌军憎恨、对民众爱护,并服从严明的军纪,才能使招募来的“朴实山农”都成为“尊上而知礼”的敢死之卒,才能对抗具有牢固宗教信仰的太平军。但是,他反对把思想教育弄成空洞无物、泛泛而谈的无聊说教,而要求各级将领以父兄教子的方式,以爱护士卒的姿态,结合勇丁的切身利害进行教育,比如“训作人,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③。对于“练”,曾国藩强调“治军以勤字为先”,要求各级将领和全体官兵勤于练兵,强化技艺、枪法和阵式。他曾专门访求武师和猎户,请他们帮助教授湘军勇丁军事技能,有时亲自组织单兵军事技能考核,并亲笔记下,某勇“善扒墉跳沟”,某勇“善打火毬”④。对于劈山炮等重火器,曾国藩更为重视,并曾写信给带兵的曾国荃,要求他“将各营亲口教之,亲眼验之,乃不失劈山炮之妙用也”⑤。他还亲自制定了《初定营规二十二条》、《营规》等,从招募、行军、扎营、训练都做了严格规定,使湘军的训练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制度化之路。
厚给奖赏。兼任过兵部侍郎的曾国藩知道,以往绿营兵饷,分为“行饷”和“坐饷”,其弊端在于,平时薪饷太低,不足以调动官兵的训练热情;而不敷养家糊口之用的月饷,又促使绿营士兵走出军营行商坐贾,以求自谋生路;战时薪饷虽然高出许多,但平时养成的低下的战斗力又非一时可以改观,虽有重赏却无真正能战之兵。湘军的饷章,考虑到了两种军饷形式的不足,顾及了湘勇“吃粮当兵”、“赚钱养家”的现实需要,采取了“厚薪养兵”办法,比如湘军正勇的月饷初定为4两2钱,虽然略低于绿营月饷与行粮的总和,但远高于其月饷,同时又是当时湖南一带农民种田收入的三四倍,从而吸引了大批青壮农民投入湘军。对于军官,曾国藩则采取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办法,既保证其高额薪水,又保证其立功后的升迁,不仅在战斗中有功的中下级将领升迁很快,而且像胡林翼、李续宾等人,仅仅几年时间便被保举到了巡抚一级的位置,超过了当时实为湘军主帅的曾国藩。对于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湘军官兵,曾国藩还要向朝廷请示为他们建昭忠祠,亲自为他们写记立传,歌功颂德,并给他们的家属以很高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偿付。这样,敢战者有优厚薪饷,立功者有光明前程,牺牲者有死后哀荣,三管齐下,使湘军的训练、战斗积极性非常高,湖南各地农民投军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真可谓“前仆后继”、源源不断。
别具特色的湘军就是这样练成的。它取经于成法(戚继光等人的经验)、脱胎于旧制,又能在实战经验的积累中不断发展革新,以适应战场需要。同时,它也有许多创举,比如独特的营制、行粮与月饷合并的饷章、定期进行集体政治教育(“训”)的制度等。为了避免绿营兵祸害百姓的恶劣影响,湘军中编制了为数众多的“长夫”,这是一个近似后勤保障部队的兵种,从而避免了骚扰百姓,提高了供给效率。这支部队从创建初期就注重把一些规定如营制、营规、饷章等问题规范化,用法规和章程的形式固定下来,所以后来湘军虽然分散作战,但都能保持曾国藩首创的基本制度和湘军队伍的特色。
而湘军的另外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的统帅曾国藩长期处在“客寄虚悬”的尴尬地位。究其本质,就在于湘军是一支“体制外的军队”。这支出乎统治者意外而发展起来的军队,既以它在战场上的不断胜利给统治者带来了惊喜,又因它的日益壮大而成为统治者手中的“鸡肋”。在体制以外办事,始终难免各种麻烦,而曾国藩却能在数载风浪颠簸中始终不离湘军实际统帅的位置,因为他抓住了湘军将领的心,虽然他本身地位尴尬,虽然许多将领已经在远离他的地方作战,虽然他们当中有的已经提升到比曾国藩还高的职位—曾国藩的驭将之道,确实值得研究。

“唯涤公马首是瞻”
许多学者都指出,曾国藩一手创建的湘军,在实际上成了近代军阀的源头。他在国家正规军之外独树一帜,对上有很大的自主权,特别是在人事安排和后勤供应上,中央政权也不得不下放一部分权力,这在大清入主中原以来的二百年间是从未有过的;对下有很大的领导权威,以书生带兵和官兵互择组织起来的湘军,各个将领对曾国藩始终非常尊重,即使他暂时离开了湘军,也仍然在心目中把他视为真正的统帅。清政府满汉分离、兵将分离的防范政策在实际上开始趋于失效,外重内轻的局面渐次形成,后来的湘消淮代、北洋军阀形成,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12年清政府倒台的直接原因,也是北洋官兵的哗变和北洋军阀头目袁世凯的逼宫。如此说来,曾国藩岂不成了清王朝覆亡的历史罪人?他以撑持危局、中兴王室为己任,难道竟埋下了大清垮台的祸因?
历史上的曾国藩,既未长期真正拥兵,更未向朝廷挟军威以自重,对来自北京的命令也十分服从,军中一切大事小事都忘不了请示汇报;皇帝在谕旨中也经常申斥和敲打他一番,曾国藩不但口头上很少还嘴,而且还表现得诚惶诚恐。在战略决策中,即使他认为朝廷是瞎指挥,不符合前线实际情况,也要不厌其烦地向皇帝陈述自己的建议,或者在落实的过程中打一点折扣,既实现自己的决策,看起来又不违背朝廷的意图。这比起那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骄兵悍将来,显然远远不够军阀做派。
现代军阀的一个特点是兵为将有、将不离兵,有自己固定的地盘和从不撒手的军队,所以才会出现带着整师的军队进京赴任的咄咄怪事。这样,则既有叫板的实力,又有对抗的行动,中央政府往往也无可奈何,比如阎锡山在山西修窄铁路,坚决不跟中央“并轨”。曾国藩则没有做、也做不到这些。军阀作风还体现为军政自主,特别是对人事、财政,有“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的权力,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扶植自己的势力。民国时期,坊间盛传各地军阀任人唯籍(按籍贯培植嫡系)一说:何键在湖南是“非醴勿听,非醴勿用”(何是湖南醴陵人),阎锡山是“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是山西五台人),“东北王”张作霖则被称为“妈拉巴子是路条,后脑勺子是护照”(这两条是张的家乡辽宁海城人的特征)。曾国藩在个人事业的鼎盛时期虽然任过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却并没有享受到这样大的自主权力。美国学者芮玛丽指出,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与“李鸿章终其身的那个时代”一样,“更像是太平军以前钦差大臣奉命来回奔波的时代,而不像是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时代”①。
黄仁宇曾这样定义军阀体制:“军队的向心力不在国法与纪律,而在忠义的成分,亦即是私人关系与私人道德。军队的维持又靠地方上鸦片的贩卖与内陆的物品转口税,也伏下了‘地盘’的观念。这两种成分加起来就是军阀体制。”
曾国藩的性格特点和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一代军阀。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整个湘军体系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后世一提到湘军,都以他为实际统帅;同时代的人,也视他为湘军领袖;湘军中的将领,更是对他敬佩有加、生死相随,“唯涤公马首是瞻”。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因父丧回籍守制,福兴奉旨赴江西会办军务,但“福兴至瑞州视师,诸将泛以客帅待遇之。福兴还南昌,因上奏请征兵,破言勇丁不可用。……始创义师由国藩,军将视为转移。福兴等征调,置不訾省。得国藩一纸,千里赴急。”①朝廷派来的军务会办大臣都调动不灵,而得到曾国藩的一张纸条可以“千里赴急”,“唯涤公马首是瞻”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了。
曾国藩这次在籍守制期间,湘军的二号人物胡林翼坐镇湖北,统筹全局,使湘军的东征取得了重大胜利,并一举攻克江西重镇九江。胡林翼还大力举荐和任用湘军大将李续宾、鲍超等,其声望地位之隆,俨然有取代曾国藩之势。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备受胡林翼赏识的李续宾,专门给胡写了一封信,公开提出请胡向朝廷说情,让曾国藩复出。他说,环顾国内大局,惟湘军是赖,而要实现克复南京、平定东南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请曾国藩再度出山,由“涤帅”主持前方战事,由“胡公”在后方支撑大局;现在大家都在想念“涤帅”,有的人还说出一些不利胡大人的话。
当时的曾国藩身处难中,李续宾等将领却并不抛弃他,反而积极主动地替他奔走,为他的复出而努力。患难之处见真情,落魄之时见真心,曾国藩对湘军的控制力以及诸将对他的感情,显然不是一般的“乱世枭雄”可比的。
湘军高级将领多为书生起家,如人们常说的“悍将”李续宾其实是罗泽南的得意门生,是一员典型的儒将,水师将领彭玉麟则能诗善画。文人之病,在于“相轻”,曾国藩能赢得他们的真心倾服,自然不是只靠严格的上下级控制关系。曾国藩在湘军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彭玉麟等人对他的感情,是在长期交往中逐渐培养出来的。
在湘军早期,堪为统帅者主要有江忠源、吴文镕以及曾国藩。江忠源虽然发迹较晚,但在官场上素有“知兵”的名声,蓑衣渡一战又使他一举成名,从而成为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在两三年间便升至安徽巡抚的高位。曾国藩在衡州练兵时,打出的旗号便是为江忠源补充兵源。可惜江氏“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到巡抚任上仅满3个月,就于1854年1月兵败自杀,验证了曾国藩早年对他所做的“当以节烈死”的预言。吴文镕是曾国藩的座师,在曾国藩初练湘军时他任湖广总督,是湘军的有力靠山,却于1854年2月战死于湖北黄州,这正是曾国藩率湘军水陆部队从衡州启程北上的时候。江、吴死难,不仅使曾国藩所率的湘勇成为两湖地区的主力部队,也使曾国藩成为湘军体系无可争议的头号人物。早在回籍守孝之前,曾国藩就在六部中的五个部任过侍郎,是和巡抚一样的二品大员,现在又是皇帝钦命的团练大臣,论资历,论声望,湘军之主都非他莫属。罗泽南、王虽然是湘勇的始作俑者,但其地位低、资历浅,显然难负重任。
1854年2月,当曾国藩坐在统帅座船上,率领17000余名湘军将士踌躇满志水陆并进迤逦北上的时候,他的职位其实是有点尴尬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非官非绅”。他有“前侍郎”和“现任团练大臣”的空衔,手中却没有实际的权力;他可以为手下的将领向朝廷请功请赏(他有向皇帝“专折奏事”的权力),但经常受到地方官员的掣肘,难以施展手脚。湘军是“体制外的军队”,像没娘疼的孩子,朝廷希望他们多打胜仗,又不愿意有所付出,在发饷等问题上寄希望于他们自己解决。这样,曾国藩实际上成了湘军官兵既得利益的保护者和将得利益的争取者。他利用“官绅之间”的特殊地位,积极筹捐办厘,保证了湘勇每月都能领到白花花的饷银;他利用“专折奏事”的权力,每次战后都向朝廷列出一份长长的立功者名单和奖励请求,使那些在与太平军作战中不怕死伤、奋勇向前的官兵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后来,不少湘军将领的官职都赶上了曾国藩,朝中也熟知他们的名字和战功,慈禧接见曾国藩时还向他问起鲍超等将领的情况。这样的统帅,哪个部下不愿意跟着呢?
前面说过,曾国藩读儒家之书,讲义理之学,却并不迂腐,往往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人性的特点。对于湘勇,他主张厚给薪饷,以激励斗志、吸引兵源;对于将领,除了付给高额的薪水,还遇功施奖,及时保举,从不吝惜钱财名器,“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①。对于牺牲的将领,一方面向朝廷请求封谥,厚待家属;一方面让他们入昭忠祠,并亲自为他们书写评价很高的碑文传记等,如《江忠烈公神道碑》、《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李忠武公神道碑铭》、《李勇毅公神道碑铭》等②。撰写挽联本是曾国藩的强项,《曾国藩全集》的《诗文》卷中收录了很多他为将领写的挽联,都能写出本人的生平特点,极尽褒奖之词。如《挽江忠烈公忠源》:

百战守三城,章贡尤应千世祀;
两年跻八座,江天忽报大星沉。

上联说江忠源的“武功”,下联叙述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由一个不知名的知县而升任地方大员的事迹。再如《挽李勇毅公续宜》:

我悲难弟,公哭难兄,旧事说三河,真成万古伤情地;
身病在家,心忧在国,弥留当十月,正是两淮平寇时。

把对李续宜的挽词与对其兄李续宾联系起来,措词得当而情真意切,难怪人称曾国藩为此中高手。
曾国藩对部下既爱护,又不遗余力地提携简拔,不过能得到他的赏识和信用的也都不是泛泛之辈。对那些入不了他法眼的平庸之辈,他从不会轻易任用和无原则地滥施保举。作为军中统帅,他爱惜将才,对于将才的标准,也有严格的界定。曾国藩认为将才必须具备四条标准:“才堪治民”,“不怕死”,“不急急名利”,“耐受辛苦”。又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①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曾国藩自称为觅得良将,“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病中无须臾或忘诸怀”②。一旦遇到可心之材,他又成为善于发现、使用和培育良将的高手。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认为,曾氏最成功之处在于育人用人之道:

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佚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特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之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尝闻曾国藩目送江忠源曰:“此人必名立天下,然当以节烈称。”后乃专疏保荐,以应求贤之诏。胡林翼以臬司统兵,隶曾国藩部下,即奏称其才胜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国藩经营军事,亦赖其助。其在籍办团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内而幕僚,外而台局,均极一时之选。其余部下将士,或立功既久而浸至大显,或以血战成名,临敌死馁者,尤未易以悉数。最后遣刘松山一军入关,经曾国藩拔之列将之中,谓可独当一面,卒能扬威秦陇功勋卓然。曾国藩又谓,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历练而成。故其取人,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励,量才录用。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画。别后则驰书告诫,有师弟督课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与自好之徒,悉乐为之用。①

后世好事者每每称曾国藩懂相人之术,故能慧眼识才。《清史稿》中也说他“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一见辄品目其才,悉当”②。相术本不足信,清史所记更是溢美之词,曾国藩有知人之名,来源于他对人对事的敏锐观察,所以能见微知著,预判优劣。据记载,曾国藩在军营之中,“未明即起,黎明出巡营垒,阅操练。日中清厘文卷,接见宾僚,以其余时披览书史,不使身心有顷刻之暇逸”,“前后数十年,治军治官,虽当困苦危险之际,以至功成名遂之时,不改其度焉。”③在繁忙的公事之余,曾国藩还抽出时间与部下书信联络,交流思想;在军事指挥和处世态度上指导他们。勤于公事,敏于阅人,率先垂范,始终如一,曾国藩对部下的了解和部下对他的敬重,就是在这日常的一点一滴中积累起来的。因此,湘军中的后起之秀、刘松山的侄子刘锦棠为曾国藩写的挽联就是:

五百年名世挺生,立德立功立言,钟鼎旗常铭不朽;
数十载阖门衔感,教忠教义教战,江淮河汉泪同深。④

湘军营中的将领可分为几种类型。一种是满人(旗人)将领,如塔齐布、多隆阿。塔齐布是满族旗人,原为绿营参将,因支持曾国藩在长沙练兵而被保荐,后来与罗泽南同为湘军中得力大将。曾国藩同塔齐布的关系非常密切,遇到联名上奏、举功请赏等事情也都让塔齐布的名字排在他前面,其实是一种打消清政府疑忌的伎俩。不过塔、多二将也算旗人中的佼佼者,领兵作战很有一套,特别是塔齐布一直感激曾国藩的提拔和信任,两人的合作非常愉快。他在江西战死后,曾国藩评价他“大勇却慈祥”、“至诚相许与”,并把他比做前朝名将郭子仪、曹彬①。一种是与曾国藩有渊源密切的师友、亲眷,如罗泽南、李续宾、曾国荃、曾国华等。一种是被曾国藩从中下层提拔起来的将领,如鲍超、杨载福、彭玉麟、刘松山等。
对于这些将领,在管理和交往中曾国藩有自己的原则,即宽严相宜,“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②因战功而奖赏、保举时,他毫不吝啬,也不太叫真;涉及到“礼”“义”等他所认为的原则性问题时,则毫不留情、从严处理。我们通观整个湘军发展史,可以看出曾国藩对部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时候居多,很少对他们施展霹雳手段。只有在对湘军早期创始人王的处置上,曾国藩表现出了前所未有、后亦罕见的严厉。
才高志大的王是罗泽南的高徒,也曾一度赢得曾国藩的欣赏。他评价王:“以极疲弱之卒当极骁之贼,而能尽力苦战,大获全胜,真可爱也。”③王早期平定湖南省内“叛乱”,咸丰四年(1854)至七年间在阻挡两广、江西太平军攻湘的作战中,也都有出色表现,并击退过石达开率领的精锐部队。王死后,他的部下被左宗棠收编,“老湘营”成为湘军战斗力极强的一支部队。他在建军初期已著成的《练勇刍言》一书,后来还被胡林翼用作在湖北训练部队的指导文件④。可见王的军事才能非同一般—不论是作战指挥还是军事理论。但是,曾国藩后来对他的评价却很低,如湘军第一次派勇出境,在江西遇挫准备扩军时,曾国藩认为王虽然“忠勇冠群,驭众严明”,但“局量狭隘,只堪裨将”①。这时距他称赞王“真可爱”仅仅过了两个多月,而二人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
湘军(湘勇)的初创者是王而不是罗泽南,更不是曾国藩②。曾国藩最初在长沙所练之兵,主力即是王所部。后来曾国藩出走衡阳,准备扩大招募范围,在营制等一系列问题与王产生了冲突。冲突的起因,《续湘军志》中记载:“三年冬,曾国藩议并湘营为十营,汰珍()军,大怨望。曾国藩与珍……不相能,至是不复问珍军事。珍亦不愿受曾国藩节度,乃独成一军,隶于湖南巡抚,是为老湘营之始。”③许多其他资料也都有类似的记载。二人矛盾初起后,书信往还,各持己见,争论到最后,曾国藩写了一封类似最后通牒的书信,其中写道:“特书与足下约,计必从鄙意而不可改者五条;不必从仆,只足下自为屈伸主张者三条;仆自密办而不遽以书告足下者二条,并具于左。”④其内容主要是裁汰勇丁,统一营制,将王所部3000人变为2000人,并划分成数营,而王只能统带其中一营,同时在军费、后勤等方面也做了一些限制。但王置之不理,并将所部投入湖南巡抚骆秉章门下,由此曾、王决裂,再没有真正走到一起。
曾国藩与王之争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有理论之争说,有意气之争说,有领导权之争说,等等。其实只要看一看湘军阵营当时的情势以及曾王二人的性格,就知道他们的决裂是不可避免的。前面说过,江忠源、吴文镕与曾国藩是当时最有希望成为湘军领导人的三个人,但当时江、吴均在外省任职,湖南省内就只有曾国藩适合统帅湘军。但曾国藩又不是湘军的创始人,最早拉起队伍和粗定营制的,是王以及他的老师罗泽南。曾国藩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湘军营制,老成持重的罗泽南不便反对,但才高气傲的王却不会同意,何况他所坚持的意见也有自己的道理。当时的曾国藩又是初试牛刀目无余子,自然不肯在建军之初便屈从于一个年轻的小字辈,如果一开始就军令政令不统一、统帅权威不树立,以后如何治军、如何作战?曾国藩所处的情势决定了他不能退让,王桀骜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肯屈从,于是两人只有分道扬镳。王闿运总结二人分手的原因说:“国藩初本倚珍为大将……而珍颇易兵,度其才气,终不能为下,乃听珍别将。”①“度其才气,终不能为下”九个字,道破了曾王矛盾在性格和情势上的必然性。
王走了,一支真正体现曾国藩思想和意志的全新的湘军产生了。湘军来了,太平军起义以来最为惨烈的战斗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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