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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太平军的劲敌

屡败屡战
有人戏言:要成功,就要有朋友;要取得巨大成功,就需要有敌人。
戏言道出了真理。朋友的帮扶固然有助于取得成功,而来自敌人(或竞争对手)的生存压力则可以激发出一个人的全部斗志和潜能,进而促成巨大的成功。从这个角度说,苏东坡的那句名言不妨改动一下:古来之成大事者,不惟有多方相助之友,亦必有泰山压顶之敌。
曾国藩就是这样。在1852年以前,他不可谓不成功,28岁就中进士、点翰林,在穆彰阿、唐鉴等师友的指点扶助下,10多年间先后从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时年仅40来岁,在仕途上可谓青云直上了。当时官场人物所称羡的“无灾无害到公卿,不谥文忠,便谥文恭”的美好前景,对于他而言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吹响了覆灭清王朝的号角,也改变了曾国藩的命运。从奉命担任团练大臣,到率领湘军北进东征,直到1864年攻破天京,在整整12年的时间里曾国藩都在与太平天国作着拼尽全力的搏斗。天国覆亡,曾国藩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公卿旧部,遍于天下,被奉为中兴大清的第一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古今完人”。曾国藩因太平天国而起事,也因太平天国而成功,“这个敌人”成全了他。不过“这个敌人”也太强大、太与众不同了,曾国藩的成功也因此来得太艰难。
有一个传闻,说曾国藩率湘军对太平军作战屡次失利,在向朝廷写奏折汇报时颇费心思,一群秘书绞尽脑汁也想不好如何措词,而曾国藩只改动了两个字就解决了这个难题:把奏折中的“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两字的顺序之别,意味便判然不同,前者论理该罚,后者论情该奖。曾国藩用文字游戏糊弄中央,在北京的统治者当然不会不明白就里,然而只要曾国藩还在用心地“剿匪”、还在忠诚地向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这也就够了。何况玩弄文字游戏也是满族统治者自己的拿手戏,1860年咸丰皇帝北逃承德被说成是“谒陵”,1900年慈禧带着光绪西逃西安被说成是“巡狩”。相比之下曾国藩的舞文弄字只能算是小把戏了—何况这个传闻本身就不可信。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确是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实情。太平军虽然没有正规化的训练,也没有西方列强那样的“坚船利炮”,但这些昨天还在耕田砍柴、挖煤撑船的劳动者们,一旦被一种模糊而令人向往的宗教信仰武装起来,被建设人间“小天堂”的目标调动起来,被从书本上学来的古老的办法组织起来,就突然有了巨大的势不可当的冲击力量。他们拿着简陋的兵器,用着陈旧的战术,甚至用笨拙的办法,一次次打败了清政府派来的正规军,以惊人的推进速度占领了南京,并建起了与北京的朝廷分庭抗礼的天国政权。他们又善于在战斗中积累经验,善于用火攻和水战的优势打败敌人,善于利用先进的武器装备①。他们的军事领导人,虽然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但是一经战阵便展现了惊人的军事天赋,杨秀清、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都可以跻身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军事家之列,即便是火攻、诈降、围魏救赵等古老的战法和计谋,都能被他们灵活地用来消灭敌人。
面对着这样的对手,曾国藩不能不“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晚年曾总结自己一生中处境最为困难的三个时期,一是刚出征时的靖港之败,一是兵败湖口与坐困江西时期,一是祁门大营遇困前后。而这三个时期又是湘军“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典型代表时期。
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率湘军水陆师自衡阳启程,到湘潭集结,准备正式与太平军作战。出征之际,曾国藩发表了著名的《讨粤匪檄》,表示了“卧薪尝胆,殄此逆凶”的决心,以“大兵一压,玉石俱焚”①之势向进攻湖南的太平军示威。此时的太平军西征军,刚刚在一个月前攻占庐州,逼得江忠源兵败自杀,又在湖北战场取得胜利,遂南下进攻湖南。曾国藩从衡阳启程的第3天,太平军就攻下了重镇岳阳,又于3月上旬相继占领湘阴、靖港、宁乡等地,前锋距长沙仅50多里路程,并在林绍璋部援军到来后对长沙形成了包围的态势。曾国藩大军一到,就与太平军在湘潭、岳阳一带展开了拉锯作战。湘军将领在讨论后决定,先集中主力攻湘潭,以打破包围、收复湖南。曾国藩又在主力部队出发后,率领剩余人马进攻近处的靖港,试图以多胜少,驱除眼前威胁,体会一下亲临战阵大获全胜的快意。
曾国藩所部湘军计有水师5营,陆师8000人,大小战船40余只,在实力上占了优势。但湘军缺少实战经验,曾国藩也是第一次临阵指挥,反而被太平军以少胜多,打得大败。战斗一开始,太平军就从岸上用炮火猛烈轰击,又出动200余只小船,对湘军行动不便的大战船发起攻击,将这些战船或者击毁或者俘获,水勇纷纷上岸逃命,陆勇见状也纷纷溃退。曾国藩仗剑督战,立于一令旗之下,旗上书“过此旗者斩”几个大字,但勇丁们“皆绕从旗旁过”②。眼见大势已去,曾国藩羞愧无地,跳水自杀,被其随从章寿麟救起。
这是曾国藩出兵以来的第一次大败仗,虽然战斗规模不大,损失也不是很惨重,但他却很难接受。他痛恨绿营兵的“见敌即溃”、“败不相救”,这种现象却在他的军队中上演了。他身为统帅,初阵即败,又何以向朝廷交代、何以面对长沙城中的大小官员?这段时间省城的一些官员们也确实大为解气,他们忌恨曾国藩平时的越职侵权行为,眼见湘军之败,纷纷要求上报朝廷解散湘军。就在曾国藩内外交困、一筹莫展、写下遗折准备自杀之际①,湘潭方面胜利的捷报传来:塔齐布、彭玉麟、杨载福等大败太平军,其水军船只被毁,被迫撤退。湘潭大胜总算冲散靖港失败的阴影,挽回了湘军的体面,曾国藩也因此不再自杀,打起精神来迎接新的战斗。
湘潭的胜利也改变了统治者对湘军的看法,曾国藩捷报传到京师后,大臣们并不相信,“或指为妄”;咸丰皇帝专门召来湘潭籍翰林编修袁联芳询问,袁据实陈述了“湘军所以破贼状”,咸丰“大悦”,而“曾公之志以明”。②后来李秀成在自述中也认为太平军攻打湘潭失败是“天国十误”之一:“误不应发林绍璋去湘潭,此时林绍璋在湘潭全军败尽。”③
经历了靖港失败后的曾国藩,似乎运气有了好转。他率领湘军在岳阳地区与太平军作战,虽于7月9日败于城陵矶,但很快反败为胜,并攻入湖北,10月占领武汉,声名大噪,12月攻占重镇田家镇,次年1月,东征大军已经杀到九江城下。
战事是如此的顺利,湘军是如此的锐不可当,踌躇满志的曾国藩似乎已经看到了沿江东下、直取天京的胜利曙光。他没有想到的是,物极必反,骄者必败,在江西他遇到了太平军最优秀的统帅之一石达开,也迎来了一次更为悲惨的失败和一段更为困厄的时期。而此时距离他所盼望的最后胜利,还有10年光景。
太平军对九江、湖口之战作了认真的准备,翼王石达开亲自指挥,并将指挥部由安庆移至湖口。石达开在组织加强九江、湖口两城防御工事的同时,为弥补两城相距六七十里、中间被鄱阳湖入江水道隔开的缺陷,在湖口对面西岸梅家洲兴筑木城两座,由天国名将罗大纲防守,并加强了驻守兵力。这样就使三地联为一体,形成了可以相互支援的防御体系。同时,在与湘军水师作战中吃了大亏的太平军也开始大治水师,水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在战术指挥上,石达开等既注意加强内线防御,又不时以灵活的方式进行主动出击,并积极寻求和捕捉战机,以求抓住湘军的弱点取得战略性突破。曾国藩对于太平军的这些变化并没有很快意识到,湘军上下也都以为江西的作战会像在湖北那样顺利,“破竹势成,无难立堕”①。进攻甫一受挫,曾国藩又采取了不适当的分兵措施,留塔齐布继续攻九江城,抽调罗泽南、胡林翼军移攻梅家洲;水师则策应两处,并相机进入鄱阳湖追击太平军。1月29日,湘军水师中性能灵活的长龙、三板120余艘入湖追击时,被太平军封锁湖口,堵在湖内,湘军水师由此被分割为外江、内湖两支,外江水师多为不甚灵活的大船,受到太平军水师攻击后纷纷西撤至九江。与此同时,太平军对梅家洲的罗泽南、胡林翼大举反攻,迫其退回九江,并派军北渡抢占了小池口。在江面上,2月11日再次进攻外江水师,并围攻曾国藩的座船,曾国藩在慌乱之中被卫兵救上小船,仓皇逃奔岸上,投奔罗泽南的大营。座船成了太平军的战利品,湘军的文卷册籍,以及粮台的银两,全都落入太平军手中。曾国藩在罗泽南营中神思恍惚,羞愧无比,准备效法春秋时晋国元帅先轸,策马赴敌以求死,被罗泽南、刘蓉等人劝住。
太平军并没有给湘军喘息的机会。就在曾国藩收缩部署,集中力量进攻九江的时候,石达开已经在湖口之战的同时派出秦日纲、陈玉成、韦俊等人,趁清军后方空虚之机,由安徽宿松、太湖一带反攻入鄂,连克黄梅、广济、黄州,并于4月3日再次占领武昌,重新控制了湖北大片地区。太平天国的西征反攻达到了鼎盛局面,而湘军第一次大规模东征所取得的成果却丧失殆尽。
此时的曾国藩,既不能攻下九江,又不愿回援武汉,只能坐困于江西。采取了几次军事行动,又都不能打开局面。8月30日,塔齐布病死于九江城下,不久罗泽南又率5000陆师精锐西援武汉,曾国藩在江西的形势就更加困难。罗泽南率军西行时,刘蓉对曾国藩说:“公所以赖以转战者,塔、罗两君。今塔公亡,诸将可恃独罗公,又资之远行,脱有缓急,谁堪使者?”曾国藩说:“吾固知其然,然计东南大局宜如此。今俱困江西无益,此军幸克武昌,天下大势犹可为,吾虽困犹荣也。”在送别罗泽南时,刘蓉又对罗说:“江西三面距贼,此军去,必不能支,计将安出?”在一旁的郭嵩焘说:“曾公意求有益于天下大局,其视此身如鸿毛,不自今日始也。”罗泽南则说了一句无关痛痒的话:“天苟未忘本朝,此老必不死。”①一个“死”字出口,可以想见当时处境之艰难。此时曾国藩的心情应该是非常复杂的,罗泽南的西行是主动要求的,他已经看出大家坐困江西毫无打开局面的希望,便要求以援助胡林翼的名义率军西征。曾国藩虽然也知道罗泽南的心思,但江西大局如此,也没有好的办法。王定安敏锐地指出,曾国藩“内心深处,亦抱怨罗之他去”②。
塔死罗走,屡受挫败,坐困江西,曾国藩与他的湘军似乎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诉说当时的情形是:“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③直到1857年3月,曾国藩因父亲病故,离开江西军营回籍奔丧,才算离开了江西这个是非之地,喘了一口粗气。而到次年的5月李续宾攻克九江,湘军才走出了底谷。
1858年7月1日,曾国藩再度出山,相继迎来了事业中最为辉煌的时期。1860年6月10日,咸丰皇帝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满足了他多年的愿望。8月10日,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办理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各军均归节制。在此前后,曾国荃等部湘军围攻安庆,负责打援的多隆阿、李续宜等部湘军也分别到达指定位置,湘军在对太平军的战事中逐渐取得了主动。然而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曾国藩又一次陷入了困局之中。
1860年7月28日,曾国藩留曾国荃等继续围困安庆,自己率湘军万余人渡长江入皖南,进驻祁门。9月下旬,太平天国发动了以救援安庆为目的的第二次西征,所采用的策略仍然是“围魏救赵”:由陈玉成部在长江以北西进,李秀成等部在长江以南西进,两军并进,直指武汉,以迫使湘军从安庆地区撤军回救。9、10月间,南路部队杨辅清、李世贤部相继占领宁国府、徽州府城。11月,忠王李秀成的主力部队由江苏进入皖南,兵锋直指祁门地区,大劫难的阴影笼罩在祁门大营上空。
曾国藩集结在祁门附近的部队,有鲍超一军6000人,朱品隆和唐义训部2000人,杨镇魁部1000人,以及从湖南调来的张运兰部4000人,共计13000余人,兵力远少于在皖南的太平军。而此时在他身边的仅有3000人,因此祁门大营中的人们免不了一夕三惊。果然,很快就传来了消息:李秀成的部队攻占羊栈岭,攻克了距离祁门只有80里的黟县,只要一天路程就能打到祁门。曾国藩的幕僚们已经开始收拾行李,随时准备逃跑;曾国藩也写好了遗嘱,但他还是故作镇定,对大家宣布,凡有想离开祁门的,他负责发给路费,等危险过去了可以再回来。人心惶惶之际,接到曾国藩命令的鲍超与张运兰部赶来了,在黟县与李秀成部大战并将太平军击败,李秀成撤兵南下,进入浙江。
12月,新的危机又降临了。太平军大将黄文金部2万多人攻破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与皖北安庆等地的联系,李世贤和刘官芳两部又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对祁门大营发动了进攻。曾国藩在家书中用“奇险万状,风波迭起”形容这段时间的凶险。幸而有鲍超带着他的“霆军”拼死救援,才又一次度过了危机。1860年4月,曾国藩主动出击,组织湘军对徽州城发动攻击,反被太平军劫营,22营中竟有8营完全溃散,全军败退祁门。如果太平军追踪而至,祁门大营势难保全,绝望中的曾国藩开始准备后事,并给两个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写下了遗嘱,总结了自己一生的经验教训,要求两个儿子“切不可涉历兵间”。不过预想中的凶险并没有降临,这一次救了曾国藩的人是左宗棠。当时左宗棠率所部楚军在赣北一带转战,为了解救祁门之危,他率部向李世贤的侧后猛击,4月22日两军大战于乐平城外,楚军力战获胜,进占德兴等地,使祁门大营转危为安。
曾国藩在祁门驻扎了10个月,其间凶险万状,屡屡败绩;但他坚守不退,牵制了太平军大量兵力,保证了皖北安庆战场的胜利。1860年9月4日,湘军攻入安庆城,胜利的砝码又一次加在了曾国藩一边,战场态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湘军的方向发展。
曾国藩死后,江苏巡抚何璟在上奏中,用大量篇幅描述了曾国藩几次战败和危机的情况:

方其初败于岳州,再挫于九江,兵几不振,穷且益坚。迨江西困厄之时,事势非顺,动多触忤。一钱一粟,非苦心经营则不能得;一弁一勇,非苦口训诫则不能战。于困苦难堪之中,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削平逋寇。上慰先帝在天之灵,辅佐圣世中兴之业。……逮咸丰十年,初膺江督,进驻祁门,正值苏常新陷,浙省再沦,皖南皖北十室九空,人烟稀少。军饷则半菽难求,转运则一夫难雇。自金陵以至徽州八百余里,无处无贼,无日无战。徽州之方陷也,休、祁大震,江、楚皆惊。或劝移营江西省城以保饷源,或劝移江干州县以通粮路,而仍不出江督辖境。曾国藩曰:“吾初次进兵,遇险即退,后事何可言?吾去此一步,无死所也。”群贼既至,昼夜环攻,飞炮雨集。曾国藩手书遗嘱,帐悬佩刀,犹复从容布置,不改常度。死守兼旬,直待鲍超率霆军自山外来,始得以一战驱贼出岭。以十余载稽诛之狂寇,曾国藩授钺四年,次第荡平,皆以祁门初基不怯,有以寒贼胆而壮士气也。①

曾国藩不是常胜将军,湘军也不是所向无敌的常胜之师,在与太平军的对垒中,他们打了许多败仗,有时甚至是惨败。但正是这支临时武装和训练出来的勇营力量,这支打了许多败仗的杂牌军,最终战胜了强大的太平军,扑灭了太平天国起义。湘军为什么能战胜太平军?有人提出“文化战胜说”,这是从本质上探讨原因。如果从最直接的因素考察,应该看到战场上的胜利还是靠临阵决死来取得、靠刺刀见红来说话。鲍超一介武夫,不懂文化、道德、名教,却被公认为湘军中最能打仗的将领。曾国藩能成为最后的胜者,在于他一贯推崇的“挺”字经。狭路相逢,英勇者胜;逆境困顿,坚忍者成。罗泽南在临终时说过一句话:“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这也是曾国藩的作风。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这样写道:人并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毁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曾国藩屡战屡败而屡败屡战,正是这种“打不败”精神的体现。湘军特殊的组织体制和编练特色,使它对勇丁具有控制力、对乡民具有吸引力,从而使它在被击败后而不溃散,溃散后也能迅速地重新组织起反击的力量。相反地,在太平天国一方,特别是到了它的后期,很难再在战场上看到这种坚忍和顽强的力量。它的将领们更习惯于“围魏救赵”、“攻其必救”,总企图乘虚而入、轻松获胜,遇到小的挫折就脱离战场或绕城而走。陈玉成、李秀成可以率领数万大军进行并无攻城夺地目标的千里跃进,却不能合力保住安庆这座战略性城池。这是战略眼光的缺失,也是意志力量的缺失。至于洪秀全晚年不肯听从李秀成的建议“让城别走”、再图发展,而是固守天京,当然不能看作是意志力量的回光返照,而只能理解为一个昏聩老人的倔强与顽固,是一种坐以待毙式的愚蠢罢了。
 
“以杀人为业”
战争必然伴随着流血。攻城则杀人盈城,野战则杀人遍野;杀敌一千,自残八百;古来白骨无人收,天阴雨湿声啾啾……所以老子以军礼为丧礼,孔子说“军旅之事,未之闻也”①。在曾国藩的生花妙笔下,却只用十个文采飞扬的字概括为:“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
李秀成回忆安庆城破后的惨状说:“安省被曾九帅之兵克复,合城饿死……全军俱没死于大江之中,此城尽没,未漏一人。”②曾国藩也承认此役“杀毙长发老贼二万余人,该逆情急,赴江内、湖内凫水遁窜,又经水师截杀,实无一人得脱”③。事后,指挥攻城的曾国荃因杀人过多而心怀不安,曾国藩便写了上面的十个字给他。但在曾国藩内心深处也是有些不安的,他在随后的另一封信中写道:“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④
曾国藩的“以杀人为业”并非始于军旅生涯。1852年他被任命为团练大臣时,其职责一是“练兵”,一是“搜匪”。在“搜匪”一事上他也非常用心,在公馆中设立了审案局,并把所练“大团”的部分兵力作为他弹压群众反抗的武装。为了得到湖南官绅的支持,他先后发出《与湖南各州县书》、《与湖南省城绅士书》、《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等,命令各州县官吏迅速从严“剿办土匪”,称“自粤匪滋事以来,各省莠民常怀不肖之心,狡焉思犯上而作乱,一次不惩,则胆大藐法,二次不惩,则聚众横行矣”;指出如果各县力量不够,尽可派人前来禀报,审案局立即发兵前往协助剿灭,“惟期迅速,去一匪,则一乡清净,剿一巢,则千家安眠”①。他主张采取治安联防的办法,要求长沙的地主士绅,“贼踪远去已在千里之外,而犹恐其分股回窜长沙重地”,所以必须严加预防,“查拿奸细”,“以本街之良民,查本街之土匪”;每一栅栏之中,择良民四五家专司其事,白天留心查访,晚上轮流看守,遇有形迹可疑者,则扭送至审案局查办。这样,“内奸既清,外寇自不得入”②。在要求湖南各州县普遍推行并村结寨、团练保甲经验的同时,曾国藩还以严刑峻法来打击“莠民”的反抗,对那些“素行不法者”、“造言惑众者”,由各团练处死也无不可;“其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如有“剧盗”成群,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则发兵“剿杀”无余③。
曾国藩的做法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他在一封奏折中报告:“湖南会匪名目甚多,近年有司掩饰弥缝,任其猖獗,非严刑峻法无以销遏其乱萌。……于长沙城中鱼塘口为行辕,设审案局,委候补知州刘建德等承审,拿获匪徒,立予严惩,用巡抚令旗即行正法,或即毙之杖下。……纯用重法以锄强暴,而残忍严酷之名,在所不辞也。”咸丰帝在这份奏折上批示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①
在长沙城里,曾公馆的审案局一时成了恐怖的代名词。凡遇到被指控为“盗”、“匪”的,重则立即枭首,轻则严刑拷打。有一次长沙城内捆绑了“匪类”准备解送善化县衙,也被曾国藩强行提到审案局,立即斩首。在这种氛围中,士绅们纷纷告密,捕人送官,动辄擅杀,受到曾国藩的大加鼓励。一时间不少湖南官吏纷纷效仿,如蓝山知县张嗣康在两年任期内,仅清乡就杀戮群众数百人,自称“秉性慈善”的宁远知县刘如玉,在三年之中“实共杀匪一千二百四十七名”②。不少地区的秘密会党宗教,遭到了严重破坏,骨干力量或者被杀,或者外逃,剩余的则藏匿不敢活动。长沙、宁乡一带,当太平军再度入境时,响应的力量微乎其微。曾国藩的“霹雳手段”收到了成效。
滥施刑罚、动辄杀头的办法也为曾国藩赢得了“曾剃头”的称号。曾国藩自己承认,对于所谓乱民,“闻信即提来”,“即时讯供,即时正法,无所期待迁延”;处置的方式是,“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敝处所为,止此三科”。前两科是死,后一科也是非死即残。曾国藩却认为这种手段还算不上威猛,1853年春天的3个月“仅戮五十人,于古之猛烈者,曾不足比数”③。据统计,到同年8月,前后杀戮已达200多人④。“曾剃头”的称号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当时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在湖南任职,专门给曾国藩写信,“劝以缓刑,公未之从也”①。
曾国藩坚持自己“治乱世,用威典”的办法,认为即使“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②。客观说来,他的这些措施确实成功地扑灭了太平军过境湖南时所掀起的革命热潮,为湘军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基地。
中国历来有珍视生命、反对杀戮的思想传统,主张推行仁义、兼爱及人,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则强调天下“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③;同时又有“杀人安人,杀之可也”的说法。曾国藩能够滥施杀伐而心安理得,就是“杀人安人”思想在起作用;他认为这种“霹雳手段”包含了“止暴”之意,所以他自称为“以菩萨心肠”行事。在北京期间每日读书写字修身养性的曾国藩,可能连一条狗也不敢杀;而到了审案局却能一季度杀50多人犹嫌不足,后来到了万马千军中,这个数字更是以“万”计算了。
铁血手腕的斯大林说,杀一个人是犯罪,杀100万人则只是一个统计—人们对太大的数字常常麻木。战场上的狙击手被认为是最冷的杀手,有的狙击手在生活中连见到鲜血都眼晕,却能在战斗中射杀几十上百的敌人,因为在远距离上他们看不到死者的鲜血和痛苦—人们对间接的伤害常常麻木。国外一位著名的女航天员在陪小女儿玩过山车时吓得大呼小叫,却可以异常镇定地巡游于太空,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人们对职业的危险常常麻木。同样的道理,作为湘军主帅的曾国藩,可以在奏折中绘声绘色地汇报杀人如麻的战绩,可以在营帐中下达痛剿“长毛”的命令,可以在危险万状的大营里写遗嘱、安排后事,这并不代表着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凶残、嗜杀的人—虽然在事实上他间接地杀害了许多无辜和有辜的生命,也间接地伤害了为数更多的死者的亲人。
安庆争夺战是湘军与太平军最为惨烈的战事之一,只要看一看这场战事,就会知道曾国荃为什么会产生“杀戮过多,到阴间怕遭报应”的担心,也就会知道曾国藩为什么会说自己是“以杀人为业”了。
安庆是当时安徽省城,也是战略重镇,太平天国中后期在西部战场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城市而展开行动,曾国藩和湘军为夺取安庆也付出了最大的力量。从1859年11月开始执行安庆会战计划,到1860年6月完成对安庆的合围,再到1861年9月夺取安庆,历时达两年之久。曾国藩冒着极大危险驻军皖南祁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牵制太平军、保证皖北安庆战场的胜利。他曾对曾国荃说,安庆之得失,是关系曾家气运的关键,也是关系大清王朝安危的关键,无论遇到什么险恶情况,都要设法坚守至少五天的时间,因为在五天之内他一定会调集精兵前来救援。当时在这个战场上,集中了曾国荃、鲍超、多隆阿、李续宜、成大吉等几乎全部的湘军精锐之师,李秀成、陈玉成多次调兵增援,都被湘军的打援部队所败。由于太平天国在决策上的犹豫不定和“添柴”式的增援方式,以及各支战略部队缺乏有效的配合,终于导致在安庆战场上逐渐失去了优势。
湘军主攻安庆的将领是曾国荃,当时他已有善战之名,由于他擅长围壕困城,又坚忍顽强,被军中称为“曾铁桶”,比喻他围城就像铁桶一样风雨不透。参与围城的鲍超是湘军中头号猛将,在安庆城外的赤岗岭一战中,太平军将士3000余人壮烈牺牲,守将刘琳率800勇士坚守最后一垒无望后下令突围,又遭湘军水师攻击,无一生存,刘琳被湘军水师俘获后,惨遭杨载福肢解而死。刘琳是曾国藩极为佩服的一个人,他曾致书曾国荃,称刘为“琳先生”和“琳翁”,说“敬其人,故称先生”,“爱其人,故称翁”。当他听说太平军万余人分别被鲍超和成大吉部消灭、刘琳被杀害的消息时,他和胡林翼都感到十分得意,称此战之功超过攻破太平军的一座坚城。
在会战的最后时刻,陈玉成、杨辅清率太平军主力部队又一次向湘军发动猛烈进攻,对安庆做直接的救援。安庆城外,枪炮声震耳欲聋,有战场目击者记载:

太平官兵手持束草,蜂拥而上,掷草填壕,顷刻塞满。湘军开炮轰击,每炮皆冲出一条血路,然太平军前进如故。前者仆倒,后者继进。湘军壕墙上所列各炮装填不及,便密排轮放。又调抬枪、鸟枪八百杆,连珠施放。太平军死伤极众,积尸如山,道路为之截断,于是将尸体拖走一层,继续攻壕。①

当时湘军的武器装备较太平军先进,火器及火药较多,据曾国荃所部统计,曾在一日一夜之内用去火药8.5万公斤、铅子25万公斤。
战斗最惨烈时,湘军一士兵向太平军投掷火药包,由于引火绳过长未能及时爆炸,反而被太平军战士拾起重新掷回湘军阵地,将壕内所积存的火药引爆,湘军士兵溃退十余丈,太平军的七八名勇士迅速越过壕沟勇猛冲锋。曾国荃亲自赶来督阵,才挡住了太平军的攻势。
安庆城被围日久,城内粮草用尽,陈玉成曾用小船偷偷向城中运送粮食,城池被合围以后又靠一些外国商人偷运粮食入城以接济守军,也常常是每人每顿只能喝上一碗粥。曾国藩听说后,下令凡发现有外国商人的粮运船只,都以高价收购。这样城中便断了粮。湘军攻入城内时,守城太平军已经数日没进水米,很多人饿晕在地,眼看着湘军攻入城中却无力反抗。
1861年9月4日夜,湘军成功地用地道爆破炸开了安庆的北门,安庆被攻陷了。冲入城内的湘军官兵,先是见男人就砍,见女人就强逼着跟自己走,太平军被杀者达1万余人,城中妇女被掳走者也多达1万多人,鲜血染红了城中的道路,哭喊声不绝于耳。随后入城湘军又开始了空前的大掠夺,城中店铺及百姓都遭了殃,值钱的东西被洗劫一空,不可取的则被毁坏无存,有的勇丁竟一人抢得金银700两,抢不到东西的士兵甚至挖掘坟墓开棺搜寻。
当事人记载:

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髫龄以上皆死。各伪眷属自尽者数十人,余妇女万余人均为兵掠出。房屋贼俱未毁,金银衣物之富不可胜计……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而尽,不可取者皆毁之。坏垣掘地,至剖棺以求财物。惟伪英王府备督帅行署,中尚存物十七,余皆悬磬矣。贼绝粮已久,通城惟伪目张朝爵私藏米五石余于屋顶,余处俱无颗粒。人肉价至五十文一两,割新死者肉亦四十文一两。城破入贼居,釜中皆煮手足,有碗盛嚼余人指,其惨至此。……
计是役前后阵诛降贼不计外,其夏间鲍军门攻破援贼刘玱琳,降者四千余,疑其内应,尽杀之。自四月至今,城外各贼营陆续来降亦皆戮死,又八千余人。前月援贼前队驱胁良民死于炮火者一万数千人,今城陷复杀贼及万,共死三万余人,军兴以来,荡涤未有如是之酷者矣。闻收城之日,五鼓攻陷,杀戮至辰巳。时城中昏昧,行路尚须用烛,至今阴惨之气犹凝结不散。尸腐秽臭,不可向迩。嗟乎!无边浩劫,谁实酿成?闻之非痛非悲,但觉胸中嘈杂难忍而已。①

在此之前,从曾国藩留下的文字记载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血腥味十足的文字和残忍的屠杀记录:江西兴国、大冶战后获俘虏134人,“一概剜目凌迟”;九江城外获俘虏12人,立即“凌迟枭示”,又生擒13人,“就地挖目凌迟”;武昌城外太平军新兵战败,“带回700余人,全数斩决”。而安庆城破后上演的这一幕,是建军以来杀人最残酷、破坏最严重的一次。身在一线的曾国荃耳闻目睹之下,深感如此杀人如麻有些过分。对于湘军抓获的一万余名太平军俘虏,他向部下表示自己不忍亲自动手杀害,而让部下代为处理。已经久历戎行的曾国藩则有些见怪不怪,他在信中谆谆告诫曾国荃:“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生,何必以多杀为悔?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复生,断无不力谋诛杀之理。既已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②“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③
“以杀人为业”,言之无虚!
 
太平天国成就了曾国藩和湘军
歌德说,他是时代的产儿,如果早生20年或晚生20年,他都将是另一种类型。常言道时势造英雄,其实英雄也好凡人也罢,都离不开他所生存的社会环境。三国时期善于相人的许子将曾预言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同样是这一个曹操,生逢太平治世或者乱离之世,就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英雄固然也造就着时势,以他们不同于平凡人的所作所为影响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这种影响力的大小与强弱,以及能否发挥其影响力,都要首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
曾国藩如果早生20年或者晚生20年将会是一种怎样的类型?这已经不容许也没有必要去假设了。历史将他推到了不早不晚的这样一个时代,使他的中晚年(也就是最有作为的时期)碰上了大清王朝最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时代,更重要的是—把他推到了与太平天国殊死斗争的前台。
毫无疑问,从咸丰二年(1852)墨出山,以一介书生练兵征战是曾国藩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是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了他,造就了湘军,不然他的人生真的会是“另一种类型”。
湘军是时代的产物,曾国藩是时势造就的英雄。团练虽然早就有,只有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才真正走上前台,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战略力量。曾国藩和湘军之前的团练武装,仅限于在各个地区清查户口、维系治安,不过是保甲制度在功能上的延伸,从来没有大规模招募和正规化训练的先例,更不用说独当一面、出省作战(哪怕是越出本府本县的防区)了。对付以前的农民起义甚至川楚白莲教起义,传统的团练可以有效地协助绿营兵作战,但对太平军则无能为力。曾国藩早就指出,传统的团练是对付“流寇”的,而太平军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流寇”,而是“窃号之贼”,它具有组织严密、作战勇敢的庞大军事力量;有牢固的固定的控制区域;有可以和北京中央政权相抗衡的天国政权,这些都是以前的“流寇”所不能相比的。在太平军面前,清政府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已经不堪使用也不敷使用,旗绿诸将畏敌如虎,或者望风而逃,或者临敌即溃。太平军从永安突围一路打到南京,都没有遇到像模像样的攻击,倒是江忠源率领为数不多的楚勇在蓑衣渡一战让天朝将士吃了一个大亏,并迫其改道而进。太平天国是一面镜子,它在照出清军的腐朽无能的同时,也照出了勇营的大有可为。凡有识之士,都可以看出只凭改造八旗和绿营已经不可能、也来不及扑灭太平天国点燃的熊熊烈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团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勇营武装,既有虎虎朝气,又有着许多经制兵所不具备的优势。特别是曾国藩一手训练出来的湘军,竟然抵挡住了风头正劲的太平军西征军,并一举杀出两湖,俨然形成了“踞上游之势”直下南京的局面。
如果说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以及它不同于以往农民起义的特点促成了湘军的产生,那么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对绿营主力部队的毁灭性打击,同样在客观上帮了曾国藩和湘军的大忙,使他们从战略助攻部队变成了战略主攻部队。
从金田起义开始,一直到江南江北大营第二次被打破,绿营始终是追击和围困太平军的主力,也是与太平军精锐交战的急先锋。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后,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一直集中了绿营最为精锐的部队。太平天国在北征、西征时,都不得不对两肋插上的这两把利剑有所忌惮。直到1860年,这股威胁才被彻底清除。这年春,天国的领袖们为了彻底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包围,组织了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役。洪秀全亲自召开了军事会议,与干王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等共同商定破敌之策。会后,李秀成依据干王制定的“围魏救赵”之计,千里奔袭杭州,攻敌必救,诱使江南大营分兵救援。清军果然中计,派兵往救杭州。不料李秀成已经星夜间道返回天京,与陈玉成等部太平军乘敌之虚发起猛烈进攻,一举攻破江南大营,使这把插在天京近边的利剑灰飞烟灭。清军主将和春自杀,张国梁落水丧生,江苏巡抚徐有壬自杀身亡,两江总督何桂清被革职拿问。一时间,数万绿营官兵或死或降,清政府寄予厚望的绿营主力一夜之间损失殆尽。
此前,湘军在长江中游取得一系列胜利后,虽然受到清廷的重用,但它作为“体制外的军队”,始终没有被清政府纳入最可依赖的范围。清政府的如意算盘是,由湘军在长江中游与太平军鏖战,而让绿营在南京地区集结,这样硬仗由湘军来打,胜利果实由绿营来摘取。不料,湘军虽然是“后娘的孩子”,中游的战事也几经曲折,但能打硬仗的湘军终于越打越强,逐渐占了优势;绿营虽然由国家大力供养和扶持,却是扶不起的阿斗、糊不上墙的烂泥,江南、江北大营两次被太平军击破,特别是这一次江南大营惨败,清政府已经很难迅速组织起有力的反攻力量,只能把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寄托在湘军身上。曾国藩和左宗棠、胡林翼等人也都敏锐地意识地到了这一点。左宗棠在湖南听说这一消息后,禁不住感叹:“天意其有转机乎!”身边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以讨贼,得此一彻底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这“后来者”自然当仁不让地是指湘军了。果然,朝廷很快发来了上谕,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全权负责长江中下游的“剿匪”战事。由此,曾国藩与湘军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前述只是太平天国对湘军“客观上的帮忙”,此外还有“主观上的帮忙”。
罗尔纲先生指出:湘军“之所以如此重要,不在于与太平天国的对抗,湘军陆军远非太平军对手,曾国藩自己也承认他的陆军‘全不能战’,太平天国的败亡,实洪秀全‘自惹而亡’。”①的确,太平天国一次又一次地由于它本身的失策、失和、失误、失政而为曾国藩和湘军提供了发展、喘息、调整、进攻的绝好时机。这种失误既有军事上的,又有政治上的,既有战术上的,又有战略上的,既有前线的,又有朝中的。
1855年初,在两湖战场大获全胜的湘军在江西遇到了麻烦,石达开主持的太平军西征与曾国藩主持的湘军东征,在九江、湖口一带针尖对麦芒般遭遇了。一山不容二虎,何况是在这样一个局促的战场上,这样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死对头!两强相争,石达开技高一筹,先是在湖口、九江一带连破湘军,还俘获了曾国藩的座船,逼得曾国藩险些自杀;同时派军乘虚西进,第三次占领武昌,使湘军第一次东征的成果完全丧失。曾国藩领着湘军坐困于江西,进退失据。先是大将塔齐布病亡,再是罗泽南战死于武昌城下,马继美死于南昌,周凤山兵败被革职,只有刘于浔率领湘军水师驻守南昌、临江,也是师久无功勉强盘踞而已。太平军中到处传唱着这样一首顺口溜:“破了锣(罗),倒了塔,杀了马,飞了凤,徒留(刘)一个也无用。”一位封建文人也忧虑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破锣倒塔凤飞洲,马丧人空一个留。此语传闻真可叹,斯时寇盗大堪忧。”到1856年4月4日,江西太平军已经控制了江西13府中的8府54个州县,而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被困在南昌和南康两府间的狭小地带,难以打开局面,湘军的使命似乎要宣告终结了。
就在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鼎盛局面的时候,一场严重的内讧发生了,这就是天京变乱。自永安建制起,东王杨秀清的地位就远高出其他诸王之上,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随着定都天京以后革命形势的稳定与好转,杨秀清的野心也一天天膨胀起来,他不再满足于做“九千岁”,而想打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取洪秀全而代之,或者把洪秀全完全架空,做真正的天朝领袖。事实上杨秀清当时已经是天朝真正的当家人,洪秀全自进入南京城后便重蹈了历代封建皇帝的覆辙,满足于奢靡享乐,“从此君王不早朝”,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了杨秀清。杨秀清在主政的三年间充分展现出了天才的军事、政治才干,天国的建设还算井井有条,特别是攻破了江南江北大营,西征也取得辉煌战绩;同时他也越来越不知收敛,甚至利用自己“代天父传言”的特权杖责天王洪秀全,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1856年9月2日,北王韦昌辉突然率部从江西前线赶回天京,杀死杨秀清及其众多部属(大都是为天国出生入死的“老兄弟”)。后来韦昌辉滥杀过多,为洪秀全所杀,石达开被召回天京主持大局。但经此一变的洪秀全已经不再相信异姓兄弟,石达开忠而见疑,负气出走,先是到安庆,最后于1857年10月率10余万太平军远征,脱离了天朝体系。
天朝的变乱直接影响了战局,为湘军“突出重围”创造了机会。死于内讧的数万太平军将士中,既有功勋卓著、能征惯战的大将,更多则是从广西跟出来的“老兄弟们”,是太平军的精锐。石达开率部出走,使太平天国少了一位智勇双全、德高望重的翼王,也使曾国藩和湘军失去了最为惧怕的对手。石达开率所部10多万人独立行动后,再也没有发挥出他那杰出的军事天才,始终没有打开局面,最后在四川大渡河畔兵败被杀。就在天京变乱的当年年底,胡林翼率湘军重占了武昌;就在石达开率军出走的当月月底,江西湘军攻陷湖口,内湖水师得以冲出鄱阳湖与外江水师会合。1858年5月19日,李续宾督率湘军攻克九江,林启荣与17000余名守城将士全部战死,江西战场的主动权落入湘军手中。
如果把太平军与湘军的争战分为三个时期的话,前期的争夺围绕着九江,中期的争夺围绕着安庆,后期的争夺则是围绕着天京。三座城市,沿着长江自上而下,恰好印证着曾国藩所提出的“踞上游之势”破竹而下的战略设想。曾国藩设计虽妙,太平军斗志更坚,每一次争夺战都让湘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每一次最后的失败又都是由于太平天国的战略性失误帮了湘军的忙。安庆之战尤其如此。
天国后期的战略方向始终未能统一,从而导致了军事决策上的犹豫不定和朝令夕改。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是天王军事上的左膀右臂,陈玉成一直主张集中力量解安庆之围,遏制湘军在上游的攻势;李秀成则主张先进攻苏州、杭州、上海,等到东南的战局稳定之后再回师西援。由于洪仁玕的支持,天王采纳了李秀成的意见。苏杭一带的财富虽然填充了天朝的圣库,西线的形势却一天天恶化起来。直到1860年9月下旬,天国才意识到形势的严峻,组织各路太平军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西征。如果太平军集中主力在皖北战场决战,以部分兵力在外围进行牵制作战,还有希望打破湘军对安庆的包围,但他们在军事行动上却一误再误。李秀成在皖南攻祁门不下,便转道入浙江,又经江西打往湖北,牵延了时日,也错失了消灭曾国藩总部的绝好机会。陈玉成先是试图直接救援安庆,与多隆阿部接战不利后又绕道西进,直扑武汉。这本来是湘军、特别是胡林翼最为担心的(胡当时任湖北巡抚,有守土之责),但陈玉成在黄州遇到了英国水师提督何伯和参赞巴夏礼,他们声称进攻武汉会妨碍英国的商业利益,警告陈玉成不要这样做。陈玉成便停止了向武汉的进攻,转向鄂北一带作战。这样并不足以牵动湘军回援,对于安庆战局是徒劳的,陈玉成不得不在转战数月后于1861年4月底重新回到安庆集贤关内外,开始直接进攻围城的曾国荃部。这时李秀成已经从江南杀入湖北,进逼武昌,使曾国藩和胡林翼惶惶难安,曾的幕僚赵烈文判断:“李秀成既已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安庆之围亦当不攻自解。”①可惜李秀成只在鄂省逗留了一段时间,并未继续向武昌进攻。当他听说李世贤部在江西乐平打了败仗、陈玉成则在两个月前从湖北撤退时,便移兵东进杭州经营他的苏福省去了。湘军上下虚惊一场,太平天国解救安庆之围的最后机会已经失去。同年9月,安庆失陷,次年5月,英王陈玉成被俘后牺牲,天国的日子更加艰难了。太平天国失败后,洪仁玕总结说:“如果英王不死,天京之围必大不相同,因为若彼能在江北活动,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获得仙女庙及其附近诸地之源源接济也。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坠落,全部瓦解,清军便容易战胜。”②
1860年以后,清军对太平天国的作战逐渐形成了三个主战场:曾国藩直接领导的西线战场,李鸿章部淮军开辟的苏南战场,左宗棠楚军开辟的浙江战场。这样就从战略上形成了对天京的包围态势。太平军各部只有集中兵力,密切配合,才有希望打破包围、争取主动。可是通观这一时期的作战,太平军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一方面内部意见不一致,难以形成统一的战略行动和密切的战役配合;一方面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东征西进,在疲于奔命消耗实力、坐失战机。湘军围攻安庆、打天京,都靠的是一股“极乱时站得定”(罗泽南语)的坚韧,太平军却恰恰缺少这种坚韧。安庆失陷后,太平军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军事上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何况天朝的大厦早就被内部生出的蛀虫腐蚀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了。
天国之兴,在于得民心,所以才会在北上东进的征程如滚雪球般迅速壮大了队伍,许多生存无计的百姓携家带眷投入天国的怀抱。太平军过境之处,人们莫不怀念,湘军领导人气得大骂“莠民”“兵至为民,贼来从逆”①。在江西袁州被湘军围攻时,太平军准备弃城而去,城中绅士竟筹资挽留②。历史上,每当压迫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想为奴隶而不能”的时代,受压迫者都会把希望寄托在新兴的反抗力量身上,满怀热情地讴歌他们,极尽所能地支持他们。可惜事情的发展常常令他们失望,这些新兴的反抗力量往往比旧势力腐败还快、盘剥还烈。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洪秀全写下了《原道觉世训》,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却并没有条件也并不想去落实,“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姊妹之群”,“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岂能真正实现?打进南京城时,洪秀全的后宫里就已经有80多位“姊妹之群”了,他的天王府富丽堂皇不让于任何一代骄奢的封建帝王,他的专制独断不弱于任何一个昏聩的前朝皇帝。登上王位后,洪秀全曾一口气做了500多首《天父诗》,其中一句就是“只有臣错无主错”。宣扬人人平等的天国中,有着比历代封建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森严等级制度,“凡东王、北王、翼王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凡检点指挥各官轿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①天朝后期,贪污腐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单是各种大大小小的“王”就封了2700多个。李秀成号称“万古忠义”,同治二年(1863)洪秀全让他拿出10万饷银,他果然能“将合家首饰及银两交十万”②,忠王尚且家藏如此巨富,可见建国之初的“圣库”政策已经名存实亡,其他庸碌各王腐化敛财的情况不复可问矣!天朝渐失民心的情况不复问矣!太平天国后期的一首民谣唱道:“太平天国万万年,军师旅帅好买田。卒长司马腰多钱,百姓可怜真可怜。”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人洪仁玕在自述中痛心疾首地指出:“今日大局竟致如此……并非丧在妖军之手,却在自己之手!”③
更失民心的原因在于破坏。鲁迅先生指出:“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④不破不立,是有道理的,太平天国的失误在于破多而立少,特别是将传统文化一概否定、破坏无遗,更成为不得人心的关键一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曾明文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否则问罪也。”⑤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就抓住这一点,号召所有读书人及忠义血性的人们起来同此等“大逆不道”的诛心言行斗争到底。太平天国起义军之所以有摧枯拉朽般的冲击力量,在于它有一个明确的宗教信仰的号召,把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拜上帝教的产生颇有些不伦不类,它是洪秀全在对基督教义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中西合璧”出来的结果,后来西方人了解了拜上帝教的教义和洪秀全的言行后,并不承认它与西方的基督教同出一源。那些支持太平天国的人们,更看重的是借助造反的力量实现自己对平等、幸福的追求,而一旦要他们接受那些外国传来的半洋半土的宗教信仰,在颇似禁欲主义的束缚下长期生活,又目睹“小天堂”中的种种不平等与罪恶,他们必然难以接受,对于受传统文化浸润最深的士人阶层尤其如此,士人又恰恰是中国社会基层的精神中坚和指导者。于是乎,几乎所有的旧式知识分子和许多的近世学者,都对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的文化意义予以高度肯定,认为:“其与太平天国之争,乃为文化而战,为宗教而战,亦为维人伦而战,其目的、其伟大岂仅在封毅勇侯谥文正公耶!”①太平天国试图摧毁一切传统偶像的强制性做法,更是被证明为失误。“事实证明,征服心灵远没有摧毁神像那么简单,改变人们世代传习的宗教信仰习俗和观念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绝非单凭严刑峻法便可以奏效,必须要经过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太平天国的毁灭偶像政策既有悖于国情民心,同时又过于简单粗暴,违背了移风易俗的客观规律,所以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太平天国摧毁了无数偶像,但民众始终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上帝信仰,相反,却在心理上拉大了与太平天国政权之间的距离,进而削弱了太平天国的统治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败亡后,缺乏生命力的上帝教便告夭折,几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而民间的宗教信仰习俗又悄然恢复了原貌。”②
冯友兰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对曾国藩同太平天国的斗争赋予新的含义,指出太平天国本质是一场宗教革命,并由此对曾国藩的评价问题提出新的看法:

中国维新时代的主题是向西方学习,进步的人们都向西方学习,但不能倒过来说,凡向西方学习的都是进步的人们。这要具体地分析,要看他要学习的是什么。中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的长处,并不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在和这个缺点的斗争中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近代化,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全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是我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它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大贡献。①

茅家琦也认为:

十分明显,太平天国已不能完成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扫除社会发展障碍的历史任务,而太平天国自身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早日结束内战,为社会取得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的和平环境,也是对社会发展的有益选择。曾国藩完成了这一项历史任务。②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凡事莫不如此。曾国藩和湘军的成功是他们自己争取和打拼出来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太平天国帮助和成全的结果?到了两虎相争的第8个年头,也就是1862年,曾国藩已经在构想和实践着十路并进收复天京的宏伟计划了。试看这一年的春天:

公弟曾国荃循江北岸至于和州,公弟贞干循江南岸至于南陵,彭公玉麟派水军中江而下助剿两岸。是为直捣金陵之师。李公鸿章领湘、淮陆勇,佐以黄翼升淮扬水军,突过贼境。是为援剿苏、沪之师。大江以北,多隆阿公为围攻庐州之师,李公续宜有派援颍州之师。大江以南,鲍公超为进攻宁国之师,张公运兰等为防剿徽州之师,左公宗棠为规复全浙之师。十道并出,皆受成于公。公建节于安庆,居中控驭,广辖数千里。……军中辐辏,英彦风驱,上而朝端倚畀之隆,下而薄海想望之切,洵千载一时矣!①

真是“何其壮观也哉”!只是我们应该记住,这个“千载一时”的壮观场景是曾国藩和湘军共同创造的,也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全力配合、双手奉上的。历史的教训,正寓于其中。

秦淮浩劫
曾国藩曾颁布《劝诫营官四条》,总结了建设湘军的经验,其中第一条就是“禁骚扰以安民”:“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故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百姓最怕者,惟强掳民夫、强占民房二事。掳夫则行者辛苦,居者愁思;占房则器物毁坏,家口流离。为营官者,先禁此二事,更于淫抢压买等事一一禁止,则造福无穷矣。”
曾国藩的每一句话都说到了点子上,爱民安民正是每一支仁义之师的宗旨,湘军创建初期在这方面做得也还可以,但到了后期,湘军纪律之败坏、残民之暴戾,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安庆会战中杀人如麻,战后又有“妇女万人俱被兵掠出”,只能算是牛刀小试,天京城破后的种种景象,才能称得上是湘军纪律败坏的“汇报演出之完全版”。
天京之战,是湘军扑灭太平天国的最后一战,也是极为惨烈和曲折的一战。1862年3月,曾国藩下令湘军向天京发动全面进攻,希望“欲拔根本,先剪枝叶”,稳扎稳打,一举成功。结果曾国荃一军一枝独秀,当其他各军还在中途时,“吉字营”大军已经于5月30日进驻南京雨花台,开始了对天京的围攻。江南大营被攻破后,天京度过了两年相对平静的日子,又一次迎来了一尊瘟神。不过这一次来者不善,统帅正是攻破安庆的前敌指挥曾国荃,这位被称为“曾铁桶”的“九帅”在南京城下再一次发挥了他出色的围城战术和顽强的抗打击能力,以区区3万兵力孤军深入,坚守不退,抗住了李秀成、李世贤等数十万太平军急风暴雨般的攻击,最终与后至的援军成功将天京合围,夺得了“克复伪都”的首功。天京城下的曾国荃,已经不只是“铁桶”,更是一颗钉子,一颗楔入太平天国腹心要害而再没有被拔出来的钉子。
铁桶虽然坚固,钉子虽然锋利,战况却是空前惨烈。曾国荃军进抵南京城下不久,李秀成、李世贤两部10多万人就约会天京守军,连日向湘军营垒展开猛攻。李秀成亲自督军力攻东路,以洋枪洋炮猛烈轰击,“开花硼炮,横飞入营,烽燧蔽天”,太平军将士随之“齐声大噪,束草填壕,岌岌欲上”。曾国荃亲自带队策应,也被子弹擦伤,“血流交颐”①。湘军依靠坚固的工事拼死抵抗,双方均有重大伤亡,但太平军伤亡尤重,因为湘军营垒坚固,又装备了一批新式枪炮,火力猛烈,靠人海战术进攻的太平军甚至出现了一天战斗就伤亡七八千人的记录,而湘军阵亡者不过数十人,伤者200余人。但太平军日夜强攻,湘军仍然有些吃不消,而且在战争伤亡之外,各营又瘟疫流行,致使新招募的湘勇一营中能够出战者不满80人,老营也不过160多人,战斗力大受影响,形势岌岌可危。不过随着湘军的援军陆续来到,太平军的攻势渐渐弱了下去,在经过了46天惊心动魄的大决战之后,湘军埋下的这颗钉子最终牢牢地楔在了天京城下。1864年7月19日,在经历了一系列激烈的战斗之后,曾国荃部终于攻进了天京城。
师老兵罢,旷日持久,顿兵坚城之下达两年多的曾国荃及其所部湘军无疑憋了一口气。这股积之不去的恶气,加上长期以来军纪的败坏,使南京这座陷落后的城市充分领略了一场“刀兵之灾”,烟波浩渺的秦淮长河又一次遭受了一场空前悲惨的浩劫。
湘军入城后一面与守军巷战,一面大杀大抢。在城破32年之后,来南京的人仍能感受到“满地荒凉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按:指太平军)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但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悉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①在城破140多年后,一位居于湖南的当代学者回忆说:“我们无法准确地说出曾国藩的湘军从金陵以及江浙其他各地掳掠了多少妇女,但湘乡(包括今双丰、涟源部分地域)上了年纪的人至今还能指认出某家某某祖母系由某地掳来,某家之祖曾从某地掳来了几房姨太,等等。”②
这仅限于后来人的回忆,有一位目击者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戳以为戏”;在“惟知掠夺”的将领带领下,湘勇已经打乱了编制序列,连留守城外的卫兵也“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③
这位目击者就是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他的《能静居士日记》中保留了有关湘军的许多珍贵史料,其中关于南京城破后湘军滥抢滥杀的种种情形,日记中都有详细的记载。赵烈文于同治二年(1863)夏天到曾国荃营中充任主稿,直到攻克金陵后曾国荃告假回湖南,其间一直在曾国荃左右,所以他的记录有较强的可信度。他在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傍晚,闻各军入城后贪掠夺,颇乱伍。……余恐事中变,劝中丞(按:指曾国荃)再出弹压。中丞其时乏甚,闻言,意颇忤,张目曰:‘君欲余何往?’余曰:‘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御。’中丞摇首不答。”正是由于湘军混乱,曾国荃又不出面制止,使城中太平军一部得以缒城外逃,李秀成保护着幼天王于当夜趁乱杀出。李秀成虽因与大队失散被俘,但幼天王的走脱却给曾国藩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十七日,局面更加混乱,赵烈文向曾国荃提出四点建议:“上中丞条陈四:一、请止杀,喊令各归各馆,闭门候查;二、设馆安顿妇女,毋使尽遭掠夺;三、立善后局;四、禁米麦出城。”曾国荃同意了后三条而“缓行前一条”。同日城中大火已起,“官军进攻,亦四面放火,贼所焚十之三,兵所焚十之七。烟起数十道,屯结空中,不散如大山”。
二十三日载:“计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其老弱及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或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如此浩劫,实所罕见,而此时曾国荃的禁令也已经失去了效力。“中丞禁杀良民、掳掠妇女,煌煌告示,遍于城中,无如各统领。彭毓橘、易良虎、彭春年、萧孚泗、张读日等,惟知掠夺,绝不奉行,不知何以对中丞?何以对皇上?何以对天地?何以对自己?”赵烈文凭着读书人的良知发出了呼喊,但利令智昏、近乎疯狂的湘军兵将哪里还有心思顾得上这些?即使是幕中的文案人员,也“争购贼物,各贮一箱,终日交相夸示,不以为厌”,有一个文案还跑到城里抢人幼子并鞭打孩子的母亲,真是斯文扫地、心肝全无!那位因攻城有功被封为一等男爵并升任福建陆师提督的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伪忠酋(按:指李秀成)系方山民人陶大兰缚送伊营内,伊既掠美,禀称派队擒获,中丞亦不深究。本地之民一文不赏亦可矣,萧又疑忠酋有存项在其家,派队将其家属全数缚至营中,邻里亦被牵曳,逼讯存款,至合村遗民空村窜匿。丧良昧理,一至如此,吾不知其死所。”萧孚泗受封赏的一个大功劳就是抓获了忠王李秀成,其实忠王是方山人陶大兰绑送来的,萧孚泗夺人之功据为己有,又不给别人一分赏钱,甚至怀疑李秀成放在陶家财宝,对其家人及村人用刑逼供,真是无耻到了极点,难怪斯斯文文的赵烈文要咬牙切齿地咒他“不得死所”了。
难怪印度“诗圣”泰戈尔说: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
倒是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可以为以上种种做个很好的总结:“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①
湘军本以纪律严明见称。曾国藩曾写信给曾国荃:“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②又说,他在作战中“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功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③容闳也曾高度评价:“湘人素勇敢,能耐劳苦,实为良好军人资格,以故文正得练成极有纪律之军队。”④
我们不禁想起曾国藩早在建军之初就为维持严明的军纪所做的种种努力,想起曾国藩所作的《爱民歌》和《解散歌》—这是湘军思想教育(即“训”)的重要教材之一,不妨多录几段。《爱民歌》中写道: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间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让。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都。
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
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
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
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
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
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
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名。
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读后让人不得不佩服曾国藩的心思之细、治军之严。可惜的是,后期的湘军却是一点也做不到了。他们成了曾国藩在歌中要求他们所唾弃和区别的“贼匪”,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解散歌》是针对湘军如何处置太平军俘虏和“伪官”及“胁从者”的,曾国藩主张要对他们宽大处理,不能滥杀无辜。其中写道:

第一不杀老和少,登时释放给护照。
第二不杀老长发,一尺二尺皆遣发。
第三不杀面刺字,劝他用药洗几次。
第四不杀打过仗,丢了军器便释放。
第五不杀做伪官,被胁受职也可宽。
第六不杀旧官兵,被贼围捉也原情。
第七不杀贼探子,也有愚民被驱使。
第八不杀捆送人,也防乡团捆难民。

对于这些要求,湘军同样做不好。他们在战场上与太平军杀红了眼,杀降、杀俘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一旦攻破城池往往意味着更大规模的残杀。
这两首歌分别写于1858年和1861年,曾国藩不是在建军之初而是在湘军战事最繁的时候写这样两首歌,是不是有所针对呢?事实正是如此。这一时期湘军的纪律正在迅速下滑,不得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比如鲍超一军,郭嵩焘说他“所过残灭如项羽”。陕西巡抚刘蓉曾写信给曾国藩,庆幸“霆军”不入陕境:“鲍军无意西来,所过又多残暴,诚不愿其复至,恐如梳如篦,遂至如剃。”①但曾国藩因鲍超能战,又有“救驾”之功,一直对他信任有加。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各军效尤的风气。朱品隆部在占领皖南石棣后,就扒民房做烧柴,又抓丁拉夫,以致“城乡内外房屋完全者百无一二”,百姓竟有“官兵不若长毛之叹”。湘军掳掠的本领让人叹为观止,百姓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只能发出“贼如梳,兵如篦”的感叹。兵若如匪,是谁也挡不住的,因为他们手中有足够的武力。普希金有一首小诗《黄金与宝剑》:“一切是我的,黄金说/宝剑说:一切属于我/我买一切,黄金自夸/宝剑说:一切由我拿!”湘军手中的刀矛枪炮就是宝剑,百姓手中的黄金等等自然是“一切由我拿”了。
不仅百姓怨恨,就连与湘军集团关系密切的正直人士也看不过眼了。曾国藩、左宗棠的好友王柏心之子王家仕不仅痛斥鲍超“军无纪律,旌旗所过,仅存焦土”,更指责整个湘军,“至若一时将帅,使东南数千里民之肝脑涂地,而诸将之黄金填库,民之妻孥亡散,而诸将之美女盈门。”②为了谴责曾国荃军在南京的暴行,有人写出剧本,谱成《梨花雪传奇》十六折,广为传唱,影响甚大。③
湘军纪律的败坏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体制性问题。尽管曾国藩一直标榜他所练的部队是“官勇”,但“勇”毕竟不同于“兵”,湘军没有被纳入国家经制兵的行列,从招募到训练再到筹饷,都要靠自己想办法解决。湘军对应征青年的吸引力,全在于四个字,不是“保卫桑梓”,而是“升官发财”。这是最现实的,也是曾国藩所能给予那些跟随他的湘军官兵的。曾国藩也深知这一点,曾公开宣称只要湘军将士跟着他干,肯定都会“升官发财笑呵呵”①。问题在于,越到后期,“升官发财”的许诺越难兑现。湘军将领的“升官”是通过曾国藩向上面保举有战功的人员,由朝廷核准后下达正式的任命(由于战争需要,往往并不到任)。湘军初期军功保案以3%为率,到咸丰六年(1856)攻下武昌汉口后,提高到20%,此后遂成常制。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感到问题严重,曾一度降为12%。十几万人的湘军转战各地,保案也不断产生,保举人数之多不难想象。曾国藩统计,各省军营,保至武职三品以上者,不下数万人。左宗棠则估计,军兴以来,各省军营所保武职,不下数十万家。而全国绿营官职,从一品的提督19员,正二品的总兵56员,从二品的副将108员,正三品的参将152员,从三品的参将310员,总计三品以上者不过645人。但镇压太平天国后,以军功记名的提督即已达8000人之多;镇压太平天国前三品以下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额外外委不过12300余人,而镇压太平天国后以军功保举记名者则数以10万计②。官职不够分配,后来者只能是候补、记名,升官美梦成了看得见摸不着的空头名誉,要轮到上任还不知等到几十年以后。凡事滥则贬值,一时间钱贵官贱。据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一天在街上碰到一个挑担裁缝,扁担上挂着红顶花翎,沿街叫卖,故意让曾知道。曾询问后,知此人是以军功保举得候补提督者。曾说:国家不能为君等增加官员编制,也不能降低你们的品级,授实缺来不及,不是皇恩太薄,你们这么高的品级做卑贱的营业,是国家的耻辱,但也不是自己荣耀,反足以玷辱自己。为了解决你的困难,请把翎顶以100两银子卖给我吧。此人无法,只得答应。
“升官”不成,“发财”也难。湘军的薪饷本来是较为丰厚的,但筹饷越来越难,国库空空,早就无能为力,抽厘办捐,也已罗掘俱穷;湘军各部常常欠饷达十几个月,官兵议论纷纷,群言沸腾,起哄闹事也时有发生。后期战争更加艰苦,又往往旷日持久,官兵的生理心理都会受到影响,益加暴躁难制。而湘军将领自知有亏,渐渐放开纪律,允许部下“自谋生计”以弥补欠饷的困难。然而此风一开,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再也难以控制。
国家只能靠一支没有名分的部队来维持生存,却又不能给以相应的安抚政策和妥当的处置措施,这正是大清的可悲之处。只想利用,不想付出,其结果必然是失控。对于一支失去控制的军队而言,真正遭殃的不仅是国家,更是百姓。
被湘军所残的百姓是受害者,广大的湘军士兵也是受害者。烧杀抢掠的受益者是统领、营官、哨长等各级官佐以及士兵中的强悍霸道者。强梁者满载而归,驯良者空空而回,更不幸者则丧命沙场,成了孤魂野鬼。1864年修复南京城墙缺口工竣时,刻了一块铭石,铭文是:穷天下力,复此金汤;苦哉将士,来者勿忘!
苦哉将士!
幻梦一场初觉后,腥风血雨为谁忙?
湘军的历史使命也许真的该结束了,它本就是时代的产物。虽然曾国藩深知裁撤湘军会遇到很多麻烦,另外还有“坐轿者愿息,抬轿者不肯”①的问题,但他一直在考虑着这件事。
曾国藩入城后,开始着手裁撤湘军,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安民政策。南京人民的这场浩劫慢慢平息了,湘军留给这座城市的痛苦记忆却不是轻易可以抹去的。

李秀成之死
苏南一带是富庶之地,李秀成在这里着力经营的苏福省,有力地支撑了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如今在李秀成当年驰骋过的地方,依然传唱着一些有关他的民歌。

青竹竿,白竹台,
欢迎忠王到苏州来。
杀脱张、和两强盗,
愁我伲(们)农民好把头抬。

毛竹笋,两头黄,
农民领袖李忠王。
地主见了他像见阎王,
农民见了他赛过亲娘。

黄秧叶子绿油油,
忠王是个好领袖。
地主见了他两脚抖,
农民见了他点点头。

农民领袖李秀成,
是我伲(们)农民大恩人。
杀了土豪和恶霸,
领导我伲(们)把田分。

长江襄水向东流,
我伲(们)日夜都发愁。
千愁万愁不愁别,
愁你一去不回头。

麻雀麻雀好自由,
飞东飞西不发愁。
你到天京托件事,
看看忠王瘦不瘦?①

从这些民歌中,可以看出苏南一带人民对李秀成的热爱。当1862年秋李秀成奉命带兵回救天京时,苏州人民对他难舍难分;1864年6月天京失陷、忠王被俘后,人们又渴望打听到李秀成的消息。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繁华过后的坊间言语,最能反映出一个人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李秀成昔人已乘黄鹤去,太平天国繁花落尽成旧梦,苏南人民仍然在歌谣中这样情深意切地怀念着当年的忠王,这不能不令人感动。
李秀成,广西省梧州府藤县宁风乡五十七都大黎里新旺村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父亲李世高,母亲陆氏,生他和弟弟李明成。他本名李以文,后来洪秀全给他改名为秀成。他舅父是个村塾教师,把他带去读了两年书,后来又推荐他到其他村塾帮工,一边做工,一边自学②。太平天国起义后,28岁的李秀成与一起做工的陈玉成等人一起投入太平军,成为天国将士中的一员。因英勇善战,至1856年初,李秀成已经升为地官副丞相,在燕王秦日纲指挥下解镇江之围;三月,占领扬州、浦口;四月,大胜于高资,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自杀;五月,大破江南大营,天京解围。随着天国事业走向全盛,李秀成也逐渐成长起来,成为太平军中年轻有为的将领。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的开国诸王或死或走,老成凋谢,朝中无人;特别是石达开出走以后,天国在军事上更加艰难。关键时刻,陈玉成、李秀成撑持大局,成为天国后期军事上的两大支柱。1857年九月,洪秀全以蒙得恩兼中军主将,陈玉成为又正掌率兼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副掌率兼后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1859年,洪秀全先后封洪仁玕为干王、陈玉成为英王,唯李秀成未得封。叛将李昭寿写信给李秀成进行挑拨策反,信件却被天王侍卫见到。洪秀全恐李秀成叛变,将其母妻扣押,封江不准该部官兵回京。八月,韦志俊率部由池州过江,很可能是要与李秀成部靠拢(韦志俊丢失武汉后,洪秀全准备追究他的失地责任,李秀成为他求情,于他有救命之恩),陈玉成聚众拦阻,在和州与韦志俊部、李秀成部相互仇杀,死亡数千人,韦志俊退回池州①。为配合策反,清将张国梁在十二月中加强了对李部太平军阵地的攻势,但李秀成率部抵抗,有力地保卫了天京的安全。洪秀全相信了李秀成的忠贞,亲自在黄缎上书写“万古忠义”四字赐给他,并封他为忠王。此后,李秀成东征苏南、浙江,西征江西、湖北,合兵以救天京,北袭以分敌势,千里转战,马上驱驰,为维护太平天国战斗到最后一刻。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李秀成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自己改乘一匹劣马率兵保护幼天王从太平门缺口突围。天明时分,与大队人马走散的李秀成潜抵城郊方山一座破庙中暂避,却因随身所带财物而暴露身份,于23日被两个当地村民缚送清营。
湘军对李秀成颇为忌惮,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李秀成狡谋框怯,其用兵较狗逆(按:指陈玉成)稳”。因此,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荃为泄私愤,在审讯李秀成时“置刀锥于前,欲细割之”,“叱勇割其股,皆流血,忠酋殊不动”②。李秀成轻蔑地对曾国荃说:“曾九,咱们各为其主,而天下事兴灭无常,你今日偶尔得志,何得对我如此狠毒?”曾国藩于7月28日从安庆赶到天京,连日审问李秀成。李秀成在9天的时间里,以每天7000字的速度写完了“供词”,即《李秀成自述》。在自述中他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回顾了太平天国起义的经过,总结了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并流露请降之意、提出“收齐章程”,希望由他代为招降太平军余部,从而“尽义对大清皇上,以酎旧日有罪愚民”,“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然而,李秀成还是于1864年8月7日傍晚被曾国藩处死,时年42岁。李秀成谈笑自若,慷慨就义。大星西坠,天地同悲。
清廷获悉李秀成被俘的消息后,于8月1日发出上谕,要求将李押解来京、献俘阙下。曾国藩却先斩后奏,捏称部将萧孚泗“生擒”李秀成后,乡民为了替他报仇,竟将亲兵王三清捉杀,投尸水中;又说李秀成被关进囚笼后,松王陈德风被押到营中,一见李秀成便长跪请安。曾国藩据此解释说:“臣闻此二端,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即决计就地正法。”对于就地处决一事,他解释说:“臣窃以圣朝天威,灭此小丑,除僭号之洪秀全外,其余皆可不必献俘。陈玉成、石达开即有成例可援。且自来元恶解京,必须诱以甘言,许以不死。李秀成自知万无可逭,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窜夺而逃,翻恐逃显戮而贻巨患。臣与弟国荃熟商,意见相同,辄于七月初六日将其凌迟处死,传首发逆到各省,以快人心。”至于抗旨一事,他解释说,上谕被驿站误投到安庆,等转到南京时李秀成已被处死。一般认为,曾国藩兄弟急于处死李秀成,主要是怕李秀成进京后受审时向朝廷泄露曾国藩和湘军的一些实情,如湘军破城后的纪律混乱、放走幼天王、抢劫财宝等情形,另外曾国藩兄弟长年在外领兵作战,历年来在给皇帝的上奏中自然有许多粉饰功绩、掩盖过错的不实之词,一旦通过李秀成之口达于天庭,他们就犯了欺君大罪。曾氏兄弟当时已成全功,正是“鸟尽弓藏”的当口,为了避免引来杀身大祸,他们只有先杀掉李秀成灭口。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将领,是擎天玉柱式的栋梁。特别是英王陈玉成于1862年5月死难后,太平天国在军事上主要依靠李秀成。为了挽救天国危亡,他曾率领13王的几十万军队与天京城下的曾国荃部湘军血战46天,也曾率军冒着隆冬严寒进行艰苦的北征,但都没有成功。事实上,自从湘军攻克安庆、兵围天京,战场的主动权已经完全掌握在曾国藩等人手中,同时在太平军一方损失了英王陈玉成以及江北主力部队;在清军一方则有李鸿章、左宗棠的淮军、楚军经略江浙,对太平天国形成了包围之势。可以说,李秀成面对的已经是一局死棋,他所采取的一步步“支士飞相”的招法,只能在时间上推迟被敌方“将死”那一刻的到来罢了。
并不是没有挽救局面的机会,只是李秀成等人没有把握住。在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战略方向上,李秀成和陈玉成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李秀成过分专注于长江下游的苏福省,而忽视了来自上游的巨大威胁。等到天国领导人意识到威胁到来而合力西征的时候,湘军已经在皖北战场上占据了有利位置,太平军的西征特别是李秀成的西征又一再迁延迟缓,错失战机。早在1860年9月,陈玉成就曾亲赴苏州劝李出兵,接着洪仁玕也致书李秀成:“徒以苏杭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夫长江者,古号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中既折,其尾虽生不久”①。在洪秀全严旨催促下,西征的李秀成直到1861年6月13日才攻下黄州对岸的武昌县。清廷见状大惊,急调军队驰援武汉,若太平军乘此战机再下武汉,尚有扯动皖北战场、扭转战局的可能。但由于英国驻汉口领事的阻挠,加上北岸陈玉成已于3月间退兵回救安庆,又听说李世贤、刘官芳在乐平、黔县兵败,本来对西征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的李秀成遂于7月率军东归,太平天国后期规模最大、最有希望的一次战略远征无果而返。李秀成被俘后,赵烈文在审问时有这样一段对话:“余(按:指赵烈文)又问:‘十一年秋,尔兵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撤矣,一闻鲍帅至,不战而退,何耶?’曰(按:指李秀成):‘兵不足也。’余曰:‘汝兵随处皆是,何云不足?’又曰:‘时得苏州,而无杭州,犹鸟无翼,故归图之’。”①
客观说来,在二破江南大营以后,李秀成主张乘势东进、迅速横扫清军空虚的苏浙地区后再全力西征的主张是可行的,也得到了洪仁玕的支持;但他过于关注东征战事和新占地区的建设,在关系太平天国存亡大局的西征问题上行动迟缓,又误判形势进军上海,这些都是导致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他所专注经营的苏福省,对维持太平天国的存在起到了重要作用。李秀成在亲自主持苏福省期间,以积极的姿态、开明的政策对这块天国的财源地锐意经营。他注重改变太平军在士绅阶层中的形象,注意保护传统文化,积极救助难民和恢复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他自称:“苏州百姓应纳粮税,并未足收,田亩亦是听其造纳,并不深追,是以苏省百姓之念我也。”在围攻杭州期间,他射谕入城,对杭州将军瑞昌、浙江巡抚王有龄劝降:“各扶其主,尔我不得不由,言和成事,免伤男女大小性命。”城破之后,李秀成单骑入巡抚衙门,觅得自杀的王有龄尸首,装殓后发给路费差人送回,并放还了俘虏的清军总兵米兴朝、林福祥②。与大多数太平军将领对清朝官员实施诛杀政策相比,李秀成在多方面表现出了罕见的谦和与大度,也表现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远见卓识。
李秀成被洪秀全称为“万古忠义”,他也以自己的行动一再地证实着自己的“愚忠”。天国后期,李秀成东征西援,独力难支,洪秀全不仅不从自身昏聩导致天国危亡方面找原因,反而一再严令甚至斥责李秀成,“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的建议,洪秀全置之不理,反而把李秀成拴在京城,使其不能出救苏南。当时天京军民也都倚忠王为长城,李秀成说:“我到京,阖城欢乐,知我出京具(俱)各流凄(涕)。”在天京无破围希望时,李秀成一再恳请洪秀全撤离天京以求长远发展,洪秀全却被自己的天国梦迷住了心窍:

那时天王大怒,严责难当,不得不已跪上,复行再奏:“若不依从,合城性命,定不能保。曾帅得雨花台,绝南城之道,门口不能行走……下关严屯重兵,粮道已绝,京中人心不固,俱是朝官,文者、老者、少者、妇女者甚多,费粮费饷者多,若不依臣所奏,灭绝定矣。”奏完,天王又严责云:“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苏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由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相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西王令者,合朝诛之。”严责如此。那时我在殿前,求天王将刀杀我,免我日后受刑……如此启奏,主万不从,含泪而出朝门,满朝众臣前来善劝。
……
我主降诏云:“合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甜露何能养世间之人乎?甜露即地生各物,任人食之,此物天王叫做甘露也。我等朝臣奏云:“此物不能食。”天王云:“做好朕先食之。”所言如此,众又无法,不取其食。天王在宫中润地,自将百草之类,制作一团,送出宫来,要合京依行毋违,降诏饬众遵行,各家备食……入南京之时,称号皇都,自己不肯失志,靠实于天,不肯信人,万事俱是有天……我主如此,我真无法。①

面对这样的天王,李秀成真是无能为力。洪秀全对天国支柱的李秀成并无半分厚爱,为了防止他离京不回,扣押了他的老母妻儿,并勒索他助饷银10万。在坚守天京的最后时光里,洪氏家族依然怀疑李秀成的忠心,时时处处加以提防和压制。一面是倚为泰山长城,一面是疑为贰臣叛将;一面是赖以守城护国,一面是责以雷霆霹雳,这就是洪秀全对待李秀成的混账逻辑和变态行为(用这样激烈的字眼应不为过)。难怪李秀成说:“六解京围之后,并非主计,实众臣愚忠而对天王。我为其将,随军许久,未乐半时,只有愁烦。”②在这种情况下,要保住对天国、对洪秀全的“忠”是何其困难。当年先封“翼王”后改“义王”的石达开,就是因为不堪忍受洪秀全的猜忌与压制愤而出走,走上了分裂天国的道路③。而李秀成却采取了忍耐接受以顾全大局的做法,当然在客观上这是由于内外交困的太平天国已经禁不起任何形式的分裂了,只有维持团结才能维持天国,也才能维持自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李秀成深知此点。不过揆诸当时的情势,李秀成这样做仍然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有人指出:“综观忠王李秀成一生的作为,我们不难看到愚忠思想构成了他生活、奋斗的主旋律。”①
李秀成被杀害后,曾国藩命人将其自述抄写两份,名为《李秀成亲供》,一送清廷军机处,一送安庆曾纪泽处,秘不示人。100多年来,人们对《李秀成自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问题众说纷纭,留下了历史的悬念。
1944年春,在广西通志馆工作的吕集义在湘乡曾氏家里看到了《李秀成自述原稿》,与广为流传的“九如堂”版本作对照,抄补了5600多字,并拍摄了15幅照片带回广西。自1931年起即为《李秀成自述》作注的罗尔纲当时也在广西通志馆工作,从此改以吕抄本及照片为基础,创作《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在书中断定曾家后人所藏为李秀成亲笔,轰动了学术界。50年代中期,针对学术界的一些质疑,罗尔纲又从书学八法的角度入手,再次肯定《李秀成自述》的真实,得到书法界与史学界的认可。1963年,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在台湾世界书局将《李秀成亲供手迹》影印出版,内容比刻本多9000余字,共74页,无结尾。1979年《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发表了荣孟源于1963年完稿的《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一文,从每日所写内容起讫、字数、删节情况、行款等四个方面断定供稿不是李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删改后派人重抄的。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在《李秀成原稿释疑》一文中断定自供是李的亲笔。罗尔纲在1982年进一步阐述了原稿是李秀成亲笔的观点。
现存的李秀成供词原稿结尾部分写道:“今我国末,亦是先天之定数,下民应劫难,如其此劫,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今已被拿在禁,非因天意使然,我亦不知我前世之来历,天下多少英雄才子,何不为此事而独我为,实我不知(原文衍一“知”字)也。如知……”,到此戛然而止,再无下文。罗尔纲考证说:“今天所见的曾家影印出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并不是完整无缺的,其七十四页以后,肯定是被曾国藩撕毁了的。”他还考订出这部分内容大约有四千字。①他进一步指出,曾国藩主要在四个方面删改了原稿:一是洪秀全死因。李秀成手迹中记载洪秀全早在天京攻破前的6月1日已经病逝,但曾国藩为了突出湘军的功劳,在上奏清廷时说洪秀全在“官军猛攻时,服毒身死”,并把李秀成自述中的话改为:“因九帅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虑,日日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二是李秀成被俘一事。当时李秀成与队伍失散后只身逃到天京东南的荒山上,因村民争抢李的珠宝不均,被两个村民捉住送往清营。曾国藩在原稿上把“是以被两个奸民”七字勾去,把这句话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第三是李秀成保卫幼天王逃出天京的时间问题。自述中原为“是日将夜,寻思无计……不得已,初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曾国藩把“初更”改为“四更”,因为初更时天刚擦黑,改为四更(夜间)则减轻了攻城将帅的罪责。四是“天朝十误”第十条。李原稿为“误立政无章”,曾国藩改为“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这样一改,既为曾国荃久攻天京不下寻找了借口,又把李鸿章、左宗棠等在江苏、浙江作战顺利的原因归结为太平军调动江浙兵马保卫天京,从而把战功都归于曾氏兄弟名下。
至于曾国藩为什么要撕毁《李秀成自述》74页以后的内容,据说是因为李秀成在这部分内容中劝说曾国藩拥兵自立、取清朝而代之。这一点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但在曾家后人所讲述的口碑史料中有所反映。清史专家孟森在1936年就曾谈到这个传说,1977年12月曾国藩的曾外孙女把李秀成劝曾国藩作皇帝的曾家口碑写给了罗尔纲先生,口碑记录为:“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②
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现存李秀成供词原稿实际上是完璧,并无被曾国藩撕毁的痕迹,仅有两处错简”①。
另一个引起后世学者争议不止的问题是李秀成的投降问题。李秀成在自述中流露了投降的意思,并提出要为清朝招降太平天国余部,这成为他“晚节不保”的罪证。多年来,针对这一问题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伪降说”。从李秀成的革命气概和一贯言行分析,他乞降求活是假象,“伪降”以图再举才是本质,持此说的学者主要有罗尔纲、牟安世等。二是“投降主义说”。根据李秀成乞降的言行以及他的一些“前科”,认为他有投降主义的一面,因此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发生了动摇变节,持此说的有戚本禹等人。三是“就事论事说”。既承认李秀成在被俘前的英雄事迹和革命气节,也认为他在被俘后确实做出了投降变节行为,持此说的有苑书义等。
罗尔纲在1944年提出“李秀成袭蜀汉姜维故智,伪降曾国藩以图复兴太平天国”的假说,建国后又根据一些新的史料考证出李秀成被捕后许多假造事实的言行,“意外地发现李秀成原来是苦肉缓兵计”。他指出:“李秀成这条苦肉缓兵计,就其内容分析,可分作三部分:首先是使敌人不向广德、湖州追击幼天王,以保护这一面作为号召太平天国的旗帜的幼天王的安全。其次是使敌人不向广德、湖州进军,以掩护广德、湖州军队向江西转进。最后是提出‘收齐章程’,使敌人暂停截击,以掩护长江南北大军取得会师,从而达到早已预定的踞西北、图中原的大计。”他主要根据是:第一,李秀成在自述中写了那么多自污自辱的话,但在写到“防鬼反为先”时,又情不自禁地隐示出这是计策,而不是“真实之语”。第二,李秀成在自述中再三向敌人声明“万不隐避”或“并未瞒隐半分”,但他“对那条太平天国早已预定行动而且将要行动的经江西,出湖北,与扶王陈德才大军会师,踞西北,图中原的‘让城别走’大计,却讳莫如深”。第三,太平军踞占天京十多年,确有许多窖藏财宝,李秀成被捕后曾国藩曾多次向他勒索太平军的窖藏财宝,而“李秀成在自述中却用极委婉极曲折的文笔顺手带出‘国库无存(银)米’,‘家内无存金(银)’的结论来搪塞敌人”。罗尔纲认为,历史考据最重本证,这些都是从《李秀成自述》中提出来的本证。
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上发表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开篇写道:“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7月22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了一个自述,这个自述,从它的史料价值来看,无疑是极其珍贵的;但是,从它的根本立场来看,却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文章发表后受到史学界的普遍反对,《历史研究》编辑部和中宣部都曾专为这篇文章举行过座谈会,会上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刘大年、李新等史学家都反对戚的观点,翦伯赞更称“戚本禹根本不懂得历史”①,会议并委托刘大年写一篇反驳文章。然而风向突变,自称“流动哨兵”的江青将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后,批了16个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鲜明地表示了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接着在江青、康生指使下,戚本禹又推出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一文,以纯政治化的口吻,从国际上的考茨基、伯恩斯坦、赫鲁晓夫一直到国内的汪精卫、蒋介石、彭德怀,大讲大批叛徒问题。1964年7月2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加重了戚文的政治分量。未谙政治的罗尔纲于8月2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一文,再次申明自己的观点,从而引发了针对他的一场学术大批判。在太平天国失败、李秀成去世整整100年后,中国学术界迎来了一个多事之秋②。
“文革”结束后,学术界重新展开了对李秀成评价的讨论,罗尔纲仍然坚持和论证自己的观点,其他学者也有不同的见解。近年来随着太平天国研究的相对趋冷,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也渐趋平淡,但共识并未达成。不过脱离了强势政治干预的学术研究逐渐开展起来,这就是最可喜的,一切希望也便寓于其中。 “文革”以后,《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人员曾到秦城监狱专门就这一问题调查戚本禹,他是这样回答的:批李秀成是对着彭德怀的。彭德怀晚节不忠,我是用李秀成影射彭德怀。主席提出来,要保持晚节,晚节不好,一笔勾销①。 英王陈玉成比李秀成早两年牺牲,他因叛徒出卖被俘,被清廷杀害于河南延津。两位非常相似的天国将领,身后遭际却大不相同,一个相对寂寞却英名长存,一个是相对热闹却毁誉莫辨。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全在于李秀成在生命的最后16天里留下的让后人难揣难测的言行。在当事人不复存在、新史料难以发掘的条件下,任何结论性的评判都不免失之于主观臆断。也许正是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甚至带了神秘色彩的忠王,才更能吸引人们的关注、激起人们的同情。汉奸汪精卫在死前煞有介事地写下这样一首诗:“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何处不怨尤。总有先辈当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李秀成当然不能同汪精卫相提并论,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是否会想到后世的春秋笔、史家论都会围绕着他,展开一场百年未休的争执? 至于曾国藩,著名学者陈寅恪曾经推测,他不肯将原稿公布,必有不可告人之隐。曾国藩匆忙杀掉李秀成而不肯献俘北京,人们可以做出相对一致的推断,可是李秀成自述原稿被撕毁部分的内容是什么?这也许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破解的历史之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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