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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湘军•楚军•淮军

“鼎之轻重,未可问焉”
太平天国运动对于清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清朝统治者为了扑灭太平天国,不惜倾尽全力。据说咸丰帝曾许愿:不论是谁,能克复南京,即封郡王①。要知道在清朝只有满蒙贵族才可封王,自从三藩叛乱以后就再没有汉人封王的成例,可见咸丰为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下了血本。也许当时他并没有想到汉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环顾统兵将帅,大都是满洲旗人,胜利的果实根本不会轮到汉人摘取。偏偏是湘军一路走来,戴上了胜利的桂冠。此时咸丰已死,继任的统治者会把王冠也戴到曾国藩头上吗?
曾国藩得到的赏赐是:赏加太子太保衔,赐一等侯爵,世袭罔替。
按爵制,王之下,依次是公、侯、伯、子、男。有再造大清之功的曾国藩,即使不封王,也应该封个护国公之类。区区侯爵,确实有些说不过去。而且,携新胜之威的曾国藩,门生故旧遍于天下,所部湘军战绩赫赫,似乎已经有了问鼎中原、窥探神器的能力,他又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空穴来风,其源有自。在1864年前后,关于曾国藩拥兵自立和部下、朋友纷纷劝进的传闻非常多。如盛传左宗棠曾写过一联试探曾国藩的心思: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又说胡林翼早在数年前就问他:

东南半壁无主,涤丈岂有意乎?

李元度则写给他一张纸条:

王侯无种,帝王有真。

后世史家,不少都附会此说。当代学者姜鸣则把曾国藩列为19世纪中国在野而最有希望成为皇帝的3个人之一。另外两个是洪秀全、奕①。
“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革命者陈天华,从反满的立场替曾国藩可惜:

可怜曾国藩辛苦十余年,杀了数百万同胞,仅得一个侯爵。八旗的人,绝不费力,不是亲王,就是郡王。而且才立大功,就把他兵削了,终身未尝立朝,仅做个两江总督,处处受人的挟制,晦气不晦气!若是当日晓得我的世仇万不可不灭的,顺便下手,那天下多久是我汉人的,曾国藩的子孙如今尚是皇帝,湘军的统领都是元勋,岂不好的多吗?列位,你道可惜不可惜呢?②

章太炎则认为,可以从曾国藩支持刊刻王夫之的著作一事中窥见他的心思:“既振旅,始为王船山遗书,可谓知悔过矣。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贤孙,百世不能改也。”又指出:“衡阳遗书数十种,素未现世,实国藩为之刊行,湘人父老相传,以为国藩悔过之举也。”①
“船山”、“衡阳”都是指明末思想家、湖南籍学者王夫之。王夫之思想深刻、治学严谨,巍为大家,深受后世学人景仰,今日湖南尚出版有《船山学刊》。可惜其人著作不传,长期未能刊刻出来。在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支持和组织下,对《船山遗书》整理付印,成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实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之前尚未阅读过船山著述,但曾氏的尊师密友贺长龄、唐鉴、魏源、郭嵩焘、李元度、欧阳晓岑等人无不对船山先生景仰备至,对其著作认真研读;欧阳晓岑还成为曾氏后来刊刻金陵版《船山遗书》的实际主持人。曾氏通过他们间接受到船山先生思想的影响,并沉浸其中,深受教益。在他撰写的《船山遗书•序》中,可以看出他刻苦研读、亲自校阅的情形。在战事繁忙、军费紧张的时候,曾氏兄弟不惜出巨资刊刻《船山遗书》,这在曾氏所推崇的诸子百家著述中是仅见的。当《船山遗书》各卷陆续刊刻出来之后,曾氏兄弟立刻广泛地分赠亲朋好友(多为湘军的高级将领、幕宾及当时文坛政界的名流)。由于曾氏兄弟对《船山遗书》的大量刊刻与广泛传播,以及大批湘军首脑人物对船山的高度推崇与弘扬,从而使湮没一百多年的船山思想像深山奇宝一样,突见天日,大放异彩,不仅对湖南,甚至对全国的政治、思想、文化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②。
本是学术之举,章太炎怎么说是“悔过之举”?因为王夫之是明末的一位反清志士,他同顾炎武、刘宗周等大学者一样,反对清军的铁骑踏进中原,怒斥满洲贵族屠城、圈地等野蛮行为,并积极投入到反清复明的斗争之中。章太炎认为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表现了他心中对帮助大清屠杀义军而不能助成反满大业的愧疚之情。太炎先生长于考证索隐,但此说显然曲解了曾氏兄弟的本意,有牵强附会之嫌。因为若要臆测曾国藩在此事上的心态,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是:曾国藩真的具有拥兵自立的实力吗?曾国藩真的具有反满问鼎的性格吗?
至1864年夏,各省的湘军官兵总数大约有30万人,包括:曾国藩直辖部队约12万人,其中曾国荃所统率的约有5万多人;左宗棠在浙江辖6万余人,包括蒋益澧部在内;沈葆桢在江西辖1万余人;刘坤一在广西统辖原刘长佑部、肖荣芳部,合计约有1万余人;刘长佑在直隶统辖约3000人;毛鸿宾等在广东辖近6000人;刘蓉在四川、陕西两省统辖约4万人;江忠义、席宝田在湖南统辖约3万人;李云麟、石清吉和成大吉等在湖北统辖3万余人;田兴恕在贵州所遗湘军约1万余人①。而同一时期,清廷所拥有的经制兵绿营在册总数也不过50万人,排除虚报之兵尚不满此数,且战斗力低下,在同太平天国的作战中暴露无遗。在此前后,湘军体系先后有几十人出任各地督抚要职,单是1864年7月,在任督抚者也达14人之多,包括总督6人:曾国藩、左宗棠、刘长佑、毛鸿宾、骆秉章、杨岳斌。巡抚8人:阎敬铭、刘蓉、曾国荃、沈葆桢、严树森、恽世临、郭嵩焘、李鸿章。在当时全国18个行省中,湘军将帅包揽了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陕西、山东、直隶等省的军政大权,势力之盛古所罕见。如此说来,作为湘军首脑的曾国藩如果要挥师北京、取满族天下而代之,岂不是易如反掌吗?
账不能这样算。
首先,“湘军”不等于“曾家军”。湘勇从一开始就不是曾国藩所创,当他与王决裂以后,湘军始终存在着两股并行的力量,一股是曾国藩所训练和带出湖南作战的湘军。一股是省内系统的湘军,省内湘军的著名将领包括王、江忠义、刘长佑、刘坤一等,湖南地方官员也先后派出多路援军,加入在省外作战的湘军,同时派出多支湘军援助广东、贵州、四川等省作战并自成体系,如在贵州的田兴恕即是。后世统计湘军数量,都是这个大湘军的概念,并不等于曾国藩所统辖的湘军。而且由于其间曾国藩的职务变动,特别是1857年离开部队回到湖南长达一年多,使得直接归他统带的部队也是旋得旋更,不断变化。1858年曾国藩再度出山后,原来的主力部队罗泽南部已经归胡林翼指挥,杨载福水师则由江西供应,塔齐布死后所遗部队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这样曾国藩原来的湘军已经解体,此时归他统辖的是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的部队,以及胡林翼拨给的鲍超部和李续宾拨给的朱品隆、唐义训两营,全军11000多人。1860年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以后,又陆续扩招了一些湘军,特别是曾国荃所部迅速膨胀,才使“曾家军”日渐壮大起来。
其次,“湘系”不等于“曾系”。传统意义上的湘系,泛指与湘军有关的将帅及人物为代表的当权势力。天京之战后,这个湘系远远不能等同于曾系。以各地督抚来看,且不说田兴恕、刘长佑等与曾国藩关系并不密切,就是原来与他关系很近的左宗棠、刘蓉等人也已经自成一家。阎敬铭本是胡林翼一支,胡林翼死后他虽出任山东巡抚,后来又执掌户部,但与曾国藩一脉关系疏远,谈不到什么渊源。与湘军渊源最密切的李鸿章与其淮军,早已羽翼丰满,虽然始终对曾国藩十分恭敬,但如果曾国藩让他参与夺权呢?这个才高志大的学生多半不会从命。左宗棠刚刚因为曾国荃放走幼天王一事狠狠参劾了曾家兄弟一本,双方正在进行激烈的口舌之争,关系搞得非常僵。何况左宗棠向来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知有理、不顾情面,既傲视天下又不肯屈居人下。如果曾国藩敢拥兵的话,只要清廷一道圣旨,左宗棠无疑会第一个杀将过来,做一个“再造统一”的大功臣。即便是湘系之内,曾系的力量也是很单薄的。
再次,直系湘军内部也已出现严重的分化。鲍超是曾国藩最得力的大将之一,平时曾国藩几次将拨往霆军的粮饷武器等截往曾国荃的吉字营,早已使鲍超心怀不满。此时霆军已经拨往江西,协助沈葆桢防守。而沈葆桢这位林则徐的贤婿,继承了岳父的耿介之风,目无余子,因为争夺饷源与顶头上司曾国藩闹得不可开交,官司一直打到中央。清政府对他们各打五十大板,饷源均分,但这样已经是明显地压制曾国藩,限制他的权力。曾国藩气得逢人便骂沈幼丹(沈葆桢的字)忘恩负义。水师统领杨岳斌①本是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此时已经升任陕甘总督,超出了曾国藩的控制范围。彭玉麟与曾国藩的关系曾经非常友好,称他为“涤丈”,但此人眼中不揉沙子,看不下曾国藩对曾国荃的偏袒,更痛恨曾国荃的跋扈残暴,甚至两次劝曾国藩杀弟以大义灭亲;又指责湘军纪律日坏、曾氏治军无方。曾国藩去信说:“舍弟并无管、蔡叛逆之迹,不知何以应诛?不知舍弟何处开罪阁下,憾之若是?”针对治军问题又说:“鄙人在军十年,自问聋聩不至于此。”②1864年秋冬之际,彭玉麟又把曾国藩在水师中的心腹柳寿田割耳撤职,并且不许他离营前往金陵,曾国藩气愤地责问:“重责割耳,谓非有意挑衅,其谁信之?”“此等举动,若他人以施之阁下,阁下能受之乎?”③
复次,作为长期带兵的统帅,曾国藩深知湘军战斗力下降、“不复可用”的情形。此时的湘军,已经是暮气沉沉,腐朽透顶。特别是将领贪得无厌,大肆搜敛,甚至不惜以非法手段聚财。本来湘军营官以上将领的收入十分可观,如李续宾自咸丰六年接统罗泽南一军,至八年三河败死,就已经积存俸银数万两。但“患莫大于不知足”,为了满足一己私利,他们常常不择手段,“大都带勇专为牟利,其虚籍克饷,智计百出,视绿营又加厉焉”④。也就是说,湘军的腐败已经超过了曾国藩最为痛恨的绿营。如同治元年(1862),鲍超军1万多人,因病故伤亡及逃走共减员4000多,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却仍要千方百计领取全饷。左宗棠曾写信告诉曾国藩,朱品隆、唐义训两军,人数实不足额,仅半数多一点。曾国藩回信说:欲求一破除情面之人前往点名验查,殊不可得。又说,近日各营弊端甚多,不仅缺额一事;若军务不速完竣,正不知迁流之何极耳。上行下效,官兵相率为恶,已经积重难返。各营之中,行军带家室,出外抽洋烟,深夜不归营,已经成了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后期湘军的战斗力可想而知了。在湘军将领中,“朱品隆、唐义训、李榕诸将皆以持重不战,全军为上,及李续宜诸将成大吉、毛有铭等,专求自全。湘军锋锐始顿。”①曾国藩告诉左宗棠,军兴日久,各将已经不敢出战,催之不动,责之不畏,俨然已经成了不怕开水烫的死猪。正如曾国藩所判断的,湘军“不可复用”了。
最后,以曾国藩的性格也绝不会走上自立之路。因为他追求完满、凡事谨慎,又因为他熟读史书,更了解清朝的制度。他多次强调做事要追求“花未全开月未圆”的境界,认为这恰是人生最好处。曾国藩的性格,正如费正清说:“非常适合于坚持反叛逆和反道德放任的路线。”②黄袍加身,需要冒极大的危险,他可以把生死存亡置之度外,但不能把一生功名付诸流水。立德立功立言,他已经接近“三不朽”的至高境界,怎么会轻易去做冒险的事情?成也好,败也好,青史册上如何留名?他一生标榜以一“诚”字处世,岂会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在古龙的武侠小说《多情剑客无情剑》中,排名第一的武林高手孙老先生反而被排在第二的上官金虹轻松打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凡事想得太复杂、追求太细致,不敢轻易出手,欲求完美,反受牵累。曾国藩也是这样。同时,他通读《二十三史》,知道任何一朝的内乱都会带来长期的动荡,兵连祸接,生灵涂炭,当事人往往遭受后世诟病。唐末五代纷争,契丹乘机入主中原,并割去了幽云十六州之地,百姓五十年间未得休息;明朝末年,内乱与外患同时发难,清军入关后又有大顺、大西、南明并立争杀,清朝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平息下去。古今中外,“在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下台的事情”。观之国内,“曾记湘军”没有一战而胜的把握,曾国藩也没有振臂一呼举国响应的号召力,战端一起,必然是大军混战,永无宁日。而观之国外,强敌环伺不止一日,中国之乱正好为外敌所乘。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中国已经没有理由不平息一切战乱隐患、全力争取和局以图自强了。这一点,曾国藩应该是深知的。他只有寄希望于清政府上上下下从此振作自强,以实现王朝的中兴。让他产生希望的是,当时的清政府自上到下,确实显示出了发愤自强的全新气象。
曾国藩没有黄袍加身,也没有拥兵自重,也许这是最好的结局。清王朝虽然腐朽不堪,但要推翻它并不容易。何况清朝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明朝制度,其特点,一是可以通过制度的力量,使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整个统治阶层和社会系统按照既定的僵化的道路向前滑行,使残破的江山和殆危的统治苟延时日;二是驭下有方、分治有术,可以牵制重臣以防造反。清朝统治者最擅长的就是“居中驭外”之术,扶持左宗棠,使其在短短两三年间从一个四品京堂候补直升到闽浙总督高位;又支持沈葆桢,使他在与曾国藩的争权中占有上风;又鼓励他自练省军一万。如此种种,个中的微妙曾国藩岂能不知?
入主中原的满洲贵族是一个性格强悍的民族,一旦统一天下又成了一个心理自卑的民族。举凡以少数而统治多数、以落后文明而统治先进文明,这种民族心理就是一种必然。由是,因自卑而产生的防范无处不在,因自卑而产生的疑忌无时不有。不妨看一件不大不小的事。1865年乙丑科殿试,状元是正蓝旗蒙古人崇绮,打破了旗人不列名鼎甲的惯例,成了一个破天荒的状元。崇绮的父亲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以钦差大臣督师广西,镇压太平天国,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永安突围,赛尚阿定为斩监候。崇绮的岳父是郑亲王端华,在辛酉政变中被赐死。这样背景的人物,也成了殿试龙头,原因何在?有人联系当时的局势说:“清室镇压太平天国,自江南、江北大营二次被破之后,不得不依靠非经制的湘淮勇营。湘淮出力、旗营收功的算计落了空,靠八旗绿营威临天下的朝廷的形象不太美好了。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陷金陵,将帅以功得封赏者几尽汉人,籍隶八旗者寥若晨星。于是,次年的殿试,操纵科举机器,制造出一个旗籍状元,为旗人挽回一点威风、体面,以此重新描绘、修正、恢复王朝‘高大完美’的形象。”①
同一时间里,满洲贵族也在武力防范湘军造反上做了相应的准备。官文守武昌,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据长江下游;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之交,虎视南京。这样,只要曾国藩及其湘军有异动,四面围剿便可展开。
清廷的担心不能说是多余的。但曾国藩做的让他们非常放心,也非常满意。
据说,对于左宗棠的试探,曾国藩只在上面改动了一个字,把“似”改成“未”,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李元度送给曾国藩的纸条则被他当面撕毁。倒是门下张裕钊呈上的两句诗使曾国藩大为欢喜:“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他不要做黄袍加身的赵匡胤,而要做为国平乱的裴度、李;不要做问鼎中原的楚庄王,而要做把名字写入麒麟阁、凌烟阁的大功臣。
曾国藩的真正想法如何,后人永远无从知晓了,在日记中、家书中也休想看到他最真实心理的袒露。一百多年来,对他这一做法的猜测和评判始终未断。其中史学家蒋廷黻从三个方面指出曾国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可原谅的”:

第一,中国的旧礼教既是他的立场,而且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凭依,他不能不忠君。第二,他想大清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颇能有为。所以嘉、道、咸三代虽是多难的时代,同治年间的清朝确有中兴的气象。第三,他怕大清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中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十九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绕环着,长期的内乱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大清,最大的理由在此。①

是耶?非耶?千秋功罪,唯有留与后人评说。

薪尽火传
曾国藩与李鸿章同为“中兴名臣”,又有师生渊源,因此他们的关系就颇为引人注目。许多人都认为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而且是“诸门生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②的忠实继承人;有学者指出李鸿章完全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李鸿章的身上“罩着曾国藩的影子”③;也有人根据正史和野史中的一些材料,认为李鸿章并非完全服膺曾国藩的教诲,甚至有“抢班争权”之嫌①。
曾国藩生前在政治和军事上全力推荐和提携李鸿章,使他承己之后,在三十年间出将入相,成为晚清的头号风云人物。李鸿章去世之前也向清廷推荐了一个接班人:“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于是乎,在军事上导致了“湘军演变而有淮军,淮军演变而有北洋军”②的更替。
湘消淮代,曾去李继,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件大事,它对晚清政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曾、李二人师生情谊,也很值得玩味。
终李鸿章一生,对曾国藩都非常尊重,“启口必称‘我老师’,敬佩殆如神圣。”他曾对曾国藩的亲戚吴永说:

文正公你太丈人,是我老师,你可惜未曾见着,予生也晚啊!我老师文正,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地空之。……
我老师实在厉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胧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③

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斟词酌句,写下了那副最为有名的挽联: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①

李鸿章,字少荃(又作少泉),安徽合肥人,生于1823年。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点翰林。其父李文安与曾国藩为同年,在京期间过从甚密,曾任刑部郎中。李鸿章与其兄李瀚章均以“年家子”身份受业于曾国藩,得到曾的推荐与赏识。1853年,李鸿章随同乡、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回皖办团练镇压太平军,但在军事上连遭失败。10月,太平军攻东关,李鸿章兵败退出,投驻守舒城的吕贤基。不久,太平军胡以晃、曾天养攻陷舒城,吕贤基投水自尽,李鸿章率部回到庐州。当时湘军大将江忠源接任安徽巡抚,曾国藩特地向江推荐了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少泉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同往。”1854年1月,江忠源投水自杀,李鸿章失去靠山,又收拾残部投到他的宗师、新任安徽巡抚福济幕下。但福济不知兵事,李鸿章许多意见都得不到采纳;后来奉母避居江西南昌,投靠兄长李瀚章。当时李瀚章在江西为曾国藩总理粮台报销。曾国藩幕下的前翰林院庶吉士陈鼎与李同科,交情最深,为李鸿章向曾国藩说项:“少荃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藉资历练。”开始,曾国藩以为李鸿章翰林出身,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朦冲巨舰非潺潺浅溪所能容。”后来知道李鸿章处境的确困难,破例召之入幕。
在湘军营中,李鸿章如鱼得水,有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对他的老师授业与知遇之恩更是感激万分,称:“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匪浅。”但李鸿章又是一个性情高傲、不肯盲从的人。1860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率军进驻祁门,决定撤掉一半城墙,修筑碉堡。为此众议哗然,纷纷上书劝阻,李鸿章也上书建议:“祁门地势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曾国藩对他这位得意门生的建议也不采纳,并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恰在这时又发生了“李元度事件”。曾国藩因李失守徽州,特别是恋栈在外、久而回营后又不堪训责,负羞而逃,决定予以严参,特命李鸿章作稿。李认为李元度是共历患难之人,功罪相抵,不应严惩,便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怒不可遏,说:“我自属稿。”李说:“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曾说:“听君之便。”于是李鸿章愤然辞幕,离开祁门前往南昌①。
鉴于曾国藩在祁门危险万状的情形和当时众幕僚纷纷准备离去的状况,李鸿章离开曾国藩固然有负气的因素,却也“不无借机逃遁的嫌疑”②。所以后来曾国藩与友人欧阳兆熊说李鸿章“此君难与共患难耳”③。不过两人的联系并未中断。1861年3月,曾国藩主动请李鸿章前来协助他防守省城;6月25日,曾国藩再一次致函李鸿章:“去年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险,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醋酒之嫌,则请速来相助为理。”李鸿章被他老师殷殷相招所感动,重又赶到湘军大营。不久,曾国藩为解决战线延长和湘军兵力不足的问题,着手招募和训练淮勇,并把编练淮勇的任务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奉命后,先后收编了张树声、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吴长庆等原有团练武装,曾国藩又先后拨给他9营湘军,至1862年2月全军已达9000余人。军成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又亲自检阅。正在这时,一个绝好的发展机会降临到了李鸿章头上。
机会来自东方。太平军在上海附近的攻势作战,令退守一隅的中外势力惶恐万分,特别是逃到上海租界中避难的江浙一带官绅,把湘军集团视为救命稻草。1861年秋,他们派出曾国藩同年之子钱鼎铭为代表,到安庆向曾国藩陈述上海危急情形以及关税厘金收入之巨,甚至为之痛哭,“欷歔流涕,纵声长号”①。他们的恳请正好与曾国藩经略东线、夹击苏南的战略计划相吻合,但曾国藩最初想派往上海的并不是李鸿章,而“意欲沅弟(即曾国荃)率万人以去”。可惜曾国荃志不在此,而在独下金陵,于是东征重任就落到了李鸿章头上。
尽管李鸿章是以“替补队员”上场,曾国藩还是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并把程学启、郭松林两部拨归李鸿章统带。据《曾国藩事略》记载:“程学启者,桐城人。自贼中自拔来归,旧隶公弟国荃部下,骁勇善战。国荃之克安庆也,学启功尤多。郭松林者,湘潭人。始以亲兵随公弟国荃攻安福县,先登,遂为国荃所知。厥后克吉安府、景德镇、浮梁县,无役不从。二人者,皆湘军之良也。”②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③1862年4月,曾国藩派李鸿章率领淮军前往上海,开辟东方战线。临行前,又反复告诫李鸿章“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此后,李鸿章如蛟龙出水、猛虎下山,施展平生本领效忠清室,在曾国藩的大力提携下,逐渐成为仅次于乃师的重要人物。淮军攻陷苏、常、嘉兴等地后,曾国藩保奏他升为江苏巡抚,加太子少保,封一等肃毅伯。李鸿章离开曾国藩军营不到两年,声名几乎与他老师相提并论。李鸿章也在曾国藩之后亦步亦趋。1865年曾国藩调任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军“剿捻”,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1866年又继曾国藩担任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1870年又继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至此,名势已超过了回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①曾国藩培养出了一位合格的接班人,他于1872年去世时,已有“薪尽火传”之美。李也明白自己的一切“由我中堂夫子积年训植”,所以竭力报答恩师的栽培之情。在江苏作战期间,李鸿章利用手中掌握的充裕财源,大力接济曾氏兄弟所部湘军。最为可贵的,是他顶住来自清政府的压力,成全了曾国藩和曾国荃的“首功”。
1863年以后,太平天国的失败已经是毋庸置疑的,各方人士都已看出这一点。各地战场特别是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兵锋所指,连下大城,江苏和浙江全境的收复已是指日可待。相比之下,盘踞在南京城下的曾国荃就显得太过迟缓。其实这并不怨曾国荃。曾国藩原来定下的多路并进围攻天京之计,由于其他各路迟缓,只有曾国荃率先到达城下,兵力未免太过单薄,与其说是围城,更不如说是一种姿态。当时太平军号称有20万守城大军,又有与江南、江北大营作战的丰富经验,本身就够曾国荃喝一壶了。经过46天大决战,又经过一场瘟疫的洗荡,曾国荃要想单独啃下天京这块硬骨头就更难了。与此同时,其他将领包括绿营也都看到了这个大便宜,纷纷要求“帮助”曾国荃攻下天京。如江宁将军富明阿就上疏要求率领自己的几千人前来“助剿”,被曾国藩拒绝。针对这件事,曾国藩说:“事权之一,可喜;担荷之重,亦可惧。”反映了此时湘军所处的尴尬局面。
为迅速解决天京战事,深知力量不足的曾国荃便拼命扩大队伍,先是纳降十营太平军,又一次新募两万人却没和曾国藩打招呼。对此曾国藩有些恼火,写信向大弟曾国潢发牢骚说:“沅近日添募陆军至二万之多,又添募水师十二营,全不函商余处,殊不可解。”又对曾国荃说:“安庆克后弟添新兵近二万人,此次又添二万,前此老营能战能守之将弁分散太多,譬之一壶酽酒,掺水至四五壶,则太淡,不成酒味矣。”不满归不满,曾国藩也知道舍此别无办法,他也深知自己还要靠这个弟弟成其大功。正如他在攻陷天京后所说:“弟本身既挣一爵,又赠送阿兄一爵,弟之赠送此礼,人或忽而不察,弟或谦而不居,而余深知之。”
曾国荃想尽办法,曾国藩也不断为他充实兵力,却依然进展迟缓,到了1864年夏天清政府也不满于吉字营乌龟般的攻城速度了,于是发来上谕要求李鸿章派兵“助剿”:“李鸿章所部兵勇攻城夺隘,所向有功,炮队尤为得力。现在金陵功在垂成,发、捻蓄意东趋,迟恐牵动全局,李鸿章岂能坐视?着即迅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合曾国荃相机进取,速奏肤功。李鸿章如能亲督各军,与曾国荃会商机宜,剿办尤易得力。曾国藩身为统帅,全局在胸,尤当督同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和衷共济,速竟全功,扫穴擒渠,同膺懋赏,总以大局为重,不可稍存畛域之见。”①
 曾国藩在奏疏中称:“苏、常克复之后,臣本拟咨请李鸿章前来金陵会剿,特以该抚系封疆将帅之臣,又值苦战积劳之际,非臣所敢奏调。函询臣弟国荃,亦以师久无功,不敢更求助于人,近于畏难卸责、始勤终怠者之所为。乃两月以来,百计环攻,伤亡至四千余人,所挖地道已被该逆从内掘出三洞,此外诸洞亦难奏效,而曾国荃焦劳致疾,饮食渐减,饷项奇窘,尤为可虑。臣已恭录谕旨,加函催请李鸿章亲来金陵。使仅派将前来,其知者以为怜该抚之过劳,信苏将之可恃,不知者以为臣弟贪独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尤非臣兄弟平日报国区区之意。”同时两次催促李鸿章派兵助攻金陵,并称:“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此次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臣亦未便再三渎催矣。”①
曾国藩一面跟清廷玩弄文字游戏,一面说李鸿章“殆有让功之心”,这不是说给李鸿章听的吗?他说曾“函询臣弟国荃”,那么他们是怎么商量的呢?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少荃会剿金陵,好处甚多,其不好处不过分占美名而已。后之论者曰:润克鄂省,迪克九江,沅克安庆,少荃克苏州,季高克杭州,金陵一城,沅与荃各占其半而已。此亦非甚坏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第一之美名哉?如弟必不求助于人,迁延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内伤,兄弟二人皆将后悔;不如及今决计,不着痕迹。”②
民国年间,长沙人方表从曾国荃后裔手中购得曾国藩手书数通,其中三封作于同治三年四、五月间,专门讨论淮军援剿问题。其中一信是未曾收入曾氏全集的,也最能表现曾氏兄弟这期间的心理:

沅弟左右。廿夜接十七夜来书,不忍卒读。心血亏损如此,愈持久则病愈久愈深。余意欲奏请少荃前来金陵会剿,而可者两端、不可者两端。可者:一则渠处炸炮最多而熟,可望速克;一则渠占一半汛地,弟省一半心血。不可者:少荃近日气焰颇大,恐言语意态,以无礼加之于弟,愈增肝气,一也;淮勇骚扰骄傲,平日恐欺侮湘勇,克城时恐抢夺不堪,二也。有此二者,故。然弟心、肝两处之病已深,能早息肩一日,乃可早痊一日;非得一强有力之人前来相助,则此后军事恐有变症,病情亦虑变症也。特此飞商:弟愿请少荃来共事否?少荃之季弟幼荃,气宇极好,拟请之日内至弟营一叙。弟若情愿一人苦挣苦支,不愿外人来搅乱局面,则飞速复函。余不得弟复信,断不轻奏先报。余俟详复,即问近好。国藩手草。四月廿日夜。①

曾国藩还写信反复劝慰曾国荃:

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天于大名,吝之惜之,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弟前岁初进金陵,余屡信多危悚儆戒之辞,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强求。今少荃二年以来屡立奇功,肃清全苏,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师老虽久而朝廷无贬辞,大局无他变,即是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却病在此,所以恃盈保泰亦在此。千嘱千嘱,无煎迫而致疾也。

从信中可以看出天京城下的曾国荃心情煎迫以致疾病的焦灼之状。其实,这时的李鸿章也很为难。有皇帝的圣旨催促,他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军天京,而且当时淮军将领也都跃跃欲试。李鸿章最终选择了托辞不往,并避免了湘淮军之间一场火并。《异辞录》记载其事说:“方诏之日促也,铭(刘铭传)、盛(周盛波)诸将咸跃跃欲试。或曰:‘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超)军遇于东坝,必战。’刘壮肃(铭传)曰:‘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文忠存心忠厚,终不许。将卒皆知其事。”①
在上奏中,李鸿章列举了一系列客观困难,如所部兵力不敷安排,已接防句容、东坝等处,并拨兵进军浙江协助左宗棠收复湖州,建议待到湖州收复后再进金陵。②清廷谕旨中要求李鸿章不必等到湖州克复,可以先选派刘铭传等带“善于攻城者二三千人”前往金陵助攻时。李鸿章又上疏抗命:“若欲臣会攻金陵,复令臣协剿湖州,臣力实有不给。若令臣弃湖州而赴金陵,事体固分轻重,时势固有缓急,臣敢不仰体朝廷与督臣殷殷责望之意?但使臣统兵远去,少则无济于事,多则各统将资望相等,号令不一,与曾国荃各军错处围城之下,曾国藩与臣皆不放心。”他甚至用朝中大臣所不懂的物理知识来打马虎眼,声称因天气炎热,洋枪洋炮容易烧红炸裂,不宜攻城,可等到天气转凉后再行前往。
李鸿章一面敷衍朝廷,一面向曾氏兄弟写信表白心迹,如五月初写信给曾国荃:“屡奉寄谕,饬派敝军协剿金陵。鄙意以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况入沪以来,幸得肃清吴境,冒犯越疆,怨忌丛生,何可轻言远略?常州克复,附片藉病回苏,及奏报丹阳克复,折尾声明:金陵不日可克。弦外之音,当入清听。富将军之浅躁,左制军之倾挤,鸿章不乐为也。”③
对此曾氏兄弟自然是心心相通、感激不尽:“观少泉屡次奏咨信函,似始终不欲来攻金陵,若深知敌军之千辛万苦,不欲分此垂成之功者。诚能如此存心,则过人远矣。”①表面上又虚伪地作出让李鸿章前来的姿态:“少荃意在助吾兄弟成功,而又不敢直言,其意可敬。弟复信盼他早来,甚是甚是。”②如此矛盾重重又惺惺作态,难怪当时身在前线洞悉微妙的赵烈文指出:曾国荃“此一事而机械百出,语言处处不同,其图望大功,日夜计算,心计之工,细入毫芒。”③围绕天京争首功一案,当事诸人内心中真是有着“比实际战况更激烈、更微妙的‘战天京’”④。
刘若英在歌中唱道:“一个人的成全,胜过三个人的秋千。”这是讲爱情的,而用来形容这一时期二曾一李的关系不也非常恰当吗?
曾国藩培养和提携了李鸿章,李鸿章配合和成全了曾国藩。国家军政大事,就浸泡在这浓浓的人情味中慢慢寻求着解决—我们中国,历来就是这样一个讲人情味的国度。

“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
曾国藩的后半生,虽然在政坛和战场上屡有挫折,但文治武功,海内鲜有人及,在中兴名臣中被推为第一,当时谁人不敬重?哪个不服气?
偏偏就有这样一个人,不但敢于公开指摘曾国藩器量狭小、为人虚伪、对于军事一知半解,更以当世诸葛亮自居,自夸“才、识、略三件,今世实无其匹”。曾国藩忍受不了这个湖南巡抚衙门幕僚反复来信对军中事务指手画脚,胡林翼劝慰他说,这个人本就是才大气高,如今国难当前,你就忍耐一下,只当是家有烈妇吧(“如朝有争臣、室有烈妇”)。
这个让曾国藩感到头疼的人,就是左宗棠。
左宗棠,字季高,自号湘上农人,又自称“今亮”,1812年生于湖南湘阴,比林则徐小27岁,比龚自珍小20岁,比曾国藩小1岁。左宗棠年轻时也曾有志于科举,但接连三次入京会试不中,遂发狠不再向科举制度讨前程,而在“经世致用”的学问上下功夫。他才大志高,曾书一联以明志:“身无半文,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他专心研究“经国济世”的学问,对地理、军事、农学等都有涉猎,尤其喜读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以及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等书。在退隐柳庄期间,他还专门整理绘制历代军事地图,按地域分块,以朝代累推,不厌其细,并由夫人周诒端代为影描。这项工作费时费力,但对他后来南征北战的军事生涯无疑有巨大的帮助。如果不是后来书稿散失,他就是我国第一部军事历史地图集的作者了。虽然他长期没有中进士和出仕为官,但在湖南一带颇有声名。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和陶澍、林则徐等都对他的学识给予很高评价。1850年林则徐路过湖南长沙时,与他在湘江舟中纵论军务、时政,相谈甚欢。贺长龄曾提醒左宗棠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贺熙龄也写诗赞颂他“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先得古人心”,并说他“括地九州归指掌”。后来左宗棠统兵征战,东南至浙江、福建、广东,西北至陕西、甘肃、新疆,年轻时期的深厚积淀无疑为他的成功打下了基础。他年轻时特别关注军事地理和边疆形势,19世纪80年代中期,在他的力主下,两个新的行省—新疆和台湾—诞生了。“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这话真是不假。同样关注军事地理和西北形势的龚自珍,曾呼吁清王朝关注新疆、加强管理,并作出了“五十年中定应验”的预言。他的预言果然在五十年后由左宗棠主持实现了。
太平军起,左宗棠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先应邀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府;张亮基调离两湖后,他又应骆秉章之请入湖南省衙,先后佐幕达8年之久。在湖南,左宗棠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巡抚衙门师爷,但他勇于任事,又韬略过人,实际上当了骆秉章的多半个家。据说有一天巡抚骆秉章听到辕门外有号炮声,便问是怎么回事,有人告诉他是左师爷拜发奏折了。拜发奏折而不经过巡抚,这事可真够蹊跷了,但骆秉章并不以为忤,只是让人把奏稿拿来看看,一笑了之。当时湖南人都戏称左宗棠为“左副都御史”,因为骆秉章作为巡抚其官衔也不过是“右副都御史”,按旧时官制,“左”比“右”略低一级而已。
“左副都御史”在湖南主持大局,使湖南省内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一方面,他通过改革税制增加了财政收入,减轻了农民负担,一方面编练湘军,“剿灭”省内会党起义,东挡南拒,阻止太平军从江西和广东进入湖南。几年之中,湖南成为了南方数省中“匪情”最轻的一省,以巨额饷银和源源不断的勇丁支援曾国藩、胡林翼等前方湘军部队,并派出多支部队进入广东、贵州、四川等省,“剿灭”当地的太平军及少数民族起义军。曾国藩等人多次感叹,没有左宗棠,也就没有湘军稳定的大后方。久而久之,左师爷的名声竟然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1859年初,左宗棠的好友、翰林院编修郭嵩焘晋见咸丰帝,咸丰问他左宗棠才干如何。郭回答说:左宗棠才很大,没有他办不了的事,人品尤其端正,湖南人都很佩服他。皇帝说:你写信给左宗棠,告诉他我有意请他为朝廷办大事。就在皇帝发话准备重用左宗棠的时候,一场大祸突然降临,险些使左宗棠性命不保。
1859年末,永州镇总兵、署理湖南提督樊燮,被湖南巡抚骆秉章以“声名恶劣”参劾罢官。樊氏不服,诉于湖广总督官文,又在官文的支持下进京控告骆秉章“一官两印”,迁怒于为骆主持机要的左宗棠,告左结交外吏、“劣幕误国”。官文素来对左在湖南剔除中饱、裁撤冗员等做法不满,借机上疏请治其罪。还有一种说法:樊燮因事顶撞了左宗棠几句,结果被左痛骂:“忘八蛋,滚出去!”樊氏愤而上诉。幸亏胡林翼、郭嵩焘等人从中斡旋,又请在京的著名才子潘祖荫执笔为他求情,潘文中有一句著名的话:“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在多方活动下,左宗棠逃过了一场劫难,从此他离开长沙,不久投到曾国藩手下,开始了真正的军旅生涯。
樊总兵告人不成,反弄了个丢官罢职,回家后越想越憋气,觉得之所以被左宗棠欺负,是因为自己一介武夫,没有功名,于是他让两个儿子都穿上女人衣服,刻苦读书,并把左宗棠骂他的“忘八蛋,滚出去”六个字刻成牌位,放在儿子书房里,告诉他们:如果考上秀才,才能除去女装外衣,考上举人,跟左宗棠平级了,才可以换上全套的男人衣服。两个儿子最后果然双双高中进士,其中弟弟樊增祥还进了翰林院,成为晚清名噪一时的诗人,这是后话。
曾国藩在衡阳期间,就曾致书左宗棠,请他协助练兵。左宗棠感到“涤公正人,其将略未知何如”,自己“以刚拙之性,疏浅之识,万无以赞高深”;于是高卧不出,婉拒了曾国藩的邀请。这次左宗棠经此事变,曾国藩专门上疏求情,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①不久就收到了起用左宗棠的上谕:“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①二十天后,又奉到上谕:“左宗棠著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②从此,出道颇晚的左宗棠开始了他扶摇直上的政治、军事生涯。1860年,他奉命组织一支5000人的楚军(称为“楚勇”)开赴前线,1861年间在赣北皖南一带与太平军作战;1862年署理浙江巡抚,1863年任闽浙总督。在短短的三四年间便完成如此升迁,简直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后来北上为清廷剿除捻、回,又远征新疆,坐镇福建,可以说哪里兵事最烈,哪里就有他的身影。特别是收复新疆之战,一洗近代以来清政府在军事上的屡败局面,并底定天山,奠定了今日中国版图的基础。
左宗棠的乌纱帽不是偷来的抢来的,也不是做了女婿换来的,而是靠自己实打实地干出来的,当然也有曾国藩大力举荐的功劳。1861年曾国藩上疏称:“三品京堂左宗棠迭破巨寇,勋绩甚伟,请御赐珍物,以示旌异。又请将左宗棠改为帮办军务,俾事权渐属,储为大用。”③一年后,清廷命曾国藩督办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他又说:“(左宗棠)其才实可独当一面,应请皇上明降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所有该省主客各军均归节制。”④
曾左关系如此密切,自应唇齿相依、共同进退,其实却不然。从两人的书信及日记中可以看到,曾左有多次交恶的历史,甚至多年不通音讯。在笔记及野史中,关于两人交恶的传闻更多,并大都以文字游戏的形式出现。比如:
据说曾国藩有一次写信给左宗棠,为了表示敬意,末尾用了“右仰”二字以作谦词。不料左宗棠看后不悦道:你用“右仰”,难道让我用“左俯”吗?曾国藩听说后也非常生气。
又说有一次曾国藩拜望左宗棠时,左正在椅子上看小妾洗脚,曾国藩戏作一上联调侃:“看如夫人洗脚”,左宗棠随口反讥:“赐同进士出身”,弄得曾国藩很下不了台。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听说他谥为“文正”,极为不悦地说:“他都谥了文正,我们将来不要谥武邪么?”①
最有趣的一则轶闻说曾、左二人在一副对联中嵌入了对方名字并互相攻击,曾国藩说“季子自称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吾意见常相左”,左宗棠对“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你经济有何曾”?传闻虽不甚可信,联语却是妙趣横生。
曾左交恶,确有其事,并且不止一次,主要的冲突就有三次。
一次是1857年曾国藩坐困江西时委军奔丧,在家守制不出,有躲避责任的嫌疑。为此左宗棠写了措词严厉的信,对这种逃兵行为进行谴责:“孝子之于亲也,不以病不起而废药石;忠臣之于君也,不以事不可为而奉身以退,其任事也,不以己之不能而他诿之”; “老兄之出与不出,非我所敢知也;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区区之愚,但谓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不可不辨。”②以曾左的朋友关系而说出这样的话(等于直说曾国藩治军无能又逃避艰难,实是不仁不义),确实有些重了。时人也说曾国藩“由军营回籍守制,朝议非之”,“左恪靖诋之尤甚”③。曾国藩置之不理,两人从此断了来往。后来左宗棠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涤帅自前书抵牾后,即彼此不通音问。盖涤以吾言过亢故也。忠告而不善道,其咎不尽在涤矣。”④在此期间,曾国荃也曾劝曾国藩“与左季高通书问”⑤,两人又恢复了书信往来。一年后曾国藩再起,路过长沙时与左深谈,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请精于篆书的左宗棠书写,于是“交欢如初,不念旧恶”⑥。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攻破天京之后。由于湘军进城后纪律混乱,攻击不力,致使幼天王等人逃出天京,但曾国藩在上奏时说:“又据城内各贼供称: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等语。”①虽语焉不详、曲意模糊,但如此大事,毕竟不可轻言粉饰。不久左宗棠得知真相,于是在汇报湖州军情的奏折中揭穿了曾的谎言:“据金陵逃出难民供:伪幼主洪填福(按:原文如此;按太平天国内部称呼,应为“洪天贵福”)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二十六日,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并说,此后这一点星星之火与李世贤、汪海洋等部汇合,“亦未可知”②。清廷果然回头追究曾国藩“谎报战绩”的责任。曾国藩则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反唇相讥,揪出左宗棠收复杭州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的旧账。左宗棠本是好辩之人,当然不肯就此听之,于是上疏辩护,并捎带批评了曾国藩此前的战略战役部署问题。两人你来我往,也许正是统治者最愿意看到的。最后在上谕中各打五十大板:“朝廷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③这道上谕是下达给左宗棠的,其中言辞,明显有安抚左宗棠敲打曾国藩之意。至于“不敢稍存意见”一说,是不可能的,毕竟两人都不是圣人,这次正面冲突之后,两人的私人通信完全中断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围绕着对李元度的处理一事,两人再起冲突。
李元度曾长期追随曾国藩,堪称心腹。1854年湘军兵败靖港之时,曾国藩准备自杀并拟好了遗折,多亏李元度“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弟鸣愤”①,曾国藩才没有做出傻事。后来李元度单独带兵,曾国藩虽然在籍守制,但李仍然经常派“专弁诣公函商军事”。曾国藩回信说:“常念足下与雪琴,皆有亟不忘者。……回首往事,眷眷于辛苦久从之将士,尤眷眷于足下与雪琴二人。”②并相约与李元度结为亲家,“缔婚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负义之心”③;“明岁当与足下索侄女婿耳”④。但李元度军事才能欠佳,曾国藩认为他“实非带勇之才”⑤,胡林翼也曾指出“军事参谋可得一当,特未可专以治兵耳”⑥。李元度失守徽州后,先是在外流连不回,回营后不堪申斥返回湖南,后又欲投靠浙江巡抚王有龄,从而引起了曾国藩的愤怒,为此连续三次参劾李元度,使其处境艰难。当时有一条集句兼嵌字的对联专门形容李元度的困状:“士不忘丧其元;公胡为改其度”,横批“道旁苦李”⑦。久之曾国藩也生悔意,在攻克天京后,曾密上一折保举李元度:“金陵克复,大功粗成,臣兄弟叨窃异数,前后文武各员无不仰荷殊恩;追思昔年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惟李元度抱向隅之感,其没者尚有数人怀不瞑之恨,臣均对之有愧,不得不略陈一二。”⑧
清政府将此案发给左宗棠处理。左宗棠却丝毫不给曾国藩面子,在所上之折中一方面对曾国藩当年的评判和弹劾作了基本否定,另一方面又大骂李元度的罪过之处,要求按国法严惩,最后他表示不赞同曾国藩的倡议:“谨将李元度被参情节据实直陈,伏乞皇上敕部按律定拟,以昭允当。”⑨结果是,同治四年(1865)正月,李元度“奉旨照部议发往军台效力”。多亏有李鸿章联合沈葆桢、彭玉麟和鲍超,撇开左氏所坚持的国法,而从人情的角度为其求情,认为“李元度后此虽有可议之罪,前此究有不可掩之功”,并以李为家中独子、上有七十老母无人奉养的现实情况求情,李元度才免予充军,代以罚款了事。
这等于又打了曾国藩一个耳光,曾国藩当然难以接受。说到底,李元度毕竟为湘军立下了汗马功劳,时人也都认为他“一腔血诚”(胡林翼语)、办事踏实,所犯过错并非致命,情有可原;兼之曾国藩都带头为他求情,左宗棠没有必要如此叫真。也许正是因为曾国藩开口求情,左宗棠才会跳出来唱反调,如果曾国藩要求从严惩治李元度的话,可能左宗棠又会讲出一番道理来证明李元度不仅无罪反而有功了。左宗棠就是这样一个人,其性格中有明显的故意狂傲、与众不同的成分;大家都同意的,他偏偏不同意;反正他精明干练,又富有辩才,足够对付来自各方的发难。这大概与他早年郁郁不得志的经历有关,加上他历来自视甚高、目无余子,看不惯官场中庸碌之辈的尸位素餐、贪腐无能,从而不屑于与之为伍。
当然,左宗棠并不是没有原则的“愤青”。他痛恨那些名不副实、不堪其任的人,也痛恨那些言行不一、不够磊落的人。愈是至亲至朋,愈不姑息宽容;愈是高官显贵,愈要动上一动。
郭嵩焘是他的救命恩人,也是他的姻亲(与其兄左宗植是儿女亲家),但他认为郭嵩焘“勤恳笃实,廉谨有余,而应变之略非其所长”①。1866年,终于将亲家从广东巡抚任上参倒。事后他还致书郭嵩焘:“阁下力图振作,而才不副其志,徒于事前诿过、事后弥缝,何益之有?……因忠而愤,以直而亢,知我罪我,听之而已。”②不久曾国荃在湖北弹劾官文,曾国藩诚惶诚恐,左宗棠却大呼痛快,称为“当今第一篇文章,天下第一好事”,足见其对事不对人、敢为天下先的作风。1862年左宗棠曾自述其志曰:“所患异时形诸记载,毁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誉我者转失其实耳。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吾亦不理,但于身前自谥曰‘忠介先生’,可乎?”①
“忠介先生”也有不问原则只讲人情的时候,比如他对有救命之恩的潘祖荫就一直心存感激,在西北时还多方访求古玩金石等送给这位大恩人。潘也是一代名士、性情中人,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此点:

文勤(潘祖荫的谥号)偶在朝房与众闲谈,提及某日陛见之某提督,谓此人真是忠肝义胆。李文田问曰:“其战绩如何?”文勤曰:“不甚清楚。”李曰:“然则状貌如何?”文勤曰:“没有会过。”李曰:“然则中堂何所见而云然?”文勤曰:“他送我的鼻烟壶很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②

这种作风如果放在别人身上,左宗棠早就不屑一顾,但因为潘是他的恩人,他也就不但包容宽容,而且优容纵容了,全然没有了对曾国藩的那种苛刻。
有人这样评价曾左关系:“其关系之疏密,实以左宗棠由湘幕转为襄办为界:前此较密,系曾国藩以兵饷求助于湘中而倾心结交左宗棠;后此较疏,乃左宗棠摆脱曾国藩之控制而图别开生面;其友事之深浅,则曾心中有左,而左心中无曾;其倚赖之轻重,则曾每多借助于左,而左似未求助于曾。至失和之归咎,左虽素负意气而事出有因,曾则刻意牢笼而不免于私。”③
事实上,左宗棠对曾国藩虽有许多批评,如称他为“书憨”④,批评他不懂军事、用兵呆拙,但后来对曾国藩的评价还是很高,内心也颇为推许⑤。他在写给儿子们的信中说:“吾近来于涤公多所不满,独于赏识寿卿(按:刘松山字寿卿)一事,最征卓识,可谓有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此次捻匪荡平,寿卿实为功首,则又不能不归功于涤公之能以人事君也。私交虽有微嫌,于公谊实深敬服,故特奏请奖曾,以励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义:‘笔则笔,削则削’;乌能以私嫌而害公谊,一概抹杀,类于蔽贤妒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与曾有龃龉者,观此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①刘松山原为王老湘军旧部,左宗棠未发现他有过人之处,而曾国藩提拔使用,并最终将刘部调归左氏,令其剿捻,并“足其军食”,“解饷至一百数十万两之多”,保证了左宗棠在西北战场的胜利。对此左十分佩服曾的知人之明和谋国之忠,并在胜利后专门上奏请褒奖曾国藩,“以为疆臣有用人之责者劝”②。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送来了包含同一主题的挽联: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③

曾国藩死后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托左宗棠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借钱。左宗棠念及旧情及乡谊,以三百金赠之,并写信告诉家中说:“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④又说:“吾与侯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直一哂耶?”后来,左宗棠的孙子左念贻还成为曾国藩的侄女婿。
无独有偶,曾国藩早在1867年也在家书中告诉儿子:“余于左、沈二公之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气,于二公但不通闻问而已,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①
外人以为水火不相容的曾左二人,原来竟可以这样互相宽容。正如房龙所说:“从最广博的意义讲,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这些人从思想上说是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们的狭隘偏见的人,看到整个人类具有广阔多彩的前景。”②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非常可笑的事情。如前所述,1858年曾左第一次交恶期间,曾国藩在曾国荃一再劝说下给左写了一封信,此信今已不见,但左之回信却极为感人:

沅浦递到手书,敬悉近状之详,喜慰无似。不奉音敬者一年,疑老兄之绝我也,且思且悲,且负气以相待。窃念频年,抢扰拮据,刻鲜欢悰,每遇忧思郁结之时,酬接之间亦失其故,意有不可,即探纸书之,略无拟议。旋觉之而旋悔之,而又旋蹈之。徒恃知我者不以有它疑我,不以夫词苛我,不以疏狂罪我。望人恒厚,自毖殊疏,则年过而德不进之徵也。来书云晰义未熟,翻成气矜,我之谓矣!……尊恙闻服卫生丸颇效,然否?若然,则非仅血虚可知。如须此者,当为觅之。弟小兄一岁,近亦颓然,可憎厌也。近代草筹饷一疏上,乞教之。仁先时有书来,言都下事,多令人忧者,不敢寻览。先此略复,馀俟续致。③

如此襟怀,揆诸今日众生,又有几人能做得到呢?

曾、左、李
晚清军事,以对太平天国用兵费时最长、战争最烈。在这场战争中出力最大、对清朝有再造之功的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被称为“中兴四大名臣”。因胡林翼早逝,也有把曾、左、李三人与稍后的张之洞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的说法。张之洞虽然也把军事视为“身心性命之学”,毕竟其生也晚,而且没有直接临阵指挥过大型战事,故不在本篇探讨之列。曾、左、李三人,分别生于1811年、1812年和1823年,除李鸿章稍小外,基本可视为同一代人,从渊源上看又同出自于湘军一系,但其思想性情大不相同,表现在带兵从政以及为人处世上,也就各不相同。
蒋廷黻曾评价说:“李鸿章之人格能人人之脑而不能人人之心。一看李之全集,只见其作事而不见其为人。”李鸿章是一个很讲实际的人,对仕途和功名非常看重,往往只重目的,不计手段,所以曾国藩说他是“拼命做官”。进而他在选才上“统率群下,不问品类如何,只重其谋略才识”①。所以,淮军中许多将领品行窳劣,克扣军饷、鱼肉百姓甚至贩卖鸦片,无所不为。李鸿章的性格又有落拓不羁、开朗豪爽、办事果断的一面。他自己曾说:“鸿章生平不惯作伪人。”在性情上,李鸿章与曾国藩有着“迟钝与敏感、被动与主动、消极与积极、拘囿与开阔的相对性差异”②。左宗棠志大才高、睥睨天下、得理时不让人又雄辩滔滔的性格,与曾李两人又不相同。
人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三人性格上的差异使他们在治军用兵上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作风。若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曾国藩“土气”、左宗棠“大气”、李鸿章“洋气”。
曾国藩之“土气”,不是“土包子”“土老帽”的土,而是指他善于从传统兵学中取经寻宝,以为当世之用。“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于军礼庶几近之(按:指戚继光)。”①他还有点迷信天命,认为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左右着事业的成败,“古往今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②,带兵将帅只能尽人力而不能改变和抗逆天命。在作战中,曾国藩谨慎小心,“务求踏实”③。王闿运评价他“以惧教士,以惧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④。曾国藩亲自指挥的战斗大多不利,如靖港之败以及在江西的坐困,他进而迷信这是天意;因此在后期的作战中往往坐镇后方,不肯亲临一线指挥,自称“用兵十载,未尝亲临前敌”,⑤战事反而较为顺利。推崇曾国藩、学习曾国藩的蒋介石,偏偏没有学会这一点,喜欢坐着飞机临阵指挥,结果飞机所到之处,往往是失败紧跟而来。
自认为“临阵指挥,非其所长”的曾国藩,有着成熟的用兵思想和深远的战略眼光。他主张结硬寨、打呆仗,集中优势兵力以消灭敌人,变更主客之势以掌握主动,都是极有见地的军事思想。后人评论说:“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尤戒攻坚围城。其说与普法战争前法国兵学家所主张者殆同。其论出师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谓一械不精,不可轻出;势力不厚,不可成行,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其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倡导者如出一辙。所论诸端,皆从实行后经验中得来,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吾思先贤,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①在安庆之战时围城打援,在围困天京迫敌攻坚,都是其“反客为主”思想的实践。太平军也认为湘军长期围困、变客为主的攻城办法“虽然历时长久,但是轻而易举的,毫不费力,用不着战斗就可以结束战争”②。但曾国藩对新式武器装备的重视不够,认为:“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张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③体现了他株守旧制的一面。
作为战略家的曾国藩,最为当之无愧。早在建军之初他就认识到:“今之办贼,不难于添兵,而难于筹饷;不难于募勇,而难于带勇之人;不难于陆战,而难于水战。”在此认识基础上编练的湘军水师,对于后来的一系列胜利功不可没。他最早提出“谋金陵者必踞上游,法当舍枝叶图根本”④的战略构想。在战争中期态势不甚明朗之时,他向统治者分析形势说: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有两种,一种是“流寇”,一种是占据城池的“窃号之贼”;镇压“流寇”需要四面围堵,镇压“窃号之贼”则需要剪除枝叶、进捣根本,一旦攻其老巢,各路“游贼”就会纷纷回救,官军就可以聚而歼之。太平天国的根本在于天京,要攻南京,就必须先驻兵于滁州、和州一带,才能打破南京的外部屏障,切断其粮草供应;而要进军滁、和,又必须先围安庆,兼围庐州,各路太平军必然前往救援,湘军可以乘机打几场歼灭战,为进攻天京做好准备。后来的战争发展完全印证了曾国藩的判断,让人不能不佩服他的战略眼光。
孙子曰:“兵者,诡道也。”①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也说:“一切行动都是或多或少地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自古用兵,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结合,方能百战不殆。曾国藩用兵重正而舍奇,所以被左宗棠耻笑为拙于兵事。相比之下,左氏用兵不同于曾国藩,于奇正结合中更显蔚为大气。他主张用兵要有“视天下事若无不可为”的坚定信心;并把作战比作下棋,认为若“举棋不定,不胜其祸矣”。左宗棠的“楚军”以老湘军为班底,人数并不多,后来所部渐多但来源较杂;在装备和财源上又没有李鸿章淮军的便利条件,他最终能成就大事,足见指挥有力。在浙江的作战中,他不急于攻下省城,既“前瞻”杭州,又“回顾”后方,把手中的数万部队调拨得井井有条,不计一城一池之得失,而侧重于消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并造成必胜的态势,最终实现了收复全省之功。随后他奉命北上“剿灭”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在分析形势后确定了“先捻后回、先秦后陇”的战略指导方针。收复新疆一战是他最为得意之作,此战之所以势如破竹、一气呵成,主要在于他定下的“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的正确。两个八字方针,赢得两场大战的胜利,无怪乎后人极赞他:“历古以来,书生戎马,而兵锋所指,东极于海,西尽天山,纵横跌宕,未有如宗棠者也。”
左宗棠为人狂傲不羁,用兵却从不大意。他好算、能算,善于料敌决胜,认为:“不同兵情,因贼势而生”;“用兵一事,先察险夷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之七八分已效者,有算至七八分而效过十分者。”故而他自称“每发一兵,须发为白”。曾国藩也认为左宗棠用兵“谋划之密,远出国藩与胡宫保之上”。
曾、胡、左所部之湘军攻城,多用围城打援之法,常常旷日持久。如李续宾克九江,用了16个月;曾国荃克安庆,用了17个月;屯兵天京城下时间更长。而淮军攻城一般要迅速得多。这主要是由武器装备决定的,湘军中的重武器劈山炮在攻城时“不堪大用”,而淮军的“开花大炮”在攻城中往往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李鸿章与他的老师曾国藩不同,他非常重视洋枪洋炮的作用,从建军带兵到行军作战,都透出一股“洋气”。
在合肥的李鸿章故居陈列馆里,保留着当年他为格致书院学生亲拟的考题:“问:各国立约通商,本为彼此人民往来营生起见。今设有一国,议欲禁止有约之国人民来往,其理与公法相背否,能详考博证之欤?”可见李鸿章虽出身科举,但思维开放、头脑灵活,勇于接受新鲜事物,长于思考军国远略。他带着淮军到上海后,与西方人频繁交往,并参观驻沪外军的操演,深感新式装备的锐利可用,认为洋枪洋炮实为战争利器,与之配套的洋操也可效法。他写信告诉曾国藩,如果采用西方火器,并仿效西式练军方法训练“洋枪队”,“平中国之贼”是绰绰有余的。这种思想在曾国藩那里是绝对行不通的,好在李鸿章已经有了相当的自主权力而不再受曾国藩的约束。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大胆施行了,仅过半年时间,所部中原来的小枪队已经全部改为洋枪队,逐日按西法训练,同时成立了春字营炮队。到次年夏天,所部陆营洋枪已多达一万五六千支。1865年春,每营之中洋枪已有400余支,少的也有300余支,基本达到了人手一枪,炮队也有很大发展。因为新式武器均从西方引进,结构复杂,李鸿章特意雇用一批外籍军官指导武器使用和士兵操练。1862年冬天春字营炮队中已有了法籍现役军人,以后程学启、郭松林、刘铭传等军均雇有外国教官,抚标亲军炮队则多达13个英国人。李鸿章深知枪杆子中出胜利也出权力,到任后即大力扩充所部军队,一年之内淮军即扩至4万人,到攻下苏州时,已有水陆7万余人,成为仅次于曾国藩直辖湘军的第二大军事力量,若以战斗力论,已经明显超过了后者。
淮军以新式火器为主的装备,与湘军以冷热兵器并存的装备形式不同,也就必然导致编制上的革新。李鸿章的淮军之中,大大改变了湘军旧有营制,使其编组形式初步西化以适应武器装备变化的需要,战斗力则大大提高,“临阵时一营可抵两营使用”。同时,各部军中大都有洋炮队,并建立了巡抚直辖的巡标亲兵炮队;这种与步兵分离、归统帅直接掌握的炮兵部队,与现代军队中的炮兵旅、炮兵团相仿。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①。
太平天国败亡后,曾、左、李三人都曾以钦差大臣督师参加对捻军的征剿,从战略而言各有侧重,如曾氏“以静制动”,李氏“扼地兜剿”,左氏“长围圈剿”;其总原则却无外乎“以静制动”、“觅地灭贼”八字。三人在执行上有许多差异。曾国藩过于谨慎,被动设防,以致“师久无功”。“李鸿章、左宗棠则把守与攻、堵与击、围与剿紧密结合,运用得心应手,遂以成功。李、左之间,又各有特点,李鸿章善借地利兜剿,左宗棠善布长围攻剿。”①三人用兵思想的差异及效果的不同,由此亦可见一斑。
这样性格迥异、能力互补的三个大臣,处在同一时代,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尽忠于王朝,挽救着中华民族在外来侵略面前的危亡,这不能不说是大清之幸。自古又有“文人相轻”的说法,三人都是文人,内心都有些孤傲,又都立有大功,彼此不甚服气,三人之间要处好关系,委实很难。且不说曾左、左李之间素不相能,就是曾李之间,虽然师生情谊甚笃,因事起隙之处却也不少。
李鸿章向来以曾国藩的学生自居,对老师也非常佩服,他说过:“别人晓得我前半生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②清末学者夏震武也说:“合肥、南皮(按:指李鸿章和张之洞)一生所为,其规模皆不出湘乡。世徒咎合肥、南皮之误国,而不知合肥之政术、南皮之学术始终以湘乡为宗,数十年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然而有一次,李鸿章也险些与曾国藩决裂,至于没有弄到交恶的地步,全靠了幸运而已。
李鸿章在苏州作战时,由于苏州地处水乡,有“东方威尼斯”之称,淮军必须依靠水师才能合围;但在攻城的关键时刻曾国藩多次要抽调参加围城的黄翼升淮扬水师,李鸿章则一再去信要求留黄部参加苏州战役。多次恳请无效后,李鸿章也恼羞成怒,给曾写了一封“词意乖忤,气质不平”③的回信:

奉初九日钧示,以昌歧不应调,必须参办见责,震悚无地。……蒙调此军以来,鸿章每函必恳暂留,其说不一,先私情而后公事,总之恳留协剿。今苏、锡垂成之危,更难松劲,仍恳吾师检阅前后函稿。此军从鸿章最久而亲,苏省攻剿至急且大,而吾师必欲苦逼!应请暂勿参奏,先檄质堂将各防接替,而昌歧不行、鸿章不遣,再将昌歧与鸿章一并参奏,死亦甘心!苏省水路,彭、杨、唐诸公皆未亲历,而遽科鸿章以拥兵自卫之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语有之乎?!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①

我们很难想象曾国藩看到这封信以后会是怎样,即使不至于上疏参劾,两人从此相恶是则肯定的。所幸,这封信曾国藩似乎并未收到。曾国藩在给李的复信中说:“初九日奉致一函,计当有复书在途,而迟迟未至。前数日安迪禄船在大通焚毁,或有尊缄沉失于此乎?”②谭伯牛考证说,“尊缄”“即是李鸿章二十二日这封回信了”③。
其实,曾国藩是否真的没有收到这封信,应该提出怀疑。当时曾李往来书信众多,为什么偏偏是这一封出了差错呢?会不会是曾国藩收到了这封信,虽然其忿难平,但顾于大局,编造出这样一条谎言,以维系两人的关系呢?李鸿章不同于左宗棠,曾国藩一直是把李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来培养的;如今李鸿章羽翼已成,撕破面皮对两人都无好处。而且,就这次冲突的起因来说,李鸿章好像也没有太过分之处,苏州之役关系东线战局,水师一撤必然动摇全局,李鸿章因为着急而说些过头话,在老师这里应该也是可以原谅的吧。当然,时过境迁,当时的情形到底如何,后人只能是臆测而已了。
1867年,曾李之间又起波澜。当时,李鸿章取代曾国藩担任“剿捻”主帅,是近代集团势力发展中李进曾退、湘消淮长的一个显著标志。时人笔记之中记载两人交接关防大印的情况,说李鸿章颇有“抢班夺权”之嫌,引起曾国藩的不满。早年曾国藩说过一句名言:“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难道拼命做官的李鸿章还要急于抢夺老师的印把子?根据当时在前线的刘秉璋回忆:“文正平生才智已尽用于剿平粤匪,及至剿平捻匪,文正精力久已消耗,虽漫为布置,皆人人所能见到。旋奉旨交卸钦差大臣,仍回两江总督任,意甚悒悒。合肥李文忠公鸿章亟于任事,委候补道×××取去关防。(文正)意犹不悦,并谓先文庄公(按:指刘秉璋)曰:‘我以为须当面交付,以眙郑重,今如此取去,亦省事。’”①也有记载曾国藩赖在营中不走的:“文忠至军,亟取钦差大臣关防于文正所。文正曰:‘关防,重物也,将帅受代,大事也。彼弗自重,亟索以去,无如之何,然吾弗去也。’”②
关于关防交接,曾国藩记载:“将钦差大臣关防封好,派文武二员赍送徐州交李帅祗领。”李鸿章也向清廷汇报说:“嗣准两江督臣曾国藩派江苏候补道林桐芳、衡州协副将胡正盛赍送关防,于十一月二十三日驰抵徐州,臣即于是日未刻,恭设香案,望阙叩天谢恩,祗领开用。”③根据清朝传统典制礼仪,新旧钦差和疆吏的关防交割,须当面交会以示郑重。曾国藩派员赍送,显违常规礼仪,原因何在?推测当时情形,可能是事急从权(曾在前线不可分身),也可能是李鸿章催索甚急。但学者在综合研究此一时期前后曾李关系后指出:“那种认为曾国藩督师剿捻期间,由于李鸿章的掣肘而使他调度淮军不灵被迫下台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徐州交访,充其量只是李鸿章急于揽权而在两人之间造成的一幕不愉快的插曲”;“湘淮一体、曾李一家,合则两利,离则俱伤,曾国藩是深明这个道理的。”④
曾、左、李三人对晚清政局的一大影响,是创造了“外相”时代。《清史稿》记载说:“国家旧制,相权在枢府。鸿章与国藩为相,皆总督兼官,非真相。然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以前都是大臣在京任职,入值军机,封大学士,是为“内相”。湘淮军兴,曾、左、李三人均以领兵将帅、封疆大吏而兼大学士之职,被称为“外相”。清承明制,不设丞相,以大学士为内阁首领,相当于以前宰相之职。雍正时设军机处以分内阁之权,成为决策军国大事的主要机构,但军机大臣和官员中德高望重者,仍然授大学士之职以为特殊荣典,称为“拜相”。大学士中,以紫禁城三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三阁(文渊阁、体仁阁、东阁)命名,其中保和殿大学士自乾隆朝以后再没有任命,所以通常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辅。此外还设协办大学士两名作为副职。以前“内相”多为满人,而曾、左、李三人均为汉人。自此,晚清满汉分离的格局被打破,外重内轻的格局逐渐形成。
三人中,左宗棠做过东阁大学士,曾国藩做到武英殿大学士,李鸿章在1872年继曾国藩为武英殿大学士,1875年又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成为清朝近三百年中唯一获此殊荣的汉人,并在此位置上一直坐到去世。
李鸿章也是三人中最为长寿者,一直活到了20世纪。三人虽然名冠一时,又位极人臣,却都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曾国藩晚年因处理天津教案,“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至死都郁郁不安。左宗棠死于1885年,自恨未能在中法战争中“大伸挞伐,张扬国威,遗恨平生,死不能瞑目”。李鸿章死于《辛丑条约》签订之际,为维护摇摇欲坠的大清用尽了最后一丝气力,也赢得了身后骂名无数。严复以同情和惋惜之意写挽联为李鸿章鸣冤:

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上联说李鸿章虽有富国强兵的谋略,奈何内外掣肘,未能伸展抱负;下联说外国侵略者兵临城下之际,李鸿章签订条约招致骂名,但如果不是李鸿章出来收拾残局,则士大夫又要攻击他为保名节而置国家于不顾了。这连当时的美国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每当大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惟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
晚清本就是一棋残局,谁能有回天之力?
李鸿章率淮军初到上海时,“洋人见我军衣冠朴陋,辄讥笑之。鸿章曰:‘兵贵能战,岂在华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①果然,他以实际行动堵住了外人的笑口,自己笑到了最后。
但他又没有笑到最后。他晚年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裱糊,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补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②
李鸿章是大清的“裱糊匠”,曾国藩、左宗棠又何尝不是?
“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侮。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①处在这样的时代和国度,这是“裱糊匠”们最大的悲哀。
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曾、左、李三人都是不世之杰出人物,以他们之合力,竟不能挽近世之倾颓。在他们生前,是一片内忧外患的疮痍,在他们身后,是一部血泪斑斑的痛史。
天耶?人耶?

天下湘军
1860年以后,曾国藩与他的湘军都进入了一个较为顺利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是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逐渐掌握了主动权,攻破天京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一方面,是来自大清政府的不得已的对湘军的依赖和任用,解决了曾国藩以前最为头痛的筹饷等问题以及来自地方大吏的诸多掣肘。其具体表现是大批湘军将帅开始掌握地方督抚实权,仅在同治前三年(1861-1864)间,清廷先后任命的湘军体系督抚有:毛鸿宾(两广总督)、刘长佑(直隶总督)、左宗棠(闽浙总督)、杨岳斌(陕甘总督)、郭嵩焘(广东巡抚)、李鸿章(江苏巡抚)、唐训方(安徽巡抚)、刘蓉(陕西巡抚)、阎敬铭(山东巡抚)、曾国荃(浙江巡抚)、恽世临(湖南巡抚),此外,在咸丰末年任命的湘系督抚还有胡林翼、骆秉章、曾国藩、罗遵殿、严树森、李续宜、沈葆桢、彭玉麟、田兴恕、江忠义等人,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共有21个湘军将帅出任总督、巡抚之职。其中,毛鸿宾、左宗棠、严树森两次被委任,曾国藩、刘长佑、李续宜、田兴恕三次被委任,曾国藩、田兴恕和李续宜还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湘系之盛,真是前所未有。攻陷天京之后,湘军将帅更迎来了道光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大封赏:
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赐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
曾国荃:赏加太子少保,赐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
杨岳斌: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加太子少保衔。
彭玉麟: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加太子少保衔。
骆秉章: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戴双眼花翎。
鲍超: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李臣典:赐封一等子爵,并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花翎。
萧孚泗:赐封一等男爵,并赏戴花翎。
等到扑灭太平军余部的战争结束后,又先后封赏了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人。
与此相呼应的,是湘军的扩军热潮。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先后成立了左宗棠军、李元度军;攻下安庆后,又命曾国荃回籍招募湘军6000人;不久又组建了李鸿章淮军及淮扬和太湖两支水师;天京战役期间也多次招募新兵补充部队。其部下也不断扩大部队,如鲍超在同治元年本已招募数千人,又自筹饷银回省扩招5000人,至二年春,霆军已扩充至23营13000多人。曾国荃仗着特殊身份,在扩军上更不甘人后,所部后来扩充至5万多人,甚至要自建水师12营,被曾国藩阻止。在这样的背景下,湘军迅速膨胀起来。至1863年冬,曾国藩的直辖部队已达12万人,李鸿章淮军达7万余人,左宗棠楚军4万人,沈葆桢部1万人,又有广西蒋益澧调归左宗棠指挥的部队及刘坤一部1万余人。另外,刘长佑在直隶欲练湘军5000人;仅练成3000人;广东的毛鸿宾令张运兰、杨虎臣募湘军6000余人;四川、陕西刘蓉所部有4万余人;湖南江忠义、席宝田等军约3万人;湖北李云麟、成大吉等军约3万人;贵州田兴恕余部近万人;多隆阿援陕部队至1864年春扩充至2万人。
龙盛运在《湘军史稿》一书中把这一时期湘军的发展特点总结为“二多一快”①。二多即人数众多、督抚大帅多,一快即膨胀速度快。
关于全盛时的湘军人数,史家各有争议,林增平主编的《湖南近现代史》中认为天京攻陷后曾国藩所统湘军大约12万人;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认为湘军人数是20万;皮明勇所著《湘军》一书持30万之说;龙盛运的《湘军史稿》中认为在1860-1864年间湘军陆续扩充至50余万人。产生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湘军概念的区分不同,故而导致统计范围的不同。12万人之说主要是指曾国藩直辖部队,20万人、30万人之说应该是对各部湘主力湘军的统计①,50万人之说则把各省中以湘军名义招募的武装也包括进来。因为这一时期,各省中非湘军集团的督抚也从湘军战胜太平军的经验中尝到了甜头,纷纷委任湘军将领到湖南招募勇营,按湘军之制编成新军以为本省作战之用。龙盛运认为“这些军队也应该视为湘军的一部分”②。如河南巡抚郑元善曾令李续焘募勇6营,继任张之万令葛承霖招募4营,再继任吴昌寿也命人募4营;甚至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也称所部5000人中只有湘勇1500人“尚称得力”。又如山东巡抚谭廷襄在捻军打击下无勇可调,清政府命湘军设法募勇援救;曾国藩认为两地相距太远,募勇行军所费太多,但清廷不依,最后只得命长沙知府丁宝桢升任山东按察使,募勇2000前往。如果以“大湘军”概念视之,这部分“准湘军”也应计算在内。
然而,如前所述,早在几年前曾国藩就已经盘算着如何在功成之后裁撤湘军的问题了。一进入南京,他就开始着手办理这件大事。
曾国藩为何在湘军看似鼎盛的时候骤然裁撤?历来众说纷纭。其实说到底就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客观上清廷不允许这样一支握于将帅手中而非国家正规部队的武装力量存在;主观上曾国藩已经深知湘军之弊沉重,暮气已深,不能再用,与其保留这样一支军队徒然招致疑忌、耗粮费饷、危害社会,不如功成而退,一裁了之,以示无争、以求圆满。
极盛处即是极衰时。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湘军后期纪律之恶劣、战斗力之衰退。罗尔纲在《湘军兵志》中将其概括为六点:一为将士厌苦行间;二为沾染官场习气;三为缺额严重;四为骚扰之事时有发生,以致使民有官兵不若长毛之叹;五为将士以军营为传舍,任意远飏,投效他处;六为重蹈八旗绿营兵败不相救的覆辙①。
曾国藩心中的另一个隐忧来自哥老会在湘军中的影响。“湖南会匪,其源盖发于蜀,根株最深,蔓延最广,当事者苟幸目前无事,相与漠然置之,属吏承风,益怀观望,或更粉饰其词以闻。”②湘军内部虽早有结盟自保的现象,而直接促使湘军士兵加入哥老会的原因则在于名利分配、占有的差距太大。曾氏虽以“忠义血性”治湘军,但并不排除以名利相诱导,即“得官的得官,得赏的得赏”。湘军尽管在攻入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后大肆烧杀抢掠,所得钱财不少,但仍存在着赏罚不一、欠饷过多的问题。湘勇之中,将领固然分得掠夺财富最多,士兵中也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强梁者多得,柔弱者无份,就使得部分湘军加入哥老会,以结盟、闹饷、抗官乃至起义的形式维护自身的利益。此事在湘军中已渐成风气,难以遏制,曾国藩想到只有尽快裁撤,才能一了百了,在军中绝此后患。
实际上没有等到曾国藩完全实现自己的计划,湘军中未经裁撤的鲍超霆军等部就发生了闹饷哗变的事件。霆军因战斗力较强,是大裁撤中准备保留的部队,并准备调到西北去镇压回民起义。这时鲍超已请假回四川省亲,所部由宋国永代统。霆军官兵都不愿远征,就借口欠饷闹事。1865年3月宋国永统带8000人准备从江西启程时,所部即在南昌鼓动索饷,同时另一部霆军也在福建上杭发生哗变。在陕西、甘肃也有刘松山、高连升等军发生哗变,甚至杀死了高连升,与前来镇压的军队开战。鲍超军一部在金口哗变后,一路南下,沿途杀官攻城,最后加入太平军余部。仅同治四年(1865),各军中规模较大的哗变就达11次。这充分表明曾国藩裁撤湘军之举是明智的。
有学者指出,可以从经济方面探寻曾国藩裁撤湘军的原因。湘军成立伊始,一直存在着严重的缺饷问题。湘军虽是奉旨组建,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是被视为辅助的军事力量而已,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支持,更不用说军需后勤的供应了。因此,湘军最初出省作战,必须自谋筹饷。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筹到所需军饷,湘军将帅动用了全部的关系网,穷尽了所有的可行之法,譬如开设厘金、倡行捐输、收盐茶税、拔丁漕银、请求协济、提取关税等等;到了战争后期,湘军的后勤供应已经到了饷项奇绌、举步维艰的境地,并在客观上加速了曾国藩裁撤湘军的进程。究其原因:其一,湘军赖以生存的后方基地湖南此时已经财力匮竭,无法源源供给湘军饷费;其二,湘军人数急剧猛增,所需饷费与日俱多,虽经曾国藩纵横捭阖,终亦难维系巨额的军费开销;其三,战争后期,由于欠饷问题严重,导致饱受饥饿、疾病之苦折磨的湘军将士纷纷索饷哗变;最后,曾国藩等军政大吏亲历长期战乱后意识到了“军精则国富”的道理,认为战争结束后国家的当务之急应是恢复生产,增加国力,所以有了裁撤湘军,保留淮军之举①。
尽管裁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总体来说裁撤是明智的、及时的,也是成功的。有人对曾国藩此举进行了较高的评价:“他看到湘军已经暮气沉沉、不可复用的现实。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裁一勇即节一勇之靡费,亦即销无穷之后患’,表明他对于清王朝的一片‘血性忠诚’之情始终没有改变。他的裁军的步骤,防止了湘军哗变、起义、加入哥老会的可能,从而减轻了清王朝社会危机的深化。这是曾国藩在生前和死后被封建统治者称颂为‘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完人的依据所在。”②
在这次裁撤中,湘军水师被改编为长江水师,纳入了国家经制兵的行列。曾国藩直辖的陆师大部被裁撤,只剩下鲍超、刘松山两部1万余人。在此前后,左宗棠所部湘军也被裁去4万余人,江西沈葆桢所部除刘胜祥、孙昌国两部外全部裁撤,湖南境内湘军裁去席宝田一部,湖北先裁成大吉一军,后又裁去30多营计1万余人。至1866年左右,各省数十万湘军裁至10万人左右。后来曾国荃复出镇压捻军、左宗棠用兵西北等,都有所招募,但为数均不过10万人左右,而且随着局势的稳定,除刘锦棠军保留一部外,又大都被遣散。
在被裁撤的湘军中,并不包括已经自成体系的李鸿章部淮军。湘消淮代,本来就是曾国藩的战略设想。早在淮军东下之初,他就告诉李鸿章:“目下可使在沪、在常苏之合肥健儿慕义归正,将来可恃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不久,淮军在上海外围连战获胜,他又函告李氏:“阁下急须多选统领、营官,日夜训练。鄙人所期望于淮勇者甚大,寄语珂乡诸君子,努力图之,不可以目前立功自足。”1863年苗沛霖在皖北复叛,临淮危急,他再次致信李鸿章:“苗逆若得寿(州)、蒙(城),其祸孔长。湘勇之力,渐不能穿鲁缟,将来荡平此寇,端赖淮军矣。”由此可见,对于淮军在“平吴”之后还要继续承担“剿捻”的任务,曾国藩是早有预见、成竹在胸的。所以他饱含信任地致信李鸿章:“即钦阁下之忠荩宏远,而又私幸阁下之创立淮勇新军,正所以济湘勇之穷,而为鄙人弥缝无限之缺憾也。”当他下决心裁撤湘军时,则以更坚定的口气连续信告李鸿章,表明了裁湘留淮的通盘考虑,他说:“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勘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速裁。”
果然,李鸿章的淮军始终保持了相当的规模,多时达7万人,少时亦在3万人左右,在几十年中成为清朝最有力的战略部队。曾国藩北上对捻军作战时,主要依靠的也是淮军力量。至于野史中记载的,曾国藩因调动淮军不灵而感叹“撤湘军事,合九州铁不能铸此大错”①显然是不成立的。湘军之撤,曾国藩应该是当时无怨、其后无悔的。
当然,湘军并未从此淡出人们的视线。在晚清时代阔大的历史舞台上,它还有几次异彩纷呈的演出。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成了湘军集团的主要人物。他的楚军本来就是湘军一系,只是称谓的不同而已。后来左宗棠镇压西捻军和回民起义,都是靠的湘军部队。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北局势危急,左宗棠和他的老湘军,以其热烈的爱国情怀,进行了艰苦卓绝、荡气回肠而又大快人心的收复新疆之战,书写了湘军历史上最为辉煌绚丽的一笔。
1875年5月,左宗棠在兰州召开西征军事会议,老湘军分统以上将领全部出席。会议决定以老湘军为主力执行收复新疆的任务,由刘松山的侄子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处,充当前敌总指挥。在此前后,左宗棠顶住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为西征筹粮筹饷,统一调度,费尽心血。他结合自己对“舆地”之学的精通和南征北战的经验,根据阿古柏“哲德沙尔汗国”盘踞新疆的地形特点和军事部署,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非常正确的。北疆的作战只用了3个月,关键的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一战前后仅用了半个月,在南疆的作战中也体现了“缓进急战”的巨大威力,湘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进攻酣畅淋漓,战果辉煌。其后,左宗棠席不暇暖,湘军马不离鞍,又投入了武力收复伊犁和抵抗沙俄进攻的紧张准备之中,于1880年春拟定了一个由5万清军参加的三路出击伊犁的作战计划。
为表示抗击强敌、保卫国土的决心,这一年5月16日,左宗棠坐上加套快车,离开肃州前往哈密前线。在他的后面,一队士兵抬着一口厚重的棺材,以示他有去无回的决心。唐朝的边塞诗人曾描述西域荒远艰苦之状:“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①左宗棠则怀抱以身许国的壮志,发出了“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的豪言。
清政府最终决定以谈判来解决问题,于8月将左宗棠召回北京,“以备朝廷顾问”。但是左宗棠和湘军的武力准备,为曾国藩之子曾纪泽长达半年的谈判提供了有力的后盾。1881年2月,中俄签订《伊犁条约》,沙俄将特克斯河谷和穆素尔山口归还中国,挽回了一些领土损失。左宗棠对此应有安慰。
“大将酬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同是湘军将领的杨昌浚写下的这首诗,一百多年来已经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诗本身并不见得好,其广为传唱的原因在于人们对左宗棠及湘军保卫祖国领土的事迹的满怀崇敬。然而,这已经是湘军的最后一次辉煌亮相了。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左宗棠作为主战派的灵魂人物,以70高龄请缨出战,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前线人民倚望如长城,在他的行馆门口写下这样一副对联:

数千里荡节复临,水复山重,半壁东南资保障;
亿万姓轺车争拥,风清霜肃,十闽上下仰声威。

左宗棠在福州,一方面整顿防务,设法救援台湾;另一方面命部将王德榜回湖南招募“恪靖军”到越南前线参加抗法斗争。1885年6月,《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签字,左宗棠对“乘胜而收”、“不使黄龙成痛饮”的结局非常不满。同年9月5日,左宗棠病逝于福州行辕中。是日,台风大起,雷雨并作,似乎是上天以这种形式为晚清最后一位强梁硬骨的杰出人物送行。 李鸿章晚年曾感慨说:“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奈何。”而湘军,也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最后走向没落并最终“扫地无余”的。由于淮军在前线接连败绩,清政府在无奈之中想到了湘军。然而此时的湘军早已裁撤无余,仅剩数营兵力。各地匆忙招集的几万湘军人马到达东北前线后,在刘坤一、吴大 等带领下对日军作战,因久未临战,又兼装备落后,大败而归。1897年4月5日,清政府命令将各地驻防湘军大加裁撤。湘军谢幕的时刻到来了,袁世凯、张之洞等编练的“新军”在全面西化的节奏中迈上了前台。 当时光的隧道拐入21世纪的时候,一本名为《天下湘军》的书问世了。它的作者以宏观的眼光审视历史,提出了“大湘军”的概念。唐浩明在为这本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  对于湘军的脉络,单纯地以时间为序,可以按照这本书的做法,将湘军分为三个部分:清末湘军,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湘军,走向共和时期的湘军。我认为,如果从时间和湘军的性质来划分,是更科学的做法。具体地讲,湘军的发展呈现三个明显的体系。 第一个体系,从曾国藩到左宗棠到刘坤一,湘军由民兵组织(也可以叫民众组织)转为经制之师,这时期的湘军维护的是一个封建王朝,湘军由兴起而强盛到衰败,脉络明显。大的战事有镇压太平天国、平捻、平回、平新疆、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最后,湘军在东北几乎全军尽没。 第二个体系,从黄兴、蔡锷到谭延闿、赵恒惕、唐生智、程潜,大的战事有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军阀混战,一直到湖南和平解放,这是以国民党为体系的国民革命,这时期的湘军总体上讲都是吃皇粮的,也是经制之师。 第三个体系,以毛泽东、彭德怀、贺龙等人为主要人物的新湘军体系,他们都是从湘军阵营中走出来,是一群以共产主义革命来探索中国命运的湖南人。这时期经历的大的战事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新湘军体系由反正的旧军人与信仰共产主义的湖南人组成。这一阶段湘军的概念可以这样叙述:由造反的民众组织逐渐成为国家正规部队的核心力量。因此,总体而言,湘军,是一支来自三湘四水的力量,是一群庞大的湖南人。①  “泛湘军”的概念是否合理姑且不论,这种以开阔的视野和新颖的视角审视历史的思路,对于人们更好地认识湘军无疑是有启发的。 让我们把视线收回到曾国藩治下湘军的范围。从这个概念上看,世间早已无湘军。湘军的没落是必然的。在袁世凯之前最早编练新军的胡燏棻,曾批评湘淮军将领军制及战法的僵死:“犹复师心自用,以为昔年曾经战阵,即无不能御之敌,随讹传袭谬,沿而不改。”②曾国荃是湘军最著名的将领,自称其用兵驭将之道无非“挥金如土,杀人如麻”③。鲍超所部号称最能战,纪律却最差。如此种种,既与曾国藩的建军初衷相违背,又令后人为之扼腕叹息。湘军的产生与消亡,是中国军事近代化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而晚清的军事近代化则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渐进过程”:“第一次鸦片战争惊醒了林则徐、魏源等先进人物,揭示了军事改革的方向。太平军兴,促使清王朝不再依赖八旗、绿营,把镇压起义武装的希望寄托于军制上发生较大变化的湘淮军。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洋务派官僚通过学习西方‘长技’,改善武器装备;海防危机和中法战争的失利,又促进了近代海军的创建。最后,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役的失败,促使清王朝全面改革陆军旧军制,信用西法编练新军。”④湘军伴随和见证了这个艰难的近代化进程,它参与其中,却没有发挥出更大和更积极的历史作用。美籍历史学家唐德刚把中国历史上100多年的近代化历程比喻为“三峡”。是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令我们为之悲愤为之郁闷的百年痛史,也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在中华民族历经种种艰险、落后与屈辱的“三峡”史中,湘军只是一道不起眼的漩涡,但它毕竟见证了这段历史,推动了船出三峡的步伐,也激起了雪白的浪花朵朵。想到这些,心中或许可以多一分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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