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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政坛捭阖

出污泥而不染
在对曾国藩的研究中,通常都从他1852年“墨绖出山”一段开始①。诚然,曾国藩一生中真正辉煌和主要的经历,都是在他办团练、建湘军之后。不过,前有车,后有辙,前有因,后有果。不论是研究历史人物还是考察历史事件,都不能忽略这一点。而且,曾国藩自1838年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起,至1852年离开北京,有整整13年的时间是在京官位置上度过的,比他率领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时间(1854-1864)还要长。这段时间,曾国藩从28岁到42岁,由翰林院庶吉士至“职兼五部”的高官,为官为政、做人作文,都从懵懂走向成熟,在他的一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京华13年中,曾国藩一方面在师友砥砺下积极修身、促进学业,一方面履行京官责任,在步步升迁中完成了早期的政治积累。
晚清官场,真是“一潭寂寞的死水,微风也吹不起一丝波澜”。制度僵化,官吏贪庸,上下相效,民不聊生。有一首广为流传的《一剪梅》,专为当时的官员画像: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①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曾国藩做到了“出污泥而不染”,其为官之道,一则以勤,一则以直,一则以廉,在晚清帝国落日余晖中,做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官。
先说其勤。
曾国藩认为为官应有五勤,“五者皆到,无不尽之职矣”:“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亦通。”在京期间,曾国藩“勤于公职,署中办事无虚日。八日一至淀园该班奏事,有事加班,不待期日。在部司员,咸服其条理精密”②。他职兼五部,官居二品,仍能学习不倦,积极掌握任职本领。年谱中记载说:“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③后来兼兵部侍郎,又研习兵学、探寻旧制之弊,写出了颇能切中肯綮的奏折;后来他编练湘军时一起步就有板有眼,都与此间打下的军事基础有莫大关系。在军营中,曾国藩虽是一介书生,仍能勤勉治军,不辍公务,“奏牌书札,躬亲经理,不假手于人”,“益治书史,不废吟诵”①。
也许有人说,曾国藩所作所为都是他分内之事,是一个帝国官员和统兵将帅应该做到而且应该做好的。这固然不错,但比较一下他所生存的时代环境,对比他身边的庸碌无为的衮衮诸公,就会发现曾国藩确实是他同时代人中的异数,是清政府中年轻有为的干员。鸦片战争前的京城各衙门中,公事简少者,堂司各官每天到衙门一次,应付点卯,无事便走。有人写一对联专说各人所做之事:“大人套车,中堂请轿;茶房开饭,苏拉倒茶。”清末流传的一条顺口溜说:太医院的药方,翰林院的文章,都察院的奏章,光禄寺的茶汤,銮仪卫的刀枪,金鱼池的婆娘。以此讥讽那些徒具虚名、全无实用的人和事,可见这些“有司衙门”的人浮于事、无所用心。庚子以后,官僚们饱食终日,优游岁月的情形更甚,有人做诗嘲讽:

六街如砥电灯红,彻夜轮蹄西复东。
天乐看完看庆乐,惠丰吃完吃同丰。
头衔强半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
除非早衙签配字,闲来只是逛胡同。

翻译过来就是:京城夜间华灯初上,官员们的车马交错奔驰,看完天乐班又看庆乐班的戏,吃完惠丰饭馆又吃同丰饭馆。街上多半是各部院衙门的郎中、员外郎、主事们,口中所谈无非是麻将牌的白、发、中。除非要早晨到衙门上班,都到八大胡同妓院倚翠偎红去了。
其上行之,其下效之。帝国的底层官员在做什么呢?一位基层官员写过一首十字令,可视为他们的“夫子自道”之词:

一命之荣称得,两片竹板拖得,
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
五十嘴巴掌得,六角文书发得,
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门开得,
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

晚清时,皇帝在上谕的结尾通常写上“朕有厚望焉”,表示对官员的信任和鞭策。但当时数以万计的官员中,有几个是能负起种种厚望的呢?曹振镛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极尽恩荣,内外倚为重臣,晚年其门生向他请教经验,“文正(即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①
曹振镛谥“文正”,曾国藩死后也谥“文正”,但此文正非彼文正也。曾国藩在担任京官期间,不仅勤于任事,而且勇于任事,能够考虑民间疾苦,向上为民请命。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曾上“备陈民间疾苦一折”,奏称:“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大患。目前之急务,其大端有三: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同时,他上递“银钱并用章程一折”,参酌吴文镕等人的上疏,“拟章程六条”②,可见他不是那种徒尚空谈、不能办事的清议一派。
再说其直。
曾国藩的直,表现为响应皇帝的号召,积极进言,甚至不惜直指皇帝的缺点。咸丰即位后十天即下诏,要求“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曾国藩积极响应,很快上疏提出用人行政必须转移、培养、考察三者同时并重,受到咸丰的表彰。又响应号召,举荐人才五人,后来大都堪使用①。后来曾国藩上了一篇“震惊中外”(指京城与外省,不是指全世界)的奏折,直斥咸丰皇帝的错误,为此险些掉了脑袋。
在这篇名为《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的上奏中,曾国藩明谓“圣德”,实际批评皇帝自身存在的三大缺点。其一曰:于人苛求小见而疏于大局。奏称:“自去岁以来,步趋失接驾,广林以小节被参;道旁叩头,福济、序魁以小节被参;内廷接驾,明训以微仪获咎;都统暂属,惠丰以微仪获咎,而于国家大事则有疏漏而不暇深求。今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并指出他推荐的严正基受命办理粮台,“位卑而难资弹压”。其二曰:于纳谏徒好文饰而不重实用。“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以‘毋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尤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而徒饰纳谏之虚文。”其三曰:于己有骄矜之气而少谦冲之风。“去岁求言之诏本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乃近来两次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在皇上以为中无纤毫之私,而不知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国家设立科,正民视民听之所寄也。宸衷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未可谓之明也,必国人皆曰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率戆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濡忍,不敢轻发苟见,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同时,曾国藩还抓住咸丰皇帝刊布自己的诗文做文章,“前者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业蒙允许。臣考列圣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十以后,皇上春秋鼎盛,若稍迟数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圣度之谦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实效不尚虚文之意,风声所被,必有朴学兴起,为国家任栋梁之重。”
客观说来,曾国藩所指的问题无关国计民生大局,但逆了最高统治者的“龙鳞”,所持的几条意见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在封建时代实属可贵。在“家天下”的时代,特别是君权高度集中的封建社会晚期,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每做出一个决策甚至平时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他应该是抓大放小而不是苛责细究的,应该是求真务实而不是爱好虚名的,应该是谦虚谨慎而不是自视甚高的。史书记载,那些在历史上得到骂名、被斥为昏君暴君的,往往都是非常聪明能干的人,如商纣王,史载:“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①聪明的君主或自恃聪明的君主,最容易迷信自己的能力而乾纲独断、放纵性情,成为祸患的原始。作为处在权力金字塔最高层的人,君主又很容易陷入自我陶醉的情绪之中,因为身边会出现很多吹捧他、阿谀逢迎他的人—即称为“佞臣”之流。喜欢听奉承话,在那些明显言过其实、夸大吹嘘的虚假言辞中飘飘然迷失自我,这是人性共有的致命缺点。曾国藩在皇帝即位之初,从这些细节入手对皇帝进行批评,既是大胆的,也是有意义的。别的不说,单说咸丰年纪轻轻就在朝臣的“忽悠”下准备刊刻自己的诗文集,确实有些飘飘然不知所以。咸丰的文学功底如何姑且不论,这件事情本身就有些草率,而且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有点不务正业、不得要领。古来在文学艺术上自我迷失的皇帝,大都是耽误国事甚至最后亡国的皇帝,如宋徽宗(他的诗词、绘画均可圈可点,书法更是以独创“瘦金体”自成一家)、李后主(他的一代词宗地位鲜人能及,“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许多名句至今传唱、吟诵不衰)即是。咸丰的曾祖父乾隆,据说一生写了10多万首诗,流传下来的也有4万多首,堪称古今第一①,但真正传唱起来的究竟又有多少呢?乾隆迷信自己的能力,以“十全老人”自居,而他在位其间(1736-1795),正是中国落后于世界之时;他的自以为是、闭关锁国、盲目排外、养痈遗患,使后世几代子孙深受其害,在内忧外患中做着无力回天的“苦命天子”②。
再说曾国藩的这份奏折。在奏折的最后,他引用夏禹谏舜、周公诫成王的话说:“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无若殷王受(纣)之速乱。’”③措词与用字,已经是十分“不敬”。据说咸丰看后冲冲大怒,“掷其折于地”,又“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军机大臣祁隽藻叩头求情,并说“主圣臣直”,曾国藩的会试房师季芝昌也为之求情说:“此臣门生,素愚直,惟皇上幸而赦之。”咸丰皇帝“良久乃解”④。
从措词上看,这份奏折确实抓到了皇帝的痛处,令他难以接受,冲冲大怒是必然的。历史上直谏皇帝的大臣,大都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直言谏事,为民请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以一腔愚忠,成一代诤臣,如魏征等人;一是小题大做,以沽直名,在民间和同僚中博得一个好名声。明朝中后期一些皇帝最为痛恨的就是一些大臣把喋喋不休地干预他们的私事(因为在当时人的眼光中皇帝的私事也都关乎治安的军国大事)当作挣得好名声和政治资本的手段,皇帝动辄长期罢工或者命人扒下大臣的裤子赐以“廷杖”,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被利用后恼羞成怒的结果。那些被大板子打得血肉模糊的大臣,往往家里门庭若市,前来探望和表示敬意者络绎不绝—皇帝知道后又要气得七窍生烟了。后一类大臣,虽然口若悬河、雄辩滔滔,其实进谏之事无关紧要,让他们自己去担当职责、解决问题时往往无能为力,专门以刺人为业,颇似今天被讥为“犬儒”者。有人说,犬儒的刺不同于蜜蜂的刺,蜜蜂一刺,则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犬儒一刺,则延伸了自己的生命。曾国藩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似乎介于两者之间,不过在大清时代能写出这样文字,已经足够大胆和难得了。咸丰帝在大臣的劝解下不好发作,于是在上谕中为自己解释和反批评了一番:

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着置左右,用备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欲求献纳之实,非徒沽纳谏之名,岂遂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至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颇为切要。自维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过当之言不加节取,采纳不广,是即骄矜之萌。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①

后来,咸丰也许是觉得曾国藩忠心可尚,也许是借以表示自己的高姿态,一个月后让曾国藩兼署刑部左侍郎,变相升了他的官职;第二年正月又让他兼署吏部左侍郎。至此朝廷六部,除管钱粮的户部外,其他五部都有了曾国藩的实权兼职,咸丰帝对他的信任恩宠实在无以复加。曾国藩因逆龙鳞而得到升迁,在所上“谢恩折”中,他为“前疏激直未获咎戾,具申感激之意”②。《曾国藩事略》中也说曾国藩奏折中“语多切直,朝士皆忧其获谴,及优诏褒答,一时称盛事焉”①。
再说其廉。
“在专制的国家里,贪污便是当然的现象。”②以朱元璋的严厉手段和清朝的专制统治,都不能避免官员的贪污腐败,反而愈演愈烈。“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曾国藩曾在奏折中痛斥贪污之风,并曾在30岁时立誓:“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以清正廉明的林则徐为榜样:昔年林文忠公有三个儿子,分家时各人仅得钱六千串,林公身膺督抚要职二十余年,其家底清寒如此,高风亮节,实不可及,我辈兄弟实在应向林公学习。曾国荃不肯听从大哥的教诲,后来得了一个“老餮”的贪名。曾国藩自己却身体力行,终生不改。为了教育家人,他在大堂上亲书一联:“惜食惜衣,不惟惜时兼惜福;求名求利,但知求己不求人。”在临终前,他留下遗嘱:“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他死后,左宗棠送来的400两银子果然被少侯曾纪泽拒之门外。有人把这件事作为曾左交恶、至死不能相容的例证,实际情况则是曾国藩的家人牢记他的遗嘱,坚决不收礼金,连李鸿章也不例外。
滋生贪污的一个客观原因是清朝官员俸银很低。品级最高的正一品大学士年薪不过白银180两、米180斛,其下更低③。京官的合法收入还有差事和科考、捐纳的“印结费”。如想过富足生活,便得收索地方官员的礼物银钱,这些陋规被粉饰性地称为各种“敬”、“仪”。比如:

别敬:也称别仪。外省官员进京引见、请训,离开京城时送给京官的贿赂性礼物,一般是银子,按官阶高低数量不等。贿赂加上一个好听的字眼,叫仪、敬,带上了礼物性质,送受双方都心安理得。
冰敬:外官夏天送给京官的礼物。夏季炎热,意使凉爽,表示敬意。
炭敬:外官冬天送给京官的礼物。冬季严寒,取意暖和,表示敬意。
年敬:外官过年时送给京官的礼物。
节敬:官员遇到节日送给上司的礼物。
喜敬:官员在上司喜庆日子,包括生日、嫁娶、生子等,致送的礼物。
门敬:官员送给受礼官员门房或仆人的礼物,也叫跟敬、门包。没有这种礼物,其他的礼物就送不上去。
妆敬:送给官员女性眷属的礼物,亦称妆仪。
文敬:送给官员读书青年的礼物,亦称文仪。
印结:清朝制度规定,凡外省人在京考试、捐官,皆须同乡京官出具保证书,保证考试、捐官的同乡身家清白,并无虚伪等情。保证文书叫结,盖印的叫印结,上边必须盖六部印。印结得来,被保证人要出一笔银子,同乡而并不熟识,是一种买卖行为。在京每省设一印结局,公推年高资深者主持,凡入局为同乡出名具结者每月都可以分一次印结费。
耗羡:征收田赋,或征粮食,或折成银子征收时,都要把粮食运输中的损失、银子销熔时的损失计算加入正额收缴,加征的粮食、银子,称子耗羡。耗羡又称羡余、火耗,是附加税,一般进入官员私囊。雍正时规定耗羡归公,另给官员养廉银,各级官员任意加征养廉银,使贪污合法化。
棚费:考试时,地方官向民间摊派银两,送给主考。
漕规、到任规:州县官在征收钱粮或新官到任时,送给上司的一笔银子。
花样:清末官多缺少,候补人员多,补缺先后,除原有班次外,增加了“本班尽先”、“新班遇缺”、“新班遇缺先”等班次名目,作为补缺先后次序的标准,叫做花样。捐官交上六成银子可以得到优先派缺。要想尽快补缺就得缴上银子,争得机会,这就叫捐花样。
部费:中央部门索取的贿赂。吏部索取补缺费、保奖费,户、工、兵三部索取报销费。各省军事、工程经费贪污中饱、以少报多,要得到户、工、兵部批准,送给三个部门的贿赂。①

以京官的微薄年俸,加上日常必需的种种应酬,即使在种种陋规的周济下仍然不免于困窘。曾国藩长期担任京官,又以清廉自砺,困窘之状尤甚。他在中进士后初任京官的七年间,从未回过家乡,“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他总结不能归省探亲为“三难”:“现在京寓欠账五百多金,欲归则无钱还账,而来往途费亦须四百金,甚难措办,一难也;不带家眷而归,则恐我在家或有事留住,不能遽还京师,是两头牵扯,如带家眷,则途费更多,家中又无房屋,二难也;我一人回家,轻身快马,不过半年可以还京,第开缺之后,明年恐尚不能补缺,又须在京闲住一年,三难也。”当时,曾国藩已经身居翰林院侍讲学士高位,四个月后又升授礼部侍郎,可算居京官高位。然而他连回家省亲的盘缠都难以筹措,京官的清贫与曾氏的清廉,于中可见。
京官们改变经济困状的机会是派放各种差事,比如担任各省的考官。1843年,曾国藩被任命为四川乡试正考官,通过这一趟差事,不仅提高了声望,收了一批因主考而得的门生,而且收获颇丰,回京后一次就给家里寄去白银一千两。此后一直未得到再任主考的机会,他在1849年的一封家信中写道:“予今年考差,颇望得江西主考,冀家中亲属可就至江西一叙天伦之乐。……我私愿不遂,南望家山,常怀堂上,真不知仕宦之略有何味也。”①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当曾国藩为多年不能遂愿担任江西主考而郁闷的时候,咸丰二年(1852)夏天,他被任命为江西主考官,他在大喜过望之余,一面谢恩,一面奏请于乡试结束后准假两月回湖南省亲,皇帝自然恩准。然而,当他行抵安徽太和县境内小池驿时,得到母亲于一个多月前病逝的消息,只好中途改道,易服奔丧,回到了老家湘乡荷叶塘。
这次离京时,曾国藩大概以为不过半年便会回到北京。不料,这一去山遥路远,再回首物是人非,当他再一次回到北京时,已经是1868年,他也由42岁的盛年进入了58岁的衰年。他的人生轨迹由此而转向,这中间因他而发生的事情,又都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面貌。所有这些,应该是曾国藩在意气洋洋策马出京时所始料未及的。

有实无名的大帅
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已经快50岁了,统率湘军与太平天国征战也已经有5个年头,仍然事功未竟、前途莫测,未得封疆之任;以职级和地位而论,甚至不如7年前离京之时。抑郁之中,他选择古今“圣哲”30余人,命儿子纪泽绘其遗像,合编为《圣哲画像记》一书。其中他写下的一段文字颇引人注目:“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御驽马登峻坂,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话由心生,文以言志。这段话正是曾国藩针对自己的处境所发的感慨,是他和他的湘军与清廷关系的真实写照。
曾国藩自1852年开始编练湘军,在几年之中,率军转战两湖、皖、赣数省,艰辛备历,功劳卓著,但是湘军也好,曾国藩也好,始终没有一个真正的名分。湘军没有被纳入国家经制之师,筹饷诸事都要靠统帅自行解决,曾国藩则长期挂着一个钦差大臣的空衔,以在籍侍郎的身份指挥作战。扑灭太平天国以后,曾国藩在上奏中总结胜利的经验时说,一条重要的经验是朝廷不吝惜“名器”,对立功将领能够大施封赏以调动积极性。可惜,朝廷在对待曾国藩这个湘军头号人物的封赏上,确实表现得太过吝啬。更为过分的是,清廷赏功时吝惜名器,督责时却着意讥讽,真有民间所谓“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做派。
咸丰三年,曾国藩在衡阳练兵时,朝廷以安徽战场形势危急,屡屡催调他率军出征。曾国藩因湘勇特别是水师刚刚招募完毕,还没有认真训练和形成战斗力,于是上疏请求宽限时日。这年年底,皇帝在朱批时对曾国藩进行了一番冷嘲热讽:“现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①曾国藩则奏称一旦兵勇训练初具规模并剿办当地“会匪”完毕,就拔营开进,并说:“饷乏兵单,成效不敢必,唯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②
1854年后,湘军兵出衡阳,席卷两湖,于兵锋锐利之时连获胜利,进逼武昌。清廷竟发出这样一道上谕:“塔齐布、曾国藩奏水陆官员大获胜仗一折,办理甚合机宜。塔齐布着交部从优议叙,曾国藩着赏给三品顶戴,仍着统领水陆官军,直捣武汉,与杨霈(按:杨霈此时任湖广总督)所统官军会合,迅扫妖氛。”①
要知道曾国藩早在守制之前,就已经职兼五部,是当朝显赫一时的二品侍郎,这时却给他“赏给三品顶戴”,真不知是奖是惩了。曾国藩哭笑不得之际,上折谢恩道:“臣丁忧在籍,墨绖从戎,常负疚于神明,不敢仰邀议叙,乃荷温纶宠锡,惭悚交增。嗣后湖南一军再立功绩,无论何项褒荣,概不敢受。”与其说是谦词,倒不如说是发牢骚。皇帝在朱批中道:“知道了。殊不必如此固执!汝能国尔亡家,鞠躬尽瘁,正可慰汝亡亲之志。尽孝之道,莫大于是。酬庸褒绩,国家政令所在,断不能因汝一请,稍有参差。汝之隐衷,朕知之,天下无不知也。”②
湘军乘胜收复武昌后,皇帝的圣旨总算着了一点边际:“曾国藩着赏给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又鼓励曾国藩“乘此机会,急思顺流东下,以次攻复沿江诸城”。署理巡抚之职,总算赋予曾国藩以实权,也算是对他所立功劳的正常奖赏。心气渐平的曾国藩照例上折谦虚一下:“奉命署理湖北巡抚,于公事毫无所益,于臣心万难自安。臣统率水师,即日启行,于鄂垣善后事宜不能兼顾。且母丧未除,遽收官职,得罪名教,何以自立?是以不敢接受关防,仍由督臣收存。”
没想到这个例行公事的谢恩折还没到北京,皇帝的第二道圣旨又到了:“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陶恩培着补授湖北巡抚。未到任以前,着杨霈兼署。”皇帝收到曾国藩谢恩折后,又下了一道措词严厉的朱批:“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①
俗话说君无戏言。西周初年成王年幼,与弟弟玩耍时拿着一片桐叶说:我用这个封你吧,周公知道后立刻奏请成王封弟弟为诸侯,是为晋国之始。“桐叶封弟”的故事历来是君无戏言的明证,咸丰皇帝为什么这么快就收回成命呢?曾国藩故作谦词,在上奏中不书“湖北巡抚”的官衔,并不是什么大的过错,皇帝以“违旨之罪甚大”,“严行申饬”,确有些小题大做的嫌疑。古人云:“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②又说:“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③封建帝王的“圣意”自是天威难测,咸丰此举更令人颇费猜疑。是否如人所说,皇帝知道曾国藩以后会不断立功,怕封赏无以复加,所以先从小恩施起以便使曾“长沐圣恩”呢?还是皇帝听信了他人之言,对在外拥兵的曾国藩已经有了猜忌?
原因在于军机大臣祁隽藻的一句话。
据时人记载:“粤贼之据武昌、汉阳也,进陷岳州以逼长沙,曾文正公以丁忧侍郎起乡兵,逐贼出湖南境,进克武汉黄诸郡,肃清湖北。捷书方至,文宗显皇帝喜形于色,谓军机大臣曰:‘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建此奇功。’某公对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文宗默然变色者久之。由是曾公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④这里提到的“某公”即祁隽藻①。祁隽藻这一提醒,咸丰帝默然变色,称赞祁隽藻“老成谋国,所虑即是”,并承认是自己一时高兴,没有想到这一层,当即收回了曾国藩任湖北巡抚的成命。从此以后,咸丰帝一直恪守祖训,再不把封疆大权交给曾国藩,使曾国藩一直以“前礼部侍郎”的名义行事,处处掣肘,处处受气,整整做了七年无名分的统帅。
另据清末民初的山西籍官僚马骏在《祁隽藻》一诗的题注中披露:“曾(国藩)上表,触帝怒,几遭不测,祁力保得免。追曾以钦差领兵,威声大著,满人多忌之,祁亦乘间言不可予曾权太重。同乡京官有谓其嫉贤者,祁闻之笑曰:‘予所以为此言者,正保全之也。岂君等所知哉!”马骏因此这样评说祁隽藻:“老臣何望重,一代帝王师,力保曾侯日,怜才抵自知。”②如此说来,祁隽藻以为他所作所为竟然是保全了曾国藩,这真是咄咄怪论。曾国藩若当上督抚高官,以他的一贯作风自应兢兢业业,以临深履薄的姿态效忠皇室,何用他曲意保全?倒是曾国藩此后数年间郁郁不得志,统军作战受到诸多掣肘,几乎陷于绝境,这大概就是祁隽藻所说的保全的结果了吧。近来读到一则材料,鲁迅因在“三•一八惨案”后支持罢课学生而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开除公职;后来章在谈起此事时说,鲁迅因此而声名大作,正是他成全的功劳。这真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了。祁氏之可笑,与后者如出一辙。
湘军势盛之时,祁隽藻又引用曾国藩的诗句 “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不平”,向皇帝告发他有称帝思想③。历代帝王诗的确有这种“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如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如朱元璋的“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主,犹且呶呶问姓名”,如黄巢的“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以及《水浒传》中宋江在浔阳楼上所题的“反诗”:“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都是这样一个路子。毛泽东早年有一首《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阴树下长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也令人隐隐可见一代领袖风范。可惜祁隽藻引用的这首诗是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第二次进京会试路经洞庭湖时,联想到自己两度名落孙山,为抒发自己百折不挠的豪情壮志而作,全诗是: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刬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赢。①

看来祁隽藻不但贪天之功,更是策划文字狱的高手。但那时曾国藩已经深得清廷信任,所以没有发生咸丰四年这样的情况。
1854年以后,曾国藩以兵部侍郎衔在江西统兵作战,因为厘金、人事等问题与江西官员闹得不可开交,最后上折弹劾,参倒了进士同年、江西巡抚陈启迈。但与继任者的关系同样不能处理好,兼之军事上作战不利,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1872年,江苏巡抚何璟回顾曾国藩这段时期的困窘说:“咸丰之初,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练团杀贼,无尺寸之土地,无涓滴之饷源。饷之巨者丁漕关税,而职在军旅,不敢越俎以代谋;饷之细者劝捐抽厘,而身为客官,州县既不肯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概系募勇,又不得照绿营之例,拔补实缺,空有保举之名,而无履任之实,名器不属,激励尤难。”①
筹饷之难,是曾国藩在建军之初就认识到的:“圣谕团练乡民一节,诚为此时急务。然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资。”②事实上当时清朝的国库已经非常空虚,咸丰三年国库仅剩22万两银子,不够包围南京的江南大营一个月的军费开销,咸丰帝竟在朝堂上大放悲声,是真正的“哭穷”。湘军粮饷自筹,曾国藩“客寄虚悬”,各省督抚不肯放弃利权,曾国藩为了维持湘军,一方面与太平军斗,一方面还要与地方大员斗智斗力以争取利权。
钱的问题只是表象,问题的实质,在于皮明勇所说的“体制性问题”。虽然曾国藩自编练之始就企图把湘军纳入官军的行列③,但始终未能如愿。湘军在经制兵之外游离,战略上是替补武装,制度上是无名之师,这样要解决它的作战问题,就必须解决它的生存问题。如果清朝能够授给曾国藩督抚实职,他可以凭借地方的财政收入来支持这支军队的存在,问题在于统治者偏偏迟迟不给他这样一个职务,致使他处处受窘,湘军步履维艰。
忍无可忍、无须再忍的曾国藩,终于在1857年向统治者摊牌了。这一年他委军奔丧,回到家乡后坚辞不出——以罢工的姿态争取应得的权益。曾国藩先是上疏称:“仍恳天恩,准臣在籍守制,稍尽人子之心。合家感戴皇恩,实无既极!抑或赏假数月,仍赴军营效力之处,听候谕旨遵行。”上谕肯定了他的功绩后,同意“曾国藩着赏假三个月,回籍治丧……俟假满后,再赴江西督办军务,以示体恤”。但到了假期将满时,曾国藩再上一折,肯请终制(即守制三年)。上谕表彰他一通,包括表彰了他的老父,最后要求他:“仍遵前旨,假满后即赴江西督办军务,并署理兵部侍郎,以资统率。俟九江克复,江面肃清,朕必赏假,令其回籍营葬,俾得忠孝两全,毫无馀憾。”
这显然不是曾国藩所需要的。
为了复出后能在军事上得心应手,曾国藩吸取此前的教训,决心向皇帝明确提出讨要督抚实职。于是他在一天内连上两折,一方面“请开兵部侍郎署缺”,不再担任这个徒有虚名的官职①;另一方面大胆陈述了几年来艰苦奋斗、“客寄虚悬”的种种不便情形:

臣处一军,概系募勇,虽能奏保官阶,不能挑补实缺。将领之在军中,权位不足以相辖,大小不足以相维。臣居兵部堂官之位,而势权反不如提镇。此其一端也。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均需经地方官之手,臣职在军旅,与督抚势分主客,难以呼应灵通。此又一端也。臣办团之始,仿照通例,刻木制关防,文曰“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四年八月,剿贼出境,湖南巡抚咨送木印一颗,文曰“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关防”。秋间又换刻,文曰“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臣前后所奉寄谕,援鄂援皖,筹备炮船,肃清江面,外间皆未明奉谕旨,时有讥议。关防更换既多,往往疑为伪造。如李成谋已保至参将,周凤山已保至副将,出臣印札,以示地方官而不见信,反被诘责。甚至捐生领臣处实收,每为州县所猜疑。号令所出,难以取信,此又一端也。三者其端甚微,关系甚大。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贻误大局。目下江西军势,无意外之虞,无所容其规避,若果贼氛逼迫,当专折驰大修厂,请赴军营,不敢避难。若犹是平安之状,则由将军福兴、巡抚耆龄两臣会办。事权较专,提挈较捷。臣在籍守制,多数月,尽数月之心;多一年,尽一年之心。①

这下朝廷明白了曾国藩的本意,也被惹火了。鉴于曾国藩离开后前线军事有所好转,皇帝决定顺水推舟,在上谕中称:“曾国藩以督兵大员,正当江西吃紧之际,原不应遽请息肩。惟据一再陈请,情词恳切。朕素知该侍郎并非畏葸苟安之人,着照所请,准其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缓急,即行前赴军营,以资督率。此外各路军营,设有需才之处,经朕特旨派出,该侍郎不得再行渎请,致辜委任。”②
从此,曾国藩在湖南家中度过了长达一年半的赋闲生涯。
“守制”一说,本就是一柄双刃剑,全看怎么使用。可以是顾情守制、以全孝道,也可以是夺情尽忠、先国后家。堂皇的说词背后,往往是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在起着作用。曾国藩先是长期客寄虚悬,有大帅之实而无实授之名;继而由皇帝批准在籍守制,被剥夺了统兵作战的权力。究其原因,一是湘军与曾国藩的一系列“体制”问题难以解决;二是早已有之的满汉矛盾难以妥协。
清王朝以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一种民族自卑心理促使他们对汉族抱有戒心,从不敢轻易授以权柄。清制六部设满、汉尚书各一人,实际主事的都是满人,汉尚书只是虚应其事而已。明清时期,封建专制制度高度发达,尤其擅长上下相维、左右牵制的一套手段。据不完全统计,清代465名督抚中,满人计102名,蒙古人9名,汉军旗人50多名,合计占督抚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③。其中在湘系崛起之前,满人督抚所占比例更大。1860年江南大营被攻破,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以此为界线,“清政府对湘系集团的抑制政策可分作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从1854年到1860年,清廷着重于用满洲贵族监视、牵制湘系集团,希望达到汉族地主士绅出力、满洲贵族坐收其功的理想目的;第二阶段从1860年到1864年,清廷则着重于扶植湘系集团内部几个重要人物,使之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以求收到‘分而治之’之效。”①
在军事上,清朝军队的主体是经制的八旗、绿营,平时分驻各自防地,编制有定额,有事临时抽调,由督、抚、提、镇(总兵)或钦差大员循例行使指挥权。事后各回其所,军饷亦由朝廷发给,一切军费出自国库。如此,兵、将之间难于集结串通,难以形成一个谋求某一派系实权或某一宗族私利的武装集团。湘军的出现打破了这一规则,它薪饷自筹、兵由将招,勇丁对营官、将领对统帅绝对服从,并且在长期的作战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湘系集团势力。太平天国起义初起时,咸丰虽然陆续启用林则徐、李星沅、徐广缙、向荣等汉族官僚为统兵大帅,但同时满蒙大员如赛尚阿、琦善、僧格林沁、胜保等也被委以督办军务的重任,这种部署既反映了清廷在用人方面的捉襟见肘,也多少暴露了清廷对汉族地主官僚的防范之心。随着战事的深入,满人大都有负委任,在作战中被太平军打垮;而湘军则越战越强,成为清朝对抗太平天国不得不依赖的力量。对此,满族统治者一面利用湘军;一面冷落、压制它的统帅曾国藩,并通过扶植其部属、促进湘军内部力量分化的方式加强控制。曾国藩长期做着有实无名的大帅,原因盖出乎此。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记叙了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满人)的一段话,说明了满人猜忌汉人、反对改革的心理:“改革者汉人之利,而满人之害也。吾有产业,吾宁赠之于朋友,而必不使奴隶分其润也。”梁启超指出:此语道出了“满洲全部守旧党人之心事”。满汉矛盾并未因湘淮集团的崛起而消除,反而更加激化。正如有学者指出:“近代满汉矛盾是从曾国藩开始逐渐激化的,李鸿章、袁世凯与清廷的矛盾虽然有其他各种新的成因,但满汉矛盾却是一脉相承的。”①
“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②当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时,清朝内部就盛传“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的流言,意即曾国藩和洪秀全一样,都会对满人政权产生极大的威胁。至于后来清朝反而一再信任和封赏曾国藩,一则是出于不得不依赖的情势;二则是曾国藩改变了处事方式,以低调而忠诚的姿态赢得了统治者一定程度的信任。
曾国藩在家守制的这段时间里,他一手创建的湘军在战场上连连获胜,胡林翼、李续宾、杨载福等将领迭克名城、连连升职。曾国藩在家坐不住了,胜利在望,他作为湘军的头号人物和实际统帅(哪怕是有实无名),必须出山“摘果子”去也。1858年,在胡林翼、李续宾等人的运作下,曾国藩再次复出。尽管这一次圣旨只是命令他统兵援救浙江,关防也只是“钦命办理浙江军务前任兵部侍郎关防”,但曾国藩还是很快地接奉谕旨,痛痛快快地上任了。对此,皇帝也很欣赏:“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俟抵营后,迅将如何布置进剿机宜,由驿驰奏可也。”③君明臣忠,开局良好,似乎已经预示了曾国藩此次出山将会一改以前的被动局面,揭开顺水顺风的一页新篇章。

捭阖有术
1858年曾国藩复出后,仍然经历了一段曲折。清廷先是命他率军援浙,随后又担心石达开由湖南入四川,命他领军入川。这给曾国藩等人燃起了新的希望。胡林翼在给官文的一封信中说:“不知为蜀主乎,抑为蜀客乎?涤公辛苦过人,抑郁七年,若竟得蜀,亦原可施展。”鼓动官文奏荐曾国藩为四川总督。李鸿章等人也都对此满怀希望。但是,一直到曾国藩领军北行至湖北准备入川时,仍然没有看出清廷有此意向。希望的肥皂泡破灭后,曾国藩心情郁郁地在日记中写道:“思身无际,甚多抑郁不适于怀者,一由偏浅,一由所处之极不得位也。”①“极不得位”即指不得督抚之位。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说:唐末之招讨使、统军使、防御使、处置应援等使,远不如节度使之得势,“皆以得治土地人民之故也”;如果只带军队而不掌地方实权,就会如庄子所说的“吞舟之鱼,砀而失水,则蚁能苦之”,处处受人牵掣,不能施展手脚、“发抒伟抱”。
不过这一次曾国藩没有向朝廷抱怨,这种“极不得位”情况也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如前所述,1860年以后,曾国藩和他的湘系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顺水顺风、恩宠无比、位极人臣。出现这种局面的主客观原因固然很多,而曾国藩自己在这次复出前后积极调整处事态度、注意改善同僚关系和对上策略,是导致诸事顺利、“长承恩眷”的一个重要主观因素。
有人评价曾国藩的治军为政处世思想,前期崇儒家,中期尚法家,晚期重道家,虽有“一刀切”之嫌,却也颇有几分道理。1858年的复出,曾国藩吸取了以前的种种教训,以积极而谦逊的姿态改善了同湖南、江西官场的关系。在此之前,曾国藩与两省官员的关系一直较为紧张;骆秉章嫌他越俎侵权,江西官吏也恨他强征厘金、干涉人事。曾国藩甚至上书弹劾,参倒了赣抚陈启迈。其实换了另外的地方官员,这种情况也不会有大的改善,因为职责上的交叉冲突和利权上的争夺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事实上江西作为湘军的作战区域,湖南作为湘军的后方基地,都为曾国藩和他的部队提供了大量的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保障。曾国藩大概已经明白,授不授予他督抚实职,全掌握在清朝统治者手中,他只有低调处事、示以忠心、赢得朝廷的信任,才有可能早日得此位置;统治者最反感的就是臣下讲条件、提要求,他此前的行为接近要挟,当然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同时他也明白,在未得到实职之前,只有认真改善同各省官场的关系,才能减少后顾之忧,更能一心领兵作战。
观念一变天地宽。
曾国藩一改以前的“愤青”作风,充分展现了他官场捭阖的“非常之道”,并从中得到了极大收益。究其实质,正是老子学说的精髓:一曰“处下”,二曰“不争”。
湘军早在长沙练“大团”时,曾国藩就善于以“处下”的姿态隐藏自己、推出别人,特别是推出满人、旗人,以此消除统治者的疑忌、表明自己的忠心。凡有作战功劳等等,则让塔齐布或者官文、胡林翼领衔上奏,自己的名字排在他们后面。塔齐布虽然对清廷忠勇可嘉、对曾国藩忠心耿耿,带兵打仗却并无过人之处。曾国藩曾对骆秉章说:“塔公实无方略,每次传令出队,并不言某营宜从某路进,某营和某营接应,某营宜埋伏。接令者茫然不知所措,众至其大帐请示,亦茫然无以应对,但言各营出队几成,向前杀敌而已。”但曾国藩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向朝廷保举塔齐布,说他“堪膺办贼重任”。由此塔齐布的地位得到了快速上升—实际上也就是曾国藩与其湘军地位的上升。塔齐布死后,曾国藩和胡林翼又推出满人多隆阿。多隆阿虽有才干,却目空一切、骄傲自大、凶悍不驯,但湘系内部仍然一再向朝廷表彰他的功劳,曾国藩称他为东三省第一名将,甚至多次让他充当前线总指挥而让鲍超等人屈居其下。
曾国藩学会了“处下”,一如老子不喜欢山而喜欢水。老子在《道德经》中把水的品格描述得极为完美:“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人之所恶,故几于道。”①水与山,一阴一阳,一柔一刚,映照出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境界。山,拔地而起,刺破青天锷未残,张扬着个性,把摇摇欲坠的云天撑住。水,则随地势而动,扑向岗峦深处,绕在大山脚边,蜿蜿蜒蜒地向“人之所恶”的低处奔波流淌。山和登山,是向上,是争取;水和逐水,是向下,是顺势。起点不同,过程也不同。一是由低就高,拼力撑持,惟恐落后了半步;一是由高就低,顺意涂抹,在快乐的旅途中挥洒出精彩。
老子思想的主旨有三点:无为,处下,不争。曾国藩在给皇帝的奏折中,由以前的讨要官职变成了凡事推辞,朝廷每有封赏,曾国藩必上折坚辞;不但自己坚辞,还让曾国荃也坚辞,攻破天京后又让曾国荃抱病卸职。然而越是这样,皇帝就越要一再升迁他的官职—也许皇帝需要的只是他这样一种姿态而已。真是应了老子所言:“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①请看:
清政府继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之后,又让他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他上疏请辞道:“现在诸道出师,将帅联翩,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恳仍收回成命。”一语道破了清政府最为担心的事情,也因此缓释了朝廷的疑虑。皇帝在谕旨中说:“曾国藩远避权势,自应如此存心,方不至启骄矜之渐,而国家优待重臣,假以事权,从前本有成例。曾国藩晓畅戎机,公忠体国,中外咸知。当此江浙军务吃紧,生灵涂炭,我两宫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增忧,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军权?该大臣务当力图攻剿,拯生民于水火之中,毋许再行固辞。”②同治三年(1864)春,奉到上谕:“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督军剿贼,节制东南数省,尽心区画,地方以次削平,举贤任能,克资群力,着交部从优议叙。”③这一年,京察行省督抚奉优叙之旨的,有曾国藩以及官文、骆秉章、左宗棠、李鸿章五人,其中四人是湘军人物。曾国藩请辞一切职务,要求朝廷派大臣来前线接替自己时,圣旨中又鼓励他“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实难其选”④。
1863年,曾国荃被任命为浙江巡抚,曾国藩兄弟更是“交疏恳辞”。“略云:功名之际,终之殆难;消长之机,盈则必缺。臣与臣弟函商两次,欲固辞,则颇涉矫情,思立异于当世;欲受事,则不自量力,惧贻讥于将来。不如稍安愚拙之分,徐图尺寸之功,恳乞天恩,收回成命,俯准以开缺藩司效力行间。”上谕在表彰了其功绩以后,指出:“该大臣受宠若惊,固辞恩命,洵属至诚,而朝廷懋赏懋官,权衡悉当。现在军事方亟,时局孔艰,凡在臣工正宜黾勉效忠,共期宏济。该大臣惟当督率曾国荃忠诚报国,以副委任,正不必渎辞朝命也。”①
真是你来我往,皆大欢喜,好不融洽。
朝廷需要的是曾国藩的这种表态,以此作为中外臣僚的典范。曾国藩的请辞则是真假难辨。他一方面渴望得到督抚实职,以便于湘军的作战和发展;一方面又害怕“物极必反”“月盈则亏”,担心权柄过重招致杀身之祸。他深知“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②的教训,因此他后期的请辞还是包含了一些真实的成分。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以高官厚禄陪伴天威难测的皇帝,会遇到许多难以处理的棘手事,一念之差,就会关系到全家性命、一生功名。1860年曾国藩就遇到了一件令他极为头疼的事。这年夏天,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僧格林沁、胜保两军接连败退,“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①的圆明园被先抢后烧。咸丰皇帝仓皇出逃热河,并下诏各省兵勇到北京“勤王”。在下达给曾国藩的廷寄中,指名要鲍超率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国君之急”。这真是给曾国藩出了一道难题。因为当时湘军正在全力准备安庆之战,太平天国的第二次大规模西征已经拉开序幕,双方的争战进入了关键时刻。鲍超一军是湘军的精锐,也是对抗陈玉成部太平军的主力,一旦抽调北上,前线战局将不堪设想。而不派军去北京救驾,就是“坐视国君之急”,会招致“不可拟议”的大祸②,将来皇帝如何处置、史书如何记载?这些都不能不让曾国藩担忧。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湘军集团已经隐约意识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不能牵延太久,朝廷已经决心议和也已经派出恭亲王奕留京主持议和事宜。这样湘军的主要敌人仍然是太平军,主战场仍然在江南。他们认为,北援必须以不破坏江南现有战局为前提,“东南大局系于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鼎足支撑,实赖皖北皖南之屏蔽”,“皖南北皆不可撤退,兵家最忌退军,威不振时尤忌。我退一步,贼更进一步”。左右为难之际,当时在曾国藩幕中的李鸿章的一句话解决了问题:“按兵请旨,且无稍动。”③于是曾国藩按兵不动,而发出了这样一道奏折:

臣自恨军威不振,甫接皖南防务,旬日之间,徽、宁尽失。又闻夷氛内犯,凭陵郊甸。东望吴越,莫分圣主累岁之忧;北望滦阳,惊闻君父非常之变。且愧且愤,涕零如雨,应恳天恩,于臣与胡林翼二人中,饬派一人,带兵北上,冀效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并非以为臣等两人能陷阵冲锋,杀敌致果,只是以臣等受恩最深,任事已久,目前可以指挥湘军官兵,途中可以强索齐、豫粮饷,呼应较为灵便,集事较为容易。鲍超虽号为骁勇之将,究非致远之材,兵勇未必肯听其指挥,邻省未必肯给予粮饷接济。若强行让其率兵北上,必致迟滞无功。①

请求朝廷指明曾国藩或胡林翼带兵北上,表面看是对朝廷的忠心,实际上是拖延时间的办法。因为奏报至北京,再有诏书到江南军营,一往一返就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北京战事不论是和是战,都应该有了明确的结果。如果议和成功,则北援一事自可取消;即使仍需再战,则曾、胡一人再行带兵北上,仍不失“忠心可尚”,而且可以为安庆战事赢得宝贵的缓冲时间。这一层意思,他在家书中说得更为清楚:“安庆决计不撤围,江西决计宜保守”,北援则“不必多兵,但吾与润帅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问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职著”,至于北援“有济无济,听之可也”②,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其实早在此前清廷就分别与英法两国签订了《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随即咸丰皇帝给曾国藩下达了新的谕旨:“现在京师兵勇云集,抚议渐可就绪。皖南正当吃紧,鲍超一军,着无庸前来。”接着又收到了曾国藩、胡林翼自请带兵北援的奏疏,皇帝当然批复不用前来。曾国藩等人虚惊一场,但总算通过了这次比血雨腥风的战场更为艰险的考验。反观这件事情的经过,不能不让我们叹服于房龙的断言:“语言是人类最富有欺骗性的发明之一,所有的定义都是武断的。”③
对肃顺的有意疏远,更可见曾国藩在官场上善于保身的“道行”非同一般。肃顺(1816-1861),满洲镶蓝旗人,属远支宗室,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侄、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后裔。咸丰初年,肃顺以敢于任事崭露头角,“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之上”;特别是在文庆故去后受到重用,其为人虽刚愎自用,睥睨一切,却喜好结交汉族名士;“朝士如郭嵩焘、尹耕云及举人王闿运、高心夔辈,皆出入其门,采取言论,密以上陈。”④左宗棠因樊燮事件险些被杀时,他曾出力相救。肃顺和文庆一样,主张重用湘系集团,“是时粤贼势甚张,而讨贼将帅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朝臣如祁文瑞公、彭文敬公尚懵焉不察,惟肃顺知之已深,颇能倾心推服,平时坐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公之才略。”①胡林翼、曾国藩等人先后走上督抚岗位,与肃顺的鼎力推荐大有关系。然而,据说肃顺被处决后抄家,“搜出私书一箱,内惟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②。可见曾国藩在与朝中权臣的交往上是非常慎重的,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他的座师穆彰阿对他在仕途上的影响与扶助都非常大,但道光二十五年之后,曾国藩在日记和家书都极少再提及此人,这与穆彰阿的失势不无关系。不管怎么说,曾国藩不与肃顺发展私交一事,赢得了慈禧太后的赞赏,自此更加重用湘系人物。曾的亲信李榕说:“内间自两宫亲政,力求治理……外臣恩遇于节帅(按:指曾国藩)特隆,南服之封疆将帅,凡有黜陟,皆与赞画。将也相也,节帅之任重道远矣。我辈属在僚佐亦为感奋,愿与同志相磨砺也。”③
“天下本是将军打,不叫将军见太平”,这是中国历代都有的教训。以功高盖世、拥兵震主的地位而能保全自身的属于极少数,“郭子仪现象”从来都是特例。汉高祖的功臣们并不能安做猛士为其“守四方”,君臣交恶,韩信、英布、彭越等横遭惨死;明太祖的功臣们被他看作荆杖上的刺儿都给拔掉了,其主要将领蓝玉、傅有德等无一善终;宋太祖的功臣们算是好一些,一场心怀鬼胎的内廷酒宴,一番虚伪透顶的君臣对话,释了兵权,解了猜忌,皆大欢喜,不过相信双方当事人心里都不会太舒服吧。曾国藩熟知历史,对“功高震主”、“鸟尽弓藏”之类血淋淋的教训不无惊悚。所以他才会谨慎小心、处处向朝廷示以忠心,不恋虚位,不务虚名,从而避免统治者的过分猜忌。曾国华战死后,曾国荃想为他请求在省城建祠纪念,曾国藩劝阻说:“凡好名当好有实之名,无实则被人讥议,求荣反辱。”①老子说:“功遂身退,天之道也。”②其实这是“人之道也”,是功臣名将避免刀光之灾的唯一办法。曾国藩深知其中的道理,所以才会在攻下天京后自请辞职,并让曾国荃回家养病,暂时退出了官场这个是非之地。
然而曾国荃并不赞同曾国藩的韬晦之道。1866年他复出担任湖北巡抚之后,与湖广总督官文的关系日益激化。官文其人平庸贪腐,素为湘系人物所不齿;当年李续宾、曾国华率军深陷三河镇全军覆没,与他的坐视不救有很大关系。只是由于他是旗人,所以长期坐镇湖广以牵制湘系。官文与曾国荃不睦,向朝廷奏请调曾国荃帮助军务以将其排挤出省。曾国荃初生牛犊不怕虎,于是上了一道密折,弹劾官文。早对曾国荃不满的朝廷权贵,为官文开脱,甚至要照例反坐,治曾国荃的诬陷之罪。慈禧太后先是开缺官文的湖广总督,回京之后又以大学士身份掌管刑部,不久又任直隶总督,依然是一棵政坛常青藤。对这种隔靴搔痒的处分,曾国藩感叹“公道全泯,亦殊可惧”。然而,不久清政府就以“剿捻不力”为由多次严旨诘责曾国藩,御史也弹劾他;清廷又令他开去各缺,回京陛见,实际上令其交出军权。不久,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等一批湘军官员全部开缺回籍,湘系势力受到很大打击。曾国藩为了挽回损失,一面密折保举官文,以弥补其弟弹劾官文造成的物议;一面多次上奏朝廷,请开缺各职、入都陛见,自请办捻不善之罪,以取信于朝廷。慈禧堪称古往今来少见的善于驾驭臣下的高手,她在削弱了湘系实力并敲打了曾国藩之后,又采取了安抚策略,驳回了御史对曾国藩的参劾,加授曾国藩大学士衔、加赏一等云骑尉世职,又调他任直隶总督。调任直督,实际上是清廷改变“内轻外重”局面的策略,使曾国藩离开经营多年的南京,确实是大具“深意”的。表面上,却给曾国藩以极大荣誉,西太后四次召见,两次参加国宴,且在国宴上以武英殿大学士排汉大臣班次第一,可谓位极人臣。从此以后,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与清政府的关系,也就进入了“正常”的规范了①。其实这种正常化的规范是清政府所需要的,也是曾国藩所需要的。他既然不想拥兵自重、取清朝统治而代之,也就没有必要贪恋高位和权势、徒然招致灾患。如何让朝廷放心、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忠臣,这才是他面临的最为现实的问题。这些苦衷,心高气盛的曾国荃是不能完全理解的。
曾国藩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中一意“处下”、“不争”,在大清政府中以求自保,却并没有妨碍湘系及其后的淮系的崛起和发展。客观上来说,这是因为湘淮系羽翼已成,又人才荟萃,慈禧为首的大清统治者在打击之后仍然不得不依赖和借重他们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以咸丰五年至光绪十五年的25个(光绪十年增至26个)督抚任职情况为例:
咸丰五年汉人、旗人之比为12︰13;
咸丰八年为14︰11,湘系、非湘系之比为2︰23;
咸丰十一年为15︰10,湘系、非湘系之比为7︰18;
同治元年为19︰6,湘系、非湘系之比为8︰17;
同治三年为24︰1,湘系、非湘系之比为11︰14;
同治五年为23︰2,湘系、非湘系之比为8︰17,淮系、非淮系之比为2︰23;
同治八年为22︰3,湘系、非湘系之比为6︰19,淮系、非淮系之比为4︰21;
同治十三年为23︰2,湘系非湘系之比为5︰20,淮系、非淮系之比为4︰21;
光绪四年为21︰4,湘系非湘系之比为7︰18,淮系、非淮系之比为2︰23;
光绪十年为23︰3,湘系非湘系之比为4︰22,淮系、非淮系之比为3︰23;
光绪十五年为21︰5,湘系非湘系之比为3︰23,淮系、非淮系之比为4︰22。①
我们不能说湘淮系中缺少杰出的人物,也不能说晚清的统治者不想着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然而历史的现实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治国才干在很大程度上用于为官处事之道了,即在不必要的内耗中消磨了有限的时光、错失了历史的机遇。李鸿章在世时,中外人士有不少称他为“东方的俾斯麦”,他却没有像俾斯麦那样使自己的民族一跃而入世界强者之列。后来他出访德国时遇到俾斯麦,俾氏问他其中原因,并有不屑为伍之意。李鸿章感慨说:与妇人孺子共事,殊不易也。李鸿章只说出了一半的原因,其实如果这“妇人孺子”是弱势人物的话,曾、李等人还可以放手施展,局面或许有所改观;偏偏慈禧是个极富心计的强势人物,惯用“居中驭外”的种种伎俩,使内外大臣互相牵制;自以为从此可以轻松驾驭,殊不知办事者就在这种无目的的内耗中受到种种掣肘,中国就在这“妇人孺子”的带领下一步步滑向了落后的深渊而不自知。慈禧是真正的“不学有术”,不过这种“术”倒还不如没有的好。

“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同治八年(1869)正月十七日,两宫太后和皇帝在养心殿召见曾国藩时,有这样一段对话(问话者为慈禧,对答者为曾国藩):

问:“近来外省督抚也说及防海的事不?”
对:“近来因长毛捻子闹了多年,就把海防的事都看松些。”
问:“这是一件大事。”
对:“这是第一件大事。兵是必要练的,哪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兵虽练得好,却断不可先开衅,讲和也要认真,练兵也要认真。二事不可偏废,都要细心的办。”
问:“也就靠你们替我办一办。”
对:“臣尽心竭力去办。凡有所知,随时奏明请示。”①

随后,曾国藩到了直隶总督任上,着手治河、练兵、吏治几件事情,以完成慈禧交付的任务。然而,席未暇暖,新的任务又降临了。这一天,曾国藩在府中接连奉到两道上谕。一道是:“曾国藩着前赴天津,查办事件。”另一道为:“崇厚奏津郡民人与天主徒起衅,现在设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折。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仁慈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原折着抄给阅看。”①
这就是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天津教案”了。曾国藩深知,事情牵涉到洋人,乱子闹得又这样大,此行必是非常艰难;而且一生功业有可能付诸东流,为此他给家人写了遗嘱,以示抱病前往、为国纾难、有去无回之心。事情果然如他所预料的,天津之行使他名誉扫地,受到朝野内外的攻击,骂声不绝于耳,使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完全生活在此事罩上的阴影之中,“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精神和身体每况愈下,直到1872年病逝。
1870年春,天津不断发生迷拐幼童案件,官府捕获拐犯王三等人,供词都与教堂有关。与此同时,法国天主教堂婴儿因瘟疫流行、照顾不周导致死亡三四十人,尸体溃烂。因当地百姓一直传说天主教堂的育婴室迷拐小孩、挖眼剖心,于是部分乡民组织起来告发教堂。在天津知府张光藻带人初查而无法落实时,围观百姓与教堂因口角发生冲突,但行为仅限于“丢石头、丢垃圾”。法国领事丰大业闻讯后,“像一头受伤的野兽”,迅速带人闯入三口通商衙门和天津知府衙门,要求通商大臣崇厚、天津知府张光藻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开枪恫吓崇厚。行至狮子林浮桥时,丰大业又对遇到的静海知县刘杰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挡在前面的家人刘七。围观的群众愤怒了,当场殴死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扯碎法国国旗,打死外国传教士20多人,并火烧望海楼教堂。事后,法、英、美、俄、德、比、西七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遣军舰到天津海口及烟台一带示威,扬言“将天津化为焦土”。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惊慌失措,一面自行请罪,一面奏请清政府速派“通晓洋务”的曾国藩到津主持局面。
曾国藩到天津后,同法国代表进行了反复交涉。双方对惩办元凶和修复教堂没有异议,要害的争端在于法方要求“天津地方官员抵命”和预先限定捕杀乡民的最低人数;而曾国藩认为拿官员抵命不可接受,因为“有损朝廷尊严,也于国法不合”。但在法方的强硬外交和清廷害怕引发战争而下令曾氏作出让步的情况下,曾国藩违心地答应了法方的要求。最后议定的结果: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赔偿法、俄、英、美4国损失和抚恤费50万两白银;以杀人罪抵偿洋人死亡数处死民众20人,以抢劫和伤人罪判处充军杖徒各刑25人;而因拐骗人口而引起天津教案的王三、安三和武兰珍却逍遥法外。尽管曾国藩在谈判期间为维护国家尊严做了很大努力,在他的力主下天津地方官员最终未被抵命,仍然因“卖国媚夷”而受到内外攻击责骂,名毁津门。有人写诗讽刺说:“升平歌舞和局开,宰相登场亦快哉。知否西陲绝域路,满天风雪逐臣来。”查看曾国藩在办理此案后期与亲友的通信,“数月来查讯津案,办理既多棘手,措施未尽合宜,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之语比比皆是。“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曾国藩此间的凄凉心态与落魄处境,尽在此寥寥八字之中展现出来。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的一代怪才辜鸿铭,评价曾国藩是“大臣”,张之洞是“儒臣”,并说两者的区别在于:“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权,国无儒臣则无教。”以曾国藩的老成持重、通权达变,处理天津教案仍然无力回天,并落下一片骂名,这是时代的无奈、朝廷的无能还是个人的无力?不妨先看一下曾国藩在处理教案期间的两道奏疏:
六月二十三日,曾国藩与崇厚会奏,称:

王三虽经供认授药武兰珍,然且时供时翻。仁慈堂查出男女讯无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则全系谣传,毫无实据。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各省皆然。以理决之,必无是事。至津民所以生愤者,则亦有故:教堂终年扃闭,莫能窥测,其可疑者一;中国人民至仁慈堂治病,恒久留不出,其可疑者二;仁慈堂死人,有洗尸封眼之事,其可疑者三;仁慈堂所医病人,虽亲属在内,不得相见,其可疑者四;堂中掩埋死人,有一棺而两三尸者,其可疑者五。百姓积此五疑,众怒遂不可遏。仰恳明降谕旨,通饬各省,俾知谣传之说多系虚诬,以雪洋人之冤,以解士民之惑。现在将天津道、府、县三员均撤任听候查办。又奏委丁寿昌署天津道,马绳武署天津府,萧世本署天津县。……洋人照会,挟制多端。请将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二员革职,交刑部治罪。陈国瑞现在京城,请交总理衙门就近查办。①

黎庶昌在《曾国藩年谱》中说:“公雅意不欲加罪于府县,是日乃勉徇崇厚之请会奏。此疏拜发之后,公意痛悔之,病势渐剧。”②
二十八日,针对张光藻、刘杰交部治罪已属过当,而外国要求将二人在天津正法,曾国藩认为“万难允准”,他上奏说:

焚毁教堂之日,众目昭彰,若有人眼人心等物,岂崇厚一人所能消灭?其为讹传,已不待辨。至迷拐人口一节,实难保其必无,臣前奏请明谕力辨洋人之诬,而于迷拐一节,言之不实不尽,诚恐有碍和局。现在焚毁各处,已委员兴修。王三、安三该使坚索,已经释放。查拿凶犯一节,已饬新任道府拿获九名,拷讯党羽。惟罗淑亚欲将三人议抵,实难再允所求。府、县本无大过,送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彼若不拟构衅,则我所断不能者,当可徐徐自转;彼若立意决裂,虽百请百从,仍难保其无事。崇厚与洋人交涉已久,应请留津会办,暂缓来京。……中国目前之力,实难遽起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法。谕旨所示,弭衅仍以启衅,确中事理,且佩且悚。外国论强弱,不论是非,若中国有备,和议或稍易定。现令铭军全队,拔赴沧州一带,稍资防御。臣自带兵以来,早矢志效命疆场之志,今事虽急,病虽深,此心毫无顾畏,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度。抑臣更有请者,时事虽极艰难,谋画必须决断。伏见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物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使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外国盛强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变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津郡此案,愚民愤激生变,初非臣僚有意挑衅。倘即从此动兵,则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实天下生民之福。惟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臣以无备之故,办理过柔,寸心抱疚,而区区愚虑,不敢不略陈所见。①

可见曾国藩虽然力主维持和局,但面对列强的要挟,也坚持维护国家尊严,并做了和、战的两手准备。他在家信中说:“如再要挟不已,余惟守死持之,断不再软一步。”②然而,当时的湘军主力已经裁撤殆尽,所余的刘松山部以及左宗棠部都在西北镇压回民起义;李鸿章统率淮军也已赶赴陕西一带作战,唯一能调往天津防御的只有驻山东张秋的淮军、刘铭传部和曾国藩本人在保定新练的2000人马。为此,曾国藩接连致函奕要求将李鸿章和刘铭传的军队移驻近处以备不虞;并致信刘铭传,要求他“速即束装赴军,勿稍迟缓”。刘铭传的9000兵马很快调到了天津附近的沧州御防;清政府又命李鸿章率军驰援,并从东北抽调2000马队到天津驻防。不过说到底,这些战备措施还是为了更好地促成和局,因为当时清政府和曾国藩都希望竭力避免同列强开战,以实现其“和戎”的既定战略方针。曾国藩在复宝鋆的信中说:“目下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屑毫无把握。此等情势,弟筹之至熟,故奏牍信函,屡持此论。”
针对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为曾国藩招来的骂名,有人为他辩白:“于时议者纷纷,曾公以时方多事,不肯遽启兵端,恬然犯众谤,以成国家之至计。今日曾公往矣,而一代伟人之胸襟擘画,千载下尚有以相也。而彼侈然以道学经济自命者,其心地之正大明白,不必如曾公;他日之建树,不必如曾公;即令易地以处,其能慎密坚忍,为国家善事而弭患者,亦不必果如曾公。而旁观坐啸,徒欲以其气矜凌躐乎曾公之上。”①后来蒋介石也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能战而不战,政府之罪也;不能战而战,亦政府之罪也。”其道理与曾国藩所持略同,但他一味坚持“攘外安内”政策、以“不抵抗”坐失东北三省的罪过,就与曾国藩大不相同了。
学者徐泰来认为:“当时,客观上讲,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军捻军起义之后,不仅封建制度、封建统治全面衰败,而且人民穷困,国力贫弱,刚开始的洋务运动还不能提供足够的物质力量来对付一次新的战争。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在一时之内可能毁得痛快,戮得痛快。但天津教案的局面,尚不好收拾,那因新的毁戮造成的战争局面又如何收拾呢?”“权衡曾国藩在天津教案处理上的功过,实事求是地说,应该是功大于过。”②此论应该是公允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曾国藩在津案中的处理是没有问题的,不然他也不会“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了。时论纷纷指责他,主要是处罚地方官员和杀害天津群众以抵罪一条犯了众怒,后人也指出“近世论曾国藩者,动訾其杀同种不仁”③。他自己意识到的“保定和局,即失民心”④,原因也在于此。也有学者指出:“曾国藩办理津案中的‘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是指他上疏庇护天主教和奏请府县交部二事,与他曲意求和,残民媚敌毫无关系。”⑤既谓“教案”,则由宗教(主要是基督教)问题引发,在此案中则主要是“迷拐幼童”一事。对于这个问题,曾国藩没有做出决断,一方面认为揆诸情理,不大可能;一方面又认为教堂有可疑之处五点,不能肯定必无其事。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以及列强逼迫结案,这个问题就成了历史悬案,至今争讼不休。
据当时查办迷拐案件的天津知府张光藻说,迷拐之事早就有之,“但未控案耳”。他回忆说:“(五月)二十日晚,有某村李二之兄在园浇灌,被匪迷拐,李二邀众人追及之,救醒其兄,而缚置拐匪于庙中,群相诘问,该匪自供武兰珍,迷药系教堂王三所给等语。次早乡民将武兰珍送案,当堂质讯,供悉如前。津民共见共闻,遂亦信迷药出自法国矣。街谈巷议,几有刻不能忍之势。”①按张的这种说法,迷拐对象已经超出了幼童范围而涉及到成年人。当时的外国人也承认:“在中国人当中流行的关于洋人杀害儿童的流言飞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现象的依据”;“天主教徒据说对儿童受洗后灵魂得救的效验深信不疑。结果是,他们在幼孩病倒的濒危之际,将其接到他们的育婴堂施行洗礼。这种做法和死亡的频繁发生,支持了人们相信他们需要幼孩躯体供诡秘目的之用的看法”;另外“天主教育婴堂和孤儿院所遵守的保密制度,或者应该说幽闭状态,引起了人们的许多怀疑”②。
有关迷拐传闻一事的真实性问题,至今未有定论。刘海岩的《有关天津教案的几个问题》认为:“至今一些论著中,仍将‘迷拐’幼孩当做史实,实为荒谬。”③易孟醇的《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中的心理矛盾》①一文中提及,关于“迷拐”之事,“曾国藩当时完全可以调查审讯清楚”而实际未果,以致“成为历史悬案”。朱东安的《再论天津教案的起因与性质—兼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津门篇》②论述有关传闻最详,其中认定“迷拐”之事确凿无疑。董丛林的《“迷拐”、“折割”传闻与天津教案》则指出:“揆情度理,教方堂所既然为招徕送养者而不惜采取变相收买的方式,对被送儿童的来路也就未必认真查究,有意无意地收纳下被诱拐儿童的事情自不可免,并且有迹象表明,其他地方的教方堂所也存在这种情况。但是,并不能因此即说所谓‘迷拐’的事情肯定实有。”③
“迷拐案”真假莫辨,而有一点是明确无疑的,这就是当时中国民众对“洋教”的抵制情绪非常强烈,这也是引发天津教案的根本原因。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洋教”侵入是“古已有之”的事情,佛教、伊斯兰教、景教等的传入并没有受到这样大的阻力,甚至比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更受欢迎,本土化了的佛教几度成为国教,对于中国社会和人民思想的影响几与儒学比肩。但当基督教在列强坚船利炮的保护下侵入中国时,却受到了人们异乎寻常的抵制。究其原因,在于这次“传教”不是和风细雨的进入,而是在炮火硝烟后的侵入。虽然不能将手捧《圣经》的传教士与手握洋枪的侵略者一概而论,但前者显然代为承受了他们的同胞在中国大地上激发的强烈而偏执的民族情绪。同时,当年许多在华的外国人包括许多传教士,其所作所为也已经激起了百姓的愤慨。单以案发地的天津而言:“自通商以后,百货皆用外国轮船装载”,“轮船进口碰伤民船莫敢究诘,民船偶碰轮船则立擒船户置黑舱中勒赔,修价必厌其所欲”;“本处商民或欠洋人债项,被控到官,勒限三日必还。洋商铺伙有欠本处账目者,控之则抗不到案,官莫能追”;“有洋人乘马疾驰践踏人命之案,尸亲控县,莫能指名,洋人亦置不理。”①曾国藩在分析迷拐传闻盛行终致引发教案的深层原因时也说,平时“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焰益横,平民愤郁愈甚。郁及〔积〕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②连当时有的外国人也意识到,天津教案的发生是当地民众“对洋人的深恶痛绝突然间冒了出来”,“这些感情有些是深信诱拐传闻的自然结果;但如果以为所有都可以归结于这个根源,那将是一种错觉。很明显,早已怀有但被压抑着的恶感,正在乘机发泄出来。讲老实话说,百姓关于屠杀(外国人)的普遍心情是庆幸,在某些情况下简直是幸灾乐祸。”③
一面是列强侵略下的种种不平等,一面是传教士的宗教宣传,两者本无冲突甚至是互相“促进”和“补充”的。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遇到极大阻力是必然的。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大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最大差异在于:早期从西亚传来的商业和科学风气对于儒家帝国建立已久的秩序威胁很小,而19世纪的基督教却是欧洲现代工业和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中国统治阶级感到直接受了威胁,因而排斥了这个外来宗教。这样,把基督教带到中国去的西方扩张本身,使它在那里不受欢迎。”①
中国原来称外国为“夷”,仅限于指边疆民族之意②,近代以后则称他们为“鬼子”,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③对于“鬼子”自然应该敬而远之了。与这种思想相伴的,则是一种激烈的民族情绪。在这种民族情绪支配之下,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的。解决的办法,在于实现民族的自强自立以增强民族自尊自信;然而“同治中兴”、“洋务运动”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于是这种情绪继续受到压制和累积,其结果,则是持续的教案,一直持续到义和团兴、“庚子国变”为止。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也。”④这就是晚清时代的真实写照。在清政府中,曾国藩算是有所闻、有所见识的人了,对待津门教案的态度也比李如松等大臣要理智得多⑤。风雨如磐,鸡鸣不已,世事纷乱之际,即使聪明智慧如曾国藩者又能如何?
尼克松任总统时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后来说:“每个总统都需要一个被人咒骂的狗娘养的,而我就是尼克松手下的这样一个角色。我是他起缓冲作用的人,去替他受亿万人咒骂的杂种。我设法把他想做到的事情搞成功,同时我又代他受过挨骂。”⑥这被称为政治活动中“避雷针”式的人物。
处理天津教案时的曾国藩、签订战败和约时的李鸿章,就是在充当着清政府“避雷针”的角色。这让人再次想起严复挽李鸿章那副对联:

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是的,如果曾国藩只想着保持晚节、称病不往的话,换一个人又能如何处置,换一种方式会招致什么样的结局呢?时人及后人对这个问题想得太少,或者懒得去想,只会闭眼骂一通曾国藩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稍后的一个细节。通商大臣崇厚奉命到法国致歉,可是到了以后很久无人接待。原来这时正是普法战争期间,骄横不可一世的拿破仑第三兵败身俘;外则有亡国之灾,内则有巴黎公社起义,法国几乎弄到亡国的地步。如果知道了这样的背景,清政府和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的政策是不是会强硬一些呢?可是当时的清政府无从知道这样的“夷情”,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主将,也自称“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冷眼向洋,热风吹雨,大清是应该好好地“睁眼看世界”了。

洋务运动的主将
梁启超把鸦片战争后60年间中国变法自强的历程分为“四界”(即四个阶段):

自道光二十年割香港、通五口,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林则徐乃创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然此后二十余年,叠经大患,国中一切如旧,实无毫厘变法之说也,是为第一界;同治初年,创巨痛深,曾国藩曾借洋将,渐知西人之长,则创制造局制器译书,设方言馆,创招商局,派出洋学生,文祥亦稍知时局,用客卿美人蒲安臣为大使,偏交泰西各国,变法之事,于是筚路开山矣……至于光绪甲申,又二十年。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底为汉奸,不齿士类,盖西法萌芽,而俗尚深恶,是为深耻,是为第二界;马江败后,识者渐知西法之不能尽拒,谈洋务者亦不以为深耻,然大臣未解,恶者尚多。议开铁路,犹多方摈弃,盖制造局译出之书,三十余年,而销售仅一万三千本。京师书肆尚无地球图,其讲求之寡可知矣。盖渐知西学,而肯讲求,是为第三界……自甲午东事败后,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渐知学堂为变法之本,而皇上频催办铁路矿务学堂之事,未几西后复收大权,皇上几被废,新政遂止。然而强学会时务报大呼天下,天下人士咸知变法,风气大开矣,是为第四界。①

按此分类,曾国藩的主要洋务活动处于中国变法自强的“第二界”,并且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即洋务运动(台湾学界称为“自强运动”)的主将。“洋务”若按字面解,首先是指与外国有关的一切事务,主要是外交事宜;从“洋务运动”的角度看,则主要指以“自强”、“求富”为目的、全面追求近代化的活动。曾国藩作为洋务运动的主将,其主要作为也是在这两个方面。
曾国藩最早接触“洋务”即是从外交开始,这就是“借师助剿”。咸丰末期,英、法等国鉴于清政府对太平天国作战旷日持久,提出了出兵助剿的要求。皇帝征求中外大臣的意见时,曾国藩表示坚决反对,指出“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同时借重外国的军队,将严重损害到清政府的尊严和体面。辛酉政变后,慈禧上台,恭亲王奕主政,通过了“借师助剿”的决策。曾国藩无法改变这一现状,在上奏中表示“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共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但同时提出:“彼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①近年来许多研究者也都指出,以前把“借师助剿”的罪名加到曾国藩头上,并由此骂为“汉奸”,不符合历史的事实②。《清史稿》中也说:“金陵未下,俄、美、英、法皆以兵助,国藩婉拒之。”③
接着又发生了“阿思本舰队”事件。1861年,曾国藩曾上书清廷,要求购置外国船炮以建设中国近代海军。清政府即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购买7只轮船,然而英国提出由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并对舰队有绝对指挥权。这意味着清政府将用自己的白银在自己的内海养活一支外国舰队。对此,曾国藩指出:“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表示绝对不能同意英国人的要求。最后清政府以赔钱免灾求得息事宁人,把阿思本舰队全数遣散。
薛福成曾这样评价曾国藩办“夷务”的情形:

自泰西各国通商以来,中外情形,已大变于往古。曾国藩深知时势之艰,审之又审,不肯孟浪将事。其大旨但务守定条约,示以诚信,使彼不能求逞于我。薄物细故,或所不校。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前岁天津之事,论者责望之余,加以诋议。曾国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辩。然其所持大纲,自不可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铢积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要有三: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其他如操练轮船,演习洋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求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妄也。臣于曾国藩忠勋之迹,谨略陈其大端若此。①

曾国藩曾提出“内图自强,外羁縻之”的策略,也有人把他的外交方针总结为四个字:诚、信、争、和。“诚”就是“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和他平情说理”。“信”是信守已经签订的条约,把列强限制在条约许可的范围之内,抑制其贪而无厌的要求。“争”是对于外国人超越或违背条约规定的行为,要“据理力争”。“和”就是与列强保持和好关系②。
“诚”是曾国藩处理“夷务”所坚持的原则。以全面继承曾国藩衣钵自居的李鸿章,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契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了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削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仍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开曰:“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于过远,想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细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曰:“是是,门生准遵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①

与李鸿章一样,曾国藩认识到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强敌环列的情势,容不得清朝再以“老大帝国”自居,若要在列强之间谋得生存并徐图发展,必需“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曾国藩的门人说他:“以为不量彼己而轻挑强故,是以国注也;不修备而始久无事,是自削也。是以戢锐养威,对外壹务为怀柔,而内自愤发,以徐图自强之术。”②也就是说以“羁縻”之策维持和局,争取自强的和平空间。然而,“外交”的实质就在于:两个平等的国家外交,外交就是力量;两个不平等的国家外交,力量就是外交。所以,曾国藩在处理“夷务”的过程中常常发出感慨:“近日关于夷务者,初则壮于颜,后则缄其口,牵一发而全神俱动,往往不克自伸。”正是弱国无外交的明证。
中国人办事,自古有“经”“权”之分,即坚持原则与讲究变通的辩证结合。曾国藩在与外国交涉中,对涉及到国家体面、名教尊严、生民利益的大问题,往往坚持不放,如反对“借师助剿”与遣散“阿思本舰队”。对于一些无关大计的细枝末节,则能变通处理,如针对外国使节要求清朝皇帝接见、清廷向外派遣使臣和外国人要求传教等问题,提出了灵活处理的意见。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天朝大国”,习惯了接受外国使者前来朝觐进贡,按照中原礼俗跪拜三呼“万岁”;大清王朝虽然已经多次成为战败国,仍然不肯放下架子,这在外国人看来简直是行不通的。曾国藩向皇帝指出,可以仿康熙皇帝召见俄国使臣之例,“以敌国之礼待之……而不必强以所难”。这就卸下了一个不该存在的包袱,避免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尴尬。向外国派遣使臣,本是近代外交的基本原则,对于清廷既怕使臣辱命又恐费用浩繁,曾国藩指出:使臣人才可“物色”、“保举”,“储以备用”,派不派“权仍在我”;“纵或有一二不能专对之臣,亦安知无苏武、班超、富弼、洪浩者流出乎?”①从而打消了清朝统治者的顾虑。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曾说过:“1842年的《南京条约》签字之后,广东民间准备造轮船制火器,道光皇帝的朱批则是‘毋庸制造,亦毋庸购买’。耆英呈美国洋枪请示依照仿制,皇帝则批‘望洋兴叹’。提到鸦片战争,除了魏源著了一本《海国图志》之外,我就想不出任何具体的反应,只有在此打一个疑问号。”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确实经历了一段“雨过忘雷”、不思改变的时期。中国近代的军事近代化真正始于湘淮军中,发轫者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与传统的封建统治思想相比,曾国藩的思想出现了具有新内容的变化……他更重视引进西方技术的活动,认为是‘救时之第一要务’。曾国藩的洋务思想至此基本形成。”①1861年,曾国藩在《复陈购买外洋轮船折》有这样一段后来广为流传的话:“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②
当时,朝中有恭亲王奕、文祥,地方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等人,力主变法自强;特别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内外呼应,出现了统治者颇为自诩的“中兴”局面。曾国藩自然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廷议购机轮,置船械,则力赞其成,复建议选学童习艺欧洲。每定约章,辄诏问可许不可许”③。在多年的军旅生涯和洋务活动中,曾国藩痛感中国的落后和西方列强的优势,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较短的时间内积极举办洋务事业,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如:他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并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于1863年选派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赴美购办“制器之器”,着手建立正式的近代机器工业;与李鸿章共同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局,成为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并带动和支援了一大批军用民用工矿企业如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大冶煤铁矿、徐州煤矿、漠河金矿等的迅速兴起,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主持在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近代化;1872年,他采纳容闳的建议派幼童到美国留学,揭开了中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序幕,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新式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他初步统筹和谋划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后来清朝海军的发展基本是按他制定的蓝图进行的”①。
辜鸿铭曾比较曾、李说:曾国藩是大臣,李鸿章是功臣,曾之病在陋,李之病在固。“陋”即粗鄙无识,“固”即固执己见。相对于李鸿章来说,曾国藩的洋务思想确实显得有些守旧。比如,1867年,西方列强借中外修约之际提出在中国设电报、筑铁路等要求时,曾国藩在奏折中强烈表示反对,甚至认为即使“因此而致决裂,而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议而开衅”,“中无所惧,后无可悔也”②。而李鸿章在这些方面走得比曾国藩要远,蒋廷黻就曾列举出,“中国最大的海军是他办的,最早的新式煤矿是他开的,最早筑的铁路是他筑的,最早接的电线是他接的,招商局是他提倡的”,等等。不过,“在世界近代化大潮影响中国之际,顺应潮流,而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曾国藩能做到这一点,已属难能可贵了。”③
不论洋务派在“师夷长技”上走得远与近,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与巨大阻力。对于固守成制的顽固派而言,中国传统的纲常礼制足以抵制外来的坚船利炮,“即使无名病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①鲁迅说过要采用“拿来主义”,并说人吃猪肉并没有变成猪,吃羊肉并没有变成羊,就在于吸收它们的营养,健全了自己的体魄,化成了自己的血肉。曾国藩等人讲不出这样的道理,倭仁、李慈铭等人也不容易被说服,洋务运动的进行也就处处受制、步履维艰。
曾国藩办洋务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派遣幼童赴美留学。1872年9月15日,《纽约时报》旧金山报道:“昨天到达的30位中国学生都非常年轻。他们都是优秀的有才智的淑女和绅士,并且外表比从前到访美国的同胞更加整洁。3位大清官史阶层的监护人和他们同行。中国政府拨出 100 万美元作为他们的教育经费。中国政府计划每年选派30名学生前往这个国家。”然而,仅仅过了9年,许多留美学生大学尚未毕业时,这个堪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计划就由于受到朝廷内部顽固势力的阻挠破坏而夭折。1881年6月8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称:“臣等查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若如陈兰彬所称,是以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相应饬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皇帝的上谕与当年同意曾国藩、李鸿章建议的奏折是同样的四个字:“依议,钦此。”容闳等人试图挽回,甚至通过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去游说前总统格兰特,但一切努力都于事无补,所有留学生被迫中止学业遣返回国,并受到歧视。国内的官员以为,西方人的奇技淫巧就是船坚炮利,要使这些在国外读过洋书吃过面包的人学以致用,只有去水师中当差②。维新思想家郑观应感叹留学生“全数遣回,甚为可惜”,批评洋务派“浅尝辄止,贻讥中外”①。爱国诗人黄遵宪也写诗感慨:“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②这时曾国藩早已“驾鹤西游”,自然无能为力了。
留美学生遣返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出现的排斥华工浪潮。曾国藩主张对外国讲信讲义,由此看来仍不免失之幼稚。国家之间,从来没有真正的诚信与道义可言,倒是丘吉尔一语道破天机:“我们没有永远不变的朋友,也没有永远不变的敌人,永远不变的只有我们的利益。”1882年《排华法》通过后,一位历史学家曾挖苦道:美国传教士真难向华人解释:为什么华人可以进入白人的天堂,却进不了白人的国土?
洋务运动失派了,失败于甲午年的硝烟炮火中。然而,它的失败是早就埋下伏笔的。“洋务运动企图移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之花,来接中国封建专制之木,即利用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实现其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手段和目的,在这里存在着明显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洋务运动的根本矛盾,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是想要把现代的生产和交换工具勉强重新塞进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①蒋廷黻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士大夫一意言战,“好多事”,“轻举妄动”,破坏了洋务派“在自强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以前,中国应该谨守条约以免战争”的路线;另外,洋务派“没有集中的政权作后盾”,以致“被庸人和群众反对而淹没”②。
李鸿章早就清醒地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③在曾国藩和他的心目中,只要守定“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既定战略方针不变,韬光养晦、隐忍蓄力、埋头发展,就一定能走出低谷,迎来真正的王朝中兴,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从“求强”到“求富”,从办海军到修铁路,一路走来,虽阻力重重,毕竟在“师夷长技”的道路上迈出了沉重的第一步。仍然,他们当初也许低估了国内外的阻力,低估了在中国办事的难度。慈禧说过,国事即皇族的家事。统治者以此观念执政,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又怎么能放开手脚?同样是在西方列强压力下变法自强的日本,君臣一心,内外合力,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均极受信用,放手施展才华,终于积三十年之力一跃而入强国之列。相比之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才干并不比伊藤等人差,但他们的作用能发挥出多少呢?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李鸿章赴日本马关签订和约,伊藤博文拿着条款逼他限日签字,云:但“允”与“不允”耳。我们无法猜测,此时此刻的李鸿章心中作何感想。他是否会想到他的老师曾国藩,是否会对他们师生联手开创的洋务事业就此烟消云散而心怀不甘?
秋风宝剑孤臣泪,酸楚满腹更谁知?
于是,就有了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的开头对19世纪中国史所进行的那一段令人沮丧但又不得不认可的描述:

因此,回顾起来,中国在十九世纪的经历成了一出完全的悲剧,成了一次确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过程。这场悲剧是如此缓慢、无情而又彻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旧秩序为自卫而战,它缓慢地退却,但始终处于劣势;灾难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厉害,直到中国对外国人的妄自尊大、北京皇帝的中央集权、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观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组成的统治上层等事物,一个接一个被破坏或被摧毁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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