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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历史的长河中

“二把手”胡林翼
一代伟人毛泽东幼时字“咏芝”,长大后他并不喜欢这个带有女性色彩的名字,由于他从小就仰慕一位晚清名臣、湘军领袖,此人的字为“润芝”,毛泽东便将自己的字取其谐音改为“润之”①。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就称呼毛泽东为“润之”。而那位在湘军中被称为“润帅”、“润公”的“润芝”,就是胡林翼。
曾、胡、左、李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也有人指出胡林翼的排名应该在曾国藩之右:“世徒知曾、左之功,而不知胡文忠固在曾、左之前。盖胡公之学与才,实无逊于曾、左;而于政治、文章、经济、军事,固无所不学,无所不致其用也。更考其生平,不独坐镇武昌,坚守不摇,以扼形势之要;且于课厘馈饷,擎画尽善,遂使当时诸军无饥馁之扰,克奏中兴之业。由此而论,允推功首。即其察吏安民,兴利除弊诸政,亦皆大端,足为后世之法式。”②
胡林翼何许人也?又有何功业使他能与“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一较高下呢?
胡林翼,湖南益阳人,生于1812年,与左宗棠同岁而比曾国藩小一岁。曾、左、胡三人相交很早,并且渊源深厚。曾国藩在1841年的日记中记有“胡送余《陶文毅公集》二部”①之语。“陶文毅公”即陶澍,道光年间著名湘籍大臣,曾任两江总督,与左宗堂为儿女亲家;而胡林翼是陶澍的女婿,因此曾被曾国藩讥为“辈分不合”。胡林翼家学渊源,科举顺利,1836年即考中一甲三名进士(即俗称的“探花”),比曾国藩还早了两年。1840年因江南乡试主考官舞弊案(当时他是副主考)受到降级处分;次年因父丧回籍守制,在家赋闲达5年之久。1846年至1854年在贵州任知府及道员,因镇压当地农民起义而声名鹊起。因此,湖广总督吴文镕于1854年初奏调他率数百黔勇经湖南赶往湖北金口,参加对太平军作战。当他于2月上旬兼程赶到金口时,吴已于黄州兵败自杀,胡林翼只好退踞岳阳。在他无所归依的时候,曾国藩向朝廷建议他留在湖南,并称赞他“胆识过人,才大心细,是军中万不可少之员”。咸丰帝同意胡林翼率军随从曾国藩行动,从此曾胡携手,揭开了湘军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从1854年入湘开始,胡林翼在短短的7年间为湘军的发展和清朝的“中兴”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湘军中仅次于曾国藩的第二号领袖人物。1854年夏,胡林翼升任四川按察使,旋改湖北按察使;1855年春率部攻入江西,因功升布政使,两个月后又署湖北巡抚,升迁之快是非常罕见的。1857年曾国藩委军奔丧、暂退幕后,胡林翼则成为湘军的实际领袖,在前台支撑。1858年曾国藩复出后,曾、胡联兵进图安徽,于1861年9月5日攻克安庆;胡林翼授太子太保衔,加骑都尉世职。9月30日,胡林翼病逝于武昌,终年51岁,诏加总督,谥文忠,极尽哀荣。在此前后,胡林翼的亲信僚属先后有罗遵殿出任浙江巡抚、庄受祺出任福建按察使、严树森出任湖北巡抚、阎敬铭出任山东巡抚等,也显示出胡林翼一系名望声势之隆。如果不是早逝,胡林翼的政治前景当不在曾国藩之下。
这7年中,曾、胡的紧密团结成为湘军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而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曾国藩退居于幕后或次要位置,而由胡林翼全力支撑大局,维系着湘军的存在,协调着湘系集团的内外关系。
胡林翼势力的增长来自曾国藩的鼎力支持。咸丰五六年间,曾国藩先派罗泽南、李续宾部陆师援湖北,又将杨岳斌所部长江水师归胡林翼指挥,从而使胡林翼部湘军从入湘不久的6000余人发展到1856年底的1.5万余人。胡林翼以此为基础,采取“长堑围困之计”围困武汉,终于在这一年的11月攻陷武昌;并乘势攻黄州、克兴国、复蕲州、下广济,于12月收复湖北全境。随后挥师东进,于1857年克小池口、湖口,至1858年终于攻下太平军长期据守的九江重镇,实现了他制定的“会合江西内湖一军,以全师之全力制贼”的战略预想。然而,1858年11月李续宾全军覆没于三河,湘军受到重创,战局因而牵动。胡林翼深感“先剪枝叶、后除根本”的重要性,并与已经复出的曾国藩商定四路进兵安庆之策:一路以曾国藩1.5万人及杨岳斌部水师6000人,沿江进围安庆,为南路;一路以副都统多隆阿、总兵鲍超、道员蒋凝学1.5万人,攻太湖、潜山,进取桐城,为中路;胡林翼领余际昌等部出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为北路;李续宜由松子关北顾商、固,南保黄、麻,确保鄂东安全,为后路策应之师。此后太平军据守的安庆终因救援不力、战略失当而失陷。胡林翼在安庆攻克之后不久死去,曾国藩则继续领湘军攻克金陵,完成了胡的遗愿。
纵观湘军与太平军的作战,湘军是自上而下、沿江东征,基本是沿着“武汉—九江—安庆—天京”的路线展开攻势,太平军在战争的中后期则是步步退防、步步被动,最终失败。在湘军一方,曾国藩的第一次东征虽然席卷两湖、收复武汉,却顿兵九江城下,坐困江西省境;又眼睁睁地看着武汉再度被太平军攻占,直到1857年曾国藩因父丧离开江西前线始终没有再打开局面。而在曾国藩离开军营的一年多中,胡林翼不仅再度克复武汉,而且在第二次东征中平湖北全境,打下湖口和九江,使湘军转危为安。曾国藩复出后,两人定下围攻安庆之计,合力拿下了这个天京以西最关键的战略重镇。单从这一段历史来看,胡林翼的军功并不在曾国藩之下,战略思想、全局观念甚至略胜曾国藩一筹,“诸所措置,曾不及胡”①。
曾国藩自己承认,胡林翼在处理官场关系以维系湘军大局方面也要比自己高明得多,在处理与官文的关系上尤其如此。官文是满洲旗人,所以尽管才具平庸,还是被清政府刻意栽培以牵制湘系,任湖广总督长达十余年。清朝以满人牵制甚至构陷汉人,已经成为常例。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任湖广总督时,“为巡抚崇纶龃龉,迫令出省而隐掣肘,军械粮饷皆缺,文节由此死绶,武昌旋陷。”②官文于1854年4月继吴文镕任湖广总督,主持上游荆、宜、襄、郧诸地民政军务;胡林翼则于1855年春返回湖北战场后不久奉命署理湖北巡抚,此后两人“往往以征后调饷互有违言”。胡林翼对官文“假手幕友家丁”的行政方式也多有不满,并恨其贪腐无能、诸事掣肘,准备向朝廷弹劾官文。胡对幕僚阎敬铭说:“方今筹饷如此艰难,而彼用之如泥沙。进退贤不肖,是大臣之职也,而彼动辄乖谬,今若不举实纠参,恐误封疆事。”阎敬铭立刻劝阻道:清朝二百年来,不轻以汉人专掌兵权,目前“湖北居天下之冲,为劲兵良将所萃,朝廷岂肯不以亲信大臣临之?夫督抚相违,无论未必能胜,就使能胜,能保后来者必胜前人耶!而以能复劫之耶!今用事者胸无成见,依人而行,况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隶旗籍,为朝廷所倚仗,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所请。今彼于军事、饷事之大者,皆惟公言是听,其失抵在私费奢豪耳,然诚于天下大事有济,即岁捐十万金以供给之,未为失计……此等共事之人,正求之不可得者,公乃欲去之,何耶!”胡林翼听后“击拳大喜”,遂决定运用权术交结官文①。他抓住官文贪财的弱点,投其所好,每月奉送白银3000两供其额外开销,美其名曰“办公费用”。有一次官文为宠妾过生日而邀请属官前往,湖北官员大都因不耻于拜在宠妾门下而拒不出场;关键时刻胡林翼带头参加,挽回了官文的颜面。官的宠妾回拜胡太夫人为义母,胡林翼遂认为干妹,又和官文结为异姓兄弟。胡林翼在军事上每有意见,或者与官文会衔上奏,或者推官文独奏,朝廷无不准行。通过这种“敷衍”,胡林翼才得以顺利主持了湖北军政,“凡吏治、财政、军事,悉听林翼主持,官文画诺而已”②。表面上均以官文居首,实际上则是官得面子、胡得里子。“湖北富强,实基于此。”③官文则坐享其成,在官场上青云直上,甚至由内务府汉军正白旗抬入满洲正白旗,这对旗人来说是莫大的荣耀。湘军克复金陵后,官文还与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一起受封伯爵。
胡林翼还充分利用官文的关系,为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争得发展的机会。左宗棠因樊燮事件被弹劾时,胡林翼以义弟的身份致书官文说:湖南左生季高,性气刚烈矫强,历年与湖北交涉,“其失礼处,久在老兄山海包容之中”,“(左宗棠)实系林翼私亲,自幼相处……如此案有牵连左生之处,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系林翼一人私情,并无道理可说。惟有烧香拜佛,一意诚求,必望老兄俯允而已。”官文顾忌胡林翼的情面,又加上湘系各方为左宗棠奔走,左宗棠得以度过这场危机。
曾国藩在家守制期间,湘军在胡林翼的领导下发展很快,先后攻占了整个湖北和江西大部,李续宾、杨岳斌等将领赏穿黄马褂,李续宾还位至布政使,杨岳斌升至提督,胡林翼加太子少保衔。而作为湘军创始人的曾国藩,早在办团练之前就已是与巡抚地位相当的二品侍郎,此时自然既羡慕又后悔,渴盼在胜利在望时出山统军,以分享成功的喜悦和胜利的果实。同时,由于曾国藩在湘军中的地位无人能比,李续宾等人也都希望曾国藩出来领导各路湘军成就大功,但他们无此地位与能力。关键时刻,胡林翼联络官文、骆秉章等督抚大员多方疏通,为曾国藩复出做了大量工作。曾国藩奉命再次统带湘军后,胡、骆于8月再次奏请朝廷派其入川防堵石达开部太平军,有暗为曾国藩谋求四川总督之意;当清廷令曾督军带兵而不授四川地方实权时,胡林翼又通过官文奏请将曾留在湖北与自己共图东征战局,清廷准奏。自此以后,曾国藩就进入了仕途顺畅的时期。“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曾国藩能有后来的地位与权势,胡林翼实在是“与有力焉”。
在湘军内部,胡林翼竭力维护曾国藩的统帅地位。曾国藩虽是湘军创始人,但长期得不到清廷信任。1854年清廷曾让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仅一个星期即收回成命,此后多年,再不肯赋予督抚实职。而胡林翼则成为湘军中继江忠源之后第二个位列封疆的大人物。胡林翼集湖北政、财、军大权于一身,曾国藩旧部李续宾、杨岳斌、鲍超等都隶属于他,使他在湘军内部俨然具备了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的条件。然而胡林翼始终把曾国藩推到湘军实际领袖的位置,在曾复出后不仅积极为其谋求职位而奔走,还把湘军主力部队交给曾国藩统率,自己则甘做副手。对此薛福成评价说:“公名位既与曾公并,且握兵饷,所以事曾公弥谨,馈饷源源不绝。湖北既清,乃遣诸将还江西,受曾公节制,军势复大振。”①
曾国藩治军甚严,对将领要求尤高。同时他又自视甚高,在早期与湖南官场、江西官场势如水火,与王决裂;后期与左宗棠交恶,又严劾李元度;即使与罗泽南、多隆阿、鲍超等湘军将领,曾国藩也都曾有过摩擦和误解,其间多赖胡林翼曲意弥缝、好言劝慰,从而维护了湘军的团结局面。在处理与满人将领多隆阿的关系上,也可以看出此点。
多隆阿是满洲正白旗人,初随胜保与太平军北伐军作战,1855年领黑龙江马队到湖北助战,1859年调归官文、胡林翼指挥,不久以副都统衔帮办军务,因作战勇猛、屡败太平军而为曾国藩、胡林翼所器重。胡林翼称,入鄂领湘军作战诸将中以多隆阿、鲍超为最优,“多谋鲍勇”,“尤赞多之号令节制为不可及”。但多隆阿自恃出身和战功,极为轻视汉族将领,湘军诸将多与之不和。1859年曾、胡联兵图皖,多隆阿与鲍超等发生矛盾,互不服气。胡林翼设宴招待多、鲍二人,化解矛盾,以情理收复二人;又说服曾国藩启用资历较浅的多隆阿统帅前敌诸军。他清醒地看到,“春霆(按:指鲍超)酷好攻坚,颇有固执不化之慨,贵战贱谋,益裨将之勇,仍恐不足以当一路耳”;而多隆阿“临阵机智过人”,又是旗人,易为清廷信用。曾国藩虽然也欣赏多隆阿的作战勇敢,却反感他的骄傲自大,因此在湘军中多隆阿只肯听从胡林翼的指挥,对曾国藩却不大买账。胡林翼去世后,多隆阿于第二年夏统兵入陕防卫关中,与湘军分道扬镳。
湘军水师中,彭玉麟、杨岳斌堪称双璧,但两人互不相能,关系闹得很僵。两人同归胡林翼指挥时,胡决心劝解他们和好。“乃致书杨公、彭公,请其会商要事。杨公先至,欢谈,而彭公至,杨公即欲出,文忠强止之,彭公见杨公在座,亦欲出,文忠又强止之,两人相对无语。文忠乃命设席,酌酒三斗,自捧一斗,跪而请曰:‘天下糜烂至此,实赖公等协力支撑,公等今自生隙,又何能佐治中兴之业耶?’因泣下沾襟。于是彭、杨二公皆相呼谓曰:‘吾辈负宫保矣!如再有参差,上无以对皇上,下无以对宫保。’遂和好如初。”①
人称胡林翼有“三如”:“爱才如命,杀人如麻,挥金如土。”他在处理湘军将领面临的现实困难时,不像曾国藩那样呆板,而是更有人情味儿,也更为实际。比如在对待“鲍超讨钱”一事上,曾、胡两人就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鲍春霆提督在安徽告假回籍三月,曾相方在祁门,以檄促之。文忠则手书二十六封,令速返。春霆至望江,又禀请曾相借发二千金寄家,曾相斥之,谓时事孔亟,毋得迟迟其行,今且未立一功,而先谋家室,将何以服前敌军心?文忠闻其事,即自寄三千金赠之。春霆深感激,致死力焉。”①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的父母年岁很大,兄弟两人在前方带兵打仗,“以不能归省为憾”,胡林翼“为迎养其父母,晨昏定省,如事父母。日发书致二李,二李皆感激,愿尽死力”。金国琛“以贫乞返”,胡“立馈千金”。鲍超的母亲生病,胡“时致参药”。对于湘军将领的生活困难,胡林翼都能“体其隐衷而匡其不逮,或家在数千里外,辄馈资用”,并且“具饷必丰,奖荐愈隆”,因此,湘军将领“感激其遇,而服其公,莫不乐为之用”。②
湘军建军之初,曾国藩就主张以血性忠义相凝聚、以道德礼义相砥砺,对于部属他是按照“文官不贪钱,武官不惧死”的标准来要求的。当部属思想上出现“不健康”苗头时,曾国藩侧重于以道理说服、以纪律打压。胡林翼则是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个人实际问题相结合”,使他们毫无后顾之忧地去作战。曾、胡的做法分别体现着带兵的两个原则:以法(礼)治军、以情带兵。我们不能说曾国藩的做法迂腐呆板,毕竟作为一军之帅,有必要维护全军的纪律和风气,而不能只靠小恩小惠去赢得部下对上级一人的感激涕零。然而只靠空洞的、硬邦邦的说教是无法解决部属的现实困难的,更谈不上解决思想问题了。胡林翼作为湘军的“二把手”,用他不同于曾国藩的处理方式巧妙地弥补了这个缺陷。当然,曾、胡并不是有所分工地一唱黑脸、一唱红脸,两人这种“配合”只是客观上的巧合。从主观上看,性情的不同决定了曾、胡处事方法的不同。
胡林翼早年家庭条件优越,科举之路顺利,后来又屡受挫折、长期赋闲;1846年捐官后,在地处偏远、民风悍烈的贵州山区任职长达8年之久,大部分时间里又身系军旅,忙于镇压当地的群众起义。这些经历无疑对胡林翼的性情产生很大影响,使他性格中具有曾国藩所不具备的豪放直爽、为人大气的一面,被称为“豪侠而进入圣贤者”,“同时名人,希与胡接”①。曾国藩在长沙练兵时为募捐军饷,曾强勒胡林翼岳父陶澍的后代捐银3万两,陶家仅出2000两;曾国藩不依不饶,还写信对郭嵩焘说:“陶文毅之宦囊,岂能掩天下之口?道光十五年,仆留京,见其送别敬近五万金;二十三年仆在陕西,见……李制军为文毅催取盐务公项,银数万金,皆已收到。即此二事,仆窃非之。往时在京,唐镜丈数数举以相诟。今欲一毛不拔,实非人情之平。仆已冷面相加矣。若非三万金,则竟以入奏,京师之人尚有能持平论者,无使足下为我受冤也。”又对骆秉章说:“陶家之富,何人不知?益阳所置之产,每岁收租三万石,以一年之租助饷,亦不损伤元气,受恩最重之家,尚且悭吝若是,何以劝人?”但胡林翼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两人的关系也没有受到影响。
1860年夏秋之间的“北援”问题,对曾国藩和胡林翼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两人都担心北援会影响东南战局,不派兵又会背上难以洗清的恶名,一般认为曾、胡的态度都是消极的,最后商定以“按兵请旨”的办法“拖”过了这一棘手问题。然而也有人在考察当时的情形后指出,曾、胡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不尽相同。胡林翼在北线战局紧张、兵少将绌的情况下,仍然提出为准备北上的都兴阿一军添兵加饷,并在兵力部署上做了积极的调整;而曾国藩一线在兵力充足、处于攻势的情况下不仅没有为北援做积极准备,反而加强攻势拖住了胡林翼的后腿。相比之下,胡林翼的所作所为更体现出了一种古典爱国主义情怀①。
咸丰、同治时期是清朝从“主威素重”的中央集权权力体制向“内轻外重”的中央与地方双重权力结构体制演变的重要时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造成和促进这一演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若要究本溯源,胡林翼的崛起才是开此风气的第一步。胡林翼不仅在中兴名臣中最早担任巡抚,更重要的是,他“在湖北集军、政、财权于一身,首建湖北地方权力体系,同时提携湘系人物跻身地方督抚提镇者联翩而起,对咸同时期清朝权力结构的演变起了至深且巨的影响”②。
胡林翼对于湘军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他不仅在曾国藩暂时退出一线的关键时刻顶了上去、维持了湘军的存在、促进了战局的扭转;更难能可贵的是两人在治军思想、处事方法、性格特点等方面的互补,为湘军争取了特别顺畅的内外环境。曾、胡都是不世出的英杰,属于鲁迅所说的“猛人”范畴,两强相遇,通常的情形是互不相让、不肯居下,结果则是“一山不容二虎”,或者两虎相争而都不得善终,或者调走一虎留下一虎—“猛人”往往喜欢唱“独角戏”。其实,不论在专制制度下还是民主制度下,领导体制中总需要有一个“一把手”,就像每个国家都需要有一个元首一样,而不论这个元首是实际上的还是名誉上的。有“一把手”就有“二把手”,有领导者就有被领导者,有指挥者就有办事者,这是自然的规律。互补比争执要好,宽容比霸气要好,在“猛人”、“能人”集聚的团体中更是如此。“互相补台,好戏连台;互相拆台,一起垮台”,历史上这样的教训不在少数。从某种程度上说,“二把手”比“一把手”更难当,当“一把手”需要能力,当“二把手”除了能力之外,还需要宽广的襟怀、处事的艺术。古往今来那些“翻了船”的“二把手”们,有不安于做的,更多的是不善于做的。在湘军体系中,胡林翼这个“二把手”实在做得很出色。

幕府鼎盛
拿破仑有一句名言:“让驴子和学者走在队伍中间。”在他的军队中,有175名学者以及大量的书籍、研究设备等。这位炮兵出身的杰出军事统帅,并不只是靠他的几千门大炮来赢得战场上的胜利。
古今中外的杰出军事家,都非常注重吸纳知识分子和专门人才进入自己的军营,始于军事的幕府由此产生。史载:“古者出征为将帅,军还则罢,治无常处,以幕帘为府署,故曰幕府。”①战国时著名的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各养食客达数千人之多,这些人可视为当时的幕僚。两汉时代,大将军幕府僚属有长史、校尉、军司马、军司空、从事中郎、军监、史、武库令等;骠骑将军幕府僚属有校尉、鹰击司马、骠姚校尉等;车骑将军幕府僚属有长史、从事中郎、军市令、掾、千人、营军司马等。唐朝时,战争频仍,藩镇割据,幕府及幕僚的地位都随之有了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军政大局、影响国家安危,“当时布衣苇带之士,或行著乡闾,或名闻镇坞,莫不为方镇所取,至登朝廷,位将相,为时伟人者,亦皆出诸侯之幕。”②杜甫诗“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施麾”即反映了唐时的这一情形。宋朝以后,实行重文轻武、虚外实内、兵将分离的政策,军事意义上的幕府渐趋衰落。至清代,幕府早已超出了军事的范畴,成为各地军政大员储备和使用人才的重要途径。从总督、巡抚直至知府、知县,均有自己的幕僚佐政,至府县一级的幕僚即俗称的师爷,如刑名师爷、钱粮师爷等;又以浙江绍兴所出师爷最为有名,故清代官场有“无绍不成幕”的说法。嘉庆、道光以前,各地幕府中多出学术人物,嘉、道以后则多出封疆大吏,如陈銮出自百龄幕、林则徐出自张师诚幕、胡林翼出自陶澍幕、左宗棠出自骆秉璋与曾国藩幕、周馥出自李鸿章幕等。幕府,是一个考察晚清政治、军事历史避不开的话题。
晚清是乱世,乱世出英雄。士人也多投笔从戎或携笔从戎,以求在纷繁乱离的社会中寻得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施展才华之处。这一时期的幕府较之以前,规模要大得多,也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特色。道光朝两江总督陶澍的幕府,仅有魏源、包世臣、程恩泽、梅曾亮等一二十名幕僚;至曾国藩的幕府,总数已有近500人;李鸿章幕府有304人(含洋员)①,稍后的张之洞幕府也有400余人(含洋员)②,可见晚清幕府的盛况。曾国藩身为湘军统帅、两江总督,又以延揽人才为己任,因此他的幕府尤为鼎盛,被称为“极一时之选”③。
根据曾任曾国藩幕僚的薛福成考察,曾国藩“致力延揽,广包兼容,持之有恒”,其幕府中杰出人才即有83人,其中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者就有李鸿章、李瀚章、郭嵩焘、左宗棠、刘蓉、唐训方、彭玉麟、钱应溥、黎庶昌、何璟、倪文蔚、李宗羲等人。按专业特长及分工的不同,曾幕中的人才又分为四种:第一类为“治军事、涉危难,遇事赞画者”(22人);第二类为“邂逅入幕,或骤至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22人);第三类为“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26人);第四类为“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13人)①。后世一些学者统计的数据则要超过这个数字,因为薛福成的统计中没有把一些既是幕宾、又是湘军将官的人计算在内,又遗漏了为湘军造炮筹饷的黄冕、在湖北抽厘办捐的胡大任、采编《贼情汇纂》的张德坚、参与机要的沈葆祯、审讯李秀成的庞际云、新型知识分子容闳与徐建寅,薛福成本人也未入其列。根据容闳1863年在安庆所见,曾国藩幕府里除有大批军事人才外,还聚集着各类文职人才,“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②。
曾国藩尝论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他一生以宏奖人才、提携后学为己任,为慧眼识才自诩,许多书传中都记载其识人用人的本领。据说有一次李鸿章带了三个人去见曾国藩,请曾给他们分派职务。不巧曾国藩散步去了,李鸿章示意那三人在庭外等候。不久,曾国藩散步回来,李鸿章说明来意,请曾国藩考察那三个人。曾国藩说:“不必了,面向门庭、站在左边的那位是个忠厚人,办事小心,让人放心,可派他做后勤供应一类的工作;中间那位是个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人,不值得信任,只宜分派一些无足轻重的工作,担不得大任;右边那位是个将才,可独当一面,将来作为不小,应予重用。”李鸿章吃惊地问:“还没有考察他们,您是怎么得出结论的呢?”曾国藩笑着说:“刚才散步回来,见厅外有三个人。走过他们身边时,左边一个低头不敢仰视,可见是位老实、小心谨慎的人,因此适合做些后勤供应一类只需踏实、无需多少机变的事情。中间那位,表面上恭恭敬敬,可等我走过之后,就左顾右盼,可见是个阳奉阴违的人,因此不可重用。右边那位,始终挺拔独立,如一根栋梁,双目正视前方,不卑不亢,是一位大将之才。”那位“大将之才”,正是淮军第一勇将、后来担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
曾国藩既善于识人辨人,更爱才如命,这从他的几位得意门生从结识、入幕以直至后来的发展中可以得到证明。
1864年夏,有人向曾国藩推荐了桐城派古文学家吴汝纶的一篇文章,他阅后击节赞赏,欲结识延揽。第二年吴氏进士及第后告假出京,曾国藩仍不忘于此,特地招请他入幕,而这年吴汝纶只有26岁。
1865年,曾国藩奉命从南京北上“剿捻”,在苏北宝应舟次时,收到时年27岁的副贡生薛福成的《上曾侯相书》,以洋洋洒洒万余言提出了有关军事、吏治、经济、人才等广泛而富有创意的建议。曾国藩读后“嘉赏无已”,立即派人邀薛氏入幕,并对人说:“吾此行得一学人,他日当有造就。”后来薛福成追随曾国藩8年,直至曾氏去世,而薛福成在学问、事业上均极有成就,成为中国近代杰出的洋务、外交人才。
有一年礼部复试,青年学子俞樾以一首“花落春仍在”起头的五言律诗以及一篇文章打动了考官曾国藩,被拔为第一。后来俞游于曾幕,曾国藩把他与李鸿章相提并论,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俞樾后来果然有500卷的《春在堂全书》传世,成就一代硕儒之名;他的弟子章炳麟、吴昌硕、徐琪等都成为名满九州的学者。俞家后代皆有成就,其中俞平伯更是成为一代红学专家。
深受曾国藩赏识的张裕钊,被认为在古文方面得到他的真传。张一生执教数十年,桃李盈门,弟子中名士过百,其中张謇、范当世、朱铭盘等人都成为政坛、文苑名流,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
王尔敏指出:“领袖的才品作风,学问德行,政治眼光,与其幕府人才的地位与发展有极大关系”,因为“幕府人才的网罗、磨炼与教导,职务的安排,功过的考察,无不系于统帅个人明智的权衡,幕府人才辈出,亦足可见统帅的识力才智与胸怀气度;幕府人才的发展,正足以协助军系扩张声势。”①李鸿章出身于曾国藩幕府,曾亲眼目睹曾幕人才之盛,赋诗感慨:“满堂豪翰济时彦,得上龙门价不贱。”②李鸿章作为淮系领袖、晚清重臣,其幕府也位列四大幕府之中③,然而较之于曾幕,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质量考察,都要差了一个等级。李鸿章在40多年中总共延揽了大约304名幕僚,而曾国藩20年间就有佐幕人物近500人。曾国藩开幕,各方杰出人物争往攀附;李鸿章开幕,“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比如被他称为“霸才”的黄遵宪就以“事无可为”而不应召。曾国藩的幕僚中,官至督抚者共有26人,分别出任总督、巡抚47人次和87人次,其中同时与他为督抚者一度达14人之多。而李鸿章幕僚先后为督抚者16人,加上未实授的6人(刘郇膏、李元华、徐文达、吴赞诚、黄彭年、游智开)、统将4人(张树声、刘秉璋、潘鼎新、刘铭传),共26人。这些人共出任总督(含护理、署理)16人次、巡抚(含护理、署理)44人次,其中与李鸿章同时为督抚者至多不过五六人。
幕府之间的差距,与幕主的地位、兴幕的历史时期以及幕主的道德文章等均有关系。王安石评价孟尝君的三千食客时说:“擅齐之强,得一士焉,亦可以南面而制秦,焉用鸡鸣狗盗之徒也?”“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①李鸿章在晚年的回忆中,也敬服自己的道德文章与人格魅力均不如曾国藩:“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糊弄,其实没有根底。”②曾国藩自律甚严,又勤于身教,使身边的幕僚受益匪浅。吴汝纶回顾自己在曾国藩幕府和李鸿章幕府的日子,感慨说:

吾壮时佐曾文正幕,四十以后佐李文忠幕,遭际亦幸矣。然佐曾公时,日有进益,而佐李公幕十余年,则故我依然。何者?盖曾公每办一事,无适莫心,无人己见,但详告事由,命诸同人各拟一稿以进,择其最善者用之,且遍告曰:某君文佳。倘皆不合,始出己文。如有胜己者,则曰:吾初意云云,今某君文胜吾,吾用之矣,即将己稿弃云。于是人争自琢磨。事理愈细,文思亦愈精。李公则不然。每办一事,必出己意,曰:吾欲云云。合其意者用之,不合其意者摈之,无讨论,无切磋,于是人争揣摩其意,无越范围者,而文思乃日隘。二公之度量性情于此可见,而其能作人与否,亦于是焉殊矣。③

晚清张之洞的幕府也号称极一时之盛。辜鸿铭曾这样比较张之洞与端方:“张文襄学问有余,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为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多为真小人。”出语可谓刻薄。有人对张之洞与曾国藩两人的幕府朝廷比较,认为曾重地缘,张重学缘;曾幕多道学先生,张幕多奇才怪杰;曾幕忌用洋人,张幕多用洋人;张之洞对幕府制度的改革力度尤大①。张之洞幕府中,有号为“怪杰”的辜鸿铭,又曾延揽被称为“章疯子”的章炳麟入幕,这些在曾国藩幕府中都是不可能的。蒋廷黻曾说:“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门下者皆比较正派。”②这与曾国藩选人注重品德,又能以身作则、以诚相待是分不开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李元度被曾国藩弹劾罢黜后的言行与作为。
李元度早年在曾国藩幕府中参与起草奏章、赞画军务,为湘军的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因失守徽州被曾国藩弹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军令所至、曾国藩在军情危急的时刻不便为他辩护;加上他恋栈不回、又投奔与湘系不睦的王有龄,因而曾国藩采取了惩戒李元度以肃军纪的做法。李元度本是文人,回乡后寄情诗酒,留下了许多趣联佳对、轶闻趣事。据说有一位乡友准备在小镇开个茶馆,请李元度写对联,李提笔写道:“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苦中作乐,再斟二两酒来。”赋闲期间,他发起并编纂了《平江县志》、《湖南省志》,创办爽溪书院;并主持修葺杜甫墓,著述《国朝先正事略》、《天岳山馆文抄》、《天岳山馆诗抄》、《古文话》、《四书讲义》等,自成一家之言,至今都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更难能可贵的是,当他听说湘军攻克南京的消息后,立刻给曾国藩写信,以一名平民的身份建言:收复南京,“由乱而治,事同开创。加之岛夷逼伺,其狡犷不可测。宜必有邃谋深识,消患于未形”,据此要曾国藩关注民生,“图治必以教养为先,在今日则应养先于教。养之事又莫急于农田水利……”,并建议招纳在外流亡人员开垦荒地,如遇水旱,免除税赋,同时官府要革除铺张浪费,禁止侵牟百姓,要使老百姓休养生息,等等。曾国藩死后,李元度写下挽诗十二章,其中有诗云:“一夕大星落,风雷薄海惊。九重悲上相,万里失长城。”又写诗怀念自己追随曾国藩、身居幕府的生活:“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雷震与雨露,一例是春风”;“慈母虽投杼,还邀解纲仁。乌瞻容反哺,骖赎闵劳新。公冶云非罪,曾参未杀人。至今披疏稿,汗背泣沾巾”;“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①。这些展示了磊落的胸怀和对曾国藩的谅解。后来李元度又被朝廷启用,在中法战争期间任贵州布政使兼按察使,于贵州省政多有建树。李元度以自己的作为,体现了孟子“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的境界。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故于南京,幕僚薛福成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余于爵相有知己之感,有受诲之益,有七载追随之谊。方午间对弈之时,岂料即永诀之时哉!追念哲人,默忧时局,不自知涕之流落也。”情真意切,可感可触。
追随曾国藩的幕僚中,很多都借曾的推荐施展才华、官居高位。据罗尔纲的统计,出身曾幕而官至总督者有13人,官至巡抚者有13人,官至提镇、藩台、臬司、道府者约有100多人②。在古代中国,学而优则仕,这是平民中的杰出人才跻身高官阶层的进身之道,但这一条道路又过于拥挤,因而投身幕府、借幕主之力完成事业上的飞黄腾达,就成了一条可行之道。当然,幕僚阶层对于幕主甚至地方、国家的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如湘军初兴时,曾国藩客寄虚悬、督抚掣肘,筹粮筹饷极为困难,在江西时他任用前刑部侍郎黄赞汤主持其事,仅在1855年就为湘军筹饷90多万两。幕僚李瀚章长期为曾国藩主持后路粮台、会办江西厘税、襄办广东厘务,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军事上他们也能提出敏锐的见解和独到的计策,比如在曾国藩节制四省、计取金陵之际,幕僚汪士铎献策:先肃清城外,然后掘堑困之,移军牵制苏常,迫外援既无、中必内溃,然后始可徐图。后来曾国藩在攻取金陵时,采取了“缓进金陵、先清后路、稳扎稳打、步步进逼”的策略,实际就是采用了汪士铎的献策。另外,由于曾国藩所处的特殊地位,他的幕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清政府军事大计的决策。俞樾描述说:“公豁达大度,含囊万物,天下之士有一艺者,云集而景附。公量能而使之,取节而用之,履屐之间,多得其任。故能动如雷电,发如风雨,桑荫不而大功立。……朝廷倚公重,凡有大议,辄就幕府取决焉。”①
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士人是一个重要的基层,他们中的大多数一生都在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价值观。然而,“中国古代士人是个特殊群体,他们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是一个依附性极强的阶层”②。“作为社会的神经,他们能敏锐地感受而未必能有效地反馈;作为社会的喉舌,他们未必能直抒胸臆;作为社会的镜子,他们未必能解决积淀的实际问题;作为社会变迁的预言者和促进者,他们未必有达到目标的手段和能力。”③因此,士以及主要由士组成的幕僚,可以视为政治上的“弱势群体”,他们对于幕主往往有着很强的依附性。晚清之际,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幕府中,幕主与幕宾之间的这种依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种强化,一方面来自于政治上的隶属关系的明确;一方面来自于经济上的依从关系的加强。曾、李等人的幕僚中,很多是有官衔或者因功被幕主保举官职的,这样不仅使幕僚内部出现了等级之分,也使他们与幕主有了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以及政治上的依赖关系。同时,在这些幕府中,幕僚的薪饷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由幕主个人支付,而是由幕主治下的行政、军事机构如粮台开支。因此,晚清幕府的一个特色就是各方士人争往攀附,幕主则有了很大的选择空间,不必再像古代那样汲汲求才、三顾茅庐而唯恐不至了。不过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种古代的礼贤下士之风,特别是对于那部分“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的来去自由的名士,更是以礼待之,优容有加。
容闳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之一,也是一位痛恨清朝腐朽统治、同情太平天国革命的爱国志士。他从美国留学毕业回国后,满怀让“西学东渐”以振兴祖国的强烈愿望;于1860年到达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拜会了洪仁玕,提出请太平天国建立一支良好军队、一个良好政府以及设立银行、学校等七条建议。洪仁玕对此很感兴趣,但这些建议并未被洪秀全采纳,失望的容闳于12月24日离开了天京,转而投身商贸活动。正当他一心经商之际,突然接连几次收到来自安庆的朋友的书信,转达曾国藩约他前往安庆军营的邀请。容闳是怀着曾国藩会因他曾投奔天京而加罪于他的疑虑前往安庆的,然而到了以后才知道,曾国藩是听到幕僚们介绍容闳的情况后,几个月里无日不思一见。容闳一到,曾国藩立即接见,不仅对他敬礼有加,还主动征询、虚心采纳其兴国良策;对于容闳提出的向国外采购机器设备、开办机器制造厂的建议欣然接受,而且立即委托容闳主持其事,后来他还大力支持容闳派少年儿童留学美国的建议。容闳正是从他在曾国藩幕府中的这些亲身经历中对曾产生由衷的崇敬之心,称颂曾氏“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①。
刘蓉曾长期追随曾国藩,后来因功升任陕西巡抚。然而当曾国藩坐困江西时,在塔死罗走的困难时刻,刘蓉感到前途无望,也要离开曾国藩的幕府。曾国藩不能强留,而是采取了与他打赌的办法,称如果他写一首诗能让刘蓉开口一笑的话,刘就留在幕中继续协助他治理湘军,后来刘蓉果然被逗笑而留了下来。唐浩明在《曾国藩》中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场景:

“孟容,你心思乱,你知不知道,我的心思比你还乱?这个时候,你能忍心抛下我回湘乡过逍遥日子吗?”
刘蓉心软了,但并不松口,说:“你是朝廷重臣,你有责任,我是你的私人朋友,我没有责任,我想走就走,没有我,自然继续有人为你办事。”
曾国藩心里想,莫不是刘蓉对至今还是一个候补知府衔有意见,或是对前途失去信心?他说:“你回家省母是大事,我怎能不同意,况且又不是一去不回。只是我不能须臾无你在身旁,今日有难同当,来日有福同享。一听你要走,我的方寸已乱,想写首诗送给你,都感到难以成句了。”
“那好吧,你就写首诗给我吧,若写得好,我就不走了。”
“你定要回家,我的诗即使写得好,你也不会说好,如何评判呢?”
刘蓉想了想说:“这好办,我看后笑了就算好,不笑不算好。”
“说话算数。”
“我什么时候说过空话?”
曾国藩背着手在屋里踱来踱去,一刻钟后,他走到书案前,挥笔写了一首诗,递给刘蓉:“你看吧!”
刘蓉看时,却是一首宝塔诗,轻声念道:“虾。豆芽。芝麻粑。饭菜不差。爹妈笑哈哈。新媳妇回娘家。亲朋围桌齐坐下。姑爷一见肺都气炸。众人不解转眼齐望他。原来驼背细颈满脸坑洼。”
刘蓉不动声色,曾国藩在一旁有点着急,屏住气,不敢做声。隔一会儿,只见刘蓉的头点了两下,终于扑哧一声笑出声来。
“好,笑了,笑了!”曾国藩孩子似地乐了起来。
“涤生,你把你们荷叶塘骂新姑爷的俚语拿来逗我!”
“管他俚语也罢,村言也罢,你笑了就好!”
“我再给你续两句吧!”刘蓉提笔在后面再补下两句:“涤生诗才大有长进真堪夸。刘蓉认输留在军营莳竹栽花。”
“妙,妙!孟容,你真是诚信君子。”

三请容闳,诗挽刘蓉,这里的曾国藩,真有三国时曹操赤脚迎许攸、刘备风雪访孔明的风范了。对比起那位一入南京就“从此君王不早朝”、连容闳的面都不肯见的洪秀全来,曾国藩想要幕府不盛、想要功业不成都是不可能的。

“惟楚有材”
这是一片长期落后的土地。在远古乃至近古时期,这里被称为“蛮荒之地”、“化外之境”,是儒风书韵、贤才圣德极少光顾的地方。清初学者刘献廷不愿在此落籍,认为这是一个“无半人堪对语”的“荒陋之区”①;同一时代的长沙知县更直斥湘人“罔识礼义纳常,幸赖天朝德化所讫,稍稍驯善”②。它地势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它民族杂居,亘古少被中原风;它位处四塞之形,道路崎岖难通,在漫长的几千年中,它一直是迁客流人才来到的地方。“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③至明朝万历年间,这里始设偏沅巡抚于沅州,清初因其制,至康熙初年移驻长沙,直至雍正年间省的规模才逐渐定型。
这是一片人文荟萃的土地。远古时期的舜帝,“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④多情的湘妃为丧夫痛哭不已,为这里留下了“一枝千滴泪”的斑竹,也留下了重情重义的遗传因子⑤。屈子怀沙,贾生忧国,留下了星星不息的爱国传统。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郴江自幸绕郴出,为谁流到潇湘去;岳麓书院,船山遗书;三湘水泽深,衡岳烟云盛。荟萃的人文地理,必将长久地酝酿和哺育着一种文化的茁壮拔节。
这是一片创造奇迹的土地。这里的人才,在历史上保持过长久的沉默。“两汉三国湖南人名见史传如胡广、蒋琬者,可屈指数。唐时长沙至刘蜕乃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自唐至宋、明,诗人万家,湘不得一二。”①至清朝“嘉道以后,才彦辈出,始洗蛮风”②。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道光时何绍基的书法、唐鉴的理学、魏源的今文经学、贺长龄的经世之学、曾国藩的古文并称于一时,成为这里发出震撼全国之声的前奏。《中国历代名人辞典》中收录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名人3005人,其中这里的仅23人,只占总数的0.77%;从1840年到1919年,这里已经占了同期历史名人1238人中的116个席位,占总数的9.4%。一篇刊登在纽约《北美日报》上的“社论”中写道,这里所出的“历史名人、学者、政治家人数之多,近百年一直居各省之冠”③。
这是一片改写历史的土地。19世纪中叶以后,“无湘不成军”成为海内尽知的预言;这里的人们更是自豪地喊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④他们积极奔走、慷慨担当,以十年苦战挽救过清朝的危亡,在其后数十年中许多人出将入相、位列封疆,影响甚至左右着晚清的军政大局;他们当中,出过“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甘为维新变法流血第一人的谭嗣同,出过为国人敲响《警世钟》、“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出过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黄兴、宋教仁,出过云南首义推翻袁世凯帝制的护国名将蔡锷,更出过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蔡和森、邓中夏、贺龙、彭德怀、罗荣桓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单是这一串璀璨生辉的名字,已经足以让人感受到这里的人们在影响近现代历史的天平上,曾经施加过多少沉甸甸的砝码。
这里就是湖南,又称为“湘”或“楚”。
在湖南岳麓书院大门上,挂着一副有名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①这副名联写于清朝嘉庆年间,由时任书院山长的袁名耀出上联,贡生张中阶对下联。下联语出《论语•泰伯》:“才难,不期难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上联通常被认为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湖南人才大盛,主要在于近代。从嘉庆、道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中,湖南先后产生了五大人才群体:一是嘉、道年间以陶澍、贺长龄、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经世派人才群体;二是咸、同年间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为代表的湘军人才群体;三是清光绪年间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人才群体;四是清光绪末年到民国初年以黄兴、宋教仁、蔡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五是“五四”运动之后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②。
湖南人才群体绵延承接,延续一百多年而不衰,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流传关系。张佩纶曾与张之洞品评天下人才,二人认为:“道光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究吏事,考订掌故,得之在上者则贺耦耕(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总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则徐)、蒋励堂(攸钴)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澍)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①陶澍是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道光十一年至十九年任两江总督,被称为“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和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与魏源、贺长龄等作为湖南近代第一个人才群的代表人物,大多生于18世纪末而活动于道光时期,对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第二代人才群产生过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有的(如胡林翼、左宗棠)甚至是在其直接培养下成才和走上政坛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一批杰出的湖南人如贺熙龄、汤鹏、唐鉴、何绍基、李星沅、邓显鹤、欧阳厚均等,致力于研究有用的经世之学,在历史的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印痕。
曾国藩及其湘系集团无疑是对晚清历史影响最大的人才群体之一。曾国藩以书生治军,湘军以团练起家,在十余年间镇压了盛极一时、几乎要推翻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起义,充分展示了湖南人坚韧顽强的品性和“打脱牙齿和血吞”的精神,“无湘不成军”的预言从此传遍中国。“湘军之声誉,东至东海,南逾岭南,西辟回部,西南震苗疆……三湘民族之大有影响于全国。”②由于曾国藩“尤知人,善任使”,使以他为代表的湘系人物走上了政治舞台,“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③。在蔡冠洛的《清代七百名人传》一书中,开列咸丰、同治、光绪3朝名人共142人,其中湘籍40人,占28.2%;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开列中兴人物121人,其中湖南籍87人,占59.6%,真正是“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曾国藩与湘军的出现,给湖南人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是多方面的,同为湖南人的“旷代逸才”杨度曾总结道:

惟湖南自咸同以后,风气几于一变,曾文正募集湘勇转战东南,其方法在以儒为将,以农为兵。其初用之,果勇敢而朴质也,及乎功成事定,将相联翩,昔之以儒为将者,大抵多为封疆大吏,亲戚故旧,拔茅进茄,仕进之路大开矣。而湘军以百战之余,遍布全国,出湖南之境而适他者,几无一处官场、军队,不有湖南人之足迹。盖至此时,而湖南人亦几于除农业以外,惟以做官与当兵二者为生活之途。为农则劳,为工商则不谙熟,而做官以剥民财,当兵以糜国饷,斯其事至易。儒以做官为出路,农以当兵为遁薮,此种风气,深入人心,绝未见有谋于实业界立足者,且或以此为耻,而鄙夷不屑。其结果也,影响于湖南人之生计至大。十余年来,闻朝廷欲用一非湘人为两江总督,则江南之官场与军队皆哗矣。此处撤兵,彼处遣勇,而湖南人之恐慌时至。游勇归乡,斯会匪滋蔓,自食其力己非所能,不盗不止也。呜呼!此以做官与当兵为生活之结果也。①

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不仅打碎了洋务派自强求富的梦想,也宣告了湘军的彻底没落。湖南人在痛苦中反思,在失败中立起,又先后投身于维新救国和民主革命的时代风浪中,在风雨如磐的黑暗中摸索探寻着前进的道路。谭嗣同牺牲后,同为维新派骨干的唐才常悲愤吟诗:“殷忧耿耿在神州,时事如斯孰与谋。南海行纵空想象,中原大局半沉浮。满朝旧党仇新党,几辈清流付浊流。千古非常奇变起,拔刀誓斩佞臣头。”先后组织了自立会和自立军起义,以热血激荡的青春,打响了武装反清的枪声。黄兴、陈天华、焦达峰、陈作新、宋教仁、蒋翊武、蔡锷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志士,则为推翻大清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为维护新生的民主共和制度,奔走呼号,冲锋陷阵,在历史上写下了悲壮慷慨的一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革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谭其骧先生称“天下无出其右”。相关的几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出席“一大”的代表有13人,其中湖南籍3人,全国共有50多名党员,其中湖南籍党员近20名;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列举了46位杰出人物,其中湖南籍的16人,占34.7%;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52名领导人中,湖南籍有10人,占19.2%;《中共党史人物传》前60卷中,共收传记734篇(737人),其中湘籍人物传记160篇①;《中共党史人物简介》列举的515位党史人物中,湖南籍人物89人,占总数的17.3%,其中党的杰出领导人和创建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有13人,占总数的4.8%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闪耀的将星丛中,湖南籍人士同样最为引人注目。1955年授衔时,10位共和国元帅中,湖南籍3人(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占30%;10位共和国大将中,湖南籍6人(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占60%;在57位上将中,湖南籍19人,占33.3%;在176位中将中,湖南籍的45人,占25.5%③。在792名少将中,湖南籍129人,占总数的16.2%。19位湖南籍上将分别是:王震、邓华、甘泗淇、朱良才、苏振华、李涛、李志民、李聚奎、杨勇、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陈明仁、钟期光、唐亮、陶峙岳、傅秋涛、彭绍辉;45位湖南籍中将分别是:丁秋生、王紫峰、文年生、方强、方正平、孔石泉、甘渭汉、向仲华、汤平、刘先胜、刘志坚、刘转连、刘金轩、刘培善、刘道生、杨梅生、李寿轩、肖新槐、吴信泉、何德全、邱创成、张震、张藩、张令彬、张经武、张翼翔、陈正湘、欧阳文、欧阳毅、周仁杰、周玉成、钟赤兵、饶子健、姚喆、晏福生、郭鹏、唐天际、唐延杰、曹里怀、彭明治、赖毅、廖汉生、谭希林、谭冠三、谭家述。
山川资俊秀,人文孕英才。有人分析湖南在近现代史上的“惟楚有材”现象时,从四个方面寻找了原因:一是特定的地域环境,为近代湖南人才的兴起创造了客观条件;二是湖湘文化的历史传承、氤氲相继,为近代湖南人才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精神养料;三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与动荡的社会局势,为近代湖南人才的兴起提供了机遇;四是湘籍人才之间的相互帮带、扶植和举荐形成人才链,是造成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出现的重要手段①。基本概括了湖南人才群体兴盛的原因。
从屈原到贾谊,再到抗金、抗元的吴猎、赵方、游九言,一直到抗清的王夫之和近代的魏源,湖南人中一直传承着一脉悠久不断的爱国主义传统。而经世致用的学风②、坚毅刚直的性格和实干苦干的精神,都是湖南人才兴盛、卓有建树的有利因素。道光时陶澍力行改革,“群议沸腾、奏牍盈尺”,而陶力排众议,顶住方方面面的压力大力推行其改革举措。魏源在兴化护堤抗水,以性命相搏,终于保住了大堤。曾国藩的湘军在靖港、湖口、三河镇等战中受到严重打击,偏能“屡败屡战”,成为一场持久战的最后胜者。陈独秀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是何等艰苦卓绝的学者,九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力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抗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痛,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湖南兵和十万袁军作战,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①
钱基博从地理因素入手,分析了湖南人性格特点的形成与对湖南人才群体形成的影响:“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顽石赭山,地质刚强,所以民性多流于倔强,所以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也就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宏识孤怀,涵今茹古,有独立的自由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义以淑群,行必厉己,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然。”
也有学者指出,湖南教育之盛以及留学潮的影响,都为湖南造就了大批人才;“家族、血缘关系乃至桑梓之情既为人才的脱颖而出营造了氛围,又为人才群体的形成编织了纽带”②。近代湖南各个人才群体内部的密切关系常以家族、血缘为其纽带,出现众多名人家族。兄弟、父子、叔侄、岳婿、夫妻、乡党等都为名人的情况比比皆是。如刘摆一、刘道一、唐生智、唐生明、鲁涤平、鲁荡平兄弟,曾国藩、曾纪泽、谭继询、谭嗣同父子等等,不一而足。还出现了不少的名人家庭,如湘潭黎氏八兄弟个个才华出众,尤以黎锦熙、黎锦晖名气更大;浏阳黎氏三兄弟黎鳌、黎磊石、黎介寿均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名门望族之间的联姻也十分普遍,如胡林翼为陶澍的女婿,左宗棠与陶澍系儿女亲家,左宗棠与郭嵩焘以及曾国藩与郭嵩焘、曾国藩与罗泽南、曾国藩与刘蓉等也都有儿女亲戚。曾国藩在任京官期间,就积极有力地关照同乡,“同乡京馆及公车在都门者,遇疾患穷窘之事,恒有求于公。公尝谓:‘银钱则量力资助,办事则竭力经营。’人莫不称厚焉”①。所有这些,“其中很自然地包含着光耀遗泽的思绪。推而广之,是一种文化乡恋、桑梓之情。‘惟楚有材’这一令楚人自傲的豪言壮语,本身体现着一种浓厚炽烈的文化乡恋情结,并激励着湖湘学人愤发济世的雄才大略。湖湘学人的这种桑梓之情,较其他地区更为浓烈。这不仅表现为他们对湖湘文化的自信,而且把继承先祖文化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而素有‘义主褒美乡贤’的传统,对乡邦文化有一种弥足珍贵的情感。湖湘学人对乡邦文化的自护与酷爱,正是湖湘文化绵延不断的奥秘所在,也是三湘大地具有凝聚人才,形成人才群体的根由之一。”②
作为近代湖南杰出人物的主要代表之一,曾国藩以及他一手创建的湘军在近年来受到了特别的关注。曾国藩诞辰195周年之际,湖南双峰县委、县政府又于2006年11月举办了中国首届曾国藩文化旅游节,包括2006年双峰国际曾国藩学术研讨会、曾国藩研究会成立大会、曾国藩故居(侯府)启封仪式、曾国藩故里商务之旅等内容。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在历史上挥洒过一幅幅精彩篇章的湖南人,在现在以及将来会以怎样的姿态闪亮登场,又以怎样的成就和业绩追赶与超越前辈先贤所创造的引人叹止的辉煌?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真诚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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